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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7-2-26 13:3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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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误会的剖析(上)：历史、人类学的证据
前面几章是有关于客家作为历史误会及误会历史所构成的一个认同。一群从嘉应州被招募到珠江口一带开垦的农民，作为“客籍”人口而接受优惠，但由于被本地人误会为粤东的少数民族，便称为“客家”。在开始的时候，他们并不喜欢这个称号，甚至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为什么叫做“客”而请教于一些学者。
后来一些操嘉应方言的学者便尝试将之重新解释，认为“客”是“中原之客”跟南方之“土”不能相混的结果。这个新解释虽然不一定为当时的“客籍”移民所接受，但却受到嘉应州还没有移民的兄弟所接受。最后更由于粤西的土客械斗，激发了嘉应方言使用者间的团结，建立了一个民系的认同感，于是“客家”便成为这个方言人口的代号，而“五次移民说”也慢慢深入民间。
但是，我们怎么知道这个近乎无瑕的解释，从头到尾都是一连串的误会呢？只要我们小心分析过去的历史事实和数据，现代生物学、人类学对客家和邻近人种研究的成果，从语言学的角度客观的比较“客家话”和邻近方言，我们都可以发现，所谓“客家人”与南方其他民系不同，而跟北方有较密切联系的说法没有根据。相反的是，“客家人”和广府人在很多范畴上很难分别，而语言上也相当接近。以下笔者会逐一说明这些论据的内容。
第一节“客户说”误解“客家”的来由
一、“客户”与“客家”完全无关
目前我们对“客家”得名的由来，一般都采用罗香林的“客户说”，认为宋代的“客户”就是现代客家的起源。但在过去的十年间，已经有不少学者对此作出质疑。例如房学嘉(1994)就发现，客户遍布全国，没理由今天的客家只集中在粤闽赣三省的交界处。
他列举了《元丰九域志》的统计，说明中国全国均有“客户”，但“客户”没可能是“客家先民”：
宋代的户口统计中，白纸黑字表明主户、客户的数字，以是否占有土地为区分的标准。到宋元之际，“客户”名称完全消失。实际上，早在唐代即有主户、客户的区别。...唐德宗时两税法施行后，规定“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承认有产的客户与当地的主户同为国家的两税户。晚唐以后，户口再出现主客之分，所谓客变为专指佃户。据《元丰九域志》 ...客户全国皆然，并非客地独有。因此《元丰九域志》所反映的客户与主户，并非客人与主人、中原人与土著的关系，而是佃客与地主的关系。有些客家学论文(着)将“客户”视为“客家”先民是极其荒谬的。...如将客户视为客家，以每户5口计，则元丰时客家人口为2830.9万人，占全国总人口8445万人的33.5%强，而今人统计，客家人口为4500万人约占全国人口110 000万人的3.75%，岂不太谬！(房学嘉，1994：76-77)
笔者完全同意房氏的观点，因为如果以罗香林的说法，是无法解释为什么只有粤闽赣交界的客户才能变成“客家”，而全国其他地方的却变不了。
还有两点是房氏没有提到，而更进一步推翻客户说的是：第一，当时全国客户最多的地方，是山南道的夔州路(客户70%)，而非岭南道的广南东路(客户39%)，但现在的重庆奉节(夔州)却没听说是客家人的发源地。第二，当时广东客户的百分比，跟罗氏在《客家研究导论》所推算的各县市客家人的百分比，数字出入极大，互相矛盾。罗氏指的纯客住县的客家人口为百分之百，非纯客住县分三级：第一级客住县假定客家人数占全县人口百分之八十，第二级占百分之三十，第三级占百分之十；非客住县则几乎没有客家人口(罗香林，1933：102)。下面我们可以看到广东境内，一些县的“客户”百分比和罗氏估计的客家人百分比：
