客家赖氏根在宁都 桴源赖氏族谱谱序选

赖徽荣

赖毅(1903-1989)湖南平江人。少年时学徒，当造纸工人。1924年参加工人运动，在纸工同业工会当干事，加入国民党任区分部组织委员。1926年冬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8月参加国民革命军，在第四军中当宣传员，参加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9月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一团二连当班长。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春任排长，同年冬任红四军第三十一团团部副官。参加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29年春任红四军第三纵队副官。1930年任红十二军第一纵队副官主任，第三十四师教导队政治委员，师政治部政训队队长等职。1931年12月调到红五军团红十三军，任连长兼政治委员。1932年任团总支书记、团政治委员。同年冬入瑞金红军学校学习。1933年夏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总没收征集委员会主任兼总金库主任。9月任红三军团第五师第十四团政治委员。1934年春任福建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至五次反“围剿”作战。长征初期任军委补充师团政治委员、军委直属队总支书记、军委警卫营政治委员。1935年秋任红三十二军(原红九军团)第一O八团政治委员，随军南下川康边。1936年任中共川康省委组织部部长、川康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部长、总供给部会计处处长，中共大金川省委宣传部部长、波巴伊德瓦中央政府财政顾问。同年10月长征到甘肃，任红四方面军直属队政治处主任。11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直属政治处副主任。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军委后方留守处主任、军委副官处处长、新四军第六支队政治部副主任、第四师政治部副主任兼第六旅政治委员、淮北军区司令员、第四师第十一旅政治委员兼中共淮北二地委书记等职。参加建立巩固发展淮北抗日根据地，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历任苏中军区第七军分区政治委员兼中共地委书记，华东军区卫生部政治委员，苏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等职。参加解放华东的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区干部部第一副部长、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被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共第八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1988年7月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89年4月26日因病在南京逝世。

赖徽荣

赖可可(1911-1987)广东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曾任红一方面军团长。1934年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后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山东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滨海军区政治部主任、胶东军区副政委和政委，华东军区军政干校政委。建国后，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副书记、浙江省委常委、浙江省委秘书长和书记处书记、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和书记。1987年2月17日在杭州病逝。

赖徽荣

赖际发(1910-1982)福建永定人。永定师范学校学生。1926年秋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曾任团支部书记。1927年回乡当小学义务教员，参加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从事秘密斗争。1928年夏参加闽西农民起义，任本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同年11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此后历任中共上杭东五区委组织部长，区委书记，上杭县委委员，上杭东四区委书记。1929年10月率本区赤卫队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闽西红军第三纵队第十九大队党代表。1930年10月任红十二军第三十五师第一O五团一连政治委员。参加了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1年5月任红十二军第三十五师第一O五团政治委员。1932年冬起先后任独立第四师第十团政治委员、红二十二军第六十四师第一九O团政治委员、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六团(大团)政治处主任、第二师政治部民运科科长等职。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至五次反“围剿”作战。1934年10月参加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任红一军团第二师后勤部部长兼供给部部长。1935年10月长征到达陕北后，在红二师做民运工作。1937年3月调任三十一军政治部民运部部长。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民运部副部长、晋中区军政委员会书记兼八路军独立支队政治委员、一二九师后方政治部主任。1939年秋任晋冀豫军区政治部主任。1940年5月成立一二九师新编第十旅，担任旅政治委员，后兼太行军区第二军分区政治委员与中共太行第二地委书记。1944年调任八路军前方总部兼一二九师师部军工部政治委员。率部参加建立发展晋冀豫抗日根据地，领导坚持太行二分区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边区财经委员会机械制造处处长、边区政府工业厅副厅长，华北人民政府企业部副部长，太原军管会工业接管组组长、总军代表等职。为发展人民军火工业，制造武器弹药支援解放战争，做了大量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重工业部办公厅主任、副部长，国务院建筑材料工业部部长、中共产党组书记，国家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顾问等职。被选为中共八大、九大代表，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第一、二、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82年2月2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赖徽荣

赖汝樵(1900-1933)原名袁多泉。湖南平江人。工人出身，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大革命失败后在家乡参与组织农民游击队。1928年春任平江北路农军指挥，指挥农军参加三月平江扑城战斗，兼任敢死大队大队长，率敢死队首先冲入县城。成立平江工农革命军游击司令部，任副官处处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选为中共平江县委委员。同邱训民等率游击队多次歼灭反动的“挨户团”。同年冬率游击队协助黄公略的红五军第二纵队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湘鄂赣边革命根据地。1929年4月，被中共湘鄂赣边特委扩大会议任命为湘鄂赣边暴动委员会主席，代行苏维埃革命政府职责。10月被增补为中共湖南省委候补委员。参与领导巩固、建设湘鄂赣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0年6月被选为中共湘鄂赣边境特委常务委员，7月成立湘鄂赣边工农兵军事暴动委员会，任总指挥。率领数万农民支援红三军团攻克长沙城，成立湖南省苏维埃政府，任执行委员兼长沙肃反司令部司令员。不久返回平江，再次发动根据地群众支援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1931年7月成立中共湘鄂赣省委，任省委委员负责政权工作，并兼政治保卫局局长。9月参与主持召开湘鄂赣省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被推选为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领导开展土地革命，加强根据地各项建设，发展扩大地方武装，积极支持红十六军进行反“围剿”作战。1932年2月受到“左”倾领导者的错误批判，被撤销原有职务，调任中共平江县委书记。1933年7月因肃反扩大化被拘禁，不久含冤自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赖徽荣

赖传珠(1910-1965)又名鹏英。江西赣县人。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青年组织，从事学生运动和农民运动。192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赣州白石乡党支部书记。1928年初参与领导赣县大埠农民暴动。同年3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连队党代表。1929年4月任二纵队四支队十二大队党代表。年底参加了毛泽东在福建上杭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会后调二纵队四支队任政治委员，在部队中认真贯彻会议精神。1930年5月后，先后任三十三团政治委员、十二师参谋长、十三军政治部秘书长。1932年3月任三十七师政治委员。1933年至1934年任五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十三师政治部主任和一军团第二师第五团政治委员，参加了粉碎国民党政府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五次“围剿”作战。所率第五团屡建战功，获模范红五团的光荣称号。红军长征中，开始任红一军团一师政治委员、一军团组织部副部长。1935年3月回到一军团二师五团任政治委员。后在贵州兴义的一次作战中身负重伤。伤愈后，继续任五团政治委员。1935年10月任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科长。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共陕甘宁省委军事部副部长、代部长。1937年10月，南方八省红色游击队统一整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他被任命为参谋处长。1939年5月任江北指挥部参谋长。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参谋长、新四军军委分会委员，协助陈毅、刘少奇等同志工作，为反击日伪军的进攻、“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磨擦，发展新四军，巩固和扩大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做出了贡献。1944年1月当选为中共中央华中局常委。抗日战争胜利后赴东北，先后任东北野战军一纵队政治委员、东满军区副司令员，参与领导了东满根据地的创建工作。1947年9月后任第六纵队政治委员、四十三军政治委员，参加了辽沈和平津战役。1949年4月任十五兵团和十三兵团政治委员，率部进军中南，与邓华一起在琼崖纵队的配合下解放了海南岛。19S0年10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北京军区政委、沈阳军区第二政委。他长期从事部队政治工作，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对部队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做出了贡献。1954年起，被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在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65年12月逝世。

