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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2-26 20: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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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笔者，你说“客家”是历史误会产生的名词，那你是否定自己是“客家人”吗？这好像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但处理方法并不复杂。笔者只好反问：如果你发现你的爷爷根本不是你的曾祖父亲生，你会去改姓吗？
虽然说“客家”是一场误会，但误会既然发生，“客家人”、“客家话”既然也形成了，那么它就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客家”只是一个符号，就像你的姓氏一样。如果你搞清了你的身世：你爷爷只是一个养子，这是一个历史事实，没有必要隐瞒，但你也没有必要改回你的姓氏。既然你整个家族都已经习惯了这个称号，改姓恐怕只是庸人自扰。
因此，我会回答说，我是“客家人”，但“客家人”也是广东人，也是和其他广东籍贯的人群一样是广东的主人，“客家话”是广东方言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但“客家话”应否成为汉语的一个层次的方言则有待探讨。
我们现在要考虑的不是“客家”应否存在，而是如何应付它的存在而带来的问题。
第一节 “客家”民系的形成和扩散
一、客家民系的共同特征只有客家话
在21世纪的今天，不管它以前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如何形成，“客家”民系存在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作为一个民系，它有一个自我的认同，有共同的语言文化和心理特征。
一如上面几章的描述，目前的客家民系是一系列历史上的误会。总而言之，客家民系在19世纪开始形成和传播，在20世纪30年代才达到第一次的高峰。这首先巩固了广东东部的核心地区的“客家”认同，确认客家民系的共同信念，将“客家”这个概念传播到目前的粤东，然后慢慢向海外和台湾扩散。
20世纪80年代，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客家认同以崭新的方式，得以重新传播。因为语言认同、经济利益等因素，“客家”的观念得到再次的传播，于是连还没有客家认同的地区如闽西、四川、粤北、广西等的，也纷纷设立“客家”社团，进一步将“客家”这个概念的范围大量地扩大。
目前客家民系的共同信念还是基于罗香林的《客家研究导论》，也就是基于徐旭曾的猜想，继续视“客家人”为一个从北方南迁的移民团体，因为不想跟周边的土著混合而保留中原文化的一群。虽然很多人已经接受客家不是“纯汉人”，但多少觉得自己比别的民系最少在文化上“纯粹”一点，“优越”一点。这在客家人受到白眼的地方尤其重要。如果客家精神中没有这丁点的阿Q精神，“客家”的传播也不会那么顺利。
但无论如何，“客家”作为一个“独立”的民系，在血缘上、文化上是很难找到立足点的，它只是一个语言为基础的群体而已。目前我们只能以语言作为唯一的标识。由于操嘉应方言的人迁移到海内外各地是过去五百年内的事，嘉应方言也成为“客家”认同的载体。这起码在第一次客家认同的时候如是。“客家人”由于外侮而团结一致，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主要的桥梁是客家方言，而他们的动机也相当纯粹，为的是维护嘉应方言使用者的尊严。但除了嘉应方言以外，各地“客家人”在房屋、服饰、食物、宗教等方面的差异都很大，算不上有一个一致的文化特征。就算在人种上，也因为母系血统的影响而展现显著的差异，例如台湾的“客家人”就有一些其他地方没有，来源于台湾南岛民族的基因遗传(朱真一，1999)。
二、客家民系泡沫化及其后果
但到了今天，经过第二波的客家认同运动以后，客家民系唯一的共同特征，就是相信自己是“客家人”，一个类似民族神话的信念。诚然，世界上不同的民族，都有对自己民族团体起源的解释，而这些解释一般都是一些无从稽考的故事，例如犹太人相信自己是上帝耶和华的选民，日本人是太阳神的儿女等。这些传说由于年代太久远，根本无法用科学的方法去肯定或否定，所以一个民族起源的信仰，多少都有一些宗教的味道。
但“客家人”的共同信仰是一个例外，因为徐旭曾、罗香林的猜想、判断，是很近代才发生的。他们为客家人起的定义是可以用科学来研究论证，继而可以成立或推翻的。在过去的几章中，笔者用了各方面的证据，说明这两位客家学的前辈，根据当时可以得到的资料、信息，加上他们自己的感情因素，作出的一些推测、判断，部份是与事实不符的。后人利用他们的概念去理解、研究客家，也很容易流于片面化。
只可惜，在解释“客家”的理论还没有广泛的受到讨论，去芜存菁以前，第二波的客家认同也马上席卷了整个华南，并且将客家认同通过现代媒体，带到海外各个角落。而反过来是，无论一个华人是否真中原移民的后裔，是否“纯汉人”或者甚至只有四分之一的华人血统，是否懂得讲客家话已经不太重要，只要他相信他自己是客家人已经足够。因为“客家”在第二波的客家认同运动中，已经没有共同的敌人。“客家”已经升华成为一种信仰，类似犹太教一样的信仰，让海内外的“客家人”各自在物质和精神上得到满足的一种现象。
这个不是一个健康的现象，因为它的基础是薄弱的。它没有犹太教的严密教规，没有一个不能以科学推翻的神话。第一波的客家认同运动是坚固的，以一个实际载体支撑，共同抵抗外侮的运动。虽然当时的罗氏理论起了历史性的作用，但这也是“客家认同”的定时炸弹，因为理论是可以证实、修改和推翻的。它不是一个神话，而是需要经得起科学论证的。当我们发现罗香林的客家理论是建立于一大堆的误会上面的时候，客家民系的基础也马上受到动摇。
可以说，第二波的“客家认同”，是系于一个已经证实为误会，已经成为泡沫的信仰上，“客家人”早晚会舍它而去，整个运动是不扎实的，经不起时间考验的。反而第一波的客家认同运动是言之有理的，因为它的基础起码是一个实在的，一个叫客家话的躯体，而不是“客家祖先”的灵魂。
