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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10-3 08:3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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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895年初,孙中山返抵香港。2月,他约聚杨衢云、谢缵泰、黄咏商、陈少白、郑士良等组成香港兴中会。3月13日,兴中会即决定乘机发动广州起义。
距檀香山兴中会成立不到四个月,是什么原因促使孙中山开始摒弃变法改良的主张,采取反清革命的手段呢?
首先值注意的是,香港兴中会乃是孙中山偕其挚友郑士良、陈少白等,与杨衢云为首的辅仁文社部分社员结合组成的。辅仁文社成立于1892年,据该社创始者之一谢赞泰记述,它开始创设,公开的宗旨以开通民智为务,而暗中经常谈论反清革命。历来竭力维护兴中会革命正宗地位的冯自由也透露,辅仁文社初创时,“以其时风气闭塞,公言造反抗清,仅与数友好秘密商谈而已”。近年已有研究者论及此事,认为“辅仁文社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含有反清革命因素的资产阶级先进政治团体,比檀香山兴中会早出世至少两年多”。它的作用所以长期被忽略,是有原因的。乙未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即被清廷列为“首逆”,行文海内外缉捕。孙逃亡日本,乍一登岸即在日本报端赫然出现“支那革命党领袖”的称呼。嗣因伦敦被难,又使孙中山在国际上崭露头角,而杨衢云则漫游南洋,至南非建方兴中会,地属边隅,故鲜为人知。1901年初,杨被清廷遣人暗杀于香港;稍后,谢缵泰又公开与孙中山闹分裂。随着孙中山在中国革命运动中威望的日益提高,革命的源头自然归之于檀香山兴中会。杨衢云及其创立的辅仁文社先著祖鞭的地位和作用,就浸假而湮没不彰了。当然,孙中山是因其早就蓄志拯救祖国,具恢廓雄豪、领袖群伦的气质,且才识非凡,胆略超群,并能一往无前地坚持斗争而成为伟大的革命领袖的,既非因缘时会,更不是因为杨衢云的早逝。但过去某些国民党人士确略欠气度,叙及早期中国民主革命历史,总是扬孙抑杨,使杨衢云长期以一个才识平庸、争夺兴中会会长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心目中。
事实上,辅仁文社多数成员的较为激进,是由于他们同檀香山参加兴中会的人们的身世和处境有些差别。檀香山入会的人们,生活在“风气未开,人心锢塞”的半封闭性的华侨社会里,多数是“闻革命而生畏者”。而辅仁文社成员则多数是香港皇仁书院、圣保罗书院或圣若瑟书院受过资本主义教育的知识分子,在洋行或香港政府机关供职,对清王朝的腐败无能和国家的危殆处境,有更多的紧迫感;他们又自称是“一班贯通中英的学者”,故较易于同旧传统、旧的社会体制决裂。但这并不意味孙中山是受辅仁文社的激进态度的推动而迈向反清起义,而是说孙由于结交了和自己经历相似、志趣相同的朋友,因而开始越出了维新改良的藩蓠。
应当提出,孙中山等同辅仁文社部分成员结合所产生的明显效应,是香港兴中会所拟订的《章程》,与檀香山的《章程》比较,有了根本的变化。
檀香山《章程》指责清朝统治者“乃以庸奴误国,涂〔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香港《章程》改为:“乃以政治不修;纲维败坏,朝廷则鬻爵卖官,公行贿赂,官府则剥民刮地、暴过虎狼。盗贼横行,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呜呼惨哉!……”在该《章程》第二项内,又重复指出“今日政治日非,纳维日坏……”。前者只指责“庸奴误国”,而后者则申斥清廷“政治不修,纲维败坏”,矛头直指整个朝廷和官府,明显地表露了反叛朝廷的意向。前者行文措词,还酷似忠臣义士犯颜直谏、冒死陈言;后者则颇有点发檄讨伐的气势了。