赖徽荣

赖氏，汉有交址太守赖先。（唐写本唐韵十二泰、广韵十四泰、姓解一、容斋五笔一、姓氏急就篇下、通鉴注六六）

赖徽荣

交趾郡，武帝元鼎六年开，属交州。户九万二千四百四十，口七十四万六千二百三十七。县十：羸?娄，有羞官。安定，苟B129，麋泠，都尉治。曲易，此带，稽徐，西于，龙编，硃B06E。

赖徽荣

颍川、南阳，本夏禹之国。夏人上忠，其敝鄙朴。韩自武子后七世称侯，六世称王，五世而为秦所灭。秦既灭韩，徙天下不轨之民于南阳，故其俗夸奢，上气力，好商贾渔猎，藏匿难制御也。宛。西通武关，东受江、淮，一都之会也。宣帝时，郑弘、召信臣为南阳太守，治皆见纪。信臣劝民农桑，去末归本，郡以殷富。颍川，韩都。士有申子、韩非，刻害余烈，高仕宦，好文法，民以贪遴争讼生分为失。韩延寿为太守，先之以敬让；黄霸继之，教化大行，狱或八年亡重罪囚。南阳好商贾，召父富以本业；颍川好争讼分异，黄、韩化以笃厚。“君子之德风了，小人之德草也”，信矣！

赖徽荣

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出桂阳，下湟水；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下浈水；归义越侯严为戈船将军，出零陵，下离水；甲为下濑将军，下苍梧。皆将罪人，江、淮以南楼船十万人，越驰义侯遗别将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柯江，咸会番禺。

赖徽荣

遣楼船将军杨仆、左将军荀彘将应募罪人击朝鲜。又遣将军郭昌、中郎将卫广发巴、蜀兵平西南夷未服者，以为益州郡。
秋，东越王馀善反，攻杀汉将、吏。遣横海将军韩说、中尉王温舒出会稽，楼船将军杨仆出豫章击之。又遣浮沮将军公孙贺出九原，匈河将军赵破奴出令居，皆二千余里，不见虏而还。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
楼船将军杨仆坐失亡多免为庶民，左将军荀彘坐争功弃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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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徽荣

秋，颍川水出，流杀人民。吏、从官县被害者与告，士卒遣归。

赖徽荣

风俗通

　　应劭风俗通虽东汉末所作，然所载亦难尽信。其叙希姓者曰：“合浦太守虎旗、上郡太守邸杜、河内太守遇冲、北平太守贱琼、东平太守到质、沐宠、北平太守卑躬、雁门太守宿详、五原太守督（王贾）、汝南太守谒涣、九江太守荆修、东海太守鄐熙、弘农太守移良、南郡太守为昆、酒泉太守频畅、北海太守处兴、巴郡太守鹿旗、涿郡太守作显、庐江太守贵迁、交趾太守赖先、外黄令集一、洛阳令诸于、单父令即卖、乌伤令昔登、山阳令职洪、高唐令用虬。”此二十君子，皆是郡守、县令，惟移良之名曾见于史，恐未必然也。

