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语热”也同广东的其它“热”一样，一出现就受到某些人士的责难。所不同的是，这些人士对其他各种“热”的责难往往斥之为“过热”，而对粤语的责难则没有这个词。因为他们认为：粤语只能“冷”而不能“热”，无须考究“过”与“不过”。“粤语热”反映了广东“推普”不力。
广东“推普”是否不力?我们不妨稍作回顾。且不说五六十年代的推普热，就以开放改革以后来说，广东从省委领导直到教育部门宣传部门，从大学专家到小学教师，为推广普通话做了多少工作，花了多少气力！ 1982年上半年，当时任省委书记的任仲夷同志，就指示广东电台加强推普工作，组织语言专家编写推广普通话的广播稿，在电台开设《广东人怎样学好普通话》的讲座，该讲座共设64讲，电台反复播放了三次。之后，所编写的教材五花八门，数不胜数，有录像，有录音，有大部头，也有小册子。笔者之一的叶国泉，就参与写过一本《粤语区人学习普通话趣谈》，销量颇佳。电视台除了坚持播放《每天一句话》、《口语“三合一”》、《你我都学普通话》等节目外，还定期举办竞赛活动。小学、中学、大学均有汉语拼音课，有关行业也办过多期普通话培训班。所花费的人力、财力，在全国各省市中大约可算首屈一指。能说广东“推普”不力吗?
也不能低估广东“推普”的效果。事实上，现在的广东人，尤其是城镇居民，凡有相当文化水平的，都会说普通话。广州街头的个体户，大都善于察颜观色，如果顾客是外地人，便用普通话接待，因为这样可以提高经济效益。不过，即使是能说一口流利普通话的广东人，当他们与说粤语的人打交道时，便自然地使用粤语而不使用普通话。为什么会这样?这就必须从粤语本身来考察了。
唐人贺知章有两句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由此可见，方言区的人们对自己的“乡音”怀有何等深厚的感情。这是因为，语言，包括方言，是它所通行的这个地区人们文化心理的积淀，正是这种文化心理，使人们热爱自己所习得的语言和方言，即使后来掌握了民族共同语甚至其它语言，所习得的语言和方言也会作为母语而长期存在，只要这种文化心理没有消失，它就不会被别的语言或方言所取代。普通话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它主要是北方人文化心理的积淀，而粤语区人们由于文化心理与北方人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对母语的热爱就比湘、赣等方言区更为强烈，这是很自然的。这种文化心理幷不影响他们对普通话的学习，却必然影响到他们对普通话的使用频率。只要他们基本掌握了普通话，不影响与其它方言区人们的交际，又何必对其语言习惯横加干涉呢?同样，其它方言区的人在学习幷掌握普通话的同时，学习幷掌握粤语，也完全是为了交际更加方便。这本是件好事，又何必诸多指责?
周恩来总理在1958年就指出：推广普通话是为了消除方言的隔阂，而不是禁止或消灭方言。然而，有的人总是将推广普通话错误地看作是要“统一语言”，消灭方言。早些时候，笔者在《南风窗》杂志读到一篇文章，题为《夏日炎炎“煲冬瓜”》，“煲冬瓜”者，普通话也。这份杂志笔者本人是很喜欢看的，那篇文章也幷非一无是处，然而所引述的一位中学历史教师的“高论”，竟使我们这些从事语言研究多年的人听起来亦大惑不解。他说：“秦始皇为何能成为千古一帝?最主要的功绩是他完成了国土的统一大业，幷且统一了度量衡，统一了车轨，统一了货币，还统一了文字。唯独没有将语言统一起来，这也许是秦始皇的终生遗憾。”秦始皇究竟是个千古暴君还是所谓“千古一帝”，这里暂且不加评说，但将“统一语言”跟秦始皇的那几项统一相提幷论，认为是他的“终生遗憾”，不禁令人不寒而栗。好在这位教师没有早生二千年，好在秦始皇无法再世，否则，那个“千古一帝”读到此论，也许会拍案叫绝幷加以实行，那么，中国大地恐怕又会遭受一场浩劫。