其次,作为“三合会头目之一”的郑士良以及丘四、朱贵全等会党首领的参加,也是促使兴中会态度转向激进和迅即决定发动起义的一个因素。香港兴中会成立时,恰值清海陆军溃败,清廷决定屈膝议和之际,政府信誉狂跌,社会杌阻,人心浮动;因对日作战而招募的兵勇面临遣散的忧虑;三合会众萌生不轨之心。郑士良等当然会将这些动态带入会内,成为诱发孙中山、杨衢云等乘机起义的因素。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助推力量,即以何启为代表的若干香港上层人士的支持。何启这位具有在港华人领袖地位的香港议政局议员为什么充当兴中会起义的幕后策划者,其原委尚待探寻,而他为起义运筹帷幄的事实,则确凿有据。他不仅替兴中会撰写起事《宣言》及疏通香港政界人士和报界主笔,甚至在1895年8月29日兴中会开会议决行动计划的会上,转到前台,充任会议主席,议定起义有关事项和厘订临时政府政策大纲。同时,曾任香港议政局议员黄胜的儿子黄咏商、女婿韦玉(1896—1914年间任议政局议员)等头面人物,也为兴中会的起义输财献策。由于他们的赞助,遂获得香港《中国邮报》即《德臣西报》编辑黎德(T.Reid)和《香港电讯报》又称《士蔑西报》编辑邓勤(C.Duncan)、助理编辑高文(T.Cowen)等给以舆论支持。这几个编辑陆续在他们的报纸上刊发消息和评论,透露中国的改革党人将在广东发动事变,示意事变获致成功将使清政府一贯执行的排外方针随之废除,西方对中国的贸易将得到发展。故而呼吁列强支持革新党人的举动。关于革新者对政权机构的主张,1895年3月18日《德臣西报》的陈述是:“就国家而言,没有提出要建立一个共和国。正如改革党提出的那样,中央政府应包括皇帝和三位主要的国务大臣。皇帝应出自哪一个古老的家庭,显然是以后考虑的事情。”这些评论和消息,旨在争取列强、特别是英国对兴中会起义的了解和同情,预防重演当年英、法、美等帮助清朝倾覆太平天国的故事。
还值得提的的一个曾秘密参与兴中会起义策划的人物,即那个进士出身,因包揽“闱姓”而暴富,机诈叵测,一心想当皇帝的刘学询。孙中山们设农学会,刘曾厕身于发起人之列。与孙中山交往,不时流露觊觎非分之心,且自比于朱元璋、洪秀余。当他获悉兴中会行将起义,便向孙中山建言,趁广东官方收解“闱姓”饷银的时机,加以劫夺以充军用。据陆皓东被捕后供伺可知,兴中会是计划采用这个措施的。
上述情况表明,香港兴中会成立伊始就决计发动起义,是孙中山同辅仁文社的部分成员结识,鉴于因甲午战争败绩而导致的人心浮动和社会机陧的情势,已为起义提供了可乘之机而仓促作出的决策。为筹划起义,招雇散兵汰勇和会党分子以及购置军火等,则需要大量钱财;疏通社会各阶层的联系以利于开展活动,又不能不仰仗有地位、有影响的头面人物。因此,以何启为代表的香港上层人士,以刘学询为代表的广东地方绅衿,很自然地成了孙中山所不能不倚重的力量。于是,起义的进程和所要实现的任务,也就难免不以何启等人的意愿为转移,并受到刘学询一定的制约。这就表现在《德臣西报》和《士蔑西报》对行将出现的广州起义的报导和评论里,也只是提到起义获胜后将要以一个有效率的、与列强友好相处的新王朝以取代清王朝,而不曾提出要建立共和国。所以,确切地,1895年乙未广州之役,还只能说是一次反满运动,基本上不具备民主革命的性质。
然而,也不能认为孙中山内心完全同意何启的主张,在一定场合,他仍然吐露了要在中国建立共和国的愿望。据日本驻香港领事中村恒次郎致外务省通商局局长原敬的信函,从1895年3月1日起,孙中山曾多次到日本驻香港领事馆,向领事中村恒次郎申述兴中会起义事项,请求日本给以武器援助。在交谈中,孙中山申述了他的使两广独立为共和国之说;还提到“他们的组织称为‘兴中会’……统领乃广东省海南岛人(原文如此——译者)康祖诒(儒者,他的著作被禁止印行)、原任驻神户领事吴某(逸名,号汉涛)、曾纪泽之子、栞等四人。小生问成功之后谁为总统,则告以尚未考虑及此。”这说明孙中山在当时确有建立共和国的设想。但他为什么又容忍黎德等报刊编辑遵循何启的意图,在报上宣传起义后将建立由皇帝和三位主要的国务大臣组成中央政府的最高权力机构呢?这看来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1)乙未广州起义含有很大程度的冒险性和侥幸一搏的因素。此时孙中山的脑际虽然有了共和国观念,但对于建立共和国需要实行什么样的国家政权体制和相应的社会改革,并没有完整、系统的蓝图;而准备起义,又必须倚仗何启等人的支撑和筹划,因而他不能不对何启的意旨持容忍的态度。