赖徽荣

增城县城历来没有镇名，历史上把县城惯称为“街”，而且在增城分置出去的县，有龙门（明朝弘治九年，即公元1496年，始析增城上沙乡之西林、平康，开源乡之上金牛、三都组县）、从化（明弘治二年，即公元1489年，划出县内西北部分地区，即今从化县的太平场、神岗、江埔、灌村等镇，此地原属番禺地，因南朝宋元嘉年间，移东官郡治于增城时，在增城县内析置绥宁县。划绥福河沿岸的甘泉都、云母都、绥福都、绥宁都、清湖都及太平场、神岗、江浦、灌村等地域置县，到从化置县时，复划出去），都受“街”名影响，所以龙门县城惯称为龙门街，从化县城称“街口”，解放后到撤区改镇时，才将县城改为街口镇，龙门县城为“龙城镇”。增城人一直把县城称“增城街”或县城镇。在地名上，把县、城、街三个通名混在一起，没有专名，实在不妥。1986年12月，行政机构改革，省人民政府指令性地指出：全国的城关镇、广东的县城镇，都要重新改名。专名要有历史性、地域性、人文性。经专家、学者提供荔城之名，报省人民政府批准，才正式命名为“荔城镇”。兹根据“荔城”的名字来由，考证如下：
　　增城县记载县城风物“杂俎”的书《都坊志》，收藏在宿儒王芥湖家中，书中有一段记述：“增城荔林遍布、荔（果）熟时堆满城，香荔吐芬芳，素有荔城之称”。可见，出于明朝万历年间的《都坊志》，已有“荔城”之说；明末清初的诗人屈大均，在他的著作中有“荔枝以荔乡挂绿为最，新兴香荔次之”。在他的书简里，有“天高云淡荔城清”之说。按屈大均文字记载中，“荔乡挂绿”和“荔城”都指增城，别无他地。距县城东北二十二公里的兰溪村，自古至今，素有荔枝王国之称。这个荔枝村山上有天然荔枝林，古荔枝树四五百或近千年。不求其果，而求其树木，凿通作榨油、榨糖的糖槽、油槽，价值很高。又有新栽荔枝林，一山接一山，一片连一片，一代一代植下来。明朝洪武六年进士、官授吏部尚书的张度，游兰溪村时正是荔熟时节，他说：“兰溪荔熟红似火”，“丹红源源进荔城”。张度说的“丹红”是指荔枝。县城附近有荔枝村名叫廖村，当地有句俗言：“荔城荔枝熟，猪婆撑大肚。”廖村是南宋进士廖金凰故乡，宋室将亡，他被荐为县令，组织乡勇勤王，保广保县保乡，官授银禄大夫、太尉事等。宋亡后到龙门山区隐居。元世祖忽必烈爱惜人才，遣使来聘，他以诗谢之，诗云：“忠君报国男儿志，谁肯为臣事两朝；天命已归覆舟日，臣求尺土卧西林。”后侄儿廖心鉴、廖心月均中举人、当了小官吏，归乡后种植荔枝，为当时附城第一条荔枝村。据《中国资料卡片》杂志出版社的资料刊出：“中国名特产之乡（早在清朝）全国评33个乡，其中广东有二乡，排名第四的椰子之乡——海南岛，排名二十三的荔枝之乡——增城县”。祖国各地著名“三宝”，全国评出十三个省。其中广东的“三宝”，居安徽省之下，名列第二位，即“广东三宝之一”象牙、端砚、香云纱；“广东三宝之二”琼州菠萝蜜、增城荔枝、珠江三角洲蚕丝。据增城县编志办辑录的《增城荔枝史集》的资料，“荔枝历史”：北宋《太平寰宇记》载：“增城连理荔枝”；北宋《文献通考》载：《增江荔枝谱》及《增城县志》均记北宋《增江荔枝谱》有荔枝一百种；清代崔弼著《白云山志》载南海（含增城）荔枝胜迹；又记苎麻子，惟增城沙村有之，崔清献祠前一株最佳，每实重一两。崔弼著《珍帚编》及清代温汝适著《携雪斋诗钞》均记“增城挂绿”云云；清代蔡襄著《荔枝谱》有“荔枝仙”；清代朱彝尊著《曝书亭集》有“县中挂绿”；清代屈大均著《广东新语》有“增城沙贝荔枝为最”；清代王士正著《北归志》有“南海荔枝以挂绿为第一”；清代方以智著《适雅》有“增城黑叶”；清代徐火勃著《荔枝谱》，有“三月熟、进贡子，其熟最先”；清代陈鼎著《荔枝谱》有“广东荔枝部分（含增城）”；清代温汝适著《携雪斋诗钞》有“新兴香荔，增城挂绿，则人人皆知其美”；清人著《学海棠》卷十五有“增城水晶丸”；清代罗香林辑《赖咤文存》有“水晶球，增城佳品，丰年送挂绿为贡品，欠年送水晶球代之”等等。
　　荔枝风俗：清代崔弼著《珍帚编》有“凡摘挂绿必唱歌”及《白云山志》有“荔枝古时失贡”；徐火勃著《荔枝谱》有“荔枝保鲜”；清代屈大均著《广东新语》有“荔枝和酒”；今人赖生撰有“东边荔枝西边龙眼”文章，刊于《广东农民报》；“啖荔趣读”文章，刊于《广州日报》及《广东旅游》；“啖荔对诗”文章，刊于《胡庭兰中解元》。荔枝与地名：北宋《太平寰宇记》载增城搜山荔枝，《广州府志》载方壶洲荔枝，《增城地名志》载有“荔枝山”、“荔枝堂”、“荔枝片”、“荔枝基”、“荔枝坳”、“荔枝墩”；《增江杂记》载有“荔枝村”；《腊圃赖氏族谱》载有“三家塘荔枝园”；《肖氏谱记》载有“肖塘头挂绿”、《邓氏族记》载有“邓埔心挂绿”；《陈氏谱记》载有“桥头挂绿”；《尹氏谱记》载有“汁汾挂绿”。华南农学院农业研究所长杨宝霖撰写《增城挂绿荔枝小史》刊《羊城今古》。荔枝杂文：赖生撰《挂绿荔枝》刊《滴翠》杂志、《增城挂绿两度香、香名扬四海》刊于《中国新闻社文集》；王一洲、王李英撰《荔枝诗词十五首》刊于《历代荔枝诗词选》；丁枫撰《荔枝诗六首》刊于《荔乡诗选》。黄汝仁著《荔枝栽培技术》刊《增城水果培育资料集》。以上情况可见，增城将县城镇命名为荔城镇，实有根据。
　　1986年，增城县政府呈报“荔城”命名的来由，除上述之外，还有县城西郊的西园有挂绿古树，是清代皇朝贡品，中外驰名。二为增城荔枝历来种植面积大、质量好、品种多，这是命名根据的重要原因。1981年创办“侨刊”，为了得到海外人士的支持，刊名要征求海内外人士的意见。信函发至世界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人、华裔、名人后代、知名人士，寄回来的命名意见，有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士不约而同地建议刊名为《荔乡情》，可见海外华侨同胞对“荔乡”和“荔城”多么熟识和怀念。
　　目下全国有三个县城镇命名为“荔城镇”。广东除增城外没有雷同。还有福建省莆田市的“荔城镇”及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地区荔蒲县也命名为“荔城镇”，都以当地著名的荔枝命名。

赖徽荣

增城市地方志办公室，采取依靠专家、深入调查的方法，把修志与地方历史文化、特别是客家文化研究紧密结合起来。7月13日到14日，增城市地方志办公室和刚刚成立的增城客家研究会联合盛情邀请香港和深圳、广州等地的专家深入增城各地乡镇考察客家文化。

　　专家们包括：香港崇正总会副监事长丘恩处博士、崇正总会客家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胡谭光教授、崇正总会客家文化研究中心副秘书长朱保慈先生、深圳大学客家学会会长张卫东、副会长刘丽川、暨南大学华文学院教授陈延河，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客家研究所所长罗可群、深圳市博物馆原馆长黄崇岳、深圳文化局文物研究员潘慧琳、深圳增城同乡会常务副会长杨橙双等等。

　　“赖伯：格式一样、那些青砖，都还是旧时的青砖……
　　有一个赖氏宗祠，在下面。客家佬都是聚族而居的嘛！
　　罗教授：我们现在去参观一下祠堂吧！……”

　　增城当日的天气异常闷热，专家教授们不畏高温盛暑，顶着烈日，首先来到增江街湖塘埔拜谒了增城的乡贤、香港崇正总会创始会长之一、杰出的客家社会活动家赖际熙的太史第与祖祠。赖际熙的后人、已经八十四岁高龄的赖瑞如老伯为专家们介绍赖家祖屋的结构和赖家的历史。在创世会长的太史第，香港崇正总会的几位客人感慨良多。

　　接下来，一行人又来到小楼镇考察了三百多年来六姓和睦相处的竹坑客家山村，在那里听村中老人讲述了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1943年冬天，一架盟军战斗机坠毁在距离日军占领区封锁线以北约10公里的竹坑村，村民救起了幸免遇难的抗日盟军所属的陈纳德飞虎队战士詹维斯（译音）。事隔多年之后，詹维斯还通过香港的电视台发表了电视感言，只可惜，由于当时增城电视普及率不高，竹坑村村民都没有看到这段画面。

　　专家们还考察了典型的客家古村落－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族人所居住的石屋村。深圳大学的张卫东与刘丽川两位教授还到中新合益村与荔城街棠村进行了深入的调查，收获颇丰，准备撰写论文。

　　专家们认为，增城客家是客家人走出大山之后继续发展的见证，是近代客家迁徙的缩影，反映了客家历史文化的丰富多彩。增城粤客杂居、异姓同村，和谐相处，很有特色。这在珠三角具有典型意义，值得深入研究。