目前所谓的客家人民系仍然是一个松散的群体。它属于一个跨地域，跟经济、文化没有太大关系，而且开始和方言也脱离关系的认同。也许人们认为“客家祖先”是客家民系的最后特征。但如果这只是一个幻觉时，“客家”认同就永远失去理据了。
三、香港“本地人”认同为客家的问题
最近几年，客家认同又出现了一个既有趣又畸形的现象。除了一早被罗香林选中的客家地区，争相抢认为客家人以外，更出现了香港“本地人”认同客家人的谬误。
为什么我说这是个谬误呢？试看“客家”的来由便知道。没有清初的“迁界”，因为本地人回迁得太少，宝安县就不会出现17世纪末的人口没落，而最后要邀请客民来垦荒的历史。本地是和客家相对的概念，就像香港今天将“香港旧居民”和“新移民”对立一样。
1982年底，香港政府取消了“偷渡客”可以领取香港居民身份证的规定，正式结束了一个非法入境转为合法居住的年代。1982年以前，以合法或非法手段进入香港的华人，领取了香港居民身份证以后，便可以在香港居住、找工作、享有医疗福利、分配到公共房屋。香港人的概念中，这些人构成香港“旧居民”的一部分。
1983年以后，香港政府允许内地人来港定居，以便他们跟家人团聚，每天的限额为150人。他们来到香港以后也可以拿到香港居民身份证，而且可以被安排学粤语和各种适应课程。由于他们是根据新政策来港定居的，跟原来的偷渡客有别，不久便被称为“新移民”。而偷渡客从此也变成历史名词。
但是，香港人在不同时期进入香港的人感情并不一样。“新移民”听起来虽然比较中性，没有歧视的味道，但实际上也是一种分化的方式。在政策上，新移民也受到一定的歧视，包括不能申请公共房屋，而且后来也不能领社会救济金等。原来的偷渡客变成香港旧居民以后，五十步笑百步，和原来的其他居民对“新移民”不太尊重。直到今天，“新移民”在香港并不是一个十分光彩的称呼。笔者敢问，今天有没有香港的旧居民会自认是新移民？或者是将来会有旧居民的后裔，故意说自己的祖先是新移民？
话说过来，清初复界的时候，原来的居民是“本地人”，他们操土粤语，有已经形成的一套风俗习惯。最重要的是，在科举制度下，他们的子弟可以在本籍考试，而客籍人士没有这个资格。虽然当时的客籍人士可以在生活上得到一些补贴，但是由于他们没有肥沃的土地，生活比较艰苦，而且他们如果要考试，必须到原籍去考，十分不便。这个问题拖了几乎一个世纪，到了18世纪末才部分解决，因为争取回来的考试名额根本跟人口不成比例。试问当时新界的本地人，如果自认“客家”的话，会有什么后果？吃亏的程度会不会比今天自认是新移民更甚？
今天，香港的一些本地人的知识分子，看过了罗香林的理论以后，认为自己符合“客家”的定义，自认起“客家”起来，可以说是一个天大的笑话。没有他们作为“本地籍”的祖先，就没有当时的“客籍”，没有考试名额的纷争，也没有土客矛盾的土壤。试想一下，如果他们的祖先一早就认同客籍，他们可能就会损失了考试资格，没有机会当官了。他们的祖先不只不会自认客家人，更因此而看小客家人，就像今天的香港人看不起新移民一样。在18世纪，本地人和客家人的差别不仅在于方言和风俗习惯，最重要的是社会地位和考试升官的前途。本地人和客家人不通婚，除了是习惯不同以外，原因之一也是客家人的社会地位比他们低。就是到了1970年代，本地人也会觉得客家人没出息，不愿意跟他们交往，把客家人说成“黑家人”。客家人也不客气，回敬他们是“屄仔佬、屄仔婆”，或者是“蛇佬、蛇嬷”。
罗香林的理论是为了挽回“客家人”的面子而建立的，是20世纪初珠江口一带粤客争论的产物。罗氏理论表面上可以容纳香港的本地人，甚至是所有的广东人，但是他明显地限制“客家人”为会说客家话的人。只是最近连很多客家后裔都不会说客家话了，才有人故意把它放宽，但也没有离谱到容纳祖先是粤语系统，曾经阻止客家人取得考试名额的“本地人”。至于有些人认为新界的本地话也算是“客家话”，那是完全对历史和语言外行，跟日本侵华时代有汉奸说日语也是中文一样可笑。
笔者也郑重的向自认为“客家”的本地人劝告，不要忘记历史，不要数典忘祖。你们祖先在香港请宋帝昺吃盆菜的时候，“客家人”的祖先还在闽西避难呢。你们要自认客家人或者将来要自认是“新移民”虽然属于个人自由，但是却严重违背了历史事实，伤害祖先的感情，让祖先在天有灵的话也会气的啼笑皆非。罗香林虽然能够提供你们一个精神上的海洛英，但代价可能是在上祖坟的时候给祖先打一记耳光，骂你们：“死仔包，要做黑家人就唔好来见我”。
四、谁能代表客家的问题
客家认同在十九世纪开始形成，当时的只涉及珠江口一带的客籍移民。在土客有争端的地方，客籍居民感觉到有压力，并且开始思考着为何被人称为“客”的问题。
根据朱希祖的说法，土客问题是中国古今南北都可以看到的现象，过了一阵子土客完全混同，问题也就自然消失。但广东这次的“客家”现象却是一个很大的例外。种种历史的误会在一连串的互动下，产生了一个现代的民系神话。
客家认同产生之后，客家人都以客家话作为标记，找寻一个以前大家没有注意的共同体。梅县很快就成为“客家”的中心。二十世纪初以后，广东东部很多操嘉应方言的人，都以学习梅县话为标准。但注意的是，惠州、博罗等自认是本地人的方言地区，并没有这样做。惠州人后来虽然也学懂了客家话，但是他们却坚持以惠州话学习，但惠阳、宝安等地方的客家人，虽然口语是自己的客家话，但读书音却以梅县话为标准。海外的客家人也承认梅县的正统性。
广东西部、北部和广东以外的“客家人”却没有这个意识。因此我们不难发现，到了闽西地区，虽然最近很多地方的人最承认了自己是客家人，但是他们对客家话的标准语完全一无所知，甚至无法通话。江西南部的本籍人也不懂梅县话。总的来说，除了受到第一波客家认同影响的地区以外，其他地区的“客家人”对梅县作为客家中心这回事简直不知道。
第二波的客家认同开始以后，闽西、赣南开始对客家有兴趣，而且根据罗香林的理论，将自己打扮成为客家的起源地。这些地区的人对语言不太感兴趣，但对于历史的传说却极其认同，于是闽西的宁化石壁成为了客家人的圣地，唐代黄巢之乱所经过的葛藤坑成为客家神话的起源地。客家的中心被随意放置，泡沫越吹越大，但危机随之而来。
危机之一是，在改革开放以前，客家人有一个清晰定义的定义，就是会说客家话，而客家话就是梅县话，或者最少是能跟梅县话通话的客家话。这是一个既简单而有效的，测定“客家人”
的科学根据。但是，当客家话的定义被放宽，“客家人”之间只能使用普通话、粤语或者英语来沟通以后，“客家人”就不是一个什么团结一致的民系，而是一群为了眼前经济利益，或者只是想找到精神安慰的乌合之众。
危机之二是，客家出现多个中心以后，争着认为是客家的代表。结果是代表点太多，最后是四分五裂，而这正是今天的样子。
