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学】客家文脉代代传 蟾宫折桂写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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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家博物馆内的私塾雕像。

　　张资平故居“留馀堂”。

　　人文秀区“攀桂坊”。

　　梅江私塾
　　“蟾蜍罗，咯咯咯，唔读书，冇老婆。”这句熟悉的客家童谣唤起了多少人童年的回忆：小时候搬一张小板凳，坐在围龙屋的大门前，望着池塘边伫立了100多年的楣杆夹，听着老人们讲先辈勤奋读书中举的故事……
　　旧时，嘉应州被称作“蛮荒之地”，地处偏远的山区，山地多平地少，并没有丰富的物产，但却盛产读书人。“梅人无植产，恃以为生者，读书一事耳，所至以书相随”。由于读书氛围浓厚，在科举考试中涌现许多人才，黄遵宪、李象元、林风眠、张资平等纷纷通过科举走上仕途，嘉应州日渐成为文化繁盛之地。
　　据考证，清代的嘉应州，书院、学宫、私塾、社学、义学等各类学校遍及城乡，有“十室之邑，必有一校”之说。而梅江区地处古代嘉应州的核心区，亦是其文化繁盛的中心，“攀桂坊”“红杏坊”等人文秀区的存在便是最好的佐证。
　　●南方日报记者 陈萍 摄影：何森垚
　　梅江区委宣传部对本文亦有贡献
　　沿革
　　始于北宋兴盛在明清
　　在历史上，客家人视求知为人生的头等大事，因而形成了“宁愿挑担、卖柴、做苦力，也要供子弟读书”的优良传统。
　　在梅江区，乃至整个梅州市，书院作为古代特有的教育组织，由最初的民办学馆逐步变为由朝廷赐敕额、书籍，并委派教官、调拨天穆和经费等半民半官性质。为适应崇文重教之风，各地纷纷办学，乡村中有数十户村民、有10名以上学龄儿童之地必办有学馆，也有称“书室”“书院”“书屋”，因为学馆不属县学掌管，故通称为“私塾”。私塾和书院都是在私学基础上发展形成的，都继承了民间自由讲学、教书育人、发展学术、创立学派的可贵传统，可谓一脉相承。
　　北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年），左谏议大夫刘元城因直言黜奸，遭谪梅州。他上任不久便在梅城设“梅城书院”，且亲自招生授徒，这是梅城第一间书院。他北归后，邑人特将此书院易名为“元城书院”，以纪念他的兴学功绩。宋崇宁二年（1103年），由知州滕元发在程乡县县城西区（今梅江区西郊街道办事处）建一学宫，内设文庙、明伦堂，即人们所称“孔子庙”，当时被视为最高学府。以元城书院为起点，书院、义学和社学如雨后春笋在梅江区蓬勃发展。
　　古代免费的公共教育场所，乡间称“义学”，亦称为义塾；城区的称“社学”。明嘉靖元年（1522年），广东督学魏校重视地方教育，任命梅州训导张贤认真整顿“社学”，下令废寺庙兴教育，改设“社学”，遂令全县社学大有发展。
　　官学的蓬勃发展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私塾的兴盛。据考证，清代的梅州中心（即现在梅江区），书院、学宫、私塾、社学、义学等各类学校遍及城乡，有“十室之邑，必有一校”的说法。据统计，有书院8间、社学4间、义学10间，还有不明其数的私人学堂、书斋、书屋、书室等。河北籍嘉应知州王之正曾在其著述中这样赞叹嘉应州教育：“士喜读书，多舌耕，虽穷困至老不肯辍业。”他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立“人文秀区”牌坊于署前街，以志梅州文风之盛，彰显出梅州浓厚的文化底蕴。
　　随着清末民初新学的兴起，各地的书院、学堂面临着改制或废弃的命运，一些科举名流开始改革私塾、创办新学，继续传承文教事业。在梅州，黄遵宪在东山书院旧址创设嘉应第一所师范学校——东山初级师范学堂，专门培训嘉应五属的师资人才。
　　元城书院的设立，是在蛮荒之地降下的一场甘露，助长了梅州的文教之气，让崇文重教的观念深深植入了客家文化的骨髓里。自北宋以来，在现今的梅江区辖区内，目前可考或留存的所有家族式学堂、书屋、书房、书斋、精舍等形式的私塾就有269间，民间流传很多与私塾有关的名人轶事。
