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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4-19 10:5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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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南方畲田耕作技术的再考察
周尚兵
有两个因素导致了唐代南方山区居民的增加：逃户与北入南迁事件。唐前期，地主土地兼并的日益加剧及官府赋役的逐渐加重，均田制下的小农纷纷破产。尽管破产农民可以通过租佃土地或佣力谋生，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农民选择了逃亡，逃户问题遂成为唐代官府的一大难题。据冻国栋先生的研究，逃户的白热化是在高宗、武后以至玄宗时期，其基本流向是进入官府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山区，主要流往江南、山南、剑南乃至岭南一带，他们是唐代山区、丘陵地带及其它后进地区经济开发的一支重要力量(1)。最典型的逃户例子莫过于武后时陈子昂所指出的剑南道东部的山林中，“今诸州逃走户有三万余，在蓬、渠、果、合、遂等州山林之中，不属州县”(2)。在安史之乱发生后，北人纷纷南迁进入长江流域，导致南方本就紧张的土地供应更形剧烈，而南迁北人所能娴熟应用的谋生技术是旱地农耕技术，由此引发了新一轮寻找早地的高潮。山区居民的增加，畲耕农业技术遂被规模性地在山区应用，唐人的诗文忠实地记下了这一历程。
一、问题的再提出
大泽正昭先生对唐宋时代的畲田农业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指出唐宋时期实行畲田的地域相当广大，主要集中于长江流域山区，“包括有唐代山南、江南两道的大部分以及剑南道的东部。这里明确的地名是以州县为代表的，实际上畲田实施区域仅是这些州县周边的山间地，并没有包括山地的全部范围。”(3)对于从事畲耕作业的民族，“包括莫摇的蛮从事畲田是明确的，不过，包括汉族在内的其他民族是否从事畲田，现在还不能确认。”但南方山林中不可能有现成的熟地供逃户或南迁户耕种，只能是开垦新地，而原有土著民——蛮族人所使用的畲耕方式及平原居民已有的开荒技术提供了现成的山地开发范例。再结合自居易“结茅栽芋种畲田”“)等诗句来看，汉族逃户与乱时迁入山区的汉族民户从事畲耕应是可以确认的。前述逃户分布区与畲耕分布区恰相一致，当然不是一种偶合。 大泽正昭还详细探讨了唐宋时代畲田农业的生产技术，指出“在采伐、干燥、焚烧、播种、覆土的一连串作业以外，直到收获基本不用其他作业，其间不事田作。由此来看这是一种相当原始粗放的农法。现在的畲田已经有一定程度的施肥、中耕、除草工作，与此相较，唐宋时期的畲田只能算发展的初级阶段。……唐宋时的畲田主要是春季的集中劳动，其后直到收获没有田间作业，这是收获量低下的重要因素。但反过来看。却能产生大量的劳动力剩余时间。畲田只在春秋二季使用劳力，其外基本没有与农耕有关的劳动。如此这种剩余劳力就可能经营其他生产活动，否则经济生活就有困难。……唐宋时畲田的农耕技术，从当时一般技术来看，其是一种相当粗放的落后技术。”“无论旱地作物种植，还是水田稻作种植，其农耕基本方式都是在唐宋时期形成的，畲田农业也在其中占有一个较小的位置。”曾雄生先生2000年发布网络文章《唐宋时期的畲田与畲田民族的历史走向》(5)，认为唐宋时代的畲田耕作在覆盖种子之后，“以后不做任何田间管理，包括中耕除草，就等待收获了。”与大泽正昭氏的观点基本一致。中国古代社会后期的农耕基本方式在唐宋时期形成是没有疑议的，至于唐宋时代畲田耕作是一种相当粗放的落后技术、缺乏田间管理等方面则需再加探讨。