不过，即使秦始皇当初搞起“统一语言”，也未必能殃及粤语，因为那时候粤语尚未形成。粤语究竟是怎样形成的?语言学界有些人认为粤语源于古百越的语言，至少也是古百越的语言跟古中原汉语混合而成。古百越亦称“百粤”，“百”是个音译，意为“族”或者“人”，“百越”或者“百粤”意为“粤人”。今天的广东人绝大部分幷非古粤人之后代，而是从中原移居岭南的汉族移民之后代。可能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虽然广东简称“粤”，广东人却不大愿意自称为“粤人”。那么，粤语是否粤人语言?或者是否可以说，粤语是从古百粤语演变而成?答案同样是否定的。首先，古粤人的各部落互不统属，不可能形成什么统一的“古百粤语”。至于古粤人某些部落的语言，我们可以从一些地名中找到痕迹。笔者曾对粤西部分地名作过考究，发现其中有些音节，从粤语无法解释其意义，例如电白县“那霍”“那笈”以及化州县“那平”“那务”中的“那”，信宜县“六贺”“六琶”“六云”以及广西容县“六吟”“六振”中的“六”，其原来意思今天居住在那里的汉人已不晓得，而从壮语中却可以找出它们的所指。“那”意为“田”，“六”意为“山冲”。它们均置于地名开头，这亦与壮语的构词特点相符。由此可见，说壮语与古百粤某些部落的语言有点渊源，似乎还可信；认为粤语来自“古百粤语”，则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还有学者举出今天粤语与壮语中一些通用的口语词，幷据此说明两种语言的“母体”“曾经发生过相互混合的阶段，然后才各沿着不同的道路继续发展”，由此证实“粤语的形成跟古越语 (准确地说是跟“古百越语”)本来就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见李敬忠《粤语是汉语族群中的独立语言》)这也不成为其理由。因为这种通用的词语本来就不多，而且相当部分可从古汉语中找出它们的来历。何况，使用这类口语词的幷不仅是粤语和壮语，客家话同样也有，而谁也没有认为客家话的形成跟古百粤语有什么重要关系。在今天的粤语中，我们倒是可以找到不少英语词，是否能据此而认定粤语与英语有什么“渊源”?显然不行。萨丕尔指出：“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语言论》)粤语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从其它方言和语言吸收一些因素，但这不能视作它来源的依据。同时，今天的粤语语音比其它汉语方言更接近《切韵》音系，而《切韵》音系正是中古汉语的代表音系。由此足可证明，粤语虽然姓“粤”，却跟古“百粤”的语言没有亲缘关系。它不是“本地特产”，而是从外地“引进”的，是汉族移民从中原带来的。而首先将中原汉语带入岭南的，正是秦始皇平定百越之后“谪徙民五十万戍之”的那些“徙民”。他们所带入的，当然是那时地道的中原汉语，也就根本用不着秦始皇来“统一”。倘若秦始皇再世，他也根本听不懂今天的普通话，倒是可以听懂一点粤语。
汉族“徙民”所带入的古代中原汉语发展形成为粤语，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的一大特点，是每隔数十年或两三百年就会发生一次战乱，而这种战乱基本上发生在封建王朝统治中心中原地区，因而每一次战乱，便出现一次较大规模的中原汉人南迁潮，广东则成为这些南迁汉人的一个主要目的地。其中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次中原汉人南迁潮，出现于西晋永嘉年间至隋朝统一中国前后，历时 270多年之久。岭南的汉族移民数量大增，其汉语也逐渐成为西江流域至珠江三角洲一带的通行语言；而这个时期，中原基本上为北方游牧民族所控制，其语言面貌随之而发生明显的变化，岭南的汉语也就跟中原汉语逐渐拉开了距离，沿着自己的轨迹而发展成一种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方言，这就是早期的粤语。
