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建东同宗
记得在陈氏宗亲网上，回答过此类问题。世祥公应是江州义门陈氏，“葛藤凹”地名说明此支派为宋末逃难家族。世祥公和贽公起码是同族兄弟；至于世祥公是否为柳溪陈氏，就要看其谱载了。二修后导自序
陈氏谱图后序淮阳改州，陈地不国；长城归隋，陈氏不王。唐有天下三百年，仕之显者，仆射公夷行；宋兴天下又二百余年，位之隆者，文惠公尧佐仆射。之后，业具不著，而谱因以亡，文惠父子族亦疏远而谱承不及。吾家自金陵府君至今凡九世。都干公而下，人多隐德，天祚陈氏，儒业复兴，方棲南海之鸾俄疋云翮，复展宁乡之骥遽踣霜蹄。虽往者不可追来者，未易量也。导叶承余荫，派出末流，念宗风之遂微，抚世谱而增愧扬名显亲，尚有望于他日。兄弟来昆共加勉励，毋使后人指为内谱。
宋绍兴二十八年戊寅中和节九世孙导拜手谨叙
（陈导，宋进士，宁远尉）
陈奕旺介绍丰顺分支
我也是贽公后代,好像论坛上没有谈到我们这一支系的.还有就是我的族谱上说贽公有四子:文.武.贤.斌. 可你们都说贽公只有三子没有斌.我的族谱是这样的:贽-武-宜-日新-善-克敏-靖孟(号弘基)弘基公就是我们的一世祖,克敏公于明永乐二十二年迁五华油田,靖孟公是从五华迁丰顺汤西南(石示),现在我们这里到我已经二十二世了.
武公后代的辈份不知道是怎么排的.我们现在用的都是以弘基公开始算起的.现在汤西弘基公后代已经有上万人了.可为什么论坛上都没有谈到.好像很多地方的始祖都是从我们这里迁出去的哦.因为族谱上记载迁了好多出去,有揭阳,广西,还有江西的.时间大概也是明朝末或清初吧.
陈奕旺
柳溪陈氏谱图序
柳溪陈氏谱图序叙曰太昊之墟，轩辕为有熊氏。陈氏之兴，自有熊氏传四十二世而封公。自胡公满至于建历二十五世而兴王，至霸先又二十五世而为帝。其间户牅而下，多者至八、九传，少者亦五、七世，殊勲硕德位将相方伯者，非一二数。求之忠臣若戚容而錄尚书奉使而斩郅支者，求之孝子若食焦饭而戚亲饮蒲萄而思母者，求之志士若儒子而宰天下丈夫而扫天下者，求之文人若德而聚星檄而愈风者，鸿鹄有志，则大楚可轻；羔鹰成群，则穎滨为冠；高而挂璧，廉而送金；多长者之车，井有贤人之辖；言德行，则足以训导风俗；论信义，则足以维民心；经武纬，文史不绝笔；虽世本之书屡废小史之职，不传惟兹令闻奕叶不替。盖自五帝而下，以迄于今，继继承承世谱可考，较之他族，实惟有光。百龄捃摭前修，类成谱牒。然而世远子孙众多，官爵功行不可胜纪，宜有远近亲疏之限，远而疏者略之，近而亲者详之。迺效欧阳文忠公谱图，断其义例，至玄孙别自为世，各详其所亲，各承其所自出，以相参考，使详者不烦，而略者不遗。故历黄帝而下至唐宋，三千六百余年，凡一百有八世，其经史可考而不绝者，为内谱；其或既以别自为宗而世次相续有可稽考，未忍遽废者为外谱。自金陵府君徽传至于今者，为本宗谱。五世而别示亲疏之等差列行而书，示本支之蕃衍系以爵位，显族望之弥隆记之以名 ，使后人之知避。此作图之本意，不可不书。
宋绍兴戊寅春前进士九世孙百龄谨序
（百龄，即彦约，风翔派始祖）
柳溪陈氏贵州毕节派
柳溪陈氏贵州毕节派贵阳日报记者陈听怀，为柳溪黄塘支派传人，曾两次打来电话，介绍其贵州分支修谱情况。听怀宗亲文字功底深厚，一看其所作“柳溪谱十一修”和“江州义门碑”便可知。我在电话上问其贵州支派情况，他说：“清道光年间迁到贵州毕节，现有八千人，好多个村。”究竟是从江西泰和直接迁去的还是从四川转迁的？详情日后便知。
义门陈氏家族
陈氏家族的瓦解与“义门”的影响江西师范大学教授 许怀林《中国史研究》 1994年第2期（转载必须注明来自陈排湾宗亲网http://freeweb.nyist.net/%7Eczg/或http://chenpaiwan.126.com公开发表需征得许怀林教授的同意）
