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南客家山歌女性意识的历史文化渊源

内容提要：赣南客家山歌十分丰富。赣南客家女子用山歌表达着她们的爱欲情思。赣南客家山歌中所呈现出的星星点点的女性自觉意识最初应渊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精神。而赣南客家妇女独特的生存环境也造就了她们独特的禀性。 

　　关键词 赣南 客家山歌 女性意识 历史文化

　　“哥哥要来尽管来，高山挡路妹会开，河下水大架桥过，路上请人用轿抬。”

　　这是一首来自赣南兴国的山歌。从这首歌中，我们看到了一位客家女子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她完全没有贵府小姐的忸怩作态。

　　赣南客家山歌十分丰富。有人说山歌的精华在情歌，而情歌的主角往往是女性。客家女子常常通过质朴的歌谣唱出她们的爱欲情思和她们作为这个独特民系的独特禀性。山歌是客家女性生命状态的体验，是她们对生命意义的追问。山歌是客家女性的精神慰藉和情感的宣泄口。赣南客家女性在山歌中表达出积极的反封建思想和反抗现实的情绪，在山歌中表现出对男子的大胆追求，对情人的深情厚义，对爱情的无比坚贞。通过山歌，我们不仅听到了赣南客家女性不畏礼教的挑战，还分明看到了她们试图摆脱男权话语中心的努力。尽管不能说她们已经具有清醒的女性自觉意识，但她们的爱并非柔弱的依附，而表现出具有独立个性的人性需求。

　　这些客家女性在情歌中表现出的中国传统女性罕见的先进意识——女性自觉意识，它的产生既有深厚的文化渊源，又与其所处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

　　根据专家们的考察，客家民系最初起源于晋代战乱时中原流民的南徙。“客家”是汉民族中一个系统分明而又很有特点的重要支系。从一千多年前的魏晋南北朝开始，客家人的先祖为避战乱或自然灾祸，一批又一批地离开中原，辗转南迁。关于客家先民自中原南迁，中外学者作过种种考证。据罗香林教授的研究，客家人大规模的迁移运动有5次。其中最早的一次始于公元4世纪东晋升末的“五胡乱华”，至今约一千五百年左右。这次迁移主要由中原迁至湖北、河南南部及安徽、江西、江苏、浙江，沿长江南北岸。这5次大迁移的基本路线是，东晋时代从黄河流域迁向长江流域，大约在唐末至北宋进入赣南，然后从赣南再部分迁入闽西，从闽西再转粤东北。南宋至元代又有一批中原人迁入闽赣粤交界地区。

　　客家先祖的南迁始于魏晋六朝时期。魏晋六朝时期是个很特殊的时代。西汉武帝以来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到了东汉末季已经衰微，而适应社会变化需要的各种宗教、哲学便代之兴起，思想界出现了一种比较自由解放的趋势。军阀混战、乱世枭雄各据一方，使魏晋时期成为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大的混乱使几百年的束缚、钳制得到了破解，人的精神得到了空前的解放，个性的自由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人的智慧、人的热情，也都能浓酣地予以发挥。所以，鲁迅把它称之为“文学的自觉时代”，一代宗师宗白华也称其为“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客家第一批先民南迁前接受的正是这一时代的洗礼。客家人正是在这个精神大解放、思想大自由，但也是人生最苦痛的时代中，骤然被抛离出正常历史轨道，被迫开始了千里南迁。一个民族或民系的秉性，总是与某个时代密切相连。精神中的“故乡的月”始终照耀着客家人的历史进程，所以他们身上至今还显现出魏晋南北朝时的文化精神。这也是我们理解客家山歌中的女性意识的一把钥匙。魏晋六朝时的各种思潮大激荡、人的精神大解放和个体生命价值的高扬，成为了客家人“出发前的记忆”，也铸成了他们热情如火、自由放达的天性。赣南客家山歌中所呈现的星星点点的女性自觉意识最初应渊源于魏晋南北朝时的文化精神。南徙的流民荜路蓝缕，开启山林，必然要与当地土著少数民族交往甚至相融，因此他们的山歌浓情粗犷，他们的女性敢于高唱对自由爱欲的向往就毫不奇怪了。