地名
客户百分比
罗氏分类
南恩州(阳江)
79%
非客住县
惠州
62%
多数为一级至二级客住县
广州
55%
非客住县或三级客住县
梅州
53%
纯客住县
英州
17%
多数为纯客住县
韶州
7%
多数为一级客住县
南雄州
8%
多数为一级客住县
(客户数字据梁方仲，1980：147)
根据这些数字，如果说客户就是客家的直接源头，我们很难明白阳江、广州明明有过半是客户，为什么的后代没有变成“客家人”？而英州、韶州和南雄州的“客户”，又如何喧宾夺主，从极少数变了绝大多数呢？广东是“客家人”最集中的省份，但客户变客家人的说法却无法自圆其说。
罗氏大概也注意到客家来自客户的说法有点牵强，所以也说：“广东的客家，大半实自宋末到明初才盛起来的。”(罗，1933：58)。但这有引发一个新的问题，为什么只能在粤东、粤北这些本来“客户”相对少的地方，“客家”才会兴盛？
二、
土客冲突的普遍性
朱希祖在《客家研究导论》的序中，清楚说明了土、客关系的性质。只要有战乱、瘟疫，人口锐减以后，必有客民迁入。然后再过几代，土客便会融合。这是一般的移民通则。广东的客家之所以成为例外，是因为我们从头到尾将这个现象误解为“从宋代开始的中原移民，跟当地土著的冲突”。如果我们将之正确重新认识为“18世纪初的嘉应州移民，跟珠江口本地人的冲突”，那我们便可以理解为什么到了朱希祖写序的时候，问题还继续存在。但到了21世纪的今天，这场土客纷争便告一段落了。
其实在古今中外，土、客矛盾的现象是极其普遍的。这最后一般有四种解决方式：
(1) 土著的人口、经济、政治、文化及生产力上占有优势，新移民融合于土著，如目前从乡村迁往大城市的人口。
(2) 新移民的人口、经济、政治、文化及生产力上占有优势，甚至以侵略者的姿态统治土著，土著融合于新移民，如新大陆、大洋洲的白种人移民。
土、客双方的人口和政经力量不相伯仲，双方谁也吃不掉谁，结果可能是以下两个：
(3) 双方保持距离甚至敌视，不愿意被对方同化，这样常常伴随有不愉快事件发生。如目前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与塞尔比亚人，中东的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人；
(4) 双方相处渐渐融洽，互相学习对方的语言、文化，最后通婚并融合成为一个混合语与混合文化。如拉丁美州、非洲的一些克里奥语文化。
周振鹤、游汝杰(1990)也讨论到中国境内移民和方言交融的关系，在此不赘。
池子华(1996)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土客冲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因为语言文化的纷争而起，这在广东、广西、福建都曾经发生。他以淮北流民跟江南土著所引发的土客冲突为例，说明两个文化的差异：
以民情言，江南柔而淮北刚；以语言看，江南多吴语，淮北多齐鲁语；就风俗习惯来说，江南奢侈纤巧，淮北则朴实无文；从宗教迷信来看，江南民智较开，宗教迷信比较薄弱，淮北则迟钝保守，宗教迷信观念浓厚。... 淮北流民的主要流向是江南，终于近代，从未间断过。他们到了江南，被称为“客民”，他们身上体现的文化特徵，可以成为“客”文化，以别于土著文化。(池子华，1996：175)
除了文化的差异以外，如果流民较为集中，土著就有抗拒的心理，而客民也有反客为主的愿望，冲突便一触即发了。
另外一种的冲突类型是因为田产纠纷而起的，这在太平天国年间，在广西、浙江、淮北都曾经发生，而以1851年的湖田案最为轰动。池子华(1996)写到：
湖田案，亦称“湖团案”，是淮北铜山、沛县土著与山东曹州一带流民因湖田纠纷而起的冲突时间，曾轰动一时，因曹州数广义的淮北地区所辖范围，风俗习惯，生活方式、语言等均与淮北大略相同，而且也不是因为土客杂居而引起“异习生猜”，不属文化相异引起的冲突。(池子华，1996：184)