有趣的是，学者们对谁代表客家也开始出现不同的意见。最近一份要来检验客家基因的调查报告《客家人起源的遗传学分析》(李、潘，2003)，就用了闽西长汀为代表点，而且是唯一的一点。这个报告中说明了长汀人来自中原汉族的DNA占八成左右，而畲族是外来DNA的主要来源。但是他们凭什么只用长汀来代表“客家人”呢？为什么不用其他点呢？或者是几个点一起检测呢？但报告中最致命的弱点是，除了长汀人以外，再也没有别的地点用来作比较。但由于缺乏比较，我们也无法知道，到底广州人、梅县人或者漳州人的DNA是否含较多的中原汉人成分。
笔者要在这里提醒所有用科学方法测验“客家人”遗传结构的学者：“客家”不是一个单一的种族，今天它已经是一个定义松散的人群。过去我们用梅县来定义客家还算是一个不错的权宜，但今天大家已经无所适从了。希望大家在做实验的时候记住，“客家”只是一个涉及语言、认同的群体，不要指望在DNA中间找到“客家”的定义。而且，在梅县找到的东西，在长汀、赣州可能已经已经是另外一回事。在四川、台湾、马来西亚的“客家人”中找到的可能已经是风马牛不相及了。
第二节
为汉语方言学带来的问题
一、目前对客家方言区的认识
上面说过，客家认同运动的高潮在1930年代。但罗香林的《客家研究导论》出版时，客家人也有了最后的理论根据，将广府人的种种侮辱反驳回去。在当时而言，《客家研究导论》是对客家的一个最后的、正确的结论。
可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客家”是一系列的误会组成的一个历史误会。但是，由于当时罗香林的权威性，很多方言学者因为不了解其中细节，也信以为真地，将客家当作一个自宋代以来，便跟粤语、闽语等方言对立的方言区。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客家民系是嘉应州人迁移到珠江口才开始萌芽的，“客家认同”是过去两百年间才形成的，而所谓的客家方言也就是嘉应系的方言，跟闽西的“客家”、江西东部的赣语最接近；跟惠州话、河源话等自认是“本地话”，以及分布在广州西南的四邑方言虽然有关，但并不很密切，但比跟广州话的距离稍近一点。总的来说，客家话跟其他南方话比较容易互学，而跟北方话较难对应。但是因为徐旭曾在两百年前的主观感觉，连很有名的方言学家都相信客家跟邻近的方言不同而跟北方话较接近。
不过，也不是每个方言学家都是这样想的。1915年章太炎对中国的方言分区的时候，认为广东除了东南的潮州话属于闽语以外，广东基本上是一种方言。章氏当时知道广东的土客斗争，但称嘉应方言为岭外三州语，没有特别当它是一种独立的方言。但是在1933年《客家研究导论》出版以后，中央研究院便将客家话独立为一种方言看待，或者最少也将它跟赣语合起来，而没有人怀疑过它作为方言区第一层划分的语音条件，是否符合资格。例如说，现在以全浊上声归阴平的规律来区分客家话是，有没有想过这个音变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是，方言学家过于相信罗香林，以致在划定客语方言范围的时候，一直采用他的资料，作为客家话使用的范围。其实他对客家人、客家话的定义是循环论证，有时采用方言相似性、有时采用地域因素，以致很多本来无关的方言也被拉在“客家话”的旗下，而跟“客家话”相对密切，基本能听懂的台山话却一定要排斥在外，因为他们是“敌人”的语言。江西大部分地区的方言虽然也类似客家话，甚至可以马上给嘉应方言使用者听懂，但一直被称为赣方言。而根本无法通话的连城话(项梦冰，1997)却是不折不扣的客家话。
二、为什么客家认同运动能影响方言学？
大家可能觉得奇怪，为什么究竟经过1930年代的客家认同运动以后，汉语方言学的整个面貌便完全被改变。这要怪的不应该是“客家”误会的历史，而是汉语方言不受重视的历史。自古以来，中国学者重文轻语，重古轻今，重官轻民。民间的口头语被视为是低等的，不成体统的。所以在过去很少有民间口语的记录。虽然汉代已经有杨雄的《方言》一书，被认为是中国人研究方言的开端，但其实《方言》里面记录的是“各方之言”，多半是属于非汉语的语言。系统地研究汉语方言的学问要到清代才出现。
满清政府在中业以后，国力开始衰退，列强凯觎这中国这块肥肉，迫使中国开放五口通商。而欧美的教会也看到这是一个传教的机会，于是派教士来华传教。他们一来到中国，便发现中国语言的复杂性。传教士们知道，在中国传教一定要用当地的语言或方言，才能有效地传播“福音”。于是每个教会根据自己的地盘，学当地的土话。从十八世纪末开始，传教士便分别学吴语、粤语、闽南话、福州话等主要的沿海方言，然后在1840年代起再学客家话、潮州话、赣语等较少人使用的方言。他们除了用心研究了这些方言的音系、用词以外，还给每种方言设计了罗马拼音式，编写欧洲语言和当地方言对译的字典，如1900年左右出版的粤法、粤英、德客、客英等字典。此外，从十九世纪中业开始，他们又用各地的方言翻译基督教圣经，而且不断改良各种方言的文字表达方式，其中也有是因为语言的改变而引起的。这对我们研究方言近代史的意义很重大。
虽然传教士曾对中国方言下过苦功，但他们的主要目的不是研究方言，对中国方言也只有描写而缺乏分析，更因为缺乏全面认识，对汉语方言学的贡献有限。到了十九世纪末，中国方言学还是处于混沌时期。
另一方面，外国的方言学在十九世纪已经取得相当的成就。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已经根据全国的普查，以同言线替方言分区，采用客观标准来区别方言区。例如说，德语的在词中或词末的塞音[p, t, k]变为擦音[f, s, x]，是用来区别低地和高地德语的基本语音标准。但是在中国，不要说到全国普查，就是一个省的方言分区也不容易。
显而易见，没有掌握到语言的数据，要为方言作分区是没有可能的。但中国的方言学界却坚持在缺乏语言数据的情况下，“凭感觉”将汉语的方言分区。例如章太炎在一个世纪前就将中国的方言分为十种，当中没有“客家”，因为他的印象中广东只有一种方言。后来的中央研究院在三十年代的分区，除了受了罗香林的影响加入客家方言以外，其他方言的确立，是因为外国传教士有吴、粤、闽南、闽北、赣语和北方话的大量语料，然后再加一个与上述各个方言都不相同的“湘方言”，便凑合成为八大方言。就是说，汉语方言学家没有经过客观标准来将方言分区，而是依赖外国传教士来华瓜分地盘的模式来分片。