目前有关畲田耕作方式的记载，主要源自于贾思勰、韩鄂、王禹偁、范成大、严如煜等人及唐人的诗文。韩鄂说“凡开荒山泽田，皆以此月(指七月)芟其草，乾，放火烧，至春而开之，则根朽而省功。若林木绝大者，*[罃+刂]杀之，叶死不扇，便任耕种。三岁後，根枯茎朽，烧之则入地尽矣。耕荒必以铁爬漏凑，遍爬之，漫掷黍穄，再遍耢。明年乃于其中种谷也。”(6)韩鄂的记录基本上是沿袭自贾思勰，并没有反映出唐代的变化。但至少从其中可以得知，在采伐、干燥、焚烧等草木清理环节之后，传统农业整地的深耕、耱、耙、耢等工序环节在唐代的畲耕作业中一个也没减少。到了宋人王禹偁的时代，“其民刀耕火种，大抵先斫山田，虽悬崖绝岭，树木尽仆。俟其干且燥，乃行火焉。火尚炽，即以种播之。然后酿黍稷、烹鸡豚，先约日某家某日有事于畲田，虽数百里如期而至。锄斧随焉。至则行酒炙，鼓噪而作，盖*[属+斤]而掩其土也。掩毕则生，不复耘矣。”就采伐、干燥、焚烧等田块清理环节而言，即使迟至明清时期，也未见有若何改变，清人严如煜谓“开山之法，数十人通力合作，树巅缚长垣，下缒千钧石，就根斧锯并施。树既放倒，本干听其霉坏，砍旁枝作薪，叶枝晒干，纵火焚之成灰，故其地肥美，不需加粪，往往种一收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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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湖北省教育厅科学技术研究项目(Q200560002)资助。由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T0404)资助。
上引各条记载虽缺乏唐代畲耕伐木开荒、耕作的具体技术说明，但正如后文所考，从唐人的相关诗文中可知：唐人的畲耕方法已与贾思勰时代的做法有了相当区别，而与王禹偁所说的斫畲耕作方法也有所不同。前已说明逃户与南迁户是山区畲耕作业的主要力量。他们在从事畲耕时自然是使用他们所熟悉的耕作方式、工具系统以及逃入时所携带的工具，从工具系统的变化可映照出唐代畲耕技术水平的变化，因此，唐代畲耕作业的工具系统就成为此次再考察的重点。
二、唐代畲耕作业的耕作过程
“盘餐怜火种，岁计付刀耕”(8)，通常将畲耕农业的特征总结为“刀耕火种”。火种的实质，既是为清理出适宜耕作的田块，更是一种制肥措施，从而使得田块基肥充足，此后的田间管理中基本不再追肥。范成大云烧畲之后“藉其灰以粪，明日雨作，乘热土下种，即苗盛倍收。”(9)严如煜云烧畲之后其地肥美，不需加粪，“往往种一收百”。可见，畲田由于基肥充足，收成颇为可观。宋人王禹偶、范成大及清人严如煜诗文中所记烧畲制肥过程与唐刘禹锡等人诗文中所反映的烧畲制肥过程大体无二，因此，唐代畲耕中经过烧畲制肥环节之后，其地也应有“肥美”的实效，当可“苗盛倍收”，即使不倍收，亦当不亚于常产。因此，大泽正昭氏所谓唐宋畲耕农业“落后”，显然不是指“火种”环节，而是指“刀耕”过程及缺少田间管理方面而言。
事实上，在原木林区不可能直接用烧山的办法来得到畲田，只能在采伐原木之后的的灌木丛区域或者“副杀之”后才可以用烧畲方法。贾思勰时代“*[罃+刂]杀之，叶死不扇”的做法是剥掉树皮使叶死元荫，即在树下耕种，三年后根茎枯朽再烧去树干、树根作为肥料。这一系列操作由单个劳动力就能承担，自无须后来的那种多人集体作业。但到唐代，畲耕方式已与贾思勰时代有了很大差别。从杜甫“斫畲应费日”(10)、刘禹锡“上山烧卧木”(11)诗句看来，唐人已不是“叶死不扇”的做法了，而是将树木斫伐之后进行烧畲的“斫畲”做法。这一变化与唐人所采用的工具系统密切有关。