宋仁宗嘉祐七年（公元1062年），下令江州义门陈氏分家．陈家曾经受到朝廷多次褒奖，天圣四年（公元1026年）仁宗敕赠陈家祖宗五代为公爵，希图“率土之人咸化同堂之义’，为什么仁宗要拆散这个“义门”?陈氏分家之后，由三千余口聚居的家族，变为约300个小家庭、小 “义门”，这种弥散式的演化，对社会有怎样的影响？“义门”被历史看重，究竟是什么原因？
有关江州陈氏家族的生活，我在《江州义门与陈氏家法》一文中作了评述，关于“义门”聚居的凝聚力，在《“郑氏规范”的剖析》中谈到①，这篇文字，是对前二篇的继续。总的意图，是要对聚居大家族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并通过对“义门”的解剖，求得对封建时代的社会状况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
一、众官监护分家，是因过于盛大
江州义门分家，是遵从朝命，不得已而进行的．这件事见于家谱，不见于正史官书。崇阳庄彝陵系民国二十三年编修的《义门陈氏大成宗谱》卷三《义门分庄纪实》称：“溯自伯宣公落籍江州一十三世，萃族三千七百余口，屡沐皇恩，恪守祖训，不敢分析。今嘉祐七年七月初三日，奉旨以义门盛大，欲矜存保全之。敕江南西路转运使司官谢景初、郡牧吕诲、户曹刘献、邑宰穆恂、湖口镇巡检范彬等，众官临门，监护分析，至明年三月议始定。以太宗皇帝御敕‘知延守继’等十二字，依昭穆世次分别大小，派定二百九十一庄拈阉，大宗小宗各相率领，星分棋布，遍迁诸州县。外奉旨市买田宅四十有三，不在阉内。计开… …” （下按5支．分列291个庄名）②．这篇纪实是当时的家长陈泰写的。分家之后11年，即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七月，陈譔写《义门分庄回忆》，复述了陈泰的话，有些地方却说得更坦率，如说：“今因文彦博、包拯、范师道、吕诲上疏论泰家太盛”，“车马拥门，监户分析，岂容抗拒”。又，该谱卷五《义门历代家长事迹及世系表》陈泰的名下夹注云：“传此时相国文彦博等奏毁陈氏，有叛逆意，故云云。”
据陈氏家谱提示的线索，我翻阅了《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大诏令集》、《宋名臣奏议》、《文潞公文集》、《包孝肃疏议》等书，还没有找到相应的印证。《德安县志》也没有陈氏分家的记述。吕诲由殿中侍御史出知江州，是嘉祐六年四月③，陈氏分家正值其任内，然而吕诲是否疏论陈家太盛，除陈氏家谱之外未见其他记录。可是，分家是由于朝廷下今一事，各本“义门”陈氏家谱都言之凿凿，使人不能不信。而翻检正史、地方志和有关官员的文集，又得不到印证，叫人不能不疑。这个矛盾怎样解析？
假设事属虚无，是陈氏后人伪造，那么他们为什么作伪？可能是为分家作辩解。陈氏是历朝敕封的同财共处的“义门”，“义声彰于邦国”，却突然分家散伙，是不遵祖训，乖违了“负荐之理”，是不“义”。为了不遭此责骂，遂制造奉旨分家的情节，不得已而为之，这样便于“义声”无碍。
然而，这种假设难于成立。分家是正常的社会现象，历古及今，没有一个不分家的大家族。一个父亲名下的子孙，长大后分开，各自独立生活．发展成新的社会家庭单元．这是实际生活的必然结果，有益于社会发展。家族内人际关系等因素，是次要的，只对分家的早晚、分离的形式与气氛起作用。陈氏义门也必然要分开（此点后面还会谈到），可是客观上有极大的压力，无人敢首倡。压力就是义聚不分的祖训，与多次的朝廷旌表的诏命。而十多代聚居生活的习惯，也是可怕的思想惰力。必待一个特殊的外力，才能启动。嘉祐七年的圣旨就是这种动力。如果前述朝命与众官监护是伪造的，就犯了欺君之罪。这是不可能的。又如果是元代以后的子孙制造的，那么这有什么意义呢？社会已经改朝换代了，时隔久远了，祖先分家的历史陈迹用得着编造假证据吗？是否因朝命而分家的情节，对于明代或清代的“义门” 后裔，决然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如果真的没有仁宗的分家诏命，他们完全可以直说家族太盛，不由不分，于祖先的名誉毫无损伤，毋须精心编造历史。何况“众官监护”、“有叛逆意”等词，不是褒扬的证明。综观唐宋时代的诸家“义门”，没有不分家的，他们的后裔都不以此而遗憾。反之，陈氏后裔编造奉旨分家的故事，并没有获得丁点好处。所以，作伪的假设不能成立。