(2)与孙中山提出建立共和国愿望的同时,他把康有为、吴汉涛和曾纪泽的儿子与他同列为兴中会的四大统领。尽管这与事实有出入,但却表明,在他的脑海内,主张维新改良的人士和清朝的世家官宦,都可以同他协作共事,一道执掌共和国的国政。显然,此时孙中山虽然开始憧憬着在中国建立共和国,但却与倡维新改良的人们、封建世家官宦似乎没有政治上的界线。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仅仅开始产生了共和国的意念,而没有形成粗具体系的民主革命思想。
即便如此,孙中山开始萌发在中国以共和国取代封建王朝的意念,是弥足珍视的。确切地说,乙未广州起义还不具备民主革命的性质,但就孙中山已经准备楬橥共和国旗号这一难能可贵的举措来看,这次起义是理当视作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滥觞。
乙未败后,孙中山没有气馁,而是更为执着地寻求实现共和国的途径。1895年10月杪,他偕郑士良、陈少白到达日本,开始了长期流寓海外的逋逃客的生涯。旋又断发改装,重至檀香山,继登美国大陆,自西徂东,横渡大西洋,于1896年9月至英国。10月,经历了十二天的“伦敦被难”,孙中山开始以一个勇于为祖国的更新和富强而献身的革命家形象,出现于国际政坛上;他本人也因此而增强了反清革命的信心。后来,他追述当时情况称:“伦敦脱险后,则暂留欧洲,以实行考察其政治风俗,并结交其朝野贤豪。两年之中,听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于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此三民主义之主张所由完成也。”这段记述,有可信者,有不可信者。可信者,是他被难后,逗留英国,大部分时间往大英博物院等处,认真研读西方有关政治、经济、法律、外交、军事以及工、矿、农牧等各方面的书籍,间或参观、考察英国社会状况,故“所见所闻,殊多心得”。不可信者,是那次他只在英国盘桓约七个月,而不是两年,也没有到过欧洲诸国。大约是他在撰写那份《有志竟成》的自述时,信手把辛亥武昌首义以前又有三度旅行欧、美的见闻心得,全都挂到伦敦被难后那次经历上去了。所以,史扶邻在他的著作里写道:“我怀疑,三民主义在这时并不象二十多年后他(指孙中山——引者)所回忆的那样已明确地形成。”据实而论,辛亥前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至1903—1905年间才可说基本形成。
1897年8月,孙中山重抵日本,结识宫崎寅藏、平山周等。在交谈中,他声称:“余以人群自治为政治之极则,故于政治之精神,执共和主义。”又说:“且夫共和政治不仅为政体之极则,而适合于支那国民之故,而又有革命上之便利者也。”表现了孙中山对创立共和国的前景抱乐观态度。
然而,在19世纪末,无论是在国内还是海外的华侨里,闻革命与共和而不掩耳骇走者,确属凤毛麟角。孙中山在《有志竟成》里写道:“日本有华侨万余人,然其风气之锢塞、闻革命而生畏者,则与他处华侨无异也。吾党同人有往返于横滨、神户之间鼓吹革命主义者,数年之中而慕义来归者,不过百数十人而已。以日本华侨之数较之,不及百分之一也。向海外华侨之传播革命主义也,其难固已如此,而欲向内地以传布,其难更可知矣。内地之人,其闻革命排满之言而不以为怪者,只有会党中人耳。然彼众皆知识薄弱,团体散漫,凭借全无,只能望之为响应,而不能用为原动力也。由乙未初败以至于庚子,此五年间,实为革命进行最艰难困苦之时代也。”所以,他深有感触地感叹:“当此之时,革命前途,黑暗无似,希望几绝”。在这艰困时代,孙中山不能不继续同何启和刘学询为代表的两种势力保持联系,又致力于争取康有为一派的合作。这样,当1900年因义和团反帝斗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所引起的动荡局势出现时,孙中山又以时机已至,组织了一次格局与乙未之役基本相同的反清起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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