　　罗可群教授在考察中向增城地方志办公室主任黄卓夫主任建议：应调查古村落与望族，并载入地方志。黄主任欣然接纳，并立即发了《关于征集望族和古村落入志的通知》。

　　相比起闽粤赣交界的客家地区，地处珠三角的增城较晚才为各地客家人所熟悉。但是，增城却是珠江三角洲客家人最多的地区之一，有客家人近30万人，约占全市总人口的40％。经专家调研发现，增城客家以清朝初期第四、第五次大迁徙居多，最早迁入增城的客家人先民是北宋进士古全望家族，于南汉大有七年，即公元934年从广东河源迁至增城福和古屋。现在，增城客家也越来越多地进入文化界、民俗学专家的视野，成为他们的研究课题。深圳客家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杨澄双先生是土生土长的客家人，一直致力于推动增城客家走向全国、甚至为全球的客家人所知。他也是这次港粤专家考察增城活动的主要组织人之一。

　　杨：“因为增城客家确实为客家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场所，包括孙中山家族的迁徙路线经过增城、包括石达开的祖籍在增城、包括崇正总会的创始会长赖际熙又是增城人。所以这几个论点，给世界客家学提供了一条近代客家历史的研究之路。所以我组织了专家教授到增城来做一个调研和交流是很有实际意义的。
　　肖：就是说，增城的客家人对我们整个客家研究来说是很有价值的。
　　杨：是啊。现在就是说几百年前甚至更久以前的客家研究，包括福建的、江西的，已经有专家做了大量的工作了，这我就不多说了。但是呢，从近代来说，近代史是离我们最近的，对我们现在的现实最有借鉴意义的。我认为研究近代也很有必要。
　　增城的客家研究可以说是比较晚的。而且她是广府人和客家人各占一半，因此它跟梅州、福建、江西的客家研究又不一样。既然是广府人和客家人和平交融了几百年，这就是增城研究客家的一个……
　　肖：新的课题。跟纯客家地区会有不一样的特点。
　　杨：没错，你说得很对！
　　肖：在考察过程中我就听专家说，增城就是客家文化和广府文化和平共荣的一个样板来的。”

　　香港崇正总会客家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胡谭光教授这次已经是第四次来到增城考察了。他说：

　　“增城一直都跟我有联络，我这次已经是第四次来了。主要是相关客家研究的方案啊，怎样来推动客家研究，来跟当地的客家会的首长来探讨，提出一些意见。”

　　胡教授对增城当地致力于推动客家研究发展的老人非常钦佩，包括增城市地方志办公室的修志专家王李英教授、78岁高龄仍然冒着酷暑、全程陪同我们考察的增城市客家研究会秘书长李恒芳老师等。他们不但是导游，而且他们本身对增城历史的了解，也为考察交流活动提供了诸多参考。