在唐代以前，伐木工具主要是斧、斤，砍伐大木难以为功。只能采用“叶死不扇”的做法，而唐及以后的伐木工具则是斧、锯。锯的发展经过了从手锯、刀锯、弓形锯到框锯的历程，但只有发展到大框锯的形态才成为解材、伐木的利器，“框锯的发明及应用年代约在南北朝后期到隋末唐初。”(12)从唐初开始，后世木匠必备的“框锯”才在社会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唐以后，我国有了框锯的使用，通过齿形变化，可以纵横两用，加工效率明显提高。框锯也渐渐代替斤(锛)成为主要的伐木工具。”(13)大框锯成为现代机械锯出现之前的最为有效的伐木工具。由于框锯的应用，唐人在畲耕中的伐木过程已不再采用贾思勰时代“*[罃+刂]杀之，叶死不扇”的做法，而是采用前述就根“斧、锯”并施的做法，因此才会出现“斫畲应费日”、“上山烧卧木”的状况。而这种方法并非独力所能完成，使用框锯就至少需要两人，因此，必须用集体作业方式才能做到就根“斧锯并施”、“树木尽仆”，于是才出现后来王禹偁、严如煜等人所云邀集亲朋、数十人通刀合作的“斫畲”景象，工具的变化使唐代畲耕方式首先在田块清理环节出现了新变化。自唐代出现用斧、锯进行“斫畲”的方式后，后世畲耕在采伐、干燥、焚烧这个环节上基本没有改变。
在树木伐倒之后砍去其枝桠的过程则用斧、刀等工具。其中的“刀”为“畲刀”，其具体形制，正如大泽正昭先生所指出的，乃是杜诗注中所说的那种有柄弯刀。此种“刀”是砍除杂草、树枝的得力工具，也是山区、平原居民平日樵采所用之必备工具，“竹鞘畲刀缺，松枝猎箭牢”(14)中所云的畲刀就是那种有柄弯刀。但此种畲刀并不是“岁计付刀耕”中所用于田间耕作的“刀”，唐人用于耕作的“刀”实另有其物，乃是戴叔伦《女耕田行》诗中所云“持刀斫地翻作泥”中的那种“刀”，那种“刀”具有“翻泥”、“代牛”、“疏通畦垄”、“整顿沟塍”的功效，远非平日砍樵用弯刀所能有的功效，而是一种专业化的农具(15)。即今山区农村中仍在使用的“铁齿钯”，古称“铁搭”。自汉代以来，南、北方就在应用铁搭，“然而，南方地区的大量使用却是在唐宋以后。”(16)运用铁搭翻地可达到与犁耕同样的深耕效果，且有日耕一亩的效率(17)。在用铁搭翻耕之后须进行耙、耱、耢等工序对田块进行开松、平整，然后才能播种，从韩鄂的记载来看，唐人的做法与贾思勰时代的做法大致相同。因此，铁搭在畲田中的应用以及必须有耙、耢等整地工序，使烧畲农业在整地环节已表现出传统农业精耕细作的特征，实非想当然的“望天收”的广种薄收式生产，而是可以“种一收百”的精耕农作，这自然吸引了一大批失地农民前往林区求取生存。从唐代畲耕区的分布地区来看，恰是原木林遭到大量砍伐的地区。所谓“开元、天宝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18)，当是畲耕农业的极致写照，也说明南、北方均存在着大量畲耕生产。“数亩山田身自耕”(19)，“老农家贫在山住?/cc>
3 唐代南方畲田耕作技术的再考察
??稚教锶?哪丁??昴撼?绨?帐遥?舳?巧绞障鹗怠?20)，可见对单个家庭来说，畲田规模并不大。就三、五亩山田而言，日耕一亩的效率已相当可观，无需牛耕，而且养牛在经济上也极不合算。明清时期江南民间多用铁搭，就是因为可日耕一亩且深耕效果好并能节省养牛费用。而且从前引种山田的农家“岁暮锄犁傍空室”，可知唐代山田耕作也并非全然没有犁耕，元稹诗云“田仰畲刀少用牛”(21)。少用不是不用。
畲田作物有麦、粟、豆、芋、苕、火米等数种，均为粮食类产品。从现有诗文看是实行麦、豆或者豆、粟轮作复种的。“巴童指点笑吟诗，畲馀宿麦黄山腹”(22)，宿麦即冬小麦。“自言楚越俗，烧畲为旱田。豆苗虫促促，篱上花当屋。废栈豕归栏，广场鸡啄粟。新年春雨晴，处处赛神声”(23)。新年过后春雨初晴豆苗正长，显系冬豆无疑。巴蜀之地自西汉以来就已实行麦豆复种，而如所周知，唐代从事畲耕的多是逃户，系从精耕细作区而来，具有麦豆复种的耕作传统与技术。因此，畲田中既有冬作麦、豆，夏作就更不可能空闲。粟是夏作秋收作物，与冬豆轮作正相宜，“水可灌田一区，火可烧种菽粟”(24)，菽即豆，可见冬豆、夏粟轮作复种无疑，而与冬麦轮作的作物只能是大豆。范成大谓畲田耕作“春种麦豆，作饼饵以度夏，秋则粟熟矣”，并赋诗描述说“麦穗黄剪剪，豆苗绿芊芊。饼饵了长夏，更迟秋粟繁。”