崇阳庄的《义门陈氏大同宗谱》除录入《义门分庄纪实》、《义门分庄回忆》以外，卷六还有一篇《熙宁二年分庄世谱旧序》，作者是陈知柏，他在序中写道：“窃拟己身不如意事，十常有八九。即吾家蒙旨分析，以数百载义聚而一旦父子分门，兄弟烟析，岂所愿见之哉。然不欲分者祖之教，不得已分者上之令。”深切地表示了他对“分家”的“不得已”态度以及必须分离的决定性因素。陈知柏实际上说出了“义门”陈家的思想主流。这是“义门”成员值得称颂的惋惜。于是纳入他们的传统而延续了下来。中经南宋初年和元末明初的激烈战乱，“义门”陈氏受到沉重打击，而其后裔对家族的荣耀历史的怀念没有减弱，记述依然详明。
我们现在研究中不能不遗憾的一点，是这件史事在地方志中得不到印证。德安县志虽然录入不少“义门”故实，却根本不提分家的事。这种阙失，是修志者的疏忽所致。如果是断定无奉旨分家的事实，应该辨析，不使讹传下去。比如同治德安志对与“义门”有关的疑点，都有“按语”明辨是非，就是对“分家”事只字不提，似乎陈氏聚居没有时间下限④。不仅只此，正史与文集中也不见记载，同样是缺憾。不过，不宜因此就否定家谱资料的研究价值。人们所研究的历史问题中，只有孤证的例子并不稀见。而且，我们也不能说凡是正史或名人文集中没有的就是不存在，就是不可信，关键是看所说内容是否真有道理：
基于以上思考，我们还是凭借家谱资料，探究义门陈氏分家的前因后果。
依上引家谱文字，可以明白三点，即分家的时间、原因和强制情景。最关键的是原因。所谓“有叛逆意”应是讹传，因为没有按叛逆治罪的痕迹。过于盛大，确属实情．三干多人团聚不散，听命于家长，这是当时仅有的大家族，是潜在的可怕力量，谁能保证陈氏永远不会产生反抗宋朝廷的人？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陈氏“义聚三千四百余口”，是岁应举而登科者45人，任朝官者18人，为路州县官者209人。如此景况，宋朝统治集团能不特别重视，其次在陈氏家族内，也是很警惕的。三千多人的大家族，诸事丛错，矛盾复杂，难免有不肖子孙，很可能有人触犯王法，给家族带来灾祸。所以设置多种防范措施。既有家法33条，又有家规12则，还有家训26点在灌输封建伦理的同时，更强调家长的权威，设刑杖厅，“家严三尺法．官省五条刑”，目的就是制服 “不肖”成员。事实证明，管束虽然严密，仍然不免会出漏洞。景德三年，陈泰的侄孙陈延赏任容州知州，赴任经过德安，见家族中“有不肖卑幼知崇私图，… …并不告知家长，擅将庄田卖在豪民户下”。吕蒙正给陈家的赌诗中说：“科甲已看前代盛，云礽长愿后人贤，” 这是语重心长的祝愿、有意地给陈家敲警钟。为着保全这个几代皇帝褒扬过的“义门“，宋仁宗下令其分家，临门监护，格外的郑重其事。这在历史上绝无仅有，是当日社会上的特大新闻，也可以看作是陈氏家族的特殊待遇。所以，尔后各处“义门”陈氏的家谱中，都将嘉祐分家一事视为“荣显”。