有关湖田案的详细内容请看池子华的《中国近代流民》，在此不赘。但笔者在此强调的是，无论是淮北人进入江南，或者是曹州人流入淮北，这些离乡别井、到他乡寻求新生活的流民，无论在中国那个地方，都一律被记载为“客”、“客民”。因此，广东嘉应州在18世纪起迁移到珠江口一带的人口，被称为“客”就不是一个特例了。这只能怪广东人目光如豆，没有向其他各省的经验参考，而妄自下一些惊人的结论，将广东人的近代窝里斗，渗进大量“历史”成份而塑造一个“客家身份”泡沫，使“客家”由粤东向珠江口地移民变成中原向华南的移民，
制造了一个现代的“民系神话”。
第二节
没有客家认同的嘉应方言使用者
笔者对罗香林的“客户说”、嘉应方言使用者从宋代以来自称“客家”，然后因为明、清的几次向外迁移，将客家认同带到华南八省，最后到全世界的说法深信不疑，但后来便发现了一些矛盾的现象。这些现象激发了笔者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最后不得不从新将“客家”问题重新考虑。
很多尤其是在广东省以外的嘉应方言使用者，不知道或不承认自己是“客家人”。这种不知道或不承认，跟香港或珠江口一带，有些人明知道自己的父母或祖辈是“客家人”，但由于自己在广府人社会长大，讲一口流利的粤语，同时又怕朋辈讥笑，而不承认自己是“客家人”的情况不同。这个现象一般可以分为两类：
(1) 在18世纪中叶以前，当客家认同还没有传播到嘉应州以前，部份嘉应州的人口便离开了嘉应州，到例如是粤北、赣南、赣北、湖南、广西等地方。他们当然没有客家认同，而以后从这些地方继续移民到别的省份例如四川的居民，也没有客家认同。
(2) 广东省外的嘉应方言使用者，例如在闽西或赣南邻近广东的山区中居住的嘉应方言使用者，由于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家乡，也没有渠道得到有关“客家”的资讯，也不承认自己是“客家人”。
以上两种人口在罗香林的《客家研究导论》中一律被视为客家人，但是他们直到八十年改革开放初期，还不知道自己是“客家人”。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知道有“客家”这个“民系”，而基于语言认同及各方面的利益考量，最近才受罗香林理论洗礼为“客家人”的。这样就说明，“客家”不是一个自古以来就在嘉应方言使用者间的自我认同，而是珠江三角洲一带土客矛盾的产物，之后才慢慢回馈到嘉应州，继而传播到国内外其他嘉应方言使用区的。以下是一些有关的报告。
一、江西省的例子
罗香林将整个赣南的好几个县都列为“纯客住县”，意思是绝大部份的居民都算是“客家人”，按照他的说法是“唐宋便从中原迁来”，而且又没有变成南汉系的广府人，或闽海系的福建人，所以相对地完整保持中原文化的。这又是一个循环论证的例子：凡是说粤语系方言、湘赣系、闽语系方言的南方人，便不是客家人，否则便是“客家人”。语言和居留地，而非来源地是决定罗氏对“客家”的判断。
当然，这些世代耕种的居民，怎样也不知道罗香林这样想的，因为他们最简单的想法是自己是土著，是本地人。到了明末，有些广东嘉应州的人迁移到赣南，他们便称呼这些移民作“广东人”、“广佬”、“客籍人”，讲的方言是广东话、客籍话。在他们的认识中，不知自己不是“客家”，连嘉应州人也没有“客家”的称呼。刘纶鑫(1996)对赣南的客籍话和本地话有深入的描述。而上述的观察正是他的田野调查结果。
而吴福文(1994)也描述一件真人真事，说明赣南人民缺乏客家意识：
1990年11月16日，江西赣南师院客家研究所负责人罗勇和李联春来闽西采访时说：赣南人几乎都不承认他们是客家人，一说其客家，他们就以为是广东和当地广东交界的“三南”(全南、龙南县和定南县)人的事。(吴福文，1994：28)
赣南的本地人和客籍人在语言风俗习惯上的相差不大，但是他们还是能分出彼此，而且在一些地区有过争斗。直到最近，很多人还不知道自己是给划归“纯客住县”，是正统“客家人”的，但客家学者或方言学者却一直将他们当作客家人看待。