正是因为这样，每个汉语方言都有一个权威方言，而一个新发现的方言便按照与这些权威方言的相似程度而决定他们的归类。这种分区方式不像是汉语的方言分类，而是欧洲不同民族国家语言之间的区分。因为民族国家语言的区分是不用考虑语言数据，而是人民的认同感的。这种方言分区的方法根本不是方言学，而是把中国分成几个“准国家”，而几个“方言”就是每个“准国家”的语言。这是欧洲人对中国的思考方式，可是国内外的汉语方言学家却全盘接受了这个模式。没有人认为汉语的方言划分应该是用语言学的方式，先用语音、语法和词汇的同言线开始。所以客家认同运动开始以来，汉语方言便马上增加了一个客家方言。而近来一些对于汉语方言分区和一些方言归属的争论，也是因为概念上的模糊而造成的。
三、 “客家”观念对方言学的影响
由上面一段可以知道，“客家话”是根据客家认同的而产生的，当中当然也有传教士的作用。这样，本来没有分区原则的汉语方言，就在1930年代分为八个方言区。这个局面维持了半个世纪，其中有人也因为客赣太相似而建议将它们拼合为一个。到了八十年代，受了陈章太、李如龙的影响，闽南、闽北合并为一个方言区。但客家在中国方言学界的地位始终没有人怀疑。
但我们知道，“客家”只是一种认同感，一个在汉族概念下的一个群体归属感。它只有在“本地人”的威胁下才能起辨识的作用。这刚好在20世纪初的时候，因为广府人的挑衅而产生的一个认同，一个因为语言认同而传播的感觉。至于“客家人”在其他方面是否真的跟广府人不同，在当时来说只是一种信念，没有人会花时间去验证，而当时的科技也没能像今天一样发达到可以逐项验证。当然，整个客家认同运动也等不及人类学、遗传学、历史学来证明，以致一般的方言学者也相信，罗香林有关客家的描述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于是，罗氏的理论变成了汉语方言学的一个重要构成部份，在现代的汉语方言学中，“客家五次大迁徙”是客家方言理论的骨架。罗常培、袁家骅、王力、李新魁等近代或现代的语言学家，无不接受罗氏的理论为他们研究汉语方言的基础。所以罗常培在《临川音系》的文章中，发现临川的方言跟梅县的酷似而感到懊恼，因为前者是赣语而后者是“客家话”，到底这是因为同源还是接触的结果呢？大部分学者也是为了客赣的分合而伤透脑筋。而袁家骅、李新魁等则简直认为客家话的成因特别，而跟其他的“地域方言”区别。他们做梦也没想过，原来“客家”只是一批嘉应方言使用者的一个“集体创作”，跟语言学的关系不大。虽然罗香林利用客家人的族谱证明了客家人是中原移民，但他却没有办法证明其他的方言群体是土著，而且他更没有证明广府人、闽南人等跟客家人没有血缘关系。他只是相信客家人和邻近的民系在体质上已经不太相同，但最新的结果(黄淑娉，1999))却否定了他的猜想。因此，“客家民系”作为汉语分类的基础是靠不住的。客观上不存在“客家人”作为汉语方言的依据。
第三节
客家话在汉语方言的地位
一、“方言”的定义
上一节介绍过汉语方言学的模糊性，在于汉语方言的定位：到底它们是对应为欧洲国家的语言还是方言？汉语方言学界虽然比较一致认为方言区的分界，需要依据语言学的事实，尤其是历史上的一些音变(李荣，1989)。但实际上汉语方言很多时候是按照方言学家的信念，以及说话人的感觉而分区的，跟语言学的客观分析无关，所以客家认同就直接地影响了方言学的判断。
现在说回来，到底要一个汉语方言，要跟另外一个方言区分时，要达到什么标准呢？在国外，主要的考虑原则是能懂度。但鉴于中国方言的复杂性，能懂度却不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丁邦新(1980)认为，早期的音变是重要的，区分大方言区的界限，而晚期的只是要来区分方言区内的小片。这在国外的方言学是常用的方法，但在中国却很少人付诸实行。说明白点，他是希望用较客观的标准来区分方言，但一点都不容易。原因之一是，什么是早期的音变，什么是晚期的音变，连方言学家也还没有搞清楚。
如果按照某些语言学家的说法，不能听懂的方言便要算是别的语言，不仅中国人不能接受，连德国人、法国人也不能接受。例如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方言，和奥地利方言、瑞士方言都是德国北部的人听不懂的话，但在语言学上没有称它们为语言。况且，所谓能懂度也是很难定义，例如两个只懂普通话的北京人到了四川，可能有一个听懂，另外一个听不懂。这可能跟他们的生活经验、语言态度甚至智商有关。而且有时候是，操甲方言者听乙方言没问题，乙方言者却听不懂甲方言。原因可能是(1)甲方言来自乡下，乙方言是城市方言，甲方言听乙方言的机会多，反过来乙方言就没有有机会听到甲方言。(2) 甲方言的语音、词汇比乙方言简化，例如说n/l不分，卷舌不卷舌不分，前后鼻音韵尾不分，阴平阳平不分等。简单的一方听懂复杂的，反之则不可能。总之：我听懂你的话，不代表你听懂我的话。
如果按照“能懂度”来区分，汉语会分裂成几十种，甚至几百种的“语言”。因为两种同源的方言各自发展，大约经过五百年便无法沟通。就算我们将“语言”的概念降级为“方言”，汉语也起码有十几到几十种方言，对方言学者来说仍然感到太复杂。
但是，缺乏客观标准的分类方法，汉语方言学始终还是停留在“原始”的阶段，永远是靠说话人的感觉而决定其归属。这对于汉语方言的客观认识始终没有什么帮助。只有经过用同言线的分析，与历史语言学的知识想结合，汉语方言才能成为一门严谨的科学。
因此，汉语方言的定义，如果只是一个区域人口的感觉，而不是语言事实的反映时，印象就很模糊。现在的汉语方言正是这个情况。
如果我们现在定一个标准，比如说统计两个方言区共同的语音变化，然后按照语音变化的次序画树形图，那么我们就可以较为客观地将方言分区，但这需要大量的语料收集及分析。目前汉语方言学还没有达到这个阶段，而只是像区分欧洲语言般的凭说话人的感觉或政治地域界限(例如省界、州界)区分。
二、
客家话的方言地位
上面说到，如果我们真的以五百年作为一个区分界限，分开超过500年的汉语方言作为一个独立的方言计算，汉语方言是很可能超过几百种的。但我们不必这样做，因为这在法语和德语也不可能。我们可以将这个标准提高，比如是700年或者1000年，这样分出来的方言区便大为减少，但分区的结果也较笼统。汉语方言还有另外一个考虑的因素，是本来两个不同来源的方言互相接触而产生的语言联盟，例如是在近代的一些共同的创新。
嘉应方言作为一个庞大的方言体是可以成立的。这个方言体的始祖在明代初年已经形成，地点应在闽西和赣东一带，特点是：浊上字清化后合并到阴平，有两套嘶音，[m，p，t，k]保存齐全，浊去、浊入还没有清化。这跟惠州、河源的本地话，广东四邑话，广府各个方言在声调合并上有明显的差别。明代中业时，这几种方言的浊去进行清化的时候，嘉应系方言的使用者也开始各走各路，结果分裂为三种主要类型：(1)梅县型的两个去声合并，(2)五华型的阳去归上声，(3)海陆型的两个去声独立。