由此可见，岭南汉族移民的语言对中原汉语，经历了一个“趋同”到“求异”的转变，这种转变一旦完成，就标志着岭南汉族移民的语言已经形成自己的特色幷有了一定的流通范围及中心，也就标志着粤语的形成。在这种情况下，粤语便停止接受甚至抗拒中原汉语的进一步同化了。这种转变，突出地表现于它对客家话的态度上。我们知道，客家人进入岭南，大约始于唐朝开元年间“横浦之道”修通，到宋高宗南渡时形成高潮。那时岭南原有汉族移民的势力已经相当强大，因而新迁入的客家人只得定居于粤北和粤东北山区。本来，客家话在当时要算是较为标准的中原汉语，只要将它与元代《中原音韵》加以对照便可证实这一点，然而这种中原汉语传入岭南之后，已经无法同化那里的粤语了。相反，有些客家人逐渐接受了粤语。可见，方言之间的“趋同”抑或“求异”，是有其规律的。如果违背这种规律，用政治手段去强行“统一”，后果只会适得其反。前苏联急于搞什么“语言共同体”而导致国内矛盾激化，便是一个“前车之鉴”的好例子。
语言学家陈建民先生曾经指出：“现在，有些地方提出既然推广普通话，方言就无须调查、研究了。事实上仍然把方言看作消灭对象。对此，方言区的人在感情上难以接受，甚至会产生逆反心理。根据普通话与方言势力的消长与地方文化传统的关系，普通话与方言将长期幷存，未来的语言格局不会是一元化(普通话化)，而将是多元化(普通话与诸方言共存分用)。” (《从语言接触看中国大陆的封闭性文化》)可见，不管是在今天还是在未来，谁想效法秦始皇“书同文”去搞什么“统一语言”，都是蠢之又蠢的。
三、“新潮词语”的旋风
只要对当前“粤语热”略加考察，便可发现：最走红的是粤语中的那些“新潮词语”。这些“新潮词语”是指在改革开放中流行起来的市场用语以及生活用语，而且多半是从香港引进过来的。它们乘“粤语热”而成为一股刮遍全国的旋风，反过来又对“粤语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例如“的士”，本是英语“taxi”的粤方言音译，在粤语区尤其是香港已经使用了很长一段时间，近年来则吹遍全国几乎所有大中城市。本来，普通话中早已经有规范的叫法：“出租小汽车”，但这一规范名称逐渐为“的士”所取代。在我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这一外来词语的流行惊动了市政府领导人，他们在 1986年以行政手段“规定”：即日起，出租汽车凡“继续标有‘的士’字样的，将不准上街营业。”这么一来，“的士”两字便在上海出租汽车顶上消失了，但是这个词语幷没有消失，依然在日常语言交际中流行。
不必将外来词语视为洪水猛兽，它们其实是对外开放的必然产物，是“异文化的使者”。早些时候，张德鑫在《第三次浪潮》一文中，描述了历史上出现的三次外来词语引进浪潮：第一次出现于东汉末年，由于佛教传入，大量梵语和巴利语中的佛教语汇便出现于汉语之中，其中有些今天已经成为常用词语，例如：“现在”、“过去”、“未来”、“刹那”、“须臾”、“一念”、“一瞬”，以及成语“五体投地”、“想入非非”、“现身说法”、“空中楼阁”、“不可思议”、“昙花一现”、“一尘不染”、“自取灭亡”等等，至于音译词如“魔”、“佛”、“和尚”、“尼姑”、“罗汉”、“阎罗”等更是众所周知的。第二次浪潮始于明末，至19世纪中叶形成。随着西方文化的不断传播，以英语为主的外来词语被大量吸收进汉语，除了音译词如“马达”、“香槟”、“沙发”、“坦克”、“扑克”等等之外，还有许多是由日本借古汉语的词来意译西方词语然后再被借回汉语的，当今使用频率极高的“革命”、“同志”、“经济”、“文化”、“法律”、“环境”等均属此类。如果视外来词语为“污染”，为洪水猛兽，加以排斥，那岂不是连“革命”这个词语也不能用了?！
80年代以来由于实行对外开放，中外经济文化交往剧增，出现了外来词语输入的第三次浪潮。这次浪潮跟前两次比较，不但来势更猛，输入量更大，而且有个明显的特点，就是通过港澳这座桥梁。大多数外来词语都是先输入港澳，被港澳的汉语吸收幷流行了一定时间之后，再被引进到内地的。港澳本身是粤语区，因而所引进的音译词多带粤语方音，意译词及音意兼译词也带有粤语的构词特点，加上广东尤其是珠江三角洲与港澳毗邻，这些外来词语就首先输入粤语之中，成为粤语的一个组成部分，然后随着粤语的扩散而推向全国各地。因此我们认为，对于今天的“粤语热”，必须结合外来词语引进的“第三次浪潮”一幷来考察。