(25)按诗及序中所写麦豆俱当成熟并可收之以度长夏，在南方而言，绝非春播，因此颇疑范成大诗序传写有误，似应为“冬种麦豆……秋则粟熟”。豆类作物参与轮作复种以补偿地力，正是唐代认识到豆类作物的肥田作用后形成轮作复种新技术的特征之一，从前引的唐人诗句看来，利用豆类轮作补充肥力的技术显然在畲田耕作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根据出土画像砖资料，从远古到魏晋时期长江上游地区作物的收割习俗并不是齐根收割，而是只收取作物上部的籽实部分，部分山区至今仍是如此(26)。这种长期相沿形成的收割习俗，逃户们即使逃入山区也并不会改变，而且至到唐代，山民们的生活用柴主要依赖于樵采而不是庄稼秸杆，山民们也没有改变收割习俗的原动力，因此，山民们对籽实收割后留在地里的下部分庄稼秸杆，一般是采取砍斫、焚烧一即烧畲实现了部分秸杆的还田，这是一种相当有效的制肥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轮作复种的肥力保障。
畲田耕作中有无田间管理也是一个问题。古代农业田间管理的项目有除草、施肥、松土、培土、保墒、防涝、驱鸟除虫等多种，其中以除草、松土、培土等几项最为频繁，都需要使用锄头，因此，田间管理以用锄为最重要。从现有唐代畲田作物看来，冬作麦、豆因苗期在冬天，杂草已不生长或生长迟缓。无碍苗稼，无需锄草等田间管理。至于夏作粟、豆、芋等作物是需要一定的锄草等田间管理措施的，“水苗泥易耨，畲粟灰难锄”(27)，这里诗人用“互文”(27)的手法指出了水田、畲田耕作中除草难易程度的不同，表明畲田中确有锄草等田间管理过程。陶渊明“种豆南山下”之诗，说明山田种豆必须锄草，否则就会“草盛豆苗稀”。因为麦、豆属C3类植物，杂草多属C4类植物。这两类植物的生物学特性差异很大，“C4类植物比C3植物具有更高的水分利用效率和氮素利用效率”(28)。如果不锄草，一定会出现草盛豆苗稀而无收的情况，因此，“种豆锄草”对于农人而言，早已是一种生产习惯。而种芋，则要“有草锄之，不厌数多。治芋如此，其收常倍”(29)。芋，自汉以来就是蜀汉一带广为种植的原生品种，北方种芋技术乃是由南方传人，可知种芋锄草本也是南方常习。
大泽正昭据元稹“田畴付火罢耘锄”(30)、自居易“畲田涩米不耕鉏”(31)、刘禹锡“巴人拱手吟，耕褥不关心”(32)的诗句认为唐代畲田缺乏田间管理，这与事实不符。若任由草、苗同长，草盛苗秽，不要说倍收，即使想正常收成也不可得，更别说“秋粟繁”了。尤其逃户们本就具有精耕细作的传统，本性难移，不可能一逃到山区就抛弃了长期积习，所以，不耕锄与农民的生产习惯委实大相径庭。
4 唐代南方畲田耕作技术的再考察
上述三诗，应结合全诗及实际情况来理解。元稹诗是实写，贾氏云“春锄起地，夏为锄草”，这是北方的技术系统，起地是为保墒，但长江流域水份充足，无需起地保墒。经烧畲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杂草不生，无需耘锄，故为“田畴付火罢耘锄”之句。自居易“畲田涩米不耕鉏，旱地荒园少菜蔬”诗句非写实诗，乃是感慨当地人去地荒、乏人经营的苍凉情景，所蕴真意其实是说如果人不去则地就不会荒，就会有人在田、园中耕锄种植。白氏另一首诗“衣斑梅雨长须熨，米涩畲田不解锄”(33)，就明确说明了畲田中必有耕锄。通解自诗，乃是感慨在梅雨之时农人还要衣物长熨、畲圈常锄以致不得片刻休暇之意。其中“不解”一语，并非“不理解”、“不知晓”之意。而是“不放下”“不松开”之意，与“衣不解带”之“不解”的用法类同，适足以与前句“长须熨”之句相搭配。在此梅雨季节“不解锄”的目的是松土与培土，防止土地板结并预防水土流失。刘禹锡之诗名《畲田行》，也是一首写实诗。前后诗句为“何处好畲田，团团缦山腹。……下种暖灰中，乘阳拆牙孽。苍苍一雨后，苕颖如云发。巴人拱手吟，耕耨不关心。……”按北方技术系统，雨后即当锄，既为保墒亦为锄草。但南方只为锄草，若无草。有雨亦可不锄。