看看陈氏家族的实况，即可发现已难维持同财聚居的生活，分家势在必行。其一，历届中进士为官的子孙人数不断增多，他们生活在外州别路，已是独立门户；其二，聚处德安祖居的成员，人稠口众，耕地面积和小农业的自给能力都有限，生殖繁衍超过饱和界线，非分散生活不可。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以食指太繁，曾分遣千余口往庄舍就食。至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众思时节归侍遥远，聚会失期，似亏义气。告之宗长，乃创小屋五百间于东佳以处之，今之黄州庄回归院是也”⑤。回归院，即招待所，便于就食遥远地方的子孙省亲时住宿。这个举措，实际上是部分地分家，表明了聚居的历程快到尽头，星散四方的一页即将揭开。
二、拈阉领田宅，散布七十二州军
陈氏分家的方法．是按辈分房族拈阉，一个小家得一处田庄，共计分成291庄；另外，“奉旨市买田宅四十有三，不在阉内”。陈氏家族原来共有的田宅产业，现在分成了291份，可见其占有的耕地何等广袤。然而，这还不是全部田产。据陈譔《义门分庄回忆》说，“亦有因仕寄庄，大约四十有三，俱系天圣三年所奏置者。更有庄外立庄，不暇计及”。所称奏置的43庄。可能是陈家的部分官僚们所独有，不是大家族全体所共有的，所以没有列入拈阉范围⑥。《分庄纪实》中开列的名单，按5支房族排列，每人名下写明田庄名称，共计291份，也就是291家。以分家前夕家族的3700人平均计算，每家约12.7人，大致可信。
凭借分庄名单，按照现今省县区划，能够判别清楚的约200个，由此可以看出它们分布的地域非常广阔。它们是：江西省：南昌、浇州、赣州、南安、吉安、宜春、乐平、临川，靖安、彭泽等50余州县；江亦省：太仓、湖州、昆山、江都、仪征、无锡、宜兴、江阴、六合等30余州县；浙江省：钱塘、处州、严州、金华、会稽、鄞县、余姚、丽水，江山等23个州县；湖北省：荆州，武昌、汉阳、鄂州、黄陂、江陵、嘉鱼、黄冈等22个州县；福建省：汀州、漳州、闽县、晋江，建阳、崇安、侯官、邵武等19个州县；安徽省：安庆、合肥、毫州、芜湖、贵池、宣城、当涂等16个州县；湖南省：长沙、衡州、常德、华容、湘乡等10余个州县；广东省：惠州、南海、东莞、新会、顺德等10余个州县；山东、上海、四川、广西、陕西等省市区也各有几个州县。此外，约有100个庄名没有联系到州县，难于判定所在。虽然如此，陈氏分家以后，其成员散布到大半个中国的事实，确属无疑。无怪后来的“义门” 陈氏祠堂内楹联写道“义聚三千七百口人间第一，庄分七十二军州天下无双 ”。
陈氏家族的田宅散布在如此广阔的地域，有无可能？我认为须作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所列的庄名与州县名，是清道光二十七年以后的谱牒所载，很可能包含了几百年间的迁徙变化因素，似不宜把它看作完全就是嘉祐七年分家时的实况，百分之百的一样。另一方面，不拘泥于每一地名的绝对性，而是就其分布的广阔程度来考察，是可能的。这是陈氏义门十余代人不断经营，逐渐积累起来的。他们家是特大型的官户，世代的官僚子弟随任所而置办田产，因而庄舍很分散。据崇阳庄的家谱卷五“义门事迹”的“庄田”条所记，天圣初年“准敕下谓：义门且与众户不同，许从便置产。故得于江南、江东凡名区诸路市买田宅，大小三百九十一座，为子孙给衣食之业。外私置四十余座”。仅此一次增添的田庄即分布很广阔。由于分家事体重大，又是上有朝命，下有众官监护，不能不做得格外仔细．分得清楚明白，记载详备周到。每一庄名都是系于人名之下，而人名不见有重复。庄名连着州县名，部分庄名单独出现，这可能是几个田庄都在一县之内，记录时有省略。现在我们不熟悉这些庄名，也就联系不到州县名，无法确定他们的所在地。
特大型的“义门”陈氏家族彻底瓦解了，其成员在大半个中国居住繁衍开来。由于这个家族有久远的义聚传统，家族成员的思想意识无不深深地留下“义门“的印记。于是，这个家族共同体的粉碎，导致了“义门”精神在广大区域中扩散开来。八百余年之后的清朝同治年间，金华胡凤丹《重刻旌义编序》仍然说：“海内以义门著姓者，咸推陈氏，而吾郡浦阳之郑．十世同居，垂三百年，孝义之风，与陈氏相辉映”⑦。可见。“义门”的影响非常深远，不亚于“义门”存在的唐末北宋时代。对于保持“义门”传统精神，陈氏家长们极为重视，在分家之际就有所交待。
