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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8-4 21:3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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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汉末年至明末清初,我国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封建王朝,儒文化日渐强化,终于
成为中华民族的整体文化模式和文化价值观念。这就是以“孝”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构
成的封建宗法家族制的政治构架,以农立国的小农自然经济构架和以,“学而优则仕”的文化教育及知识价值取向三大支柱共同构成的大一统的国家观念,从而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民族,忠于汉族帝皇为动力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为追求安定自保而代代相传的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这种以汉族为主体,以儒文化为支柱的文化模式和文化价值观念,具有惊人的亲和力与凝聚力。我国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少数民族主宰中原,甚至统治整个中国的大一统、或大分裂的局面。最典型的是满族征服汉族而建立的最后一个大一统封建王朝的历史,从公元1644年到1911年,长达256年的满清王朝时期,却竟然袭用着历代汉族王朝的一整套持家治国之术,甚至使充满原始活力的满族人汉化,满族文化几乎为汉文化完全取代。汉民族的这种神奇的凝聚力,在岭南则主要是由多次数量巨大的炎黄子孙因战乱涌入岭南而显示其非凡作用的。
从东汉未年以来,岭南就已不断地有汉族人从北方移人。在两晋、两宋和明末清初出现的三次汉民族由北到南的大迁徙,对岭南的冲击至为强劲,影响至为深远。
清道光《广东通志》说:“东晋南朝,衣冠望族向南而迁,占籍各郡”,形成了以士族为主体的南迁人流。这些“衣冠望族”,大多以家族为核心,移居岭南后,聚族而居,
<br>往往能在极短时间内,成为当地的大族,左右着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命运。南越族人自两晋至南北朝长达300年间,直接受到中原汉族移民生活、生产、风俗习惯、道德等文化诸方面的蒸陶,大部分都先后摆脱蒙昧落后状态,处于不断汉化之中。明嘉靖《广东通志》便已充分注意到这种微妙的变化:“自汉未建安至于东晋永嘉之际,中国俗人,避地者多入岭表,子孙往往家焉。其流风遗韵,衣冠气习,熏陶渐染,故习渐变而之庶几中洲”。很显然,这种变化,对岭南文化后来发展成为以汉民族封建文化为核心的文化传统,具有深远意义。
北宋未年,中原人移迁岭南的浪潮又再掀起,至南宋末年,更达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汹涌势头,无论人数和地域范围,都大大地超过了两晋南朝时期。
两宋的移民浪潮,使岭南的社会生活达到与中原、江南同步发展成为可能;两宋的移民高潮,最后促成了岭南越族的汉化,并形成为广府、客家、福佬三大民系。更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蒙古族统治者取代了汉族的皇帝,岭南人因此而树立了强固的民族意识与忠君爱国的观念。宋元之交,岭南颇有孤忠之士,奋起抗元,义无反顾。番禺张镇孙,以新科状元而受命于南宋王朝覆亡之际,在广州勇抗元兵,被擒不屈,自缢殉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谓正气凛然,赤胆忠心。为数不少的南宋遗民诗人,更多凄抢、愤懑,表现亡国
<br>之恨的诗作。所谓“英雄空有泪沾襟,千古兴亡感慨深。丘壑正多亡国恨,干戈消尽读书心.容身天地生何补?入眼风霜老不禁。却笑红颜知退晚,能教早计卧山林?”忠君爱国的民族气节,表露无遗,是颇具代表性的。
在我国以汉族为主体民族和统治民族的漫长封建社会历史上,除了蒙古族曾经征服过汉人,建立过不到百年的元朝之外,明末又一次被满族人征服。明亡后,一批遗臣在广东拥立明代宗室朱由榔为永历帝,带来了大量移民和传统的忠君爱国的民族气节。虽然统治者之间始终在争权夺利,但却激起了岭南人民真诚无私的爱国热情。岭南大地迅速掀起了全面的抗清复明武装斗争。在长达17年的酷残战争中,岭南的仁人志土,前赴后继,英勇就义。这一幕历史悲壮剧,考验和锻炼了岭南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抗击强暴、反对压迫、无私无畏的品质。“莫叹无成当此日,从来正气本山川”,正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所在。这种强烈的民族精神为鸦片战争及以后的一系列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确立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四
鸦片战争前后,岭南人民秉承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力量,一方面因深受帝围主义的侵凌