赣北的例子也是差不多。梁肇庭(Leong, 1997)谈到部份的嘉应方言使用者，在明代中叶后迁入江西北部，而他们便成为了“客”，但是却一直没有被称为“客家”。在赣北，他们保留自己的语言风俗习惯，住在离平地较远的山区。由于他们曾经搭棚屋居住，往往被称为“棚民”。又由于他们重视、保留原来的语言风俗习惯，又被称作怀远人。他们也曾经为了考试的名额，而跟土著有过争执，政府便增设了“怀远籍”来平息纷争。他们虽然造被罗香林确认为“客家人”，但是也没有客家意识，而是自我意识为棚民或怀远人。
二、四川省的例子
根据罗香林的资料，四川省有一百万左右的“客家人”，都是清初“湖广填四川”的时候从粤北过去的。后来不少学者都调查过四川客家人和客家话的情况，其中以崔荣昌的调查最为详细，他发现粤北、闽西的移民，分布在四川中部的52个县市(崔荣昌，1996：170)。他研究过十几个大姓氏的族谱，发现从粤入川的移民大部份都是从粤北或粤东起程，在1720-50年间到达四川的。
崔荣昌发现四川的“客家人”没有客家认同，在他的“四川的客家话
”一章中有以下的描述：
四川的客家人自称“广东人”，把自己的话叫做“广东话”或“广东腔”，而其他四川人叫他们作“土广东”(同真“广东”广府人相区别)，称他们的话作“土广东话”(同广府人的“粤方言”相区别)。一些县志也有将他们称为“粤人”、“粤语”(这就把客家话与粤方言混为一谈了。) (崔荣昌，1996：139)
崔荣昌认为四川的客家人将自己的方言，跟广州为代表的“广东话”混为一谈，混淆了视听，因为他本人接受了罗香林的解释，“客家”和“广东”是两个不同的团体，“客家人”人没理由错认祖宗。所以他在括号中加进自己的注解。但是，中国人对祖宗是十分重视的，如果人人都这样自认，那就不可能是四川嘉应方言使用者搞错，而是客家学者搞错了。
如果粤北、粤东人离开家乡移居到四川的时候，没有客家认同，没有“客家人”的感觉，他们自然地感觉到自己是广东的移民，称呼自己为“广东人”，自己的语言是“广东话”是最理所当然的。广东是粤语系方言、嘉应系方言和潮州系方言的家乡，大家都是“广东话”的一份子，一点都没有错认祖宗。将“广东话”这个桂冠双手送给粤语系方言，是客家认同造成的误会。就是在笔者念小学的1960年代，香港新界的客家人也只称呼粤语为“白话”，没有叫广东话的。而且，从英国人占领香港到今天的特区政府，在官方文件上还是称呼香港通行的广州话为“本地话”，没有“广东话”这个名词。在法庭中宣誓的时候，可以选择的方言只有本地话、客家话、潮州话、台山话、厦门话、福州话等等，不但没有“广东话”，也没有广州话，因为本地话才是广州话的正式称呼，正好印证了“客家”是跟“本地”成对的。
在黄雪贞的<四川成都龙潭寺的客家话>一文中，也有类似崔荣昌的描述，说当地嘉应方言使用者自称呼为广东人、广东话。他们也很坚持使用嘉应方言，认为在家里讲西南官话就是“广东驴子学马叫”，广东认同之深可见一斑，但客家认同却付之阙如。而且，黄雪贞也亲口告诉过笔者，在她调查期间遇到的一个困难。当她在80年代初在成都问人附近有没有有“客家人”时，大家都说没听过，结果几乎要离开的时候，遇到一个卖饮料的小贩，付款的时候他竟然用客家话数数。最后，才因此而完成调查。这更支持了四川的嘉应方言使用者在80年代初期，当罗氏学说还没进入四川的时候，一点都没有客家的感觉。
另外一个证明，是四川人的“会馆”。根据崔荣昌的调查，发现四川有很多各省移民建立的会馆。这些会馆都会以他们的籍贯省份为名，表示他们对故乡的怀念。但是，四川的“客家人”对没有以“客家”命名的会馆，一般以“广东会馆”、“南华宫”为名(因韶关有南华寺，南华代表粤北)(崔荣昌，1996)。
三、广东省的例子
按照各方面的资料，广东就是客家认同的原产地。但是客家认同的传播时间、地点和方向是不平均的。有些地方到现在也还没有接收到这个信息。所以，就算在广东也有嘉应方言使用者不知道自己是“客家人”的情形。这里有几个例子：
(1) 粤北：虽然罗香林将粤北的几个县列为纯客或一等客住县，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是后一些地方的人不自称或被称“客家”。很多地方的嘉应方言还是被成为“艾话”，使用者也没有“客家”的称号。例如陈延河(1994)在〈广东连山小三江客家话记略〉中介绍：
连山客家话分布于小三江、上帅、加田、福堂和永丰等乡镇，...当地人把这种客家话称为“涯话”，把讲“涯话”的人称为“讲涯佬”。 (陈延河，1994: 74)