赖徽荣

增城有个赖际熙，香港有个崇正总会。二者皆赫赫有名，但一般人多不知他们的关系。
    香港崇正总会，1921年10月由旅港客家人士创建的第一个客家社会团体。经历80多年的风雨，而今已经是一个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客家团体。由她倡导每两年一届的“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到明年就要举行第22届了。
    香港崇正总会现任第三十五届会长黎锦文（香港、英国、澳洲、新加坡执业律师，著名国际法律公证人，中国司法部委托公证人。全国政协第八、九、十届委员。香港崇正总会会长兼理事长）2006年在八十五周年会庆《特刊·发刊词》中用最新文字阐述总会宗旨：
    “崇正”，意为崇本正源，志在崇尚正义。香港崇正总会素事兴学育贤，救难赈灾，联系与扶掖各地客属团体，共谋客家人和谐幸福，并以御寇报国，振兴中华民族为会务核心。两岸分治后，为免兄弟阋墙，致遭外侮，遂致力民间交流，促进两岸三地和谐共处，冀能达致和平统一，以利国族福祉、以利世界大同。
    2006年4月香港崇正总会由会长胡仙、黎锦文率团访问北京。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到访的香港崇正总会代表团。他赞扬具有八十五年历史的崇正总会，在海内外客家人心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客家人具有爱国爱乡的传统，在改革开放之后，崇正总会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统一大业、两岸良性互动，作了不少的贡献；崇正总会坚持爱国家、爱民族、爱社会，服务社会，支持内地的公益事业。他希望香港崇正总会今后对国家振兴和发展继续作出积极贡献，跟海内外的中华儿女一道为民族复兴共同努力。
    八十五年来，香港崇正总会爱国爱港爱乡之真情与表现，深得各方肯定。在2006年秋会庆之际，海内外客属团体高层纷纷亲临祝贺，两岸三地政府首长贤达董建华、曾蔭权、高祀仁、陈云林、曾宪梓、马英九、吴伯雄等赐赠题词，亦琳琅满目。
    香港崇正总会能有今天，不能不令人追忆起创始会长赖际熙。
    赖际熙的名字跟崇正总会是永远联系在一起的。
    赖际熙（1865—1937年），字焕文，号荔坨，晚号圆智，原名韶祥，增城市增江街湖塘埔村人。其高祖赖君佐率本族20余人，于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由福建永安（今闽中永安市）汤湖村经紫金辗转来到增城，选址开基立业。赖际熙自幼发奋读书，学了三年后，本村老师说：际熙，我教不过你了，你要去找老师了。于是，他找到石炳熙（增城人，法学士）做老师，随后再赴广州求学，就读于张之洞创办的广雅书院。24岁中举，38岁考取进士（1903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届），钦点翰林，在京学习三年，授国史编修，再晋国史馆总修、总纂。1912年，与几位清朝遗老徙居香港九龙。第二年（1913年）应聘做了香港大学中文总教习兼教授，创办中文系，创立学海书楼，珍藏古籍，开设国学讲座，专心从事中文教学与国学研究，著有《清史大臣传》，编有《赤溪县志》（民国九年）、《增城县志》（民国十年）。数年间，在旅港客籍社会中已享有崇高威望。1921年，香港崇正总会创会期间，被公推为临时会长，并连选连任第一、二、三、四、五届理事会的会长（日前有报道说他只任了第一、二、三届会长，不确），是香港崇正总会草创立足期主持会务整十年的杰出领袖，为总会日后发展打下良好基础。他是一位建树丰伟的学者型的杰出的客家文化社会活动家。
    1995年版《增城县志》为赖际熙立传，很遗憾的是，对他参与创建香港崇正总会事迹与贡献，只字未提。
    赖际熙先生看重他在国史馆的工作和身份，所以很喜欢称自己为“史官”。今天看来，他不仅是一位历史学家，[FSAGE]在殖民地香港开创中文教育事业的学者、教授、教育家，更是一位杰出的客家文化社会活动家，新兴客家学的奠基学者。跟现时一些颇为活跃然而既不大懂客家历史又不大懂客家文化的“客家文化社会活动家”不同，赖际熙先生，首先是一位著述甚丰的历史学家，一位立足史学关注现实的创新型学者。时代的浪潮，把他推到了客家研究开拓者的位置上，他无愧于历史的嘱托，完成了《赤溪县志》、《崇正同人系谱》等编纂任务，为现代客家学夯下了几块硕大的极具份量的基石，也为香港第一个客属社团撑起了不朽的精神栋梁，他本人也不期然地成为香港崇正总会公认的永久的精神领袖。
    一、为客家顺利发展而参与创建并领导香港崇正总会
    1．1香港的客家人
    谁是最早到香港拓荒的客家人？恐怕没人说得清了。早期闯荡香港的客家人究竟有多少？也只能说个大概。从清康熙年间到香港开埠（约1670—1842年），为动迁阶段。清初因与郑成功对峙，顺治曾令北自江浙、南至两广沿海人民内迁三十里，再迁五十里。至康熙八年（1670年）特许宝安复界，二十三年（1670年）明令全线复界，并发出招垦令，号召各地农民前往垦殖。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迁海复界”。迁海之时，香港也曾经成为无人区。复界后，粤、闽、赣的客家人，始有成批迁入。正如罗香林先生在《客家源流考》中所描述的：
    今日香港九龙新界等沿海地区居住的客家人士，其最先成批移入的，也是因清初迁海复界而引至的。盖这些地带，原为新安县属，正是顺治十八年到康熙元年曾一次二次为满清政府所迫迁的。而其地域又东与惠州的沿海相连，所以在康熙二十三年尽复旧界而招致各地农民前往垦殖的时候，江西福建和广东惠潮等地的客家便很多经由惠州淡水而至沙鱼涌，盐田，大梅沙，西乡，南头，梅林，或更至沙头角，大埔澳，沙田，西贡，九龙城，官富场，筲箕湾，荃湾，元朗等地，从事垦辟的。
    这时闽西汀州、粤东循梅二州溃散的抗清义士，亦纷纷徙往香港九龙沿海地区。
    到1840年，香港共有336个村落，其中客家村128个，约占三分之一。此后香港客家人口比例亦大致维持在这一水平。
    1841年1月20日，中英双方签订《穿鼻草约》，中国割让香港给英国。英国海军于1841年1月26日在水坑口（即现时上环荷李活道公园一带）登陆升旗，香港正式成为英国属土。香港地瘠山多，水源缺乏，唯一的天然资产就是有群山作屏障的优良港口，这也是吸引英国人的主要原因。英国人留居香港，维多利亚港成为东亚贸易通道的要冲，不久更成为与中国进行转口贸易的枢纽。
    港九开埠，又租新界，城市初建，需要大量劳力。于是，江西、福建和广东等地的客家人，又有很多经由惠州、淡水而至港、九定居垦殖。来到香港的客家人，仍保持和发扬“耕读传家”的好传统，其子弟有许多人成为教师、记者、医生、律师、公务员或企业家。罗香林（字乙堂）教授撰写的《香港崇正总会发展史》（1950年12月《崇正总会三十周年纪念特刊》）对香港客家人有评语如下：
    客家人士，历世以崇正黜邪自守，故数十年来，遂通称为崇正同人焉。”“香港区域之崇正系人士，其迁入与莅止年代，虽各有先后之别，所服务与经营之事业，或各有不同。然考其上世，实同出一源，至今同操客语，同具刻苦耐劳精神，同赋自强不息气质，同被誉为汉人中最优秀之一枝。其在香港区域，亦各有其相当贡献，故能为中外明识之士所特敬重。而其日新又新，迈行无倦，其所经营之事业，亦正方兴未艾也。