只有在久雨之时，才需起沟排涝，即使无草，也必须锄地松土以防土地板结而影响收成，故白居易才有“衣斑梅雨长须熨，米涩畲田不解锄”的感慨。刘禹锡诗中“下种暖灰”之数句，指出正是烧畲不久新种刚播、作物萌芽、杂草不起之时，虽有一雨，亦不如北方那样急于在雨后锄地。另外，从诗中可知所种作物是“苕”，此即贾思勰所记南方物产之“藷”，此物“南人专食，以当米谷”(34)。北宋《图经本草》中称为“山藷”，是一种原生于两广和福建的本土品种，并非后来在明代传入的蕃薯(35)，蕃薯后世亦俗称“红苕”、“地瓜”等，但与唐诗中所云之“苕”同名而异物。“苕”类作物的特点是：“甘藷，……扑地传生，一茎蔓延至数百茎，节节生根。一亩种数十石，胜于种谷二十倍。”“春夏下种，初冬收入，枝叶极盛，草葳不容，其间但须壅土，勿需耘锄，无妨农功。”(36)可见其生物特性是生长极快，可采用“扦插”技术繁植栽种，尤其雨后繁殖更快，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覆盖地面，杂草的生长速度也不及它快。因此，种苕只需培土，无需耘锄。“下种暖灰中，乘阳拆牙孽。苍苍一雨后，苕颖如云发”之句描述的正是苕藤“扑地传生”的景况。如上所言，种植“苕”这种作物，根本不需耘锄，当然可以“巴人拱手吟，耕耨不关心”，但它仍然需要培土，有其相应的田间管理过程。诗中刘禹锡以其习见的北方生产状况与南方畲田生产作了一种现象比较，意在说明南北方生产方式、生产习俗的不同，并非指畲田中就没有了田间管理。总之，畲田中耕耨不耕耨需视季节、作物品种而言。若种苕，自不需耕耨，只须培土；若种粟、豆、芋等。则需耕耨。所以，上述数诗句并不能用以说明畲田中没有田间管理，却正好说明了畲田实是有相应田间管理的，只是需要何种管理要视季节与作物的情况而定。
唐代的锄已是现代构架的鹤嘴钢锄，松土、培土、锄草的效率很高，可日锄一、二亩地，农家的三、五亩畲田，一个劳动力锄一遍草也就是二、三天即可完成。“药圃妻同耨，山田子共耕”(37)，可见家庭劳动力都参与了生产。如是，三、五亩畲田锄一次草的工作最多一、二天就完成了。按《齐民要术》，粟、豆锄草十遍“便得八米也”(38)。最多锄草十遍，则畲田田间管理的劳动量最多二十个工作日，加上翻耕、播种、收获等，三、五亩山田一年的全部工作日也就是三十多个工作日，且分散在不同季节完成，一个成年劳动妇女即足以完成这一全年的田间管理工作。因此，畲田耕作实不足以成为家庭劳动的核心与重心。
总结而言，唐代畲田耕作具备深耕、锄草、松土、培土、复种等技术环节，较之平原地区的耕作系统只减少了制肥、追肥等环节，但却有倍收之效。由于框锯、铁搭、鹤嘴锄等高效率钢制农具的使用，三、五亩畲田的粮食生产。全年劳动量仅三十多个工作日，并非家庭劳动的重心与核心，山民们有足够的劳动时间从事其它行业的生产。如前所考，唐代山地旱作技术已呈现相当程度的精耕细作水平，犁耕农业的深耕耙耢、田间管理、复种技术等均在畲耕作业中得到了相应程度的应用。唐代畲田耕作固然引发了生态方面的一些不良影响，但其技术内涵却并不见得落后。
5 唐代南方畲田耕作技术的再考察
Swidden in T' ang (618—907) China
Zhou Shangbing
(Humanities College,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200234)
Abstract: leavers and refugees are the body of swidden agriculture practitioner. Using tools such as denti- form harrow, frame - saw, and pecker, they undertake intensive cultivation, but cultivating plants is not their main work.
Keyword:T'ang dynasty; Swidden; Intensive Cultivation.
