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江纵队专题

鹏城浪子

1937年东江纵队司令曾生在中山大学的毕业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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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城浪子

1937年12月22日，日军在大亚湾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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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城浪子

1939年曾生任惠宝人民抗日游击队总队长时，与夫人阮群英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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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海员慰问团慰问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时合影，二排中是司令曾生，右是政委周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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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城浪子

东纵北撤前，司令曾生、副司令王作尧和政治部主任杨康华(从左至右)在宝安葵涌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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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纵司令曾生(左)和政委林平在记念东纵成立四十周年年记念大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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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8日，日本军机飞越香港上空，轰炸啟德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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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代的廖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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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一年部分文化人在香港合影。左起：陈歌辛、瞿白音、夏衍、丁聪、何香凝、廖梦醒、欧阳予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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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荷

秘密大營救
◎ 連貫

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美國海軍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了。次日凌晨，日軍開始進攻香港。12月25日，香港陷落，形勢發生急劇的變化。
太平洋戰爭爆發當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周恩來同志即曾先後兩次電示廖承志等，迅速做好應變準備，務必將遭受國民黨當局政治迫害而聚居在香港的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搶救出來。以後又分別多次電示中国共产党南委、中国共产党港澳地區和東江游擊隊負責人，指出滯留在香港的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是民族的精華，應不惜一切代價，將他們從戰火中搶救出來，經廣州灣（今湛江）或東江轉入後方安全地帶。於是，為把大批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從日軍屠刀下的香港搶救出來的一場驚心動魄的戰鬥，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南方局周恩來同志的組織指揮下，秘密而迅速地展開了。

部署
按照港戰初起時的計劃，我出席了有廖承志、中国共产党南委副書記張文彬、中国共产党粵南省委書記梁廣和中国共产党中央派來香港工作的劉少文等同志參加的會議，共同研究部署營救民主人士和文化人的辦法和領導分工。當時大家都估計到，日軍早已知悉香港有一批抗日進步文化名人和愛國民主人士，必將進行大規模的搜捕。因此，形勢是嚴重的，時間是緊迫的。必須趁敵立足未穩，情況尚不熟悉之機，以最快的速度進行營救。
早在日軍開始進攻九龍之時，廖承志已根據南方局的指示，派喬冠華、葉以群到九龍，把找到的文化界人士都送到香港，為他們尋找住處隱蔽起來。與此同時，我也通知了原住香港的文化人和民主人士，要他們立即搬家隱蔽，等候撤退通知。根據當時的情況，我們決定首先分頭同他們取得聯繫，設法把他們從香港營救到九龍，然後護送到東江游擊區，再從那裡轉送大後方，並即刻作了分工：劉少文同志負責香港方面的聯絡營救工作；尹林平同志負責佈置九龍到東江游擊區的護送和接待工作；廖承志和我迅速經東江游擊區到韶關和老隆，佈置在國民黨統治區的掩護地點和交通線。
這時，日軍已封鎖了香港到九龍的海面，並在香港到處設關卡，嚴查來往行人。我和廖承志、喬冠華等，在停泊於銅鑼灣避風塘的大船上，一面躲避敵人的搜捕，一面派廖安祥到九龍去找尹林平聯繫，以便安排返回東江接應和護送文化人的工作。
廖安祥原籍梅縣，出身貧苦，是一位很有俠義精神的愛國商人。他原是義順源貨棧的管理員，抗戰前夕與我相識，積極參加抗日救亡活動。香港八路軍辦事處建立之後，人少事多，廖安祥常常協助和承擔有關接船和轉送人員等其他工作，成為實際上的辦事處工作人員。他做生意賺了一些錢，要交給組織使用，我建議他裝兩艘機帆船，留作交通運輸之用。剛剛裝好兩艘駁船，太平洋戰爭爆發了，這船就趕上用場了，我和廖承志、喬冠華所坐的大船，便是其中的一艘。但可惜的是，船上的機器在日本人佔領之後，被拆下扔進海裡去了。
我們在船上焦急地等待著廖安祥的消息。1942年元旦，尹林平終於派來了李健行，帶來了一個重要情報：港九的糧食、燃料供應匱乏，日軍決定近期要疏散一批港九居民到內地去。這正是我們把文化人和民主人士搶救出港的好機會！廖承志立即將這個情報通知了劉少文，並當面向辦事處的工作人員小潘等交待了一些重點搶救對象的住址等情況，再三叮囑一定要盡快地把他們安全營救出去。我也向小潘提供一些具體情況，鼓勵他要千方百計，爭取勝利！
第二天凌晨，我們在李健行護送下，躲開日軍的巡邏艇，在天亮時份抵達九龍紅磡，後在九龍旺角上海街的一幢樓房裡與張文彬、尹林平相會。這是一次「臨戰」會議，廖承志、喬冠華、張文彬、尹林平和我，專門研究了從九龍搶救到游擊區及以後的接應、轉送等各種問題。當時，在九龍半島，東江游擊隊已派人來開辟了兩條「秘密」路線：一條是從青山道經荃灣、元朗進入寶安游擊區的陸上交通線；另一條是九龍至西貢鎮，經沙魚涌進入惠陽游擊區的水上交通線。他們對這兩條路線的武裝護送、沿途食宿和安全保障問題，以及可能出現的情況，都一一作了研究，並採取了相應的措施。