三、“义门”精神是以忠孝为核心的伦理道德
陈氏“义门”消散，而“义门”精神仍在。这精神的内容是什么？是财产的家族所有吗？不是．是家族的大锅饭生活模式吗？不是。是陈氏家族赖以维系的精神支住——忠孝伦理。
嘉祐七年分家的时候，家长陈泰等人在分庄的同时，即立下规矩：“遵奉分析之后，凡我宗人务各谨守先世成规，恪秉义方遗训，建立祠堂，每岁春秋，各庄家长率同族众，虔备祭仪，依时享祀，敦行孝梯，光显祖祊。将见今日一义门，后日千百义门，皆自今始。共期勉旃”⑧。 这个维护“义门”名望的目标，看来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他们所说的成规、遗训，是尊祖敬宗，敦行孝梯；“义门 ”的核心是以忠孝为首的封建伦理道德。
留在德安县义门陈氏祖居的一支族人仍然是人数众多的大家族。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流寇李成劫掠到德安，陈氏家族成员与流寇“会战四日，擒其头目”。他们由于人丁多，父子兵扩大而为家族兵，所以能够与破坏性猛烈的流寇对抗，并击败了流寇。到了南宋后期，德安陈氏再度得到朝廷嘉奖。嘉定五年（公元1212年）二月十四日，“江州言：德安县进士陈炎状：……自建炎以来，高祖至炎及孙，委实七代同居．有一百余口，自幼至长，不蓄秋财，乡里父老，众所共知。乞加旌表。诏与特赐，旌表门闾，仍令长吏致礼”⑨。这个事实说明，家族共财聚居的传统在“义门”故土没有消失。财产归家族共同所有，是义门陈氏长期聚居的物质基础，当拈阉分庄之后，大家族共有的财产分解为小家庭各自所有，聚居便消失了。但是财产不是固定的。而是在聚散两者之间变易着。老“义门”的田产是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分家以后的各小家庭依然有演化成大家庭的可能，决定点全在家长的思想倾向。绍兴十四年（公元1144年）赵鼎写《家训》时候说：“同族义居，唯是主家者持心公平，无一毫欺瞒，乃可率下⑩。”可谓真知灼见。持心公平的要求好说，真能做到就极难。家长处事不公，欺隐时出，聚居必然破裂。可是，关于为人须忠孝的要求，却是普遍性的，并不因为不聚居而放弃。
客观事实是，“义门”陈氏自从分家以后，再没有形成第二个同样规模的聚居大家族，可是，“义门”意识却仍然很浓烈，“义门”事迹到处传播。产生这种差别的主因，在于社会需要的不是合族聚居，而是忠孝与驯服。聚居只是表面形式，忠孝观念才是内容。自古以来的统治经验，都以忠孝为钳制人群思想的核心内容。北齐颜之推《家训》开篇即说：“夫圣贤之书，教人诚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11。颜氏这样要求子孙是有根据的。《论语》第二章写道：“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提倡忠孝，为了清除犯上作乱。以此为“本”，不言而喻．无怪乎《宋史?孝义传》序言述其主旨是：“冠冕百行莫大于孝，范防百为莫大于义。… …率天下而由孝义”，所以作孝义传。该传记录了58个传主（不含附传者），义门陈兢是内中的一个重点；在陈兢的事迹中，特写了参知政事张洎和宋太宗的对话，其中说陈氏“世守家法，孝谨不衰，闺门之内，肃于公府”。这就是说，陈氏能比官府还有效地消除犯上作乱的因素。宋仁宗嘉奖陈氏“义门”时说：“良民一乡之表，旌之，则为善者劝矣。” 特授其家长陈蕴为江州助教○12。可见，忠孝这个根本，在陈氏家族得到很好的贯彻。他们的子侄孝悌，听命于家长，而家长率领家族全体，忠顺于朝廷。正因为能够如此，所以历朝赞扬他们．