李新魁(1991)注意到浊音清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官话里到了明代还在进行。估计广东的方言中，去声和入声的清化时间只会比官话晚，应该不会早于明代中业。在浊去清化时，又由于地理上分为两种类型：(1)广府话、四邑话浊去清化为不送气，(2)地理偏东的嘉应方言、惠州本地话清化后送气。这个表面上的客、粤分界是五百年前左右才形成的(刘、张，2000)。至于高元音央化则只是广州一带的粤语的变化，应该也是在明代左右，但四邑话没有参加，而一般也不认为是粤语的区别特征，否则粤语便要排除四邑方言。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们只认为500年内分化的方言才是同一种方言，那么广东境内的嘉应客家话、惠州类本地话、广府话和四邑话便马上变成四种方言。粤北的土话可能又是四五种方言，再加上潮州、雷州话，光是广东便超过十种方言了。因此我们可能要将年限上调，才可以达到较合理的效果。如果我们将方言区的方言定为700年以内的话，很有可能又将江西大部份的赣语、嘉应、惠州本地、四邑，甚至广府方言也包括在同一个区内，因为他们当时可能还是很相似的语言。但无论如何，将客家话分离为一个独立的汉语方言，在语言学上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以目前汉语方言学的水平还是需要时间讨论的。
三、“客家”带来的汉语方言理论问题
既然“客家”只是一个身份认同感觉，跟唐宋中原人移民到岭南的历史无关，而跟广府人和嘉应州人在清代的冲突史有关，那么“客家”作为一个与邻近人群不同的历史肯定是一个误解。客家在闽西、粤东的历史，和广府人在珠江口的历史差不多，都是在宋代经过江西南下的，中间还可能有过接触，交叉移民的现象。在广东的几百年间，两个人群之间也互相迁移、交换、混同，至到清代中期以后，双方才在珠江口一带发生冲突，互相指骂对方是野蛮人。然后在粤西地区发生械斗，再加上20世纪初的文斗，在罗香林曲解“客家”为“中原汉人”以后，嘉应发应使用者将“客家”接受为一个自豪的称呼，以珠江口一带为发源地发送到粤东，然后在通过语言认同传播到讲嘉应方言的地区。但是，这个本来要来驳斥广府人而编的自辩故事，却使方言学者顺手拿来当真有其事，造成方言学上的种种问题。以下再举几个例子。
(1) “老客家”的问题
很多方言学者发现，粤北和赣南的居民，虽然在唐宋便定居下来，而被罗香林归类为“客家”，但是他们却没有客家的感觉。于是有些学者便在“客家”的误会上，更加误会地将他们称为“老客家”，所以他们便没有客家意识，只有“新客家”才感觉到自己是客家(张、万，1996)。这种解释纯粹是受了罗氏的误导。其实不止这些不说嘉应系方言的人，就算讲嘉应方言的人，也有很多不知道，不承认自己是“客家人”。最简单的原因，就是整个制造“客家”认同的过程，是由于珠江三角洲的嘉应州使用者，在清代中业跟广府人起冲突以后，跟本地人对立起来而产生的一种身份认同。
显而易见的是，离开了这些地点、时间、人物因素，就不可能产生同样的效果。同样的嘉应方言使用者，脱离了这个时间、空间，就没有这种感觉。同样的道理是，如果他们不使用嘉应方言，也不会在以后的文斗过程中，受到感染而产生“客家”的感觉。所以，在粤北、粤西、赣北、四川甚至光复前的台湾，嘉应方言使用者很晚甚至至今还没有“客家认同”。在罗香林的客家版图中，有部份人口使用的方言根本无法跟嘉应方言相通，所以他们也不觉得他们跟嘉应方言使用者是“同类”，而无法接受自己是“客家人”。当方言学者的脑袋中充满了罗香林的“客家理论”，认定这些居民跟操粤语、闽语、赣语的人有不同的来源和形成过程之后，便认为这些人一定要归类到“客家”的行列。他们没有想到，罗香林的“客家”理论要最迫切解决的问题，不是汉语方言的归类，而是广府人的侮辱。“客家”理论有当时的历史意义，是一个临时的解决问题方式。只是罗香林没想到，在他解决了广府人的侮辱的问题以后，却产生更严重的后遗症。而目前当我们发现罗香林的客家理论完全跟历史学、人类学、语言学等数据有极大矛盾时，整个客家理论便有崩溃的危机，而客家民系也迅速泡沫化而分崩离析。
所以，方言学家在罗香林理论的基础上，再提出“老客家”和“新客家”的说法，势必再制造了另外一层的误会。按这个道理，广府人也是“新客家”吗？只要我们将“客家”的整个建构过程正确解读以后，我们就没有必要去理会谁是或谁不是客家，更没有所谓“老客家”或“新客家”。
(2)
广东一些方言归属的问题
惠州话是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惠州话听起来有点像广州话、也有点像客家话，但是也有一些自身的特点。一些客家学者如黄雪贞、周日健等认为它是客家话，但以本身是惠州人的刘叔新(1993)却带头反对，认为惠州话应该属于粤语。其他学者如李新魁（1994）则抱观望态度。
其实，只要我们猜出了“客家”这个谜的谜底，惠州话的归属就不是什么问题。梁肇庭也描述过惠州本地人和嘉应州的移民，在明代后期便开始有冲突，但很快得到朝廷的调解。嘉应州人因为是汉人，朝廷觉得他们有自由来住，他们便越来越多，到了清初惠州本地人已经沦为少数(Leong, 1997)。罗香林将惠州列为一级住县，等于承认惠州有20%的本地人，而这些本地人是跟从嘉应州来的“客人”有语言文化差别的。
在前面几章中，笔者已经解释了“客家”作为一个历史误会的来龙去脉，在这里不用再费唇舌，大家大概也知道惠州话的本质了。其实惠州话在一些特点上跟广州话、梅县话都不一样，而在上面笔者也提过，惠州、河源的方言在浊上清化时，合并的方式已经跟广州、台山、梅县都不一样。将惠州看成是粤语或客家话都有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惠州人不仅没有客家认同，而且还跟嘉应州人冲突过，将惠州话列为“客家话”不止违反语言事实，更伤害惠州本地人的感情。而由于目前汉语方言分类的方法还不科学，粤语、客家话都不是根据语言规律订立的分区，我们只能说惠州话不是嘉应系统的“客家话”，而其使用者更不属于目前定义下的“客家人”。