    1．2创建崇正总会
    崇正总会为在港诸客家人士之综合团体，初发[FSAGE]起于1921年秋。这是旅居香港客家人组织的第一个永久性社会团体。日本《东京新闻》1996年一篇文章说得很到位：“统帅香港客家人的组织是香港崇正总会。该组织成立于1921年，它拥有全世界客家组织总部的职能。”
    “历世以崇正黜邪自守”的在港客家人士，为什么要成立崇正总会呢？
    这既是环境、形势所迫，也是社会进步、发展所需。
    所迫为何？远的不说。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屡有客家问题酿成社会风波：
    1905年，顺德人黄节编了本教科书《广东乡土历史》，由上海国学保存会出版。其第二课称：“广东种族有曰客家、福老族，非粤种，亦非汉种”，而此说则照抄上海徐家汇教堂编的《中国地舆志》。客家人士见之大为不满，联络各地客属发起成立“客家源流研究会”、“客族源流调查会”，起而论证客家的汉族源流。当时主持其事的有丘逢甲、黄遵宪、锺用和等客家著名人士。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92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英文版《世界地理》，在“广东”条目下，赫然写着：“其山地多野蛮的部落，退化的人民，如客家等等便是。”又是一石激起千重浪，客人闻讯组织起“客系大同会”，发行会刊；汕头创办《大同日报》，专门宣扬客家文化；上海客家同乡会召开大会，讨论对策，推举代表，出面交涉，要求上海商务印书馆声明认错，通告各地，立即更正；未售之书，全数销毁。
    正是这一波又一波的诋毁、侮蔑客家的事件，迫使人们不得不考虑如何更有效地应对。
    广东的一些客家人士考虑得更深远。广州方面，于第二年即1921年夏间，委派饶芙裳、姚雨平、黄鍊百诸先生抵港，与香港客属人士廖新基、李瑞琴、黄茂林、赖际熙、何天池……等联络；决定于9月29日，假座西环太白楼游乐场，开旅港客属代表大会，组织旅港客属团体，以便与国内各地客属大同会，互通声气，共策行动。
    当日出席者，有赖际熙、李瑞琴、廖新基、黄茂林、江瑞英……等136人。公推黄茂林任大会主席，议决“响应北京、上海、广州三处客属大同会，向商务印书馆，严重交涉”。
    这一历史性时刻，罗香林《香港崇正总会发展史》有生动具体的陈述：
    时黄茂林先生建言：吾系人士，侨居香港者至众，似宜设立永久团体，俾同系人士，得聚集一堂，敦睦乡谊，共谋同人工商事业之发展，并推举博学之士，编纂专书，以阐扬我客家源流与历史语言文化人物等，用光前代，永资昌明。
    黄茂林先生的建言，着眼于社会进步和客家发展所需，而其“推举博学之士，编纂专书，以阐扬我客家源流与历史语言文化人物等，用光前代，永资昌明”的主张，尤为独到，彰显这一系人士对先进文化与社会进步的追求，道出与会者的心声，因而获得一致赞同。
    而李瑞琴先生，附议尤力，并即席慨捐一万圆，为设立永久会所之用，继起认捐者，有廖新基先生一万圆，黄茂林先生一千圆……李瑞琴先生复提议商会“当以旅港崇正工商总会为名，不必冠以客家二字……取崇正黜邪之闳义，而称为崇正工商总会”。众以为然，决议以旅港崇正工商总会为本会名称。公推赖际熙、黄茂林、李瑞琴、江瑞英等28人为组织总会筹备员，分工负责租赁会所，起草章程……香港之有崇正总会，肇基于此。
    香港崇正总会创建年份，遂记为1921年。
    转年6月11日，审查通过会章；6月15日，筹备员第四次总叙会公推赖际熙先生为临时会长，黄茂林、李瑞琴二先生为临时副会长，推出司库、司理、10人董事、60人值理，廖新基、李瑞琴为永远名誉会长[FSAGE]……又分15队征求旅港客属同人入会。
    三个月之后，筹备工作进展顺利，令人振奋：
    9月11日汇报会：
    （1）已征求会员八千馀人。
    （2）临时副会长李瑞琴先生主持并归纳众意：本会宗旨，为考证客家源流，发展同人事业，办理慈善公益。
    （3）并报告：曾代表会众，往谒港督，深得港督嘉许；联络各地客属，多所称道。
    （4）提议四事：编撰客家源流、文化及人物之专书；创办期刊或报章；创立国语义学；举办周恤事业。当即决议，修正通过。
    10月16日，选举第一届理值、董会；10月30日第一届值理首次会议，选举赖际熙为第一届会长，黄茂林、李瑞琴先生为第一届副会长。建会工作，正式完成。
    整个筹建工作，卓有成效；发动过程，异常顺利：1921年夏秋之际成立筹备委员会，次年6月审查通过总会章程，公推赖际熙先生为临时会长；9月已征求会员八千人；10月，“建会工作，正式完成”。1925年12月30日，为了更好地团结香港各行各业各界客家人士，总会进一步议决去掉“工商”二字，径称“香港崇正总会”。1926年6月20日，总会同人全会通过新改章程，通过“崇正总会”新名——至此始确立不易。
    1．3 崇正总会的文化特色
    香港崇正总会就是这样，在一个抗争异常激烈的年代、一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诞生。她以“团结起来、崇正黜邪”为立会之本，不为一时之需，不作权宜之计，为敦睦乡谊、共谋发展而设立“永久团体”。
    这个团体的创始人，不是一个，而是一群，是一群社会精英、成功人士。例如1922年总叙会公推的两位永远名誉会长，《香港崇正总会发展史》载有他们的事迹：
    廖新基先生，原籍广东惠阳。少负大志，年十六，泛海远行，至巴拿马、木角多拉等地，助亲友经商，兼习英文，渐识世界趋势，刻苦奋励，颇积资金。越十年，以独资创设食品公司……年四十，挟资金返香港。其时，内地客家人途经香港赴美者，与时俱进，常有苦不识英文、未谙手续之人，廖新基先生均热心援助。……港府重廖新基先生为人忠厚热诚，每遇侨民出国保证等事，尝以廖新基先生之意见为取舍。东莞明伦堂，富学款，邑人出国留学，年给膏火，唯对客属学子多不为给。廖新基先生乃助张祝齡、江瑞英诸先生力争，卒获依例发给，由是东莞客属学子出国深造者甚多。……
    李瑞琴先生，原籍广东五华。幼年随父居港岛，受新式教育，稍长经营建筑工程，因独具匠心，且谦虚恭谨，故中外人士均乐与之交往，由是所业大进。年甫而立，即为港府所倚重，凡筑路开渠等重要工程，多委李瑞琴先生承建，如历年修建政府屋宇，山顶新筑水塘，旺角兴建水闸，大湾、荃湾、大坑三处供水工程，修建油麻地至红磡及西环至香港仔二条公路……凡此均以质优价廉著称于香港。旋又创建九龙四约轮渡公司，置轮船专用于深水埗渡海，以利交通。1921年，港府授李瑞琴先生以太平绅士衔。李瑞琴先生热心社会公益及文化、教育事业，如香港之大学创建，广州中山大学之迁建，五华紫金山学校之倡办，均慨捐巨款。九龙宋王台，址废山颓，李瑞琴先生首为建筑石基及山亭……
    他们不仅热心公益，而且不乏远见卓识。他们能以史为鉴，放眼未来，于总会草创阶段，即虑及其文化建设，鉴于以往“常以研究不足，而横生误解，甚或出言诽薄”，因而能有如黄茂林先生这样的发起人明确提出要“推举博学之士，编纂专书，以阐扬我客家源流与历史语言文化人物等，用光前代，永资昌明”于前，有“博学之士”赖际熙先生受命于后，“编纂专书”《崇[FS:PAGE]正同人系谱》。
    一个民间社团，以阐扬本民系源流、历史与文化为己任、并立志为此编纂专书，从而催生了“客家学”这样一门新兴学科，让本民系的生存与发展，走上了一条更为自觉的道路。在中国社团史上，这是空前的，绝无仅有的。