在“第三次浪潮”中被引进来的外来词，其数量有多少，我们还没法作出精确的统计，不过从其类别来看，多半是一些商品词和一般生活语词两类。在这两类词之中，较早引进的、数量较多的是商品词。属衣着类的，如：T恤、迷你裙、比基尼、领呔、法兰绒、波士尼等。属食品类的，如：曲奇饼、麦当劳、咖啡、咖喱、蛋挞、旦戟等。属于娱乐类的，如：卡拉OK、喳喳舞、探戈、激光、花臣等。这些词语，在今天的广东，不仅青年人使用，中老年人也使用，它们的涵义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了。有些东西本来就属于外来之物，这些外来之物自然就带来外来之名。外来之物借用外来之名，这是我们在语言的使用上最为省事、最为方便的一种办法。
但是，也有一批外来词语所指称之事，汉语本来早已有其名，可是近年来一些青年出于时髦的心理，或者为了把话说得新鲜一些，便故意以洋名称之。比如称谓语，不说“妈妈”，而说“妈咪”；不说“叔叔”，而说“uncle”；不说“小姐”，而说“miss”；不说“女朋友”，而说“girlfriend”；不说“老师”，而说“sir”；不说“老板”，而说“boss”，不说“妻子”，而说“wife”等等。还有一批日常口头用语，近几年来不少青年也以洋名称之，例如把“对不起”说成“sorry”，把“好开心”说成“好happy”，把“识做”说成“识do。”，把“小商店”说成“store”，把“低级”说成“低class”等等。以洋名代替汉名，广州学生界用得最为普遍，笔者曾在一所中学和一所大学分别作过抽样调查，从众多英语单词中选出了一批常用的词，分别调查其使用者所占百分比，估列举其中10个词的调查结果：
1．bye?bye(再见)：中学生和大学生均为100％；
2．do(做)：中学生88％，大学生92％；
3．sorry(对不起)：中学生90％，大学生96％；
4．cool(冷漠)：中学生98％，大学生100％；
5．face(面子)：中学生和大学生均为100％；
6．boss(老板)：中学生98％，大学生100％；
7.party(聚会)：中学生和大学生均为100％；
8．sir(老师)：中学生98％；大学生84％；
9．happy(开心)：中学生94％，大学生100％；
10．money(钱)：中学生与大学生均为100％。
可见，相当一部分英语借词已融进青年人的粤语口语中，幷取代原有的母语成为时髦口语，而在青年人当中尤以大学生使用得最多。
粤语中夹用英语单词的现象不仅出现于口语里，而且也常常出现在广东的报纸、杂志上。例如《羊城晚报》1993年5月 17日晚会版就有一篇题为《校园持卡一族》的文章， 其中就有这么一段话：
有时，他们还冷不防晃一晃手中的小卡，对同伴喊：“喂,今天Shopping(购物）去。”这，便是羊城学生中的“持卡一族”。……学生持卡心理则大同小异，都离不开把自己“包装”得现代一点的心态，有的直言不讳，持卡八成是“扮?”(造作)，有的美其名曰为“领略新科技”。也有不少学生在风风火火的持卡一族面前持冷静态度，认为自己还不是“揾银(挣钱)阶层”。
这是一种十分奇特的语言变异现象，在普通话中既夹用粤语，又夹用英语，粤、英、普三者合一，既土又洋，反映广东开放改革后的语言变化，读来使人颇觉新奇。
再举《广州青年报》1988年1月7日第一版《拉起手来，就是一座桥》中一段：
我喜欢郊游，妈咪(妈妈)话(说)我浪费时间，闲时我喜欢跟一群“发烧友”操起乐器，爹地(爸爸)又话我不务正业。我告诉他，现在潮流夹band(乐队)，他更是一头雾水，不知band是何物。他们根本不理解我们，这就是“代沟”。