第一批「搶救對象」
為了盡快地回到東江安排好接應和轉送工作，我們就在第二天一早，在李健行的秘密護送下，沿水上交通線——即由九龍至西貢鎮，經沙魚涌進入惠陽游擊區的路線，動身出境了。我們混在難民隊伍裡，出了旺角來到蒲崗墟口，東江游擊隊派出專門執行這次搶救任務的港九大隊短槍隊長黃冠芳，也正好來到墟口。
在交接任務的時候，李健行對黃冠芳說：「任務重要，多加小心！」並示意他幾位護送對象，黃冠芳很機警地領會了，他看見：一個胖子，穿著黑上衣，頭戴鴨舌帽；一個矮個子，穿著中式棉袍；一個高個子，戴著眼鏡，斯文的知識分子，知道他們就是夾在難民中的廖承志、連貫和喬冠華。黃冠芳從容地走了過去，把事先準備好的敬神用的香燭、供品等，每人拿一份，便自由自在地領著我們出了九龍城上了觀音山。
這時，難民慢慢少了，距離也拉大了。黃冠芳不免有點緊張，不知道將要發生甚麼情況，大冷的天，急得連背心都讓汗水濕透了。這條秘密路線本是他在九龍陷落前夕，親自帶人來開辟的，但畢竟是首次執行任務，而護送對象又是這麼重要的人物，所以難免有點緊張。他知道，前面的障礙還多得很，他們不但要闖過日軍設卡的啟德機場和漢奸、土匪猖獗的西貢鎮，還要夜渡日軍炮艇橫行以及海盜作亂的大鵬灣！難民隊伍從觀音山轉到牛池灣，黃冠芳注意到，手槍隊中隊長江水率領一支武工隊員已等在那裡接應他了，心裡才踏實了一些，並悄悄地向江水作了「移交」。
因為從牛池灣到西貢大環村要經過九龍坳，日軍在這裡的警戒很嚴，時常有巡邏隊出沒。為防止意外，江水他們研究過，安排一個短槍隊在前偵察開路，其餘殿後警戒，如發生意外，前後火器交替掩護，邊打邊撤，無論如何也要保證護送對象的安全。但在這次通過時卻並未發生任何情況，只是從九龍坳到西貢鎮這段路中，因為要經過英軍撤退時埋過地雷的一段公路，所以走得比較慢些，但有老鄉帶路，終於還是安然通過了。由於充份發動了群眾，對土匪、爛仔採取了用武力驅趕和政治瓦解相結合的方針，過西貢鎮時也未遇到嚴重干擾，這樣，我們於當日下午五時順利趕到了大環村，準備東渡大鵬灣。
早已作好準備工作的港九大隊大隊長蔡國樑親自到大環來匯報了情況。廖承志想趁此觀察一下海上形勢，要求第二天白天渡海。蔡國樑認為，晚上渡海可利用夜色掩護，安全系數要大得多，建議馬上行動，廖承志同意了。這時天色已近黃昏，蔡國樑又親自把我們送到企嶺下早已準備好的指揮船上。他叮囑護航隊長蕭華奎：如遇到日軍的巡邏船，要及時回避，不要主動進攻，以免影響護航任務。
從企嶺下到大鵬灣有六十至八十五里，順風順水，傍晚起程，第二天天亮前便可到達。指揮船和前衛船先後排開，保持一定距離，飛快向前行駛著。舵工全神貫注地把握著航向，及時調整風帆的角度，哨兵警惕地注意著前方和周圍的海面。凌晨三時，兩條武裝護航船順利到達沙魚涌海域。等到早晨五時，通過訊號同沙魚涌方面取得了聯繫之後，護航船才靠岸，這時，東江游擊隊惠陽大隊的十幾位便衣人員，早已等在那裡迎接我們了。
作為大營救組織者又是第一批「被搶救者」，我們終於到達惠陽大隊所在地田心村。走著同一條路線，隨後相繼到達的還有中国共产党南方工作委員會副書記張文彬和東江游擊隊政委尹林平等。我同廖承志、喬冠華等從惠陽游擊區經坪山、茶園、淡水等敵、偽、匪、頑佔據的犬牙交錯的複雜地區，先後又碰到過幾番「險情」才到惠州。
因為有了這段實踐經驗，我們更確切地知道，由於廣九和粵漢鐵路南段均被日軍控制，要把從香港搶救出來的脫險者繼續向內地更安全的地方轉移，則非經惠州北上老隆不可。老隆是龍川重鎮，東江航道的終點。從老隆西可去韶關，經湖南轉桂、黔、川；東可去興、梅、埔，轉閩西南、閩西北，並輾轉去皖南、蘇北。為了盡快地在韶關安排好一個向後方轉送的「聯絡站」，及時向南方局匯報情況，廖承志與張文彬、尹林平和我研究了建立聯絡站等轉送工作，並確定由游擊區到內地沿途的負責人：由前東特委（在惠陽）到後東特委（在老隆）一段，水陸兩條線，由惠陽縣委負責人盧偉如負責；在老隆協調前東特委、後東特委、潮梅特委之間的工作，由我負責；韶關到桂林一段，由廖承志負責；桂林到重慶一段由喬冠華負責。