至于广东北部更有一些身份不明的“韶州土话”(林等，1995)，没法被列入粤语或客家话之中。其实这些土话的来源地很多都是江西，部份的声调分化情况和惠州、河源类似。目前笔者发现，惠州、河源、新丰水源、乌径*、韶关虱婆话、大余的方言，和很多其他客家地区仍被称为“蛇话”(温衍昌，2000)的方言，浊上清化而合并到阴去有内部的一致性。他们可能是比嘉应方言稍为早到广东东部和北部的土话，应该享有跟嘉应方言同等地位的方言层次。而韶关地区的其他方言，有些是来源于嘉应方言，在当地丢失入声韵尾而与其他方言趋同，例如南雄珠玑话(林、庄，1995)，有些则跟上述两种方言都没有关系。但是由于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语言接触，他们也经历了一些共同的音便而成为一个语言联盟。
第四节
汉语方言学的前途
明白了“客家”只是一个历史误会之后，客赣是否应该合并，惠州类方言的归属等问题便很容易解决。因为我们知道，“客家话”并不是一个特别从中原地区移植到南方的方言，而是跟广州话、江西大部分的方言一样，从宋代官话发展起来的。整个方言的历史和邻近的粤语、赣语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但是，由于汉语方言学的发展还没有成熟，加上客家认同的误导，目前汉语方言的分区是很有问题的。如果方言分区是要来争取认识汉语，根据语言史实、音变的层次来分区的话，“客家方言”的合理性便成为一个头号问题。除非我们将方言看成是欧洲主权国家的语言一样，只是按照地域和人民的感觉便足够。
现在我们的问题是：分化多少年才算是两个方言？将这个数字定为500、700或800，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我们必须弄清语音变化的历史，抽丝剥茧的将没一个方言的历史层次充份了解，才可以科学地为方言分类、分区。目前这些工作还是刚刚开始呢。
第一节
“客家”融合到主流文化的现况
一、广东省的现况
客家既然是一个误会，那么误会的真相大白以后，是否还应该有“客家”呢？这又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正如朱希祖先生在《客家研究导论》序中所说的，“地方之分主客，亦古今之通例也，然时移世易，则主客不分，如鱼之相忘于江湖焉”(罗香林，1933)。这对于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客家”而言是对的。
在土客纷争最激烈的广东四邑，客家人已经逃亡的逃亡，不逃亡的也已经同化，未同化的也会流利粤语，已经忘记了以前的仇恨，赤溪县也撤除，“客家”已经不是问题。在中山、珠海等一带，客家人用粤语读书，在家里、村里讲客家话，每个都是流利的双方言使用者，没有人因为他们使用客家话而歧视他们，而他们也没有跟讲其他方言的人起冲突，但是到了最近几年，客家人的已经不跟小孩讲客家话，所以小孩也渐渐不会讲了(甘甲才，2000)。
笔者最近几年在香港的调查发现，目前在香港的客家村庄中，小孩已经不讲客家话。新界东部会讲客家话的年龄下限，大约是1980年以后出生的便不会说(Lau，2000)，在西部是1970年左右，而在早期发展的地区如荃湾，1950年以后出生而会讲客家话的已经是“稀有品种”了。根据年轻人的语言态度，他们不觉得客家话比粤语好听，但是值得保留。可是他们却表示不要求下一代讲客家话(周、刘，1998)。我们更发现，在香港的客家人中，几乎每人都会讲粤语，而且随着年龄的减少，讲客家话的机会、场合越少。由于香港认同比客家认同更强烈，香港的客家人基本上已经成功融合为“香港人”。
在深圳，笔者也曾经进行类似的初步调查，初步的结果是客家人普遍还使用客家话，但有些地区的小孩已经不讲客家话。由于深圳的学校语言是普通话，又可以收看到香港的粤语节目，而流行的方言又是广州话，使用客家话的场合只能局限在家庭和村庄中。随着乡镇的发展，客家人的生活方式改变，客家话失去了从前那种农耕时代的天然传播条件，又得不到媒体的支持，所以年轻一代都表示不会坚持跟小孩讲客家话。根据一些老人家的回忆，1980年代以前深圳广播电台的语言是客家话，改革开放以后才改为普通话。随着社会的发展，客家话在深圳也会步香港的后尘。
笔者在1996年在增城(广州东面约80公里的城市)参加第二届客方言研讨会时，也发现当地的客家小孩之间已经讲粤语，而家长也不愿意跟他们讲客家话。
在嘉应州的大本营梅州市，情况当然是比珠江三角洲的客家地区好一点，但也潜伏着很大的危机。目前梅州人间还是使用客家话，跟小孩也不例外，但看的电视全部是香港的粤语节目，而且不少人也掌握广州话。当笔者说客家话可能会消失的时候，很多人认为是天方夜谭，就好像有人告诉他们地球很快会爆炸一样。但是再谈下去，他们又觉得将来有没有人客家话不是什么问题。这意味着将来客家话真的会被当作“无用”而放弃。
虽然广东东部经历了1930年代客家热潮而产生普遍的“客家”认同，但目前这个热潮在广东地区已经减退。随着广东的经济发展，很多人感到对广东的认同更骄傲、更有用。前面已经说过，“客家”是一个相当于“省级”的认同，是跟广府人对立的标记。从前客家人被广府人排斥、侮辱，后来才从罗香林的“客家”解释中得到安慰，乐意自外于“广东人”，因为他们觉得“广东人”的人种，档次不如“客家人”高。但改革开放以后，“客家人”却觉得自己不如广府人会赚钱，反而觉得“广东人”的认同会带来好处，讲广州话可以直接找到工作，找到生意夥伴。于是广州话不止不会受到排斥，还受到空前的认同。
在韶关，情况也是和珠江三角洲类似，但最大的不同是，粤语是最后才来的语言，名副其实的“客语”。粤语大量的侵入是结果和珠江口一样，将客家话的使用空间限制在乡村、家庭内。在韶关郊区，客家话虽然有更多的使用空间，但粤语也进入通过电视进入每个家庭。现在粤北现在滨临消亡的是韶州土话，然后便是客家话。由于客家意识还不是普遍在粤北存在，嘉应方言使用者没有什么优越感，即使改用了粤语也不觉得认同有什么大改变。
根据暨南大学陈晓锦教授的口头告知，在粤西和广西，嘉应方言也逐渐被广州方言取代，而当地居民也是用“世界随大流”来解释自己的选择。
二、广东省以外的情形
广东省以外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嘉应方言使用者跟当地人有对立的历史，另外一种是没有跟当地人有明显对立的，但以前者居多。
在江西的大部份地区，操嘉应方言的移民到处都有，而很多在开始的时候都有跟当地人冲突的历史。但时间一过去，大家也就心平气和下来，对立的气氛缓和了。很多地方的嘉应州移民也就放弃自己的方言，或跟当地的方言融合为一种混合语。但是在一些土客矛盾比较突出的地方，或者是土客生活互不相干的地方，嘉应方言还是教完整的保留。例如在赣南一带，本地人讲的话跟嘉应州后代的“客籍话”就有明显的差别(刘纶鑫，1996)。在赣北的铜鼓，嘉应州人曾经跟当地人争夺过考试名额(Leong, 1997)，但当科举制度废除，新移民变了旧移民以后，大家的矛盾已经消除，而铜鼓话也就变了一个有赣北特色的嘉应话混合语(李、张，1992)。