率先表彰陈氏为“义门” 的是南唐主李昪，称其目的是“旌表孝悌” 。继其后的是宋太宗，他据江南西路转运副使张齐贤的奏报：“陈氏积世义门，全家孝友，给子蠲免杂役的优待。宋真宗的措辞更具特色，诏令将陈氏家法33条“赐王公以下各一本，使知孝义之风”。宋仁宗的敕文则称“陈氏孝义之风卓然无比”。
陈氏家族长对忠孝的重要性，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在其《家法》序言中强调说：“易日：家正，而天下定。是故圣人垂五教，敦九族，凡以使后之人知夫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之道耳。我家…..代传孝悌，世继典坟，由是子孙众多，上下和睦，○13… ….”非常直率的表示，要以周公孔子所确立的父母兄弟子五者之间的关系准则，作为治家的纲领．同财聚居的生活，是以正名定分的“五教”为精神支柱的。
社会重视的是父子兄弟夫妻之间的伦理准则，而“义门”陈氏正是以恪守伦理著称，于是“义门”分家之后，几百个家庭带着“义门”荣誉与自豪，扩散到数十个州县中去，也就是通过几百个实例，把忠孝伦理宣传到广大地区中去，其效应决非空洞的说教可比。明了这个基本点，我们就容易理解，为什么在“义门”陈氏分家以后五百多年的明朝嘉靖年间，官府还要查访“义门” 遗址，表彰其事迹○14。
为什么历朝封建者看重“义门”家庭，借他们来传播忠孝伦理？因为家庭是社会的基础单元，“五教”自家庭开始。各级官府与大小官员是推行者，而千干万万个家庭是实行者。在自然经济的社会条件下，个体农耕劳作，是最基本的劳动方式；手工制造业紧密依存于个体农业，简单的协作，或者是家内协作，同样是个体劳动。他们一辈子的劳作空间和活动范围，以家庭为界限。在总体上官府与老百姓直接发生联系，中间没有其他社会组织。没有众多的各种行业的生产组织，没有大量分门别类的专业机构，所统治的居民不是象现代社会中那样纳入各种组织，而是散布在各自的小屋檐下。统治者对居民的思想征服和行为管束，主要是通过家庭去实现。所以，家庭、家族的社会作用，超过了现代社会，承担着对各个年龄组成员的管教责任。在这样的生活基地上，产生了相应的政治思想，把国看作是家的扩大，家庭与国家是互为表里的关系。《孟子?离娄》：“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因此，经典论点是“家正而天下定”。
如何治家呢？《礼记》曰：“家无二尊”，“家无二主”，要“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贵贵尊尊，义之大者也。… …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治之也”。又曰：“尊无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可见治家和治国是同一个原则，同一条标准，没有差别。
要达到家无二尊、国无二君的目标，就需人人的言行合乎“义”。义者宜也。《礼记》曰：父、子孝、兄良、弟弟、父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 统治百姓的圣人致力于“修十义”，使百姓“尚辞让，去争夺”。毫无疑问，传统的国与家之间关系理论，是人们信奉的经典不易之论，深深渗入社会每个细胞，各种版本的家训、族规、家法，无不虔诚地贯彻。很显然，陈氏家族在各家“义门”中是最有效地实践着这套经典理论，是对家族实行“公府“式治理的典型。通过十余代家长的经营，陈氏严格按君臣父子之道管束着数以千计的族人，俨然是个小王国，自觉地充当朝廷统治百姓的执法官○15。族权，作为封建王权的补充，在陈家表现得十分明显，而且是更经常、更具体地发挥它的统治效能。
聚族而居