原載「連貫紀念文集」

(連貫是廣東客家人)

夏荷

編者按：

港九獨立大隊遵照上級的指示，出色地完成了大營救的任務，連貫在這過程中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這段珍貴的歷史，已陸續為人知曉。然而，在這些文章後面，卻還有一個不為人知的感人故事。
廖承志接到「要想盡一切辦法搶救文化人和愛國民主人士」的指示後，和連貫等人商討營救的辦法，任務艱巨，時間緊迫，像千斤重擔壓在肩上。當時連貫的妻子韓雪明和幾個孩子還在香港，他把年紀稍大的一對兒女（女兒環琅才十四歲）送去游擊隊，然後對妻子說：「現在有很重要的任務要我去完成，不能帶你們走，你和三個孩子到老隆來找我吧。」他留下一些錢就匆匆地離家了。
連夫人帶著八歲的兒子環雄、四歲的女兒環球和兩歲的幼子環圖，收拾行李跟著難民一起上路。那是四二年初的寒冬，途中吃盡多少苦頭不在話下，最悽慘的是走到惠州時，給那些滅絕人性的強盜搶去所有的錢，連夫人帶著三個幼兒，舉目無親，身無分文，不知如何是好。
這時她在下褟的小旅館發現鄒韜奮等一些知名的文化人，聽說有船去老隆，反正已走投無路，硬著頭皮對人說自己是連貫的妻子，懇求讓坐他們的船去老隆。這些先一批到達惠州的文化人，聽這婦人說是連貫的妻子，半信半疑，心想：連貫冒出生入死之險把我們從虎口裡搶救出來，一站接一站安排得妥妥當當，他的妻兒竟然陷入這樣的困境，這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但是見這年青婦人拖著三個孩子也實在可憐，就算她是撒謊，也不忍心見死不救，於是決定帶他們一起去老隆。到達目的地，一切真相大白，眾人為之感動！由於天寒地凍，一路上風餐露宿，連貫兩歲的小兒子環圖，到梅縣後夭折。
老一代的革命家為了祖國和人民，犧牲家庭和個人利益，連貫妻兒的「逃難記」，就是其中很典型的例子。