在台湾，嘉应移民和闽南移民间也曾经不和，在清代发生过无数的打斗。据说在闽南人反清的时候，客家人曾经帮助过清政府，引起闽南人对客家人的仇恨，但他们主要的矛盾在于土地资源的争夺。目前我们看到的境况是，客家人都住在较为贫瘠的山区，经济落后，所以要学懂闽南语才能谋生。其实在一百多年前，客家人也居住在中部平原上，但由于周围都是闽南人，在没有冲突的气氛下，很快便同化了(黄宣范，1995)。在日本人和国民党相继统治一百年以后，嘉应人和闽南人之间已经没有什么没解的心结，而结果是身为少数的“客家人”多已经是双方言使用者。据罗肇锦(1992)的描述，台湾在1990年时，二十岁以下的人会客家话已经很少。相信再过几年，便会和香港的客家人一样受到主流语言文化的同化。
在广西，客家人是最晚来到的。当地人称他们为“来人”。由于广西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地区，粤语只是相对强势而不是绝对强势，在一般情况下嘉应方言还是比较完整的保留，但当地人也是最近才知道自己的方言叫客家话。这个情况跟在粤北的山区差不多。但是在交通比较发达的地区，更多的客家人改讲了广州话，而且认为是“世界随大流”。
四川又是另一个情况。这里的客家意识是最近才兴起，经过第二波客家热潮才带进去的。其实在此以前，嘉应移民跟周围的邻居相处的很不错，所以当年占十分之一的嘉应方言使用者后裔，现在剩下会讲嘉应方言的估计不到一百万(崔荣昌，1996)。按照四川现在有一亿人口计算，应该有一千万人是嘉应方言使用者的后裔。这表示他们的九成已经同化为西南官话使用者了。最近这些嘉应方言使用者发现自己是“客家人”，各地纷纷组织客家联谊会。无论动机是简单还是复杂，跟广东的兄弟相反，他们对嘉应方言的感情才开始高涨起来，但可惜的是，他们对嘉应方言的保存能起的作用不大，因为他们在人数上、经济能力和政治影响力上力量太微薄了。
第二节
客家人、客家话的前途
一、“客家”不是省籍
现在我们既然明白了“客家”只是一个误会，就必须再为“客家”重新定位。客家已经不是一个跟广东人、福建人、江西人等语言群体对立的“民系”，而只是广东东部的一个由于历史原因，曾经跟珠江口一带的广府人对立，而误以为自己是与别不同的，经过“五次大迁徙”而到达南方移民团体。这个误会因为一场械斗而加深，再经过一场笔战而巩固。
由于“客家人”这个信念，使他们感到自豪而自外于广东、福建、台湾等省籍，加深了他们跟当地主流文化的矛盾。“客家”基本上代替了一个省籍认同，一个超地域，以嘉应方言代替省会方言的身份标记。
这个信念在开始的时候并不是很强的，在珠江口一带，人们起初也不接受“客家”这个带侮辱性的称号。但是经过接二连三的笔战，嘉应方言使用者越来越感到自己是比广府人优越的“中原后裔”，将自己的土地认同连根拔起，后退到几千公里，可能是几十代人以前生活过的“中原”上。更可能的是，有些人的祖先根本没住过“中原”，而是世代的南方人。但是在接受了这个称号以后，连祖先用血汗占回来的省籍，就因一场舌战上的胜利而拱手让给同样也是南迁移民的广府人。
大概很多“客家人”也发现，除非“客家”自己是一个省份，否则“客家”无法代替省籍，否则在目前的文化认同模式下，“客家人”这个看起来自豪的身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是一个不轻的包袱。在大部份的“客家人”同时还是广东人、香港人或台湾人的时候，“客家人”还是要讲字正腔圆的广州话、闽南话。接受自己是客家人的同时，嘉应方言使用者在国家、省市籍和家乡这三级的认同上，还得要多加一个已经失去时效的“客家认同”，一个地域上在中原，语言上又不属于南方任何一个省份的抽象认同。所以，在今天很多地方，当嘉应方言使用者发现自己没有必要跟本省的其他人对立时，便默默地放弃“客家”这个标签，方法是在外面学主流语，然后将它带回家里跟孩子说。
因此，我们其实很难怪“客家人”在自己不是主流文化的地方，为什么要放弃客家话。除了方便以外，心理上跟别人认同，融合到主流文化，对自己和下一代都会有利。但是在本来是嘉应文化流行的地方，客家话的式微，是有点可惜的，就有如印第安文化的消失一样可悲。不管怎样，由于一省一语的概念，客家话在广东、台湾等省份肯定会被吞噬。
二、第二波的客家热不能拯救嘉应文化
在四川和闽西，虽然第二波的客家热正在持续，但这个认同的建立是跟语言文化没有直接关系的。跟第一波客家认同相反的是，嘉应方言使用者没有一种一致向外，同仇敌忾的感觉，许多人只是感到客家认同是一个带来经济繁荣的机会，所以就算一些不能跟嘉应方言沟通的地区，客家认同还是进行得如火如荼。整个客家认同从语言升华为一个信念，一个只需要在口头上承诺，或心里面接受的信念。
因此，当海外的嘉应人后裔，知道自己是“客家人”时，马上就接受了这个足以使自己自豪，但又不需要像他们的“唐山”兄弟般熬痛苦的认同。他们在讲满口洋话而不懂客家话，身在异域又无需要为经济发展操心的同时，认同自己的根在中原对他们来说，不单是一种安慰而是一种享受。但是，这种精神上的客家认同热潮，不止对嘉应语言和文化的保存没有帮助，还会给人一种错觉，认为“客家”只是一种对祖先文化的膜拜。
事实摆在眼前，就是没有这本书在揭露客家是一场误会，“客家”也不会因为这个无知而得以延长寿命。“客家”本身的泡沫性，决定了它不能像别的地域方言团体般能抢到有利的地盘，例如一个省份、或一个有经济价值的城市、一个有商业价值的电视台。在不久的将来，“客家”会随着华南经济的发展，被其他方言群体侵蚀、融合，最后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就如《客家研究导论》的朱序所说的。这本书的作用不是要破坏“客家”的稳定性，而是要让有心人知道，要保护一种没有省籍的方言文化，不是靠无知、误会、谎言便会成功，而是一个超越省籍时空概念的语言保存意识，一种有前瞻性的环保意识。
由于“客家”的出现是一个有目的、有针对性的行动，所以他在20世纪初的时候，能够得到众多嘉应方言使用者的认同、传播。但当“客家”完成自辩以后，“客家”这个认同反而给认为是顺理成章的，再没有人去研究它的形成过程。这个认同在八十年代再被第二度采用为吸引投资的标识时，已经没有第一次热潮时的团结心态。“客家”只是一种吸引国外资金的工具，和一种被异族同化后的寻根信仰。
