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侨领胡文虎(1882~1954),祖籍福建省永定县下洋镇中川村客家人。南洋著名业家、报业家和慈善家,被称为南洋华侨传奇人物。 1882年1月16日问世在缅甸仰光。1892年胡文虎被送回永定,接受客家文化的传统教育。故乡的乳汁滋养了他爱国爱乡、求真求善的情怀。4年后,胡文虎重返仰光,随父学中医,并协助料理药铺店务。其父胡子钦是南宋著名文学家、政治家胡铨的后代。据《胡氏族谱》考证,胡铨当年因奏斩秦桧被贬而闻名于世。其后裔在战乱和饥荒中辗转迁徙,有一部份就定居在客家土楼群立的永定金丰大山。其第31代裔孙胡子钦于19世纪末冒险乘坐“大鸡眼”船,漂洋过海,只身前往仰光,悬壶济世,以中医业为生,创建永安堂国药行,深得旅缅华人的敬仰。嗣后娶李金碧为妻,生文龙、文虎、文豹兄弟三人。文龙早逝,文虎、文豹成为胡氏永安堂成功的继承者。 胡子钦1908年逝世,他临终遗嘱只有六个字:“做人要有志气。”胡文虎牢记心中。继承父亲在仰光一家中药店,在(永安堂)频临倒闭之际,他对中草药来一场大的改革,研制生产成药,成为闻名于世的“万金油大王”。为了适应国际市场的发展,胡氏从缅甸外迁到新加坡设立永安堂总行。1920年在总行开设制药总厂,生产万金油,八卦丹,头痛粉,清快水,止痛散等多种成药。上世纪30年代中期,永安堂又有新的发展,除仰光老行和新加坡总行外,还在曼谷、吧城、槟榔屿、棉兰、泗水等地设了分行。国内各大城市,如上海、厦门、福州、汉口、长沙、天津、广州、海口、惠州、贵阳、桂林、昆明、西安以及香港等也设立分行,在较大的村镇还设立特约经销处。在抗日战争中,胡文虎的虎标良药产业达到鼎盛时期,在这期间,各地最缺乏的物质,除了武器弹药,就是**。当时,虎标良药在这个时期畅销于整个西太平洋以及印度洋,包括中国东南亚以及印度这三大人口最多的市场。据经济学家估计,“虎标良药可能性的顾客相当于地球全人类的半数以上。”“万金油使胡文虎发财何止万金,而是无量数,”(引自康吉父:《永安堂发家史》香港文艺书室出版)据有关资料综合统计与分析,当时胡氏永安堂最高年产值可达叻币1.2亿元。(叻币,约值黄金1000万两)实在是当时华人首富 。虎标万金油等药,为中国和东南亚各地居家必备、老少皆知,胡氏兄弟也一跃成为东南亚华侨中著名的“百万富翁”和独一无二的“药业大王”。 虎标良药的走俏,给胡文虎带来了巨额利润,以此为资本,胡氏又投资其他企业,星系报业就是其中的一项。办报方针是“为国家服务、为抗日努力”,他主张新闻自由,开明办报,不仅使报纸办得很有特色,很有声誉,而且成为促进抗日,激励华侨爱国热情,传播祖国传统文化的舆论阵地。从“药业大王”到“报业巨子”,这是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飞跃。从1913年至1952年,他先后办起了10多家报纸,各报均以星字冠头,组成了他的星系报业王国。在华侨报业史上,星系报业以规模最大、数量最多,又创了一个侨界之最。从1913年起,胡文虎先后与人合办了《仰中光日报》、《晨报》等,在新加坡、厦门、香港、马来西亚、缅甸、印度、福州、上海、泰国,他独资创办了《星洲日报》、《星华日报》、《星光日报》、《星中晚报》、《星岛日报》、《星岛晚报》、《星岛周报》、《星槟日报》、《星仰日报》、《星巴日报》、《星闽日报》、《星沪日报》、《虎报》、《星暹日报》。这样,星系报业便成为华侨界独一无二的报业王国,在舆论上具有较大的影响。胡文虎以商业立场办报,为民众作喉舌,是直接服务于社会的重要事业之一。正如他自己所说:“不以营利为目的,专以服务为前提,宣传抗日救国,竖民众之信念。”胡文虎不仅这样说,也确实是这样做。他创办的10多家报纸,对促进抗日救国事业,激励人们团结一致,维护华侨权益,推动桑梓建设,振奋民族精神起子重大的作用。 他常说:“取诸社会,用诸社会。”“自我得之,自我散之,以天下之财,供天下之用。”他除了在新加坡马来半岛捐建10多所义务学校和中小学外,在国内先后捐助过上海大厦大学、厦门大学、广州中山大学、广州岭南大学、福建学院、广州仲凯农工学校、上海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汕头私立回澜中学、汕头市立女子中学、海口海琼中学、厦门中学、厦门大同中学、厦门中华中学、厦门群惠中学、下洋侨育中学等。在捐建国内小学方面,胡氏的计划更加宏大,他以“普及教育扫除文盲为职志”,于1935年宣布捐款350万元,10年内在全国各地建立1000所小学。到抗战爆发前,全国已建成300所小学,其中福建70所。兴建这些小学时用去经费150万元,余款200万元他全部认购了“抗日救国公债”,希望抗战胜利后将此款继续兴建小学,战后由于国民党政府币值大贬,胡文虎建千所小学的宏愿无法实现。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他在马来亚槟榔屿办的《星槟日报》顺利出版了,唯在缅甸的《星仰日报》和在荷属东印度的《星巴日报》因战争爆发,半途而废。但星系报业已是硕果累累,无疑是胡氏一生事业中的又一辉煌成就。他本人虽只读过几年书,然而能独具慧眼,把握时机,不惜投入很大一部分资金、人力去办报,终于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功,可谓“适应时势,恰逢其时”。先是1929年的世界经济恐慌,继之是中国的“九·一八”、“七·七”抗战和第二次大战以及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人人关心战争局势,新闻报道倍受重视,报业也就无不利市三倍。1945年抗战胜利后又在各地积极办报。曾自称:“本人除热忱爱护国家,希望祖国富强、华侨地位提高外,对政党政治,素不参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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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T+8, 2024-12-27 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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