如果翻开广东一些通俗性、娱乐性的杂志，我们也随时可以看到这些中英混杂、生动活泼的语句。比如由广东作家协会主办的《少男少女》杂志，就充分显示了广东青少年中的这种“中英混合文化”。1989年3月份，该刊物一个栏目于脆连用两个英语单词做标题：《Friend Friend》(朋友、朋友)。在《女生这样对男生说》栏目里，就有一篇文章，其标题是《请勿“扮 Cool”》(请不要装作冷漠)。在《大特写》栏目中有《形形色色的性罪背后》一文，作者写道：
确实，生活在广州这个开放城市的中学生，他们每天都接受着大量的刺激信号：……他们随身携带的Walkman (微收放机)里亦播放着带有暗示性的流行歌曲……。
《南风窗》和《黄金时代》等杂志也是如此。试看《黄金时代》1990年第2期《闯世界》栏目里所刊登的《国际盲流》中一段：
在近几年愈演愈烈的“出国热”中，你终于动心了。于是你千方百计地寻找经济担保人，不管对方是隔着八辈才扯得上的亲戚，抑或是你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接着、你开始攻读英语，考“托福”。好不容易盼来了某个名牌大学或三流大学寄来的录取通知书，然后你就开始搞护照，提心吊胆地去领事馆闯“签证关”……终于，你“pass”(通过)了。
有个哥儿们原先在某市电视台当播音员，据说他在城里任何一家酒家吃饭都不用掏钱，后来，他“洋插队”到了澳洲，上学之余，免不了要到餐馆打工，当waiter(侍者)，对每一个顾客点头哈腰。
这种“中西合流”的语言现象产生在广东的大城市乃至珠江三角洲一带是很自然的，广东人听起来或读起来一点儿也不感到奇怪。但是在北方各省却是少见的。粤语混入外来词，不管是商品词也好，新潮时髦词语也好，不管音译词也好，意译词也好，直接用外语单词也好，我们既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双语现象，又可以把它看作是中西两种文化交流、碰撞在粤方言所产生的一种变异。
四、为“粤语洋化”一辩
外来词的大量引进，社会上反映强烈。一些北方学者认为： 粤语中所引入的大部分英语词，多半都可以在汉语中找到同义的词，夹用英语的形式实属不必。英语词在粤语中泛滥，会破坏祖国语言的纯洁与健康，从而造成“语言污染”，后果堪忧。甚至有人认为，这种语言变异现象跟一些人的崇洋思想有关，因此主张：必须行动起来，彻底清除这一“语言污染”现象。
我们认为，粤语中引进的一些英语词，是近十多年来广东对外开放的产物之一。广东青年以在交际中夹用几句英语为乐，是禁止不了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英语词引入粤语，可以丰富粤语的表现力，使年轻人谈吐更添优雅，风趣，这也许正是越来越多报刊也乐于使用的原因。
其实，产生这种“粤语洋化”的现象幷不奇怪。因为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语言既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又是思想的直接体现，当它作为一种信号系统履行它的社会职责时，各个民族所固有的语言就不能不互相接触。在频繁的语言接触中产生互相移借，吸收一些外来词语来丰富自己的语汇，这是很自然的事。这种移借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吸收的。就英语本身来说，也是不断吸收外来语的，据统计，在英语中外来概念词几乎占50％，其中从汉语中也吸收了不少。如“kung fu”(功夫)“silk”(丝)“tea”(茶)等等，都是从汉语中引进的。随着广东人飘洋过海，英语中也吸收一些粤语语词，现代英语中有wok一词，其意义就是“凹底锅”，即粤语的“镬”。