　　赣南客家妇女独特的生存环境也造就了她们独特的禀性。客家民系经千百年的辗转迁徙，早已远离中央集权的帝王之都，虽然他们念念不忘其诗书礼仪之祖，亦会时祭起道德伦理的“家法”来规范族中女性，但毕竟“天高皇帝远”，封建绳索对妇女的捆绑较之中原要松一些。况且，生存需要是第一位的。远山僻水出产甚薄，客家男子多外出谋生，所以客家女“向不缠足，身体健硕，而运动自如，且无施粉及插花朵者。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清稗类钞》)生活的现实使她们在生活上、经济上乃至于政治上拥有了更多的发言权，她们中的一些人不再仰视男人，也不再以取悦男人为生活的第一要义。

　　在《妇女共鸣》半月刊中有一篇文章具体描述了客家妇女的经济地位、家庭地位、劳动、婚姻、教育状况等。关于客家妇女的社会经济地位，是这么写的：“客家妇女的生活是劳动的，她们的职业是生产的，她们的经营力甚大，而自然的享取却非常菲薄。她们不但自己有经济独立的能力，而且在家庭经济上占着重要的地位。常见一家男子远出海外，十年八载不回，而她却仍安然度日。她们自己有田的耕自己的田，自己没有的，则向别人租种几亩，以供全家一年的米粮……”由此可见，客家妇女经济上不仅自主，而且独立撑持了全家。所以，她们的家庭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一家妇女所得，不但是以维持一家生活费用，甚至可供给子女受中小学教育；而男子在外地寄回之金钱，则涓滴不漏，储积以生息，及购置田屋；故客家家庭之支柱是妇女……”

　　下面这一段，可以说是概括性的：

　　……妇女在家庭中是一家之主，主持家政。农事及家务，概由其包办，而老弱之扶养，少长的教导，亦概由她们负责。之外还须应酬亲朋，计划充实家计之策。在家男子虽可以共同参加家事，但其最大职责不是处理家务，而是周旋于社会之中；至于外出男子，一年居家一二月者，或数载始回家一次的，在家庭中则如处于客卿的地位，妇女待之如上宾，服侍周全，使男子之衣食住均能感觉舒适。男子因不明事，多不欲过问，而家庭工作，妇女亦不愿使其染指；因此男子见劳苦终日节衣缩食的妇女，体贴入微地服侍自己，自己反而优游岁月，贻累家人，空囊回家者既觉惭愧，而衣锦还乡者亦生爱怜。故在旧历元旦，回家的男子，灯节一过，即重登征途，餐风露宿于异乡，求事业之成就，以慰藉家人。故客家妇女是家庭的重心，家庭组织赖之巩固，子女教育赖之维系，男之事业赖之鼓励，而客族之光荣，亦赖之发扬！

　　钟俊昆教授在《赣南客家文化审美论》中亦指出：“赣南相对艰难的生活环境使妇女相应地需参与更多的农耕劳作，并以此获取生活资料才能维系家庭的生存与发展。因此赣南客家妇女与男子一样，常常耕田驶牛，上山斫柴，下田劳作，从事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成为赣南传统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正因为赣南妇女承担了大半的劳作任务，在经济生活来源中也占大半功劳，无论家人、族人、外人均对客家妇女包括赣南妇女给予了很高评价。……赣南客家妇女虽然在婚姻上受约束较多，但在家族中，在人际关系中所处的地位相对汉族其他民系而言是较高的。”

　　所以，赣南女子在山歌中发出率真的歌唱，理直气壮地宣示自己被社会传统压抑的爱欲情思，就显得自然而然了。

　　因此，可以说，客家社会的特殊性给了近代以来客家女性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她们中的许多人在一定程度上有别于中国封建社会妇女被动的生活状态，具有了淳朴天然的性别平等观念和女性自觉意识。

　　

　　参考文献：

　　　　[1]谭元享、黄鹤.客家文化审美导论[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01.

　　　　[2]孔永松、李小平.客家宗族社会[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

　　　　[3]赣南民歌集成.(内部资料)赣州地区文化局，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