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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linqifeng 于 2008-2-1 15:51 回家过年吗? 转到屋吓涯兜一边災火,一边聊理想!
二、户籍差别与土客矛盾 土客籍的界限和矛盾问题,是土地革命时期赣南农村社会分化的一个突出表现。所谓“土客籍”,指的是拥有本地户籍(即“本籍”或“土籍”)的本地人和来自外地的“客籍人”两大社会群体;他们分布在赣南(以及赣西南和赣西北)等广大的江西边界地区,双方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十分尖锐、严重。1928年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即指出:“土籍的本地人和数百年前从北方移来的客籍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界限,历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时发生很激烈的斗争。这种客籍人从闽粤边起,沿湘、赣两省边界,直至鄂南,大概有几百万人。客籍占领山地,为占领平地的土籍所压迫,素无政治权利。”[1](P74)由此看来,赣南等边界地区的土客籍矛盾由来已久,双方不仅界限分明,而且积怨很深,构成了这一地区严重的社会分化和族群矛盾。 从历史渊源来看,那些与“土籍”对立的“客籍”,其实并不是通常所说的早期历史上的北方移民,而是明清时期从东南地区来的福建人、广东人。明末清初以后,江西沿边的丘陵高地地带掀起了大规模的移民开垦高潮,其中大量的闽粤民人翻山越岭来此进行垦山种地,他们后来逐步定居下来,成为近现代江西居民的重要组成部分。[2](P17-33)[3](P26-31)不过,在当地定居入籍的过程中,由于受到清代里甲(或称图甲)户籍制度以及土著居民的制约,这些闽粤移民并不能轻易取得当地正式的里甲户籍,即与土著户籍同等并列的正式民图户籍,他们多数情形下只能把户口和田产寄放在新移居地的、由当地土著控制和支配的图甲户籍中,这就是所谓的“寄籍”或“客籍”。[4](P49-56)[5](P84-93)具体说来,清代闽粤移民“寄籍”赣南的情形大概有两种:一种就是在新移居州县土著民之图甲户籍(即一般民籍,是为“土籍”或“本籍”)的末尾另立户名而附籍当地,名曰“民尾户”。如据乾隆《南康县志》记载,雍正九年(1731)有“东粤新民五十一户入籍”南康县[6](卷19《杂志》),即“附于土著各图甲之尾,编立户名,收银完赋”[6](卷3《赋役志·户口》);又如乾隆《赣县志》卷3《疆域志·坊都》指出,赣县“坊都皆有图,计一百零九图,每图凡十甲。……赣近数十年来,闽广流寓者,置立田产,并不遵例入籍充役,创立民尾户名色,附於百九图之外,钱粮自行完纳,编审书算概不与闻”。这种专门为福建或广东等外来移民而设置的“民尾户”户籍,是一种既附于土著图甲户籍末尾、又与土著图甲户籍相区分的户籍类别,这就从制度上使外来的处于“客籍”地位的闽粤移民与本地的处于“土籍”地位的土著居民区分开来。这种户籍区分或差别的实质在于:“民尾户”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临时性的户籍,它未配有科举名额,属于“民尾户”户籍的闽粤移民在新移居地并不享有土著民所拥有的在民籍定额中参加科举考试的权利,其结果造成土客籍双方在社会身份、地位,特别是晋升机会上的不平等,并由此形成深刻的社会裂痕。闽粤移民“寄籍”赣南的另一种情形,就是把田产及税粮都附寄在当地土著的图甲户籍内,即他们依附“土籍”之下,根本没有自己独立的户籍,故而就不可能享有在当地参加科举考试等基本的社会政治权利。1989年石城县花园岭罗氏新修的《罗氏闽赣联修族志》中收录了撰于清中叶的《户籍志》,其中即指出:“自古有田则有赋,有赋则有户,流寓、土著莫不皆然。惟石(城)邑之规独异,编户九里,里分十甲,立一长。自里长之名创,凡寄居者,置(产)必附其末,名为甲首。甲首之户,世数虽多,粮赋虽广,子孙不得莅籍与试。”在这里,外来的“寄居者”把田产钱粮附寄在普通里甲中的“里长户”(一般为土著大户)末尾而获得的“甲首户”户籍,虽然在形式上构成州县正式里(图)甲户籍系统中的一户,但在实质上,它完全受到“里长户”的控制和约束,属于“寄籍”的性质;纵使子孙繁衍数世,田产粮赋众多,寄籍的“甲首户”亦难以取得独立的户籍和参加科举考试的权利。例如,明末清初从闽西先后迁居赣南石城县珠坑乡等地的罗氏和孔氏均属此类“寄籍”户,长期遭受其主户的控制和勒索,土客籍矛盾极为尖锐。[7](P108-111)这种“寄籍”性质的“甲首户”受制于土著大户(即“里长户”)的情形,其实并不是石城县所独有的现象,在赣南其他地方也普遍存在,如康熙年间,瑞金县绅士杨兆@①在《与张邑侯书》中曾指出:“有不能起户者,寄其丁粮于大户,谓之甲首。本户(即‘大户’或‘里长户’)之于甲首,如驱使奴隶,大当之年恣其需索,莫敢谁何。弊习相沿,牢不可破。”[8](卷11《艺文志》) 综合以上情形可见,明末清初以后开始移居赣南各地的福建人和广东人,即所谓的“客籍”、“客户”,他们与当地的土著居民之间之所以形成“牢不可破”的界限和矛盾关系,主要的社会根源在于双方在户籍制度和户籍地位上的差别(进而是整个社会政治地位上的不平等),而不是因为一般意义上的阶级差别。那么,由这种户籍差别所造成的土客籍两大社会群体的社会分化,既是土地革命时期赣南乡村地区土客籍界限和矛盾问题形成的历史根源,也是其实质所在。 正因为土客籍分化与对立的原则(即户籍差别)与阶级分化的原则(即阶级差别)不一致,清代以后所形成的土客籍界限和矛盾问题,对党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纲领的土地革命斗争造成干扰或障碍也就不可避免。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这种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讲不应引到被剥削的工农阶级内部来,尤其不应引到共产党内部来。然而在事实上,因为多年遗留下来的习惯,这种界限依然存在。”[1](P75)同属农民阶级的土籍农民与客籍农民之间,也时常发生激烈的对抗,这就模糊了阶级界限和影响了阶级斗争,不利于革命阶级统一战线的建立;土客籍斗争甚至存在于党内,成为引起党内政治斗争或路线斗争的社会因素;所有这些都对革命造成巨大的损害。[1](P75)曾经于1934-1937年领导赣南山区游击战争的陈丕显,在后来的回忆中就提到当时赣南革命斗争中所存在的“来自外地的客户”与本地土著之间的界限和矛盾问题。[9](P60-64)此外,陈正人、康克清等共产党人的回忆也都提到土客籍矛盾问题对于革命斗争的消极影响。[10](P310-342)[11](P35)总之,清代以后形成的土客籍界限和矛盾这一根深蒂固的社会分化问题,无可避免地卷入到土地革命运动中来,从而使赣南等广大的江西边界地区的革命斗争充满了复杂性。
原帖由 yanxiuhong 于 2008-2-1 18:24 发表 早先的赣人 的确是 老老客. 赣地文化是客家文化的直接源头.
原帖由 yanxiuhong 于 2008-2-1 20:19 发表 宁都,信丰,于都这类,在语言学被当作客家话,这已经是公论了。 《于都方言词典》就是当作赣南客家话代表点来调查的。 本社区的几个石城朋友,客家情结非常浓厚。比如 江西客家板块 的斑竹hjqxlgc 。 最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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