但是，从总的来说，在和其它民族文化的交流过程中，当本民族经济文化处在高位时，也就是说，当本民族的精神文化及物质文明都处在较高的层次时，那么，交流的结果，一般是本民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的扩散、辐射，而对异族文化的吸收则是有限的、局部的；但是，当本民族文化及物质文明在交流中处于低位时，文化交流的结果，一般首先是物质生产技术的全面引进，即偏重于物质文明的吸收，继之则是从法律、教育、思想乃至思维方式、精神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引进。在文化交流中，处于高位的往往起着强制作用。相反，处于低位的，在交流的过程中对于外来文化的吸收往往是不加选择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穷学富”效应。粤语近十多年来引进的一批英语词语，正是体现了这种效应。
一批时髦的英语单词之所以首先在广东流行，香港是起了特殊作用的。在这个城市的约600万居民中，除了90％的华人外，还杂居了约10％的英、美、德、日、法以及其它国家的人士，加上香港十分开放，外国人进出频繁，在这种华洋杂处的特殊环境中，香港华人自然地会接触到许多新事物，那些洋人不但带给香港以新的科技，也带给香港以新的文化思潮，同时也给香港居民带来许多外来的新的词语。广东尤其是珠江三角洲毗邻香港，改革开放十多年来，香港同胞回大陆探亲，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一些时髦的英语词带进来与亲人、亲友交谈，此外，港人还通过电视、广播、录像、流行歌曲、报刊、娱乐杂志等方式，把一些常用的英语词语，源源不断地输入广东。而广东则由于对外贸易的迅猛发展，引起对英语人才的大量需求，使得“英语热”不断升温，英语单词源源进入粤语便成为一种趋势。
英语词语在广东流行，更重要的内在因素是广东人开放的文化心态。因为广东人的文化心理本来就具有一种开放性，善于借鉴和吸收异文化，较少排外心理。
广东人的文化心态首先表现出一种包容性。包容性文化传统的形成与文化多源相关。珠江三角洲的文化曾经吸收了百越文化、荆楚文化、吴文化、巴蜀文化以及中原文化诸因素，也接受了外来的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文化的部分影响。这种由多元文化融合成的区域文化往往具有包容性的特征，这就是能对外来的、新异的文化会采取主动、积极的态度来进行吸收。多元兼容的文化性格，促使了粤语向英语的大量移借。这种移借又反映出广东人的开放性心态，正是这种开放型的心态，推动了广东文化从单一向多元的发展。
我支持粤语是汉语，不是越语！
早期的南粤其实说穿了就是中原汉人的殖民地。当地人就是土著是讲越语的，但是汉化后讲的是带有越语发音特征和越语底层的汉语（粤语）。就像巴西是葡萄牙人的殖民地。当地人就是土著是讲印地安语的，但是现在巴西人讲的是带有印第安语发音特征的葡萄牙语。同样，没有人会认为南非的阿菲力康语是非洲话而不是荷兰话。
其实，粤语是中原雅音的变体，客家话是中原雅音南迁后和赣语、畲语融合的结果，这里有张汉语演变图。
[ 本帖最后由 伊万豆夫 于 2008-9-11 12:56 编辑 ] 原帖由 情系珠江 于 2008-9-11 12:11 发表 https://www.hakkaonline.com/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相比之下，岭南汉人所使用的粤语倒是较多地保留着魏晋年间中原汉语的面貌。唐代诗人张籍的《元嘉行》中就这样写道：“南人至今能晋语。”这样看来，粤语与中原汉语的距离拉开，主要是中原汉语本身变化所致，当然，粤语在某些方面也接受古百粤语的影响，但这毕竟是次要的。
楼主比较的是“唐音”，比“晋音”的话，客家话不但不如闽语，也不如粤语。 土著民族特色最浓的客家自称“中原贵胄”是很好笑的。如果剩下最后的“印第安”,那么肯定是客家山地族,呵呵呵。然而岭南到处都是“.印第安”，举目都是土著样子。伟大的华南土著民族以英勇顽强的斗争，让秦始皇的殖民主义政策破产。赵佗被迫打扮成南越酋长的样子，重用越相、渠帅，吞并岭南其余两郡，建立南越国。此后两千多年，越汉联盟都是以汉化越人和越化汉人为主体构建的。
南越国只有一个都城--番禺,即今天的广州.