柳溪陈氏聚族而居据柳溪族谱记载：从唐末至宋末的三百五十年间，柳溪陈氏十四代聚族而居，同居合食。宋末，元兵铁蹄践踏，柳溪陈氏才分徙到泗源、黄塘、下舍、珠林、南岗、穰柔、条坑、龙坡、大东、塘棠、梨山和岗南等所。其聚居风气，与江州义门一脉相承。而江州义门又继承了两汉时的大家族风范和遗风。
了解江州义门陈氏，对研究客家历史，大有俾益。
关于陈朝世系
关于陈朝世系在网上，有议论“唐朝之前的族谱不可信”，也有议论“宋朝之前族谱不可信”。各支派千差万别。倘若非前人留有资料，而后人有缺少考证，这样的族谱，应该说不可信。修谱时，严谨最重要。
关于陈朝世系，本人以为：东晋之后，其谱应切实可信。西晋末年，中原七百多万人，有一百万余举族南迁，有史书可凭。颖川陈氏，南迁长城，生活较为安定，战乱不多。西晋末至陈朝，才两百多年；加上陈霸先又当了皇帝，这段家族史，不会不清楚。至于陈霸先是否是陈实的后代，我们没有必要花时间去探究它。我想：两汉时期，中原百姓聚族而居，尤其是战乱时后。既然西晋末年，颖川陈氏认陈实为祖，那陈朝世系，认实公为祖，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瑞金派
柳溪陈氏江西瑞金派今日接到陈晓钟电话，才知有瑞金宗亲。瑞金瑞林镇禾塘村及附近，有柳溪陈氏一千多人，是清朝时搬过去的。他们与贵州毕节派，同属一个支派。
找和平分支
广东省 和平有十至十五万陈氏，真不少，与兴宁差不多。兴宁柳溪派，有贽公五世孙迁和平（贽---文----容----玉新-----宁）。可未见有人来兴宁寻根。何故？找寻河源地区分支
找寻河源地区分支据广东兴宁贽公系德新公分谱记载：贽公之十四世孫必宁迁河源，至今不足三百年。贽公系还有经五华迁河源的支派。必宁等分支知道自己的源流吗？我来告诉你，辈次为：贽----文---容----德新----炫----和----福茂----处士----法茂----祖全----千一郎---千二郎----庆南----必宁。必宁应是清乾隆年间迁徙。
关于叔宝派
关于叔宝派叔宝派是咱柳溪陈氏近宗。有一些同宗对叔宝派感兴趣。柳溪族谱对叔宝派有相当描述。作为柳溪陈氏，对此谈一些看法，供感兴趣者参考。
首先，我认为叔宝派与南陈主流派江州义门陈密不可分。江州义门陈是陈家皇族大聚居，叔宝派也在其中。柳溪谱序，反复提到叔宝子孙陈固，就是例证。其次，柳溪族谱，也以较大篇幅讲到“南寮血脉志”。我去江西泰和寻根时，曾粗读此血脉志。江西泰和的南寮派，属叔宝子孙，与柳溪同属大宗。明朝永乐年间，南寮出了状元陈循，又称方洲公，为文渊阁、华盖殿大学士。方洲公试图与柳溪联谱，修大宗谱，未果。也许难度太大，缺少足够资料。柳溪谱有叔宝支系介绍，有人认为柳溪多此一举。本人以为：此介绍不可能出自柳溪之手；而是出自与柳溪密不可分的南寮派，尤其出自方洲公。至于叔宝支系次第是否准确，倒也不一定，毕竟年代久远，资料缺乏，错误在所难免。一直到清雍正年间，柳溪谱还讲到文人松庵是叔宝派。
南寮派是从浙江温州地区回迁江西的。所以，温州地区的叔明派，本属叔宝派，完全可能。 漢民宗兄：在重修興寧陳氏族譜時，在總譜附錄曾有一幅照片展示了興寧贄公舊譜的譜序如下：
舊譜 興寧【第一世】大派一百念八世
世休次子贄公 字五十一郎，元歲進士。天歷二年，由江西之泰和柳溪，訓導循州後，功陞太守，道經興寧，見寧山水秀麗，因元末亂作道梗，乃卜居焉。 公妣合葬於興邑東廂三十裏錦洞村土名吠嚘丁山未向，猛虎跳牆形。 生子二：文、武。按柳溪派出自唐末徽公。因椐行密據江淮。公乃由金陵遷居泰和，改名暉，即為柳溪基祖溯。自黃帝至徽公經一百有八世，查徽公於前兼京褒灌諸公與吾祖贄公本一派同源，故贄公舊傳柳溪派也。然泰和柳溪祠牌譜均無贄公之名，豈前數百年之修譜因而闕然，抑後二十世之宗枝，又分派矣。而均不可得而詳。茲復查江西義門大譜載， 贄公前八代祖墳均葬福建寧化等處其序云。元至正間，陳友諒劉福通蹂躝閩中﹐贄公由閩汀徙居泰和柳溪，因仕入粵﹐歿於明洪武六年﹐遂為興寧開始祖是柳溪固。 贄公故居寧化亦。 贄公祖籍合考唐宋以來﹐江州義門的派悉﹐本宜都﹐而夏商於後﹐得姓受氏﹐其實始於胡公云。