　　“客家先贤为了家族兴旺倾力创办族学、培养族中子弟，一旦有子弟蟾宫折桂而取得功名，往往是全宗族的荣耀。”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博士周云水说，以族学为主体的私塾在梅州的文教传承方面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从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年）到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千余年间，梅州荣登科第者中进士283人（文进士224人，武进士59人），选翰林院学士33人，举人1654人，解元17人，廪生、贡生、秀才16479人。
　　兴盛
　　儒家文化与自然环境共同作用
　　“风卷黄河浪，摇落岭南霜。月照思乡路，客民走四方。问我哪里来？中原是故乡。”梅州大型山歌剧《客魂·家风》真实再现了中国历史上的一大移民壮举——客家人的迁徙。客家人从中原来，历经了五次大迁徙，来到了今天的福建、广东等，开荒辟地，建设家园。
　　在客家话里，称绳子为索，脸为面，称吃为食，走为行，柴为樵……定居异乡千百年后，客家人却乡音不改，以至于时代更迭了无数回，与当地语言杂交了无数回，口音仍旧和古时中原的祖先相差不多。不仅是口音，在思想观念上客家人也保留着原汁原味的中原特色。
　　耕读传家，是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了儒家在士农工商诸业选择中基本的价值追求和人文关怀，而在客家人的心中，“耕读传家”是本族的传家宝之一，客家人敬仰儒学，重视教育。儒家思想的根在中原，客家人的家在中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客家人一脉相承着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
　　私塾作为民办教育的初级形式，是客家族群传统耕读家风的文化载体之一。“‘耕读传家’在客家人看来是正统文化，客家人有崇文重教的这条文脉，因此在旧时的嘉应州，私塾遍地，在社会发展的各个时期政界、文坛等都能有客家人的身影。”梅江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巫繁星说。
　　传承中原文化对教育的重视，是客家人文脉兴起的内因，而外因则与生态环境、社会环境也有密切关系。
　　古时候的南方，被人称作“南蛮之地”，山多地少，不比靠海的地区，有丰富的海洋资源和对外联通的渠道，也不比平原地区，有丰富的物产，随着社会的发展，家族人口繁衍与人均可耕地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客家人想走出去，只有通过读书中举才能实现，“生存的基本需求迫使客家人在不断迁徙的过程中，追求生计方式的转变，以农耕为最后的防线，争取在读书取士中获得向上的社会流动。”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博士周云水介绍，从社会环境来看，宋元之后的官吏选拔制度，推行面向普通民众的科举考试机制，这为客家族群注重耕读家风的传承提供了外在的动力。
　　影响
　　科举贤才世辈出文脉不断绵延长
　　明郡志云：山寺栽松柏，家贫好读书。这是客家地区重视教育的真实写照，大量的客家弟子通过科举考试之路走上仕途，改变了家庭的命运，更有甚者推动了时代的发展。从私塾走出去的有不少相当影响力的文化大家，其中梅江区有黄遵宪、李象元、梁伯强、林风眠、黄药眠、张资平等翘楚，对奠定梅州文化之乡的基础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播撒了文明教化的种子，也为国家和社会输送了一大批的人才。
　　从明代中叶开始兴学育才至清中叶进入鼎盛时期，据有关史籍记载：清乾隆年间（1736—1796年），梅州读书人口已占总人口1/3，特别是到了清代中叶，梅州学风鼎盛，清初至嘉庆年间，应童子试者不下万余人。“一科五进士，一腹三翰林”，兄弟同科三进士，五科连解、公孙三进士、公孙三翰院等，传为历史美谈，清代状元吴鸿督学广东时，盛赞梅州“人文为岭南冠”。
　　私塾与书院、社学、官学等其他类型学校一起构成了庞大的教育体系，使穷乡僻壤的寒门学子凭科举踏进仕途，获得功名利禄，实现人生价值；当这些人走出去的同时也会回过头来扶助家乡，重视家乡教育事业，利用自己所掌握的社会资源为当地的教育添砖加瓦。