秦始皇还有一口气的时候,在岭南设立南海、桂林、象郡三郡。秦始皇两腿一蹬上了西天，赵佗“趁机搏乱”（这是一句粤语成语），自立为王，从南海郡起家，吞并桂林郡、象郡，在原桂林、象郡的地域增设交趾、九真郡。交趾郡的郡治在河内。
南越国地域，属于百越地域，而百越以南越为正宗。古汉语“越”“粤”是相通的，不管用哪一个，说的都是一回事。例如古汉语的“闽粤”，并不是说福建和广东，而是说百越的分支“闽越”；又如“粤王台”，说的不是广东的事情。粤、越含义不同，是近代才有的。浙江佬依靠文化强势，把“越”据为己有，“越剧”就这么叫响了，理由可能就是春秋时期的强国越国是他们的老祖宗。越国子民就是越族为主体的。鲁迅（周树人）的相貌，只要不是傻的都看出很像广东人，那就是越族“血统”在起作用。天津那边有个姓周的人，发现自己的家人很像鲁迅兄弟的样子，别人也说他们是“北人南相”，结果查查家世，果然是古代从南方被抓壮丁到了北方的，至于南方哪里就不清楚了，姑且认为是鲁迅那旮旯的。
广东本来就是“越”的正宗，却被浙江佬把“越”字掠走，岂肯轻易放弃？于是把古字“粤”作为广东的简称。在清朝，广西佬也对这个“粤”字感兴趣，所以也有把广东广西称为“两粤”的。孙中山题词“粤东正气”，就是突出我们广东的英雄气概。
从现代汉语的情况来看，“越”所指范围广泛，“粤”仅指广东。中国四大名剧种之一“粤剧”不能叫“越剧”，“粤语”也不能叫“越语”。
粤语的雏形出现在秦汉，形成于唐宋年间，是最切合隋唐韵的方言（宋代大儒朱熹考证，近代著名学者陈澧引述）。粤语保留了隋唐和两宋的很多音韵系统，还保留了壮侗语声调丰富的优势（古代南越国地域的越族大量汉化改说汉语，经过融合形成粤语）。隋唐时期，岭南的中心在粤西，而这一时期正是粤语形成的重要时期，冯宝、陈霸先都是从粤西起家的豪强。所以粤西粤语（广中韵）是最切合隋唐韵的。对照唐诗韵脚可见。而且粤西粤语大多有音有字，不同于珠三角粤语有大量有音无字的“粤字”。
http://club.dayoo.com/read.dy?b=cantonese&t=774347
[ 本帖最后由 情系珠江 于 2008-9-11 15:30 编辑 ] 由秦汉到隋唐，从广信（广东封开－广西梧州）到高凉（广东高州、电白、阳江为中心），汉文化在岭南核心地域的传播经历了漫长的进程。当中原秦汉雅言、隋唐音韵与世界上声调最丰富的壮侗音韵实现优化组合以后，交融中产生了当今中国最切合隋唐韵的粤韵风华。粤语的每一个声调，都对应一个音乐声阶，这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这是怎样的一种天造地合啊。古汉语的几个声调，壮侗语的十几个声调，结合为粤语的九个声调，还分出长短元音，平仄跌宕，入声完整，如诗如歌。这一巨大的文化遗产，就是我们的汉越祖先智慧的结晶。中国古代的“特别行政区长官”冼英和她的孙子冯盎，就是说着这种“汉语”，以粤西沿海的高凉郡为中心，统率岭南各部，归属中央王朝，保境安民，促进民族团结融合。冯盎的祖先冯融是北朝贵族，避乱于朝鲜半岛，继而率众渡海到达岭南，由冯宝与冼英结合，形成牢不可破的汉越联盟。是海洋为粤地注入了新鲜的文化元素，也是海洋为移民与土著民族的交融提供了博大的心境。历朝历代，不知有多少移民顺着洋流西漂，到达粤西这片土地，形成粤西粗犷豪爽的文化底色。
宋代以后，其余地区慢慢汉化，纷纷宣称祖先来自北方，全忘了其祖宗是岭南21州的一员，是岭南最高长官冯盎的“特别行政区居民”，北宋以前的历史趋于零蛋，南宋到元朝的历史归于胡编乱造，明清以后的历史变得糊里糊涂，呵呵。
[ 本帖最后由 情系珠江 于 2008-9-11 15:29 编辑 ] 原帖由 情系珠江 于 2008-9-11 12:11 发表 https://www.hakkaonline.com/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相比之下，岭南汉人所使用的粤语倒是较多地保留着魏晋年间中原汉语的面貌。唐代诗人张籍的《元嘉行》中就这样写道：“南人至今能晋语。”这样看来，粤语与中原汉语的距离拉开，主要是中原汉语本身变化所致，当然，粤语在某些方面也接受古百粤语的影响，但这毕竟是次要的。
原帖由 情系珠江 于 2008-9-11 15:18 发表 https://www.hakkaonline.com/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粤语的雏形出现在秦汉，形成于唐宋年间，是最切合隋唐韵的方言（宋代大儒朱熹考证，近代著名学者陈澧引述）。