夏荷

我的母親何香凝
◎廖夢醒

「七．七」盧溝橋事變後，母親在上海呆不下去了，就在一九三七年冬到了香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了香港。母親什麼貴重的物品也沒有帶，只帶了一個小小的皮包回家。許多畫稿和母親得意之作以及父親喜愛的絹繪獅子畫軸等全部棄置，終於全部損失了。
八年抗戰期間，母親流浪生活無時得到安寧，但是每一次遇到困難時，都得到共產黨方面的關懷照顧和援助。
香港淪陷後，母親和柳亞子先生等一起，乘坐共產黨方面準備的船隻前往東江。船原是機帆船，但因為當時敵人要沒收一切機器，船主無奈地拆了機器，將之沉入海。因此，這條船只得依靠兩張布帆，借風力行駛。可是出海之後，偏偏海面上一點風也沒有，原來預計兩天到達東江的，卻在香港海面徘徊多日。
船上的食水和糧食均已告罄，大家都很焦慮。船主下船去取水，途中，碰到共產黨游擊隊的巡邏隊。船主與母親商量，把這件事情告訴游擊隊，他說：「游擊隊知道您的名字，告訴他們您在船上，請他們幫忙如何？」母親說：「好，就這樣做吧。」游擊隊聽到船上有廖仲凱烈士夫人，立刻向上級報告。
游擊隊領導除了寫信表示敬意以外，還送來了煮好的雞和牛奶，寫明「請交給老人」送給母親。此外，還送了幾籮重達百斤的番薯，裝足了水，困難解決了。此時，海上風也起了，船便一路順風駛向東江的海豐。
母親當時感懷之下，寫了一首詩，《香港淪陷回粵東途中感懷》：
水盡糧空渡海豐
敢將勇敢抗時窮
時窮見節吾儕責
即死還留後世風

註：柳亞子在一九四二年一月作的《流亡雜詩》中，其中一首寫到這段經歷：
無糧無水百驚憂
中道逢迎舴艋舟
稍惜江湖游俠子
只知何遜是名流
(舟中糧水俱盡，忽值游擊隊巡邏小艇聞廖夫人在，乃得接濟，並贈魚雞乳粉，余惟優游伴食，深以為恧。)

原載《東江縱隊成立四十週年紀念專輯》

夏荷

我所經歷的營救工作
◎ 張友漁

  ……
撤離香港的文化人，都是在深夜乘黨組織準備的小船，偷渡到九龍。我們偷渡那一次，正趕上日本哨兵在九龍的渡口檢查，為躲避追捕，我們的小船不能在渡口靠岸，只好划到岸邊一個僻靜的崖壁下，由護送我的交通員先上去，然後吊一條繩子下來，我們就緊緊地抓住這個根繩子，慢慢地沿著崖壁的石縫爬上岸去。
登岸後，我們在九龍地下黨早已準備好的秘密住處，化裝成商人模樣，又到一個叫西貢的小港，上了游擊隊的船，準備渡海到對岸的沙魚涌，進入惠陽游擊區。
正當我們在海上航行的時候，迎面開來了一條大船，擋住我們的去路。大船上是全副武裝的土匪，一個個兇神惡煞，大喊大叫要「買路錢」，不然就動武。我們船上的游擊隊員早有準備，一下子亮出了武器。頓時間劍拔弩張，針鋒相對．氣氛非常緊張。那些土匪先是一愣，對峙了一陣後，見我們不是好欺負的，就把船閃開，讓我們過去。
我們到達惠陽，地下黨組織安排我在田心村一個老海員家裡。那老海員只有一個孩子，把我們當家人看待，每天給我們煮紅米、白薯吃。我們知道，在戰爭年代，這也是難得的啊！
我們在田心住了十多天，然後由游擊隊交通員帶領，步行去茶園。茶園是葉挺的家鄉，游擊隊在那裡沒有秘密交通站。在路上，我們又碰了一幫土匪，他們站在半山腰，手裡拿著槍，呼喝要我們把帶的東西留下給他們。護送我們的兩個小交通員毫無懼色，「唰」地一聲拔出了手槍，用客家話喝令他們放老實點，說我們是打「日本仔」的游擊隊，這一帶到處都是我們的人，誰要惹麻煩，日後定饒不了他！這一番話義正詞嚴，土匪聽後面面相覷，隨後不聲不響地溜了。
在茶園，我們意外地碰到了茅盾夫婦，還有與他們同行的胡風、宋之的、葉以群、廖抹沙等。他們和大多數文化人一樣，都是從九龍走陸路先到寶安游擊根據地白石龍，然後再從那邊過來的。我們兩隊會合後約有二十人左右，記得還有許幸之、周鋼鳴、沙蒙、葛一虹等。大家見面，喜出望外，互相傾吐這一段流離顛沛的生活的感受。
  ……
　　　　　　　　　　　　　　　　　　                 
原載《勝利大營救》

惠东海仔

两位辛苦了。

鹏城浪子

日本宣布投降后，驻守新界边防的日军撤离香港粉岭.

照片由本坛会员夏荷提供，特此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