根据居民的记载，他们的祖先在康熙三十四年从嘉应州迁来，已经有三百年。当时还没有珠江口的土客冲突，当然没有“客家”这个称号，只能用第一人称的“涯”来代表这个方言群体。
(2) 粤西：粤西的嘉应方言在很多地方也叫做涯话。广东雷州一带的居民，是在宋代由福建南部迁移过去的，所以他们操一种闽南系方言。他们自称本地人的同时，也将清朝才迁移到雷州的广府话称为“客话”，而将客家话称为“涯话” (熊正辉，1987)。如果嘉应方言使用者人在当时已经采用“客”或“客家”来代表自己的话，这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
四、闽西的例子
闽西和粤北的情况相若，被罗氏编入“纯客住县”的甚至比粤北多。但有两个现象是值得注意的。一是很多地方的嘉应方言使用者，并不承认自己是客家人，他们以为“客家人”是广东的事，跟他们无关。请看吴福文的一个亲身经历：
1991年正月17日，笔者乘公共汽车从龙岩往永定调查客家事象，在我座位的前面有两老两少四位妇女并加一个小孩，他们亲热交谈的语言，完全是我能听懂的客家话，我问他们是那里人，他们说宁化人，于是我用客家话说：“你们也是客家人？”谁知道他们听罢都惊奇地说：“我们怎样是客家人呢？大埔人才是客家人，我们就是去大埔的。”(吴福文，1994：28)
嘴巴讲嘉应方言而不承认自己是客家人，证明嘉应方言使用者并不普遍存在客家认同。这在闽西很常见，因为他们都认为自己是“本地人”。
第二个现象是，闽西的几个“非纯客住县”如连城、清流、龙岩的所谓客家方言，跟嘉应方言相差很远，根本无从沟通。客家意识本来无法透过语言认同去传播，幸好最近大家发现客家认同可以带来投资，带来经济发展，才有人因为罗氏的影响而归化“客家人”。现在闽西的客家热也开始起来了。但如果我们用心去研究“客家”在各地开始出现的时间，还是可以说明客家是由省外传进，而不是当地居民的自然感觉。
五、广西、台湾的例子
广西的嘉应方言使用者按迁入的时间来说，有两个来源：一是清初时直接从嘉应州搬过去的，二是太平天国期间从珠江口一带随太平军，和稍后的粤西械斗以后从粤西过去的(徐杰舜，1994)。广西的嘉应方言使用者也不自称或被称客家人，但有“来人”的称号。嘉应系方言在广西管作“新民话”、“艾(涯)话”、“麻介话”，但没有“客家话”的名称。
按照笔者的分析，如果“客家”只是18世纪中业才出现在珠江三角洲，而嘉应州人在19世纪以后才产生这个认同，那么清朝初年从嘉应州迁出的移民，无论到了什么地方都不会觉得自己是“客家人”。直接从嘉应移民到广西的“来人”，当然没有“客家”的感觉。到了后来的一批，在粤西被称为“客匪、客贼”，他们当然也不会将这个不雅的称号带去广西。虽然当时已经有部份的嘉应方言使用者在珠江口东岸和广州附近称为“客民”、“客家”，但如果他们不觉得自己跟这些“客家人”是同一批，他们也不会认同。顺带一提的是，广西南部很多地方也把接近广州音的粤语称为“客家话”，而且用来读书认字，而梅县口音的“客家话”却称为“艾话、新民话、麻介话”等。
在台湾，嘉应方言使用者迁入的方式是分批多次，从18世纪起到19世纪中都有嘉应方言使用者从广东或福建移民台湾。他们之中已经有人知道“客人”的称号，而闽南人也喜欢称他们做“客人”，但从留下的文献记载中，他们不以此为正式称号，更不作为自称。文献记载的一般称呼他们做粤人、广东人，他们的方言也被称为广东话，跟四川的情形相若。笔者在台湾生活时，跟老人家说起在日本人统治时，嘉应系方言也还叫做“广东话”，闽南方言叫做“福建话”，而后来在课堂里老师要大家讲“国语”(日本话)，不许讲广东、福建话，汉人还要改一个日本名字。而且，在日治时代出版的几本嘉应话词典，无论作者是汉人还是日本人，都一律称为“广东话词典”，说明在台湾光复(1945)以前，罗氏理论还没有发挥作用，台湾的嘉应方言使用者是没有“客家”认同的。
第三节
南方汉人拥有共同的迁徙史
一、南方汉人的共同血缘
第二节讲述了嘉应方言使用者，自称或被称为“客家”的地理分布，但这还不是直接指出罗氏的理论的错误，只是说明它跟目前的现象有点矛盾而已。但是最近的学者通过族谱的研究，发现所谓广府人、客家人或闽南人，都有一个相同或相近的移民过程。他们在唐代以前一般都在北方，然后在宋代前后到达华南一带。