注释：
(1)冻国栋：《唐代人口问题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第281、284页。
(2)《全唐文》卷22，陈子昂《上蜀川安危事》，北京：中华书局1983，第2133页。(3)[日]大泽正昭《唐宋变革期农业社会史研究》，汲古书院1996。其第二部分《唐宋时代的火耕农业》一节，由亿里先生译为中文。本处所引见亿里译．论唐宋时代的烧田(畲田)农业(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2)．p233．下引大泽正昭原文及其所引已注出处之原始材料，俱见亿里译文，不再另外出注。
(4)《全唐诗》卷439，自居易《夜宿江浦闻元八改官，因寄此诗》，北京：中华书局1960，第4885页。
(5)曾雄生：《唐宋时期的畲田与畲田民族的历史走向》，http：／／www．agri-history．net／aeholars／zxa／aantak．htm。
(6)(后魏)贾思勰著，缪启愉校释：《齐民要术校释》第二版，北京：农业出版社1998，第37页；(唐)韩鄂撰，缪愉 校释《四时纂要校释》，北京：农业出版社1979，第173页。
(7)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丛书集成初编本第311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第22页。
(8)《全唐诗》卷653，方干《山中寄吴十韵》，第7497页。
(9)范成大《石湖诗集》卷16《劳畲耕诗并序》，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9—713页。
(10)《全唐诗》卷229，杜甫《自西荆扉且移居东屯茅屋四首》，第2502页。
(11)《全唐诗》卷354，刘禹锡《畲田行》，第3966页。
(12)李浈：《中国传统建筑木作工具》，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第103页。
(13)李浈：《中国传统建筑木作工具》，第54页。
(14)《全唐诗》卷829，贯休《怀武夷红石子二首》，第9346页。
(15)参见中国农业科学院编：《中国农学史》下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84，第19页。
(16)董恺忱等：《中国科学技术史·农学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第384页。
(17)曾雄生：《从江东犁到铁搭：9世纪到19世纪江南的缩影(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1)。
(18)《全唐文》卷380，元结《问进士第三》，第3860页。
(19)《全唐诗》卷199，岑参《与独孤渐道别长句兼呈严八侍御》，第2054页。
(20)《全唐诗》卷382，张籍《野老歌》，第4280页。
(21)《全唐诗》卷416。元稹《酬乐天得微之诗知通州事因成四首》，第4593页。
(22)《全唐诗》卷415，元稹《南昌滩》。第4586页。
(23)《全唐诗》卷577，温庭筠《烧歌》，第6709页。
(24)《全唐文》卷381，元稹《送谭山人归云阳序》，第3874页。
(25)范成大《石湖诗集》卷16《劳畲耕诗并序》，台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9—713页。
(26)参见陈文华《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史》，南昌：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第224页。
(27)《全唐诗》卷445，自居易《和微之诗二十三首·和三月三十日四十韵》，第4985页。“互文”是古诗中常见的一种修辞艺术手法，理解时必须前后句联系才能正确理解。如汉诗“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的正解应是僦南郭北到处都在流血战斗，城南郭北到处布满了尸体”，而决不能单句理解成“战在城南，死在郭北”；再如唐诗“城南征战多。城北无饥鸦”的正解亦应是“城南城北征战多，死尸遍地无饥鸦”。前引杜诗使用了“互文”手法，必须前后句一起理解。
(28)殷立娟，李美荣：《中国C4植物的地理分布与生态学研究Ⅰ：中国C 4植物及其与气候环境的关系(J)》，《生态学报》1997(4)．p353。
(29)《齐民要术校释》第二版，第172页。
(30)《全唐诗》卷416，元稹《酬乐天得微之诗知通州事因成四首》，第4953页。
(31)《全唐诗》卷441，自居易《即事寄微之》，第4919页。
(32)《全唐诗》卷354，刘禹锡《畲田行》，第3966页。
(33)《全唐诗》卷438，自居易《得微之到官后书备知通州之事怅然有感因成四章》，第4869页。
(34)《齐民要术校释》第二版，第728页。
(35)详参李瑶：《中国栽培植物发展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84，第76—77页。
(36)原文分别见于《群芳谱》、《农政全书》，本处转引自唐启宇《中国作物栽培史稿》，北京：农业出版社1986，第235—236页。
(37)《全唐诗》卷544，刘得仁《赠陶山人》，第6299页。
(38)《齐民要术校释》第二版，第6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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