现在，客家人举行的聚会，也改用了广州话、普通话，甚至是英语、法语。这个在一个世纪前由语言认同，组合自起来对付外侮的认同运动，已经蜕变为一个纪念祖宗文化的崇拜。今天的“客家人”经过多次的改变定义以后，可以讲任何语言，可以住在任何地方，可以有任何血统，条件只是相信自己是客家人便成了。发展到今天，“客家”和语言和文化已经没有什么实际联系了。也就是说，“客家”作为一个民系的条件已经土崩瓦解。
今天，广府人也再没有兴趣再对“客家人” 侮辱一遍，因为“客家”已经自我解体、投降。他们忙着接收这群终于肯归顺，回到“广东人”队伍的人群，条件是“客家人”要学好广州话。而“客家人”也很合作的学，再教给孩子。
第三节
客家人、客家话的定义和定位
根据本书的分析，“客家”起源于部分嘉应方言使用者，为了声援同声同气，移民到广州一带而被广府人欺负、侮辱的兄弟，而作出的身份认同。这个行动是一个以语言为载体，跨籍贯的行动。嘉应方言使用者通过方言的使用而团结一致，同仇敌忾，最后塑造了一个美丽的“客家五次大迁徙”的故事，同时也塑造了一个客家民系。
在客家的定义上，罗香林毫不含糊地指出客家话是最基本的条件。
可是，整个客家运动终于还是不敌历史的客观规律 – “客民”必然跟“土民”同化的移民通则。在土客冲突最激烈的地方：粤西、珠江口等地，客家认同已经淡化，客家组织的作用已经蜕变，而客家认同也在变质，从语言认同变质为血统、祖先的认同。但正是因为这个转变，“客家人”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正面临一个重大的挑战，因为“客家”整个“民系”其实是只是一个社会现象，并非真正有遗传或生物特征而形成的。虽然基本上无论南方那个民系都认为自己氏南迁的汉人，但是从语言学方面的资料看，客家民系南迁的距离还不如广府人，时间上也比广府人早。
因此，在21世纪的今天，如果我们还是依赖上个世纪的解释，利用一些过时的观念来处理问题，
很容易会掉进“客家”这个历史误会的陷阱，而到头来无法自圆其说。虽然胡希张等已经及时发现问题，企图改变客家的定义来适应，但这只会加深误会，而不能从根本解决问题。如果我们要继续举起“客家”的旗帜，我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是将误会剖白，商讨这个“米已成炊”的民系，用正确、果断的方法，去让这个新兴民系继续生存下去。其中一个可能性，是让已有客家认同的人继续独立保持自己的语言文化，保护“客家认同”免被其他强是的文化认同所侵蚀。否则，“客家”很快会在不久的将来消失，被邻近的强势文化吞噬、同化。这可能又取决于嘉应方言使用者的意愿了。
当然，这还是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但“客家”语言文化的消失是值得我们讨论的。尽管“客家”是一个因误会而诞生，年轻而不成熟的民系，但站在爱护中国文化的立场，我们实在不忍心看着它一步步走向死亡。
第四节
结语
“客家”由18世纪初起，由于嘉应州人大举移民珠江口一带，最先是受到政府鼓励的，但后来人数越来越多，而跟“本地人”起矛盾纷争。最先广府人称呼他们为客家的时候是带轻蔑的，他们很不喜欢这个称号。到了后来，嘉应人移民到广州附近，再到西南的四邑地区，最后在1856年在那里跟他们进行了一场为期十二年的械斗。
械斗终于由政府调解，但双方的矛盾冲突还是继续，但由武斗转为文斗。通过文字的侮辱，广府人将“客家人”形容为野蛮民族，引起嘉应方言使用者的不满，在香港组织成为一个跨地域的“客家”组织崇正总会，要求更正、道歉。在这连串行动中，客家人每次都得到胜利，使客家人的士气达到空前的激励，而客家的认同运动也因此而得到推展，最后由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的出版而将客家认同推到高潮。这是主要涉及广东和东南亚一带的，第一波的客家热潮。
第一波的热潮因为战乱而冷却、停摆。1949年以后，由于政治原因，客家运动也无法继续下去。香港崇正总会的角色也渐渐转变，到最后只是进行联络工商业的工作，作为传播客家意识的作用已经成为历史。而在30年代以后，广府人也没有再用语言文字侮辱客家人，两个方言团体间的争端也画上句号。在香港，广州人和其他包括嘉应、潮州、福建、上海等方言团体慢慢走向融和，方言群体间的界限被“香港认同”所统一，而下一代也因为使用广州话而趋于统一。
改革开放以后，珠江三角洲的客家人因为要跟香港人做生意，加上接收了香港的电视广播，进一步加速了向广府语言文化的融合。而在较远一点的嘉应地区，也因为看到香港电视而慢慢向广府文化靠拢。
但是在更远的地方，改革开放才将“客家人”的信息带进山区的乡镇。他们看到这是一个引进资金的机会，便掀起了另外一波的客家热潮。但这次的热潮跟上次的不一样，并不是由一个外侮引起的认同，而是一个经济上的利益诱发的。同时，一些根本跟嘉应方言关系不大的方言人口，也因为经济的原因搞客家认同。客家认同的性质也因而转变，因为它跟嘉应语言文化的关系开始脱离了。
整个客家认同的过程是一个误会的历史，而这又起源于一个历史的误会，广东境内两个兄弟群体的互相误会。这个误会虽然本来只是牵涉“客家人”，但由于《客家研究导论》的权威性，也因而影响了方言学及其他学科。直到今天我们才可以通过这本书而真相大白。
最后，由于“客家”身份的特殊性，在“客家人”没有必要跟本地人争夺资源，没有必要跟本地人对立的情况下，“客家认同”在珠江口一带已经慢慢被广东省籍认同所吸收。在嘉应地区，“客家”认同也将会因为跟“广东”认同观念冲突，被最后被迫放弃，而在其他只是因为罗氏理论而得到“客家认同”的地方，则会随着经济效应的减退而冷却，最后是消失。除非“客家”最后能拥有自己的地域和经济系统，造成一个事实上的地域省籍认同，而不是一个精神上的身份认同，否则笔者不认为“客家”作为一个语言文化或身份认同，可以多维持两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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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yanxiuhong
狗仔卡
发表于 2007-2-27 00:59:31
.......藍HA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