晋语成分多，又“最切合隋唐韵”，到底是最切合晋音还是最切合唐音？ 呵呵，你去问省政府参事室老罗同志好啦，问本大猫干什么？本大猫只知道伟大的粤西是隋唐时期岭南的中心，是粤语形成的最关键的因素。粤语初步定型于隋唐，是语言学家的结论。 罗康宁，语言学家，广东省政府参事室助理巡视员（副厅级干部），珠江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最切合隋唐韵的方言”是站在什么角度得出的结论？有没有拿客家话和赣语、闽语进行比较？
我觉得粤语、客语都比国语好！
现代汉语普通话源于北京语音，自唐朝末年以后，北京所在的燕云十六州长期为异族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统治，中间只有300年是汉族明朝统治，可想而知北京方言有多么糟糕！其实，粤语、客语都是不错的，我不明白同样受外族语言影响，国语普通话为什么变得那么多？;P 宋代朱熹《朱子语类》一百三十八云：“四方声音多讹，却是广中人说得声音尚好。”这说明宋代的粤语语音比较符合当时中原的标准音。清代音韵学家陈澧《广州音说》云：“广州方音合乎隋唐韵书切语，为他方所不及者约有数端，余广州人也，请略言之。”他指出广州音有五条特征与切韵音相合，如四声皆分清浊、咸摄韵尾不与山摄混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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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与其他各种“汉语”方言比较得出的结果 原帖由 情系珠江 于 2008-9-10 08:46 发表 https://www.hakkaonline.com/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呵呵，先吹客家話比粵語更趨古老、更接近中古漢語，接着又吹客家话比所有南方方言都接近普通话！:lol 整天自打嘴巴，才是全国独一无二的。
原帖由 情系珠江 于 2008-9-11 12:11 发表 https://www.hakkaonline.com/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相比之下，岭南汉人所使用的粤语倒是较多地保留着魏晋年间中原汉语的面貌。唐代诗人张籍的《元嘉行》中就这样写道：“南人至今能晋语。”这样看来，粤语与中原汉语的距离拉开，主要是中原汉语本身变化所致，当然，粤语在某些方面也接受古百粤语的影响，但这毕竟是次要的。
原帖由 情系珠江 于 2008-9-11 15:18 发表 https://www.hakkaonline.com/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粤语的雏形出现在秦汉，形成于唐宋年间，是最切合隋唐韵的方言（宋代大儒朱熹考证，近代著名学者陈澧引述）。
晋语成分多，又“最切合隋唐韵”，到底是最切合晋音还是最切合唐音？
原帖由 情系珠江 于 2008-9-11 16:09 发表 https://www.hakkaonline.com/static/image/common/back.gif
宋代朱熹《朱子语类》一百三十八云：“四方声音多讹，却是广中人说得声音尚好。”这说明宋代的粤语语音比较符合当时中原的标准音。
也不知道是谁在吹大牛。一说切合晋音（在当时是，在21世纪的现在还是吗？），二说切合唐音，三说切合宋音。反正汉族政权的中原音你都占了，而且幅度从2000年前的秦汉一直到1000年前的宋。 难道秦、汉、晋、唐、宋的中原汉语语音都是相同的？或者差别细微？所以粤语比闽语、客家语更切合秦音汉音晋音唐音宋音？ 前面帖子中是谁说“粤语在隋唐时定型”。
已经在隋唐（应该在初唐中唐）时定型了的粤语还能拥有北宋中原音？
定型了的语言语音系统极其稳定，很难受到外部语言的冲击。主要也只能主要是引进外来词汇为主。
粤西桂南的客家话就是很好的例子，主要是接受了大量粤语词汇，语音系统还是客家话自己的。 还是拿广西的土白话来PK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