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让客家文化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消亡

　　我出生、生长和生活于上海，当然自认为是一个上海人，并引“海派文化”为豪。但如同大多数上海人一样，我的祖籍也不在上海本地，我父母年轻时从邻近的江苏省海门县来到沪上，因而我也总是将海门人氏视为自己的“同乡”。

　　虽说这两种身份认同交织在一起，在强度和深度上经常呈现出微妙的不同，但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它们都是基于某一特定地域的“乡土情结”。我相信，相同的乡土认同存在于每一个中国人身上。

　　不过，一位来自广东梅州的人，尽管也会以广东人自居，但相较于他的广东同乡，在情感认同方面，他却很可能与一位来自福建龙岩或江西赣州的人亲近得多。因为他们三个人之间有一个并非基于特定地域的共同身份：客家人。不仅如此，他还会将远在千里之外的四川、贵州甚至中国之外的客家人视为“自家人”。总之，遍布全天下的客家人，仿佛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

　　一个生活在杭州的客家年轻同行告诉我，他不管去哪办事，假如对方恰好也是客家人的话，肯定会顺利许多。如果是做生意，双方一开口说出客家话，一下子就省去许多“交易成本”。他有一次采访一位美国华裔人士，事先做功课时知道对方是客家人。电话里对方一开始还相当谨慎，待他的客家话一出口，对方立刻变得仿佛是一位多年未见的老朋友一样热情爽朗。但假如他遇到的是一位广东“同乡”，比如说广州人或中山人的话，恐怕就远不会那么热络。“这跟距离没什么关系，主要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情感纽带在发挥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放眼全世界，客家文化差不多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文化现象。

　　语言在客家人的自我认同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令人惊奇的是，从福建到贵州，从四川到海南，从广西到台湾，相隔几千里之外的客家人都说同一种“客家话”。虽说各地的客家话发音上略有差别，但相互沟通是一点不成问题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中国有些省份，比如福建，往往百里之外的方言就完全不能听懂！

　　因此，客家话也不是一种“方言”，它甚至可能是仅次于依附在国家权力之上的“普通话”的“中国第二通行口语”。追溯客家人的来源，理论上说，它很可能是古代中原地区的口语。

　　除此之外，各地的客家人还令人吃惊地保持了大致相同或相似的饮食、建筑、戏剧及家庭教育传统，它们都明显有别于当地一般汉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但也许正因为这种高度的独特性，使得客家文化比一般的地域文化更脆弱。

　　在我看来，客家文化之所以能够维系一千多年而不衰，以下三个因素是至为关键的：首先是单纯的族群，传统上客家人很少与非客家人通婚；其次是独特的语言，即前面多次提到的客家话；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农业文明和农村生活方式。因为相对于当地人，客家人是后来者，为了避免冲突，他们总是选择之前人迹罕至的荒芜之地(特别是山区)开垦耕种、生存繁衍，交通的闭塞客观上保护客家文化免受外来同化。

　　很明显，现代经济发展、城市化及社会流动性加快都在迅速地瓦解这三块基石。我的那位客家小友同行告诉我，据他所知，客家的传统建筑已经难以保存。在他老家梅州的一个乡村，围龙屋、客家土楼自改革开放以后就没有再新建过，唯一的一座也因为年久失修而在不久前坍塌；客家的传统饮食还尚有所保留，但一些制作工艺十分复杂的现在也越来越少见；而那些在珠三角大城市扎根的客家人的后代，大多已不会说客家话……

　　我认为尤为根本的是，因为客家人不是一个少数民族(其实它比许多所谓“少数民族”保持着多得多的自身特性)，所以不可能得到国家民族政策的特殊照顾；客家话也不是一种方言，而且除了前述广东省梅州市、江西省赣州市和福建省龙岩市外，在目前中国的地级市这一层级，几乎所有有客家人居住的地方，它都是少数。甚至在更下一级的大多数县域辖区，客家人也是少数，因而，客家话和客家文化不太可能得到地方政府的着力扶持。此外，客家文化也不像书法、昆剧或徽派建筑、杨柳青年画那样，属于一种单一的文化艺术门类，它实际上是一种“活”的生活方式，它的保护和传承也只可能融会于日常生活之中，这就难上加难。

　　任何一种传统文化都会受到时代变迁的影响，而在全球化的今天，许多地方性文化的消亡似乎也是不可避免的。但客家文化作为一种极为独特的文化形态，如果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消亡，那实在是我们难以承受之历史重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