　　“1898年，黄遵宪被罢官回乡，他把生命的最后历程留在了攀桂坊，创立了嘉应兴学会议所，创办东山初级师范学堂，派出留学生赴日留学，推动与世界接轨的新式教育在梅州展开。”醉心于研究攀桂坊历史的黄童老先生今年已经88岁高龄了，讲述起当年攀桂坊私塾教育的辉煌历史仍滔滔不绝，当年在黄遵宪家的私塾教书的老师必须得是留洋回来的，不仅教传统的文化知识，还要教授解剖学、数理化等新知识，对培育具有开阔视野的人才起到了重要作用。
　　私塾不仅促进了文教事业的向前发展，从客家宗族文化认同方面看，以家族为办学主体的客家私塾对于稳定家族关系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本宗族成员在幼年就得到族规家训的熏陶，通过传承优良的家风完成必要的社会化过程，最终达成修身、齐家、治国和平天下的理想，有利于本宗族和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
　　走进嘉应学院的老校门，100米后右拐，便出现了一座气势恢宏的老屋，这是中国现代言情小说的开山鼻祖张资平的故居——留馀堂，屋前醒目地伫立着一字排开的七对楣杆夹石，它们仿佛无声告诉我们，留馀堂主人的不简单。
　　留馀堂廿一世孙张振孟老人介绍，留馀堂有三间私塾学堂，分别是詠花书屋、望岁居、松云精舍，从这里走出去的张氏子孙活跃在国内国外的政坛、文坛，其中不乏响当当的人物，“三代官费，博士家声”说的就是留馀堂，正是由于对教育的极为重视，张氏家族世代不断文脉香火。
　　“从历代王朝礼治教化的角度看，客家私塾从童蒙养正入手，不但起到了宣导儒家伦理的作用，而且提高了客家民众认知自然和社会的能力。”周云水博士说，私塾的兴盛，改变了当初蛮荒瘴疠之地的面貌，提升了群众的文化水平，随着客家人下南洋，私塾文化还被带到了异国他乡，有利于文化的传承和交流。
　　作为嘉应文风鼎盛、善学重教的象征，客家私塾承载的办学精神和教育体制无疑是一笔巨大的文化遗产。当前，湮没和散落在历史巷陌中的众多私塾旧迹，如能得到修葺或恢复原貌而重拾精彩，则能让这些曾经氤氲着书香的私塾重新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不仅可以教化后人传承客家耕读家风，而且对梅州的文化旅游开发起到重要的作用。
　　■史话
　　攀桂坊：翰林进士辈出的人文秀区
　　在梅城的江北东郊，有一片不为人知的文化宝地，它从宋元时代款款走来，历经沧海桑田、岁月变迁，如今被包围在一片高楼大厦之间，昔日书声朗朗的长巷里只有翠绿的苔藓还在热闹地生长，曾经散发出氤氲人文气息的书屋只剩下断壁残垣的坚守。
　　这片土地有个隽永的名字——攀桂坊，它是名副其实的人文秀区，“攀桂”是“攀蟾折桂”之意，蟾指月宫，攀登月宫，折取桂花，寓意士子登科及第。这一梅城人文社区除培养出黄遵宪这位客家历史名人外，还培养出三位翰林，包括进士、举人、贡生等有功名的文人上百人，史上梅州（含今梅州市梅县区、梅江区）翰林18人，从攀桂坊走出的就占了3位，其中李仲昭殿试中取嘉庆七年壬戌科二甲进士第一名，名曰传胪，仅次于一甲的状元、榜眼、探花。授职翰林的还有嘉庆十年乙丑科进士李黼平和道光二十年庚子科进士李载熙，在这里留下了李黼平、叶璧华、李光昭、黄药眠等著名诗人的生活足迹；攀桂坊还是梅州近代教育的策源地，见证了梅州从科举到现代教育的辉煌……
　　在攀桂坊的每个姓氏祠堂门口，都曾有记载这种科举荣耀的楣杆夹石，虽然大部分夹石已被雨打风吹去。楣杆夹石的受损，文献记载的零散，使攀桂坊科举人才的统计已成难度颇高的工作。然而，只要走访黄遵宪、李仲昭、李黼平、李载熙、萧系尹、杨仲兴所在的家族，就会发现，每个家庭曾走出至少五六名进士、举人、贡生。这不是一种偶然，这是攀桂坊对书香门第的最好阐释。
　　这里毗邻梅江，周溪和州城护城河的水系围绕着攀桂坊，水乡的灵秀和交通方便吸引着先民来这里安家落户。来此定居的居民姓氏有黄、张、杨、李、谢、萧、钟、侯、古、卜、饶、梁、陈、彭、薛、翁、丘、黎、宋、林、伍、熊，其中杨姓又分老杨（关西堂）和新杨（绍德堂），实际共24个姓氏在这里聚族而居，和平共处。据调查，杨、古、卜、侯、翁是攀桂坊比较古老的姓氏，在这里生活了大半辈子、年过八旬的黄童老先生认为，“未有梅州城，先有杨古卜”的客家民谣，可能就来源于攀桂坊的杨姓（老杨）、古姓、卜姓居民的久远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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