    崇正总会的诞生，《崇正同人系谱》的编纂，可以看作是客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标志着客家人、特别是香港客家人已经步上自觉发展的道路。1949年，又一位杰出的史学家、客家学的一代宗师罗香林（兴宁籍）举家移居香港，其经历与赖际熙先生既有不同（一个接受的是新学教育，一个接受的是旧式教育），又有甚是相仿之处：历任香港大学中文系讲师、教授、终身教授、系主任、文化研究院院长、文史研究所所长等职，史学、民族学、客家学、华侨史皆有建树，平均一月一篇论文，一年一本专著，可谓学识渊博、著作等身；亦效力于香港崇正总会，历任理事、常务理事，为总会做了大量学术研究与文书工作。他一生尽瘁教育，诲人不倦，培育英才；先后出版书籍42种，撰述论文139篇，其风范与影响，近二十年则日显弥彰。崇正总会在其草创与中兴的两个阶段，赖际熙和罗香林——当代客家学史上最前列的两位开创人物，先后参与主持和服务，既成就了世界级的客家组织总部——香港崇正总会，同时也成就了当代客家学两位泰斗级的奠基人物。
    二、为客家顺利发展而创建客家文化精神宝库
    继头年9月29日黄茂林建言之后，1922年9月11日汇报会上，临时副会长李瑞琴先生再度提议：编撰客家源流、文化及人物之专书。会上当即决议，修正通过。随后推定以赖际熙为客族考源编纂主任，并以程乡李佐夫、增城郭炯彤和刘友梅等先生为助理。
    赖际熙先生研究历史出身，曾任史官之职，抱道自贞，自有其历史眼光；又逢总会创立，
    亲与其事，更受众人公推而为临时会长，由选举而为第一届会长，深感本系人物之蕃盛，气谊之亲睦，规模之闳远，事业之日新，以为非各考其系统，则无以知其蕃盛之所由，非互述其渊源，则无以究其亲睦之所据，若不阐扬前徽后效，则规模虽闳，事业虽伟，亦定是“有美弗彰，虽盛弗传”。赖际熙先生是抱着强烈的使命感高兴地接受了这一重任。他自南洋募款回港，即致力于《崇正同人系谱》考源编纂工作。
    这是总会草创初期一项异常艰巨的工作。所幸崇正同人同秉共识：“盖系谱所以辨析本系迁徙源流与学术道艺，及衣冠文物，所以崇正先报本，团结同人，发扬志业，启示将来，关系至巨，全系人士所共喻也。”
    据罗香林《香港崇正总会发展史》所载：
    1922年12月，始征求会内同人族谱；李佐夫等驻会协理；赖际熙先生致函国内外有关人士，征求资料，旁征正引，不厌详考，老宿英儒，必殷采访；
    1924年冬，始正式撰书，几经修改，乃于1925年秋末，不到一年，即脱稿付印。全书凡十五卷，约30万字，内分八类：一源流，二氏族，三语言，四礼俗，五选举，六人物，七艺文，八丛谈。
    罗香林先生评曰：“事迹详明，文词安雅，信良史也”。
    他的著书立说，完全是着眼于帮助崇正同仁读者摈弃自褒或自贬之见，而化解相妬或相轻之习，“将使人皆从流溯源，因此知彼，在己无自贬之见，于人无相轻之心。不自贬，则可以迈远；不相轻，则可跻大同”。“相期读此编者，祛其自贬之见，化其相轻之习，振迈远之精神，跻大同之盛轨，则区区楮墨，为不虚矣。”（赖际熙《崇正同人系谱·序》）“振迈远之精神，跻大同之盛轨”，振奋客家，团结友邻，和谐相处，共图发展。这种眼光与用心，亦体现于《崇[FS:PAGE]正同人系谱·凡例》：
    此编专为同人表扬世德、联络气谊而作。故于系内，皆述其美善事迹，使阅者知其本源，有所矜式；于系外异同之说，不复置辩，以杜攻击之渐。
    此编恪守史家谱录体例而罚跪事变通。盖本会是合大群而联为一系……惟揭举各家之祖德宗风与嘉言懿则，垂诸竹素，使知华冑遥遥，咸有根据，则自贬与相轻之习，皆可泯焉。
    不自褒亦不自贬，不相妬亦不相轻。在这个世界上，中国人就应该如此，而客家人以自己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与积淀为依托，愿意首先从自己做起，振奋自家，团结友邻，和谐相处，共谋发展。这是《崇正同人系谱》的本意，是崇正总会的宗旨与目标。《崇正同人系谱》为这一现实目标而作，并顺理成章地成为客家文化宝库中的第一部重量级奠基文献，为客家学奠定史学理论基础。
    三、为客家学奠定史学与方法论之理论基础
    近二十年的学术活动，已使客家学知识广为普及。一说到客家学，人们首先想到的多是罗香林教授。是的，罗香林是客家学大师级学者，他的《客家研究导论》、《客家源流考》等著述，是他那个时代的集大成者，成就了客家学总的框架结构。而在他之前，为这一“框架结构”奠定史学理论基础的，当首推赖际熙先生。在客家史、客家学一系列理论支点和史料文献方面，他都有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论述与著录。从《客家研究导论》、《客家源流考》等可以清楚地看到，罗香林与赖际熙之间的继承与发展的脉络关系。赖际熙的主要贡献是：
    3．1 论证中原先民南徙而渐成客家
    《崇正同人系谱卷一·源流》正确地指出：“魏晋递降，中原多故，于是天堑长江不能限北人之飞渡。大抵最著者，厥为东晋之渡江，继而南宋之渡江……”“中原南暨，岭海丛阻，人民蕃殖渐被之序，赣为先，闽次之，而粤为後。”“其于内地各省，则于官商二途，名利奔驰，近者复返江之东西、湖之南北，远者更入川陕滇黔，源流秩序，皆有可寻”。“凡兹所述，皆吾系前后经过之概略。综而观之，足徵其先固出自中原，同为禹甸之人民，同为黄帝之子孙，谱系可稽，源流可溯也。”由此开启客家史“五次大迁徙”说之先河。
    五岭南北客家的分布，亦缘于客家多次之转徙：
    “综观吾系著地之大势，如粤省方面，愈近南则愈少，愈近北则愈多。南、韶、连、循、梅、大埔各地，皆在北鄙，而与中原南陆赣湘等省壤接毗连，遂为吾系萃处其中。此非由中原南徙而来之确据乎？今日环绕五岭之麓，如赣、汀、南、韶、连各州之吾系民族，乃当日中原南来初经一次为客之民族也，而未再转徙且已成为今日最先之土著矣，然实则客中之主也；今日循梅二州与珠江、西江上游及福建潮琼同系各族，乃皆当日度岭愈南、再经二次为客之民族也，而不复转徙则亦成为土著矣，然实乃客中之客也；今日增城、东莞、花县、番禺、新安、龙门、从化、清远以及一概插处之客族，乃又近代生齿日繁、人稠地逼、因图发展更经三次四次为客之民族也。而转徙不已，又若成为频动之客族矣，是则客中之客而愈客也。而究何者纯为土、何者不为客耶？明乎此，而吾系之本末昭然也。”
    3．2 对古循州（今惠州）客家源流分析最透彻
    “考循州沿革，陈以前隶于广州，隋开皇间始置循州，治归善。唐因之，五代地归南汉，改浈州。宋仁宗天禧四年，乃改名惠州，至今仍之。而其民族，实分水源、福建二派。水源者，东江之水，发源于赣南长宁、定南二县之间，即其地也。赣省之水多北流，惟此一水南流，厥为东江，南转西行，至东莞、增城、番禺间，汇于珠江而入海。此派民族，殆为沿江而下者。[FS:PAGE]中有福建一派，则殆由兴、泉、漳、汀各州，经过潮州而转入。其缘因，当是地理之关系。而其语言，亦有统系可寻。上游和平、连平、龙川、河源、长宁、永安等县，水源系也。其民殆纯为客语。偏东海丰、陆丰二县，福建系也。其民则福老语而解客语。首县归善，则客语居七八，而间有福老语，府城则为土客相间之语。至博罗，则客语居多，而亦有土客相间之语。此循州民族之大略也。而《惠州府志》又云：旧俗惠民多居南雄，因元兵将至，中元节预十四日荐祖，次日避兵。故居惠犹循其俗，则又有来自南雄一系矣。”