因此，陈支平(1998)指出，无论客家人与非客家人，在他们的族谱中都描写同样的祖先，而在宋末以前都有同样的南迁过程，罗香林选择了客家人的族谱来描写“客家”南迁，但他却回避了华南大部份非客家人，在东晋到宋代的相同“南迁路线”。如果这些族谱都属实，那么罗氏描述的几个民系在宋代以前便形成的过程是不可信的。当然，很多人都会怀疑这些族谱的真实性，这也可能意味着，最少有部份的华南人口，根本不是从中原迁来的。
最有趣的是，华南人口在宋代到清初的一段时间内，也常常可以在广东、福建或邻近省份搬来搬去而变更“民系”归属。因此，林嘉书(1994)指出“客家迟来说”是错谬的，而每个民系也没有一本独立的移民史。广东、福建和其他邻近地区的人口常常流动，而在省内移民就更频繁了。
除了林嘉书以外，陈支平(1998)也利用族谱资料说明，南方几个民系的人从宋代到清代初年，是相当自由地搬到别的方言区去的。客家人可以来自非客家人，而非客家人也可以来自客家人。因此，陈支平在结论出“客家人与非客家人南迁时同祖而分支，由非客家汉民分支而成为客家人，由客家人分支而成非客家人，及客家与非客家人的反复交错迁移”，同时他也批评罗香林的做法：
罗香林先生在引证这些族谱材料时，似乎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仅引证能够说明自己观点的材料，而把同书中不能说明自己观点的材料摒弃不用。二是仅关系客家人的族谱，而极少参证非客家人的族谱。这样就难免限制了全面考察客家源流的视野，陷于就客家论客家的圈子。(陈支平，1997：17)
二、从刘氏总族谱看客家与非客家的共同祖先
笔者在这里不打算重复陈支平和林嘉书的研究结果，只利用笔者本人姓氏的民国七年(1918)重辑刘氏总族谱补充一下。由于族谱记载的宋代以前祖先都是名人，泡沫成份肯定很严重，所以笔者也不敢相信。但笔者的入粤祖先是开七公(历史上没有什么名气)，大概在公元1230年左右来到潮州当官，后世便在广东繁衍了。开七公生子广传，而广传公娶了一妻一妾，生了十四个儿子(三世祖)：巨源公、巨泉公、巨川公、巨渊公、巨海公、巨浪公、巨波公、巨涟公、巨江公、巨淮公、巨河公、巨汉公、巨浩公、巨深公，号称十四大房，他们的儿子(四世祖)加起来有83人，之中很多都当了大官，大部份也回来粤东成为粤东刘姓的祖先。也就是说，开七公的后人大部份都是讲嘉应方言的。而开七公也是包括罗香林在内的一般客家学者公认的客家刘姓始祖。
但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在第四代(元朝)开始，就有部份人迁离了粤东地区，往福建、浙江、江西等地定居，而不少也前往广府人或潮州人的地方。今将离开嘉应州的各房后裔简述如下：
巨渊公之子：浙江海阳县、福建漳州府、广东潮州惠来、澄海、揭阳、普宁，粤北和平县。
巨海公之子：广府、四邑地区的三水、番禺、顺德、东莞、肇庆、香山(今中山)、新会，粤北始兴、保昌、曲江县。
巨波公之子：江西会昌、赣州、信丰。
巨江公之子：粤西廉州、江西南昌。
巨淮公之子：粤西廉州、高州、雷州、海南文昌，粤北翁源。
巨河公之子：江西庐陵现、吉水、瑞金、建昌、贵溪。
巨汉公之子：江西宁化、福建汀州、粤西阳春、广东潮州。
巨浩公之子：福建罗城、贵州、江西龙泉、抚州、分宜县。
巨深公之子：江西吉水。
以后几代的后人，又有不少迁徙到广西、贵州和广东其他各非客家地区。这些刘氏后人很快便改用当地方言，奉行当地文化，在几代之间完全同化。巨渊公的子孙很多在潮州地区，巨海公的子孙大部份在广府话地区，但总的来说，开七公大部份的子孙讲嘉应方言。
这些情形在很多姓氏都一样，从嘉应州为基地，但有不少子孙迁往广州或潮州，最后这些人也讲了其他方言而顺利给同化了。
在《客家史料汇编》中，傅姓(罗香林，1965：179页)是少数姓氏中，一个既有“客家”也有广府的例子。傅姓由福建上杭分一支到兴宁，而兴宁又有分支到南海。兴宁的当然是属于客家，但南海傅氏已经世代居于广府地区，在迁居香港时已经是广府人了。可见所谓广府、客家没法以血缘分界。罗氏所取之族谱，多数只取“客家”部份。