以上之譜序不知宗兄有否看到呢？這意味著當時還弄不清贄公之源流也，因在柳溪祠牌譜亦找不到贄公之記載。然而在江西義門大譜內有記載贄公前八代祖墳均葬於福建寧化等處。故此現在陳氏贄公分譜記載贄公上代全在福建之記錄。又在梅縣陳氏德興公之譜上，也有記載贄公係世休之子，先居福建後遷興寧，生子二，文、武。
不知你對上述記載有何看法呢？誠希指教，以釋謎團。 试论述贽公系世系与其族谱差异原因
兴宁贽公系世系，江西泰和柳溪族谱记载为“贽公属长房泗沅派，其辈份为晖—承逸—勇—稹——则——谅——旦——彦辅——汝舟——贽。”贽公系子孙均自称为柳溪派，堂号为“颍川堂”、“敦睦堂”、“柳溪堂”，堂联为“柳溪沅远，循铎声宏”，“柳溪世德，妫水家声”，“柳溪世德，循铎家声。”清康熙34年（1695），在县城学前水关口建有柳溪祠。大门之上石刻“斌庐”两字。贽公之子文、武之谓也。勿庸置疑。贽公世居江西泰和柳溪，贽公是柳溪始祖晖之嫡血子孙。然而，近四五百年，贽公系族谱却记述成：“贽公出自衍公以下义门始祖旺公之后，在义门分庄时，魁公携带97人，从江州德安迁至福建汀州庄，后因金兵南侵，为避乱五个儿子俱迁宁化石壁，第五子峰公居陈德村。元朝至治年间因避乱，贽公由宁化迁居江西泰和柳溪。”这种记述与真实情况有明显差异。何至于如此？
本人认为：广东兴宁和泰和柳溪都较为偏僻，两地交往不多。明朝中期，贽公后代要修谱时，有“贽公二十世之宗枝均不可得而详”之叹。旧谱记道：“柳溪氏出自唐末，徽公因杨行密据江淮，公乃由金陵迁居泰和，改名晖，即为柳溪基祖。溯自黄帝，微公归一百有八世。查徽公于前兼京褒灌诸公与吾祖贽本一派同沅，故贽公旧传柳溪派也。然泰和柳溪祠牌谱均无，贽公之名岂前数百年之修谱因而缺耶。抑后二十世之宗枝又分派紧均不可得而详，兹复查江西义门大谱，载贽前八代祖坟均葬福建宁化等处……。”遂认了义门入闽分支，陈逵为自己支派的祖先。逵公是贽公系之先辈，然晖公才是血缘先祖。
柳溪陈氏长房泗沅派世次不够清楚之原因：
1．柳溪始祖晖虽英武一世，其经历却是投王绪农民起义入闽，为“盗”、为“贼”，后又靠“窃国大盗”梁太祖朱温，为封建士大夫所不齿。正统宗谱不可能有有关晖公之记载；
2．晖公生前树敌较多，而这些人多在显贵位置。为子孙计，柳溪氏隐姓埋名。始祖都干公及勇羽尧三祖鲜有记载，“四代以降，绝不书其践迹。”前八代不修谱，只有庆沅图。只凭庆沅图，上代下代联接关系不清；
3．长房泗沅派文风尤盛，多为官作宦迁居在外。南宋末年，泗沅派多追随文天祥赴临安勤王，枝叶败落甚多；
4．元末红巾军乱，庐舍被兵火焚毁，庆沅图丢失，无有藏本，后人修谱失去凭据。后虽十五世进德于洪武年间重修庆沅图，却错误较多；
5．受清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代文字狱压迫，柳溪泗沅派被迫更改姓氏，改陈为梁，泗沅地名从此消失，改柳溪为路溪。柳溪陈氏，尤其其长房泗沅派历尽艰辛和磨难。世次还能清楚得了吗
6．广东兴宁在明朝中期，还是蛮荒之地，消息闭塞。明成化十二年（1476）六世怀之谱序，有“后之人果能知余之独抱苦衷焉否”之叹。可推测，无可耐何地认旁支为祖。
若找到康熙九年进士二十五世邦祥之后代，就不难填补空白世次。姑且暂厥之。然而，邦祥后代，可能已改成梁姓。
贽公前世系：
晖——承逸（泰和县令，号都干）——勇——稹——则——谅——旦——△——△——△—
应辅
—△——鸨（嘉熙进士）——
彦辅——汝舟——贽（字51郎）
柳溪陈氏广东兴宁支系二十三世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