    这一分析，对今天增城、东莞、深圳、惠州的区域文化研究，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3．3 对第四、第五次大迁徙记述尤详实
    “广州属之增城、东莞、新安、番禺、花县、龙门、从化、香山、三水等县，又西江之肇、阳、罗，沿海之高、雷、琼、廉等府州县，广西全省各州县，湖南毗连广东等州县，在在多有吾系，大抵皆在清初康、雍、乾各朝代由梅州及循州之人，或以移垦而开基，或以经商而寄寓，此盖为最后移殖者。至海南别有一部分之客，则又在清末咸同年间因世乱避地而迁往者，皆安置于高州之信宜、雷州之徐闻、琼州之陵水各属。若广州西陲之赤溪一厅，亦当时所置、划地以安集移徙之民者也。”
    赖氏《赤溪县志》记录康熙年间“迁海复界”与咸同年间“广东西路土客大械斗”引致的客家移民大潮述录更为详尽透彻。今人研究这两大事件，重构第五次大迁徙历史，引证最多的文献就是赖氏《赤溪县志》。
    “近而元明清三朝七百年间，则又大江东西、五岭南北，南来民族之滋生繁衍更形弥漫，于是天时地利人事之相乘，其民族乃更沿粤之北江而下达珠江，或转泝西江而上达桂江、黔江、郁江，支分派别，本源可循，无或紊也。”
    “其于外国……凡舟车所至、人力所通，皆有吾系人聚族而启宇，固足见其人富于经远材，亦可知内地世族殷蕃，有以旁溢而四达也。”
    今之增城、东莞、深圳的客家社区的形成，跟第四、第五次大迁徙关系最为密切，而海外客家又有许多是从这里出发的。这一地区的客家跟闽、粤、赣三省交界山区传统的客家，在文化上既有联系，又有差别，自有其特色。而这方面的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投入尚少，而有待开拓的领域正多。
    3．4肯定客家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源流关系
    “大抵中原民族之来，本挟中原文化以俱来。民族已逐渐而南，文化自亦逐渐而南，先后具有次序。江西之赣南、福建之上四府、广东之南、韶、连三府，为中原民族南来之先至地，即为中原文化南暨之先达地……盖岭东地域，在东晋、南宋二代，较近首善，田野已辟治，民物已殷繁，而文化输入有年，重以衣冠旧族优秀多才，自得风气之先而发达蓬勃，则族高望重，其语音因能保存其固有而不为南蛮鴂舌所混同。于是岭东之墟，遂由正音而醖有今日吾人之客音也。至于来自南宋者，则其地客音已盛，再传即同化矣。试观今日赣、闽、粤三省毗连之地，言语皆同，可见是即最初一次之客而未经再次之客也。”
    肯定客家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源流关系，这是符合历史的，是实事求是的，因而是完全正确的。近年台湾省内有一股“去中国化”的逆流，在客家学领域则表现为“客家本土化”，即竭力否认客家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源流关系。这是值得警惕的。
    3．5 对客家迁徙动因之全面分析
    “吾系移徙所至，氏族辄极蕃衍，如梅州大埔诸县，户口滋生，尤为炽盛。人众，则地力几不能给，因而移植于远国，海澨山陬，足迹殆遍。其于内地各省，则于官商二途，名利[FS:PAGE]奔驰，近者复返江之东西、湖之南北，远者更入川陕滇黔，源流秩序，皆有可寻。夫昔已自北而南，今转自南而北，足见民族转徙无定，即为土为客，各随机遇，亦无常也。”
    西晋末年、唐代末年和南宋末年的战乱，是客家民系形成前“客家先民”的“三次大迁徙”的主要动因。非战乱时期的迁徙，则多为人口繁衍而生存空间不足，而“官商二途”亦是客家人扩展生存空间常取之道。这样的分析，罗香林在《客家研究导论》中都采纳吸收了。
    3．6 为解决“客家”称谓
    有关“客家”称谓的成因，学者已有所论及。正如深圳大学刘丽川教授所说：“最早谈及且作出全面、详尽分析者，莫过于清末翰林赖际熙。”由他撰写于民国九年的《赤溪县志》卷8《赤溪开县事纪》，二万四千余字，可以说是一篇论“咸同间土客械斗”的力著。其中论及“客家”称谓：
    边界虽复，而各县被迁内徙之民能回乡居者已不得一二。沿海地多宽旷，粤吏遂奏请移民垦辟以实之。于是惠、潮、嘉及闽赣人民，挈家赴垦于广州府属之新宁，肇庆府属之鹤山、高明、开平、恩平、阳春、阳江等县，多与土著杂居，以其来自异乡，声音一致，俱与土音不同，故概以客民视之,遂谓为“客家”云。
    另外，(道光)《佛岗厅志》：“国初自惠、韶、嘉及闽之上杭来占籍者为客家。”
    这里，再清楚不过地讲明了“客家”称谓的出现与“复界”诱发的“移民垦辟”直接相关；出现的原因就是众多的外来占籍者，在与土著杂居的地区，因语言不同，而被土著称为“客家”。刘丽川教授作《“客家”称谓年代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 年第2 期），论证“客家”称谓之产生，其时间是康熙二十三年“复界”之后，其地域为广东肇庆府的“复界区”，换言之，就是咸同年间发生的持续14年之久、死伤四十余万人的震惊中外的“广东西路土客大械斗”。这一论断，一棰定音，使争论多年的“客家”称谓问题得以解决，为学界广泛首肯，得力于赖际熙者多矣。
    3．7 利用谱牒整理客家史脉络
    客家的历史，属于民间的历史，在传统正史中，少有记载。若欲重构客家民系形成、发展的轨迹，就必须充分调用姓氏谱牒这种中国特有的民间历史文献。赖际熙的第一步工作，就是从广泛收集、搜罗客系同人的族谱开始，纂成之后又径称《崇正同人系谱》。《系谱》第二卷《氏族》，收有丁氏等135姓的姓氏源流。除练、邝等极少数姓氏，可能源出岭南，绝大多数都是南下的中原人。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考定客家源流、客家史与五次大迁徙，用的是同样的方法与材料。
    3．8 重视客家语言的研究
    语言是文化的标志。赖际熙和罗香林，都用了相当的篇幅讨论客家语言。这是研究客家文化的一条正途。赖际熙的做法属老派，致力于常言熟语的汇集训释，语源词源的追寻考证。如《崇正同人系谱》卷三·语言上“谓我曰厓”条，从“《说文》：‘我，施身自谓也’”和段注开始，引经据典，论证“我”与客语“厓”之间音变之路径，而后得出结论：“则知‘我’转为‘厓’，是由歌戈（韵）转入支佳（韵），段氏所谓十六部十七部合音最近者。此考古音者所当知也。”以此种方式，论证今客语与中原古汉语之渊源关系。这种方法，有其价值，但科学性欠缺些。罗香林是新式教育培育的学者，他致力于将客语的语音、词汇、语法与汉语史诸阶段做历史比较，以找出客方言“真正的统系所在”。这是两代学者，各以其所在时代的所能达到的最高成果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今天我们研究客家文化，仍可从中获得启迪与裨益。
    赖际熙和罗香林，一位筚[FS:PAGE]路蓝缕于前，一位肯构肯堂于后，两位伟人，两代学者，开创了客家学的新天地。他们二位对客家学，各有建树；对崇正总会，各有贡献。要推进客家研究，振奋客家精神，发扬光大客家文化，我们还要继续不断地向这两位老师请教学习，学习他们如何作学问，学习他们如何办客家社团。而对于进一步开展增、莞、深、港（增城—东莞—深圳—香港）这一地带的客家研究，需要更系统、更深入地研习赖际熙先生留下的文献。
    赖际熙，增城的骄傲，客家人的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