人们不难看到原来在元明的时候，同一个姓氏的几个兄弟各往一方，后代便讲了不同方言的。而其他的姓氏如李、张、黄、陈、林、罗大概也有同样的情况，但由于陈支平所指出的原因，在《客家源流考》没有反映出来的。这都说明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形成一个独特的“客家”血统。华南的人口从来都是自由流动的，所有的南方汉人的血统都很接近，这可以在以下的人类学数据中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第四节
客家人的遗传和体态特徵
在罗香林研究客家的年代，由于遗传学还在萌芽的阶段，自然没法以遗传学的知识来解答客家问题了。在1960年代以后，遗传学的发展一日千里，而到了80年代，分子生物学的出现更加速帮助了人们对遗传物质的研究，在医学、人类学、犯罪学等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遗传学的发展，也解决了我们对“客家”与“非客家”之间的疑难。问题很简单，如果客家真的是由北方移民为主体，而其他南方人都是早来的汉人跟土主民族混合而成的话，那么“客家”和“非客家”之间，应该可以在遗传病、免疫蛋白、人类淋巴球抗原上有明显的差别，而且体态、面貌特徵也应该有明显的不同。这样，罗香林的推测就可以用科学的方式来证明或推翻了。
一、
客家人的遗传特徵
在1980年代开始，学者们利用遗传学的研究结果，发现中国人大抵以长江为界，分为南北两个差别很明显的群体。北方的汉族的遗传基因跟韩国、日本人较接近，而南方汉人跟南方少数民族，南亚国家的人民相似。以下我们逐一看看几个遗传学的研究结果。
(1)G6PD缺乏症(葡萄糖六磷酸去氢酵素缺乏症，蚕豆病)
葡萄糖六磷酸去氢酵素(Glucose-6-Phosphate Dehydrogenase，G6PD)是一种稳定红血球的酵素，如果缺乏这个酵素，在进食一些食品如蚕豆时，会产生溶血现象而无法呼吸，如不马上换血便会致命，所以又俗称蚕豆病。这个并在华南和南亚很常见，但在华北和其他种族就很少见。
朱真一(1999)查阅了很多有关G6PD的文献，看台湾各个族群及邻近地区、国家的突变姓氏和发病率。结果他发现在台湾，客家人母亲生的孩子发病率是10.3%，比闽南人的2.5%高四倍，而来自华南其他地区的大约是4%。在香港，G6PD虽然没有按籍贯分析，但总体为4-5%(资料由香港大学生物化学系教授Dr. Veronica Lam提供)。由于香港人的主体是广府和四邑人(共约70%)，客家人、潮州人各只有一成左右，其他是福建和上海人(邹嘉彦，1997；Lau，2000)，数字说明广府、四邑人的蚕豆病，发病率约为台湾客家人的一半左右，而且也跟朱氏提供的数字吻合。在北方人里面，G6PD并不常见，约只有0.3%。可见客家人跟北方人在遗传上无法拉上关系，但跟广府人却相当接近。
根据朱真一(1999)的研究，在突变类型上，台湾的客家人以1376G>T及1388G>A最多，另外也有592C>T，这和其他的华南人口，以及邻近地区如寮国、越南、泰国、爪哇也很常见。这可能说明这两个突变历史悠久，而南方汉人和南亚国家地区的人曾经有同样的母系祖先。其他较少出现的突变品种则说明台湾客家人跟其他地方的汉人稍为不同，因为他们之中可能有南岛语系的母系祖先。
朱真一(1999)在<从葡萄糖六磷酸去氢酵素看台湾组群的血缘>中总结到：
不论从免疫球蛋白，人类淋巴球抗原和多基因分析都有同样的结论。长江是大约的南北分界线。从G6PD(葡萄糖六磷酸去氢酵素缺乏症，俗称蚕豆病)及其突变来看也一样是南北有别。台湾的汉人以及华南各地汉人及少数民族(如海南黎族)跟东南亚各国(越南、泰国)有可能源自共同祖先的G6PD突变体。这些数据也可解释台湾人除了极少数源自长江以北的新住民外，有与其他生物学研究同样的结论，台湾人主要源自南蒙古族。台湾及华南汉人是中国北方南迁之说，从G6PD角度看来不太可能。
但笔者对这个结论有保留。人类移民像流水一样，今天的南方汉人甚至南亚其他民族从北方来并非没可能。