而激发起强烈的忧国忧民、自强不息、奋发图强的精神;另一方面,又因地利之便而得西
方风气之先,吸纳了自由独立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从而在以士人为骨干的岭南民气
中,原来那股汉民族主体意识,终于升华为以反帝反封建为主导的旨在宏扬中华优秀文
化及变革图强的爱国主义精神。
19世纪中叶以来,岭南人民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所作的杰出贡献,谱写了近代反帝,反封建斗争史中最光辉灿烂的篇章,1840年的鸦片战争,掀开了中华民族抗击帝国主义斗争的伟大历史序幕。自此之后,岭南人才辈出,从政治、经济、利学技术、文化教育而至武装斗争,都不乏出类拨萃、顶天立地、正气浩然的伟大先驱者。他们为革除积弊、推翻封建专制,振兴中华锲而不舍,百折不挠,在中国人民近代史上,被孙中山称为”反清第一英雄”的洪秀全,首举义旗,领导了推翻封建专制,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道路的武装斗争。之后陈开、李文茂等纷起响应,纵横中华半壁河山。以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为首的1898年戊戍变法维新,虽是一次仿效英国君主立宪的失败尝试,但却为中华民族的变革图强之路提供了极可宝贵的失败教训。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终于推翻了长达2000年的中国封建帝制,为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作出了承先后后的伟大贡献。
在这期间,言人之不敢言,首倡革新“富强救国”的思想家、政治家香山人郑观应,在中日甲午海战中,誓与敌舰同沉的勇士、致远舰长广州人邓世昌,被誉为中国“铁路之父”的南海人詹天佑,“航空之父”恩平人冯如,以及我国最早的飞船设计师和制造者,开平人谢缵泰、余(火昆)和……等等,都是一批为振兴中华,捍卫国家民族的尊严,“苟无
成,毋宁死”(冯如语)的赤诚的爱国主义英杰。
在新民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转折时期,岭南曾经是中国革命的大本营。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在这里发动,为消灭军阀、统一全国的国民革命军在这里组成,并誓师北伐。大革命失败后,岭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了伟大的“广州起义”及以后的艰苦
而伟大的地下武装斗争。
无数的历史事实表明,岭南人民对于祖国和民族的无私奉献和忠贞赤诚,都源于中华民族那股强大的精神力量,源于中华民族经历五千年而创造的光辉灿烂文化的魅力和自豪感,源于“血浓于水”的源远疏长的血缘亲缘关系,源于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历史长河中,无数伟大先驱者的榜样的力量。更应注意的是,沿海地区及广州市,历来是沟通外部世界的窗口,既能得世界风气之先,也更易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欺凌。在两次鸦片战争之中,岭南人民更曾直接受到帝国主义侵略军的铁蹄践踏,深受其害,澳门、香港被强占,家园蒙受战火。这不仅极大地伤害了人们的民族尊严,而且国破家亡,妻离子散的危机已迫在眉睫。“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大义和爱国主义思想,又一次凝聚、爆发。加上受
到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潮的影响,便终于凝聚升华为抗击帝国主义侵略,推翻封建专制政
体的现代革命思潮和动力,使中华民族长期积累形成的民族凝聚力得以更新、充实而富于
时代的精神。
五
岭南人民在我国近现代的伟大变革中所以能起着先锋闯将作用,是因为具有较内地人民更为活跃的开放型的文化潜质。岭南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实行对外交流的窗口;在近代更自发地成为引进西方先进文化科学的试验场。这就使得岭南人民牢固的民族主义观念和爱国主义思想,具有立足中华、放眼世界的开放性和进取性,新中国建立后的前30年,虽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岭南人民这种文化性格优势一度受到压抑,但却并未消退,随着中央改革开放政策的确立,岭南人民开放型的文化性格便立即显示出其巨大优势。
进入20世纪80年代,岭南又一次成为国人瞩目的改革开放的试验地和引进西方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的窗口,沉睡已久的岭南活跃的文化机制复苏了,短短10年间,广东经济迅猛发展,无愧为中国当代社会变革的一个伟大奇迹。究其原因,正是开放型的岭南文化优势
作用的结果;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又一次与西方文化接触、交流、吸收、整合的必
然;也是岭南人民在新的伟大历史变革时期,为振兴中华、光耀祖国、勇当先锋,再立新
功的集中表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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