(2) 免疫球蛋白(Immunoglobin)
免疫球蛋白的同种异型中的Gm因子，位于免疫球蛋白Ig的重链上，以比较固定的形式组成单体型遗传，极少发生交换。因此，不同的种族间不但单体型明显差异，而且还存在“人种特徵性”的Gm单体，在人类学研究中非常有用。
赵桐茂等在1991年发表了一篇他们在1980年代后期做的实验报告，说明汉族根据免疫球蛋白，大约以长江为界分成两个主要的群体。他们在74个地点抽取血液样本，每个地点的人数约一百人，以研究汉人之间的遗传距离。他们将结果画成一棵“系统树”。这棵树表示74个地点人群的亲属关系。他们发现“在遗传距离0.48的水平上，74个中古人群体分成两大群，他们之间的地理界限接近北纬20度。”(赵桐茂等，1991：99)南方人群位于图的左方，大略分成两个小枝，较为靠中央的较大，从43到63号，而最左方的较小，从64号到74号，分别是苗(台江)、布依(都匀)、水(三都)、畲(景宁)、汉(梅县)、汉(广州)、汉(柳州)、仫佬(罗城)、壮(南宁)、侗(广西)、京(防城)。而跟梅县汉人在全国血统最接近的就是广州汉人，然后两者都很接近畲族，然后又跟柳州的汉人形成一个小杈，接到最后四个少数名组形成的小杈；而这两个小杈形成的大杈再接到苗、布依和水族形成的小杈上。这说明“客家人”在血统上不止不像北方汉人，而且还跟广州人、柳州人和一些少数民族最像。在43到63号的人群有其他南方各个省份的汉人和少数民族，“系统树”如图一：
图一：中国74个地点人群的亲属关系
图一：中国74个地点人群的亲属关系
另外，松本秀雄(Matsumoto, 1989)和Schanfield(1972)的同样研究，也认为中国人有南北之分，而他们资料中有台湾汉人，虽然没有区别是闽南和客家，但数字跟华南的一致，补充了赵等的资料。
免疫球蛋白跟G6PD不一样的是，它不是性联遗传，男女有同样的遗传机会。结合G6PD的结果，我们可以肯定“客家人”跟北方汉人在人种上基本上是两个不同的群体。
(3)人类淋巴球抗原(HLA)及其他基因的分析
中国HLA的数据跟免疫球蛋白完全吻合，苗、布依和南方汉人聚类，而北方汉族与蒙、满、回、藏形成一类(陈仁彪等，1999)。因此他们认为南方汉人是少数北方人入侵后，南方民族反而接受了汉文化而被兼并。而在华北则相反，作为少数入的侵者接受了汉文化而被融和。这点是值得讨论的。
此外，朱真一(2000)也在<台湾人的血缘：从生物学的观点看，提到台湾客家人的地中海型贫血(Thalassemia)的突变，也是华南地区少数民族常发现的突变体。而在其他的生物遗传资料也显示，客家人跟华南的汉人和少数民族有相同的基因。但他也提到大田等(1999)对山东一具两千年尸体的粒线体tDNA，跟台湾汉人最类似。而他推测这具尸体可能是南蒙古种。
既然在基因遗传上相同，那么在面貌及体态特徵“客家人”又有没有特徵呢？以下我们再参考另外一份报告。
二、
客家人的面貌及体态特徵
黄淑娉主持的小组在1997年9月到11月，对广府、潮汕、客家三个民系的体质特徵，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黄淑娉，1999)。他们在东莞、潮州和梅州市的三间大专院校内，对每个民系测量了300-308人，平均年龄在16-23岁间，是要求是三代之内必须讲当地民系的方言。
这个研究选取了面部十项指标与其他族群进行比较，这十项是头长、头宽、额最小宽、面宽、容貌面高、形态面高、鼻高、口裂宽和下膈角间宽。此外，其他的身体指标还有头围、胸围、肩宽、盆宽、手长、手宽、身高、坐高、上肢长、上臂长、前臂长、下肢全长、小腿长等。跟着将这些结果跟其他少数民族和其他地方的汉族比较。全部数据采用电脑统计分析。详细的资料可参看黄淑娉(1999)《广东组群与区域文化研究》第四章。现在我们只看他们的比较数字和结论。
作者将三个民系头面部10项指标的均值与广西壮族等五个少数民族，及15省汉族的均值和变异范围进行比较，计算出各群体间的欧氏距离，并作出聚类图。然后又将身体其他部份的10项指标，与华南、华中几华北的汉族进行比较分析，再以欧氏距离作出聚类图。两个聚类图如下。
他们的结论如下：
在广东汉族的三民系中客家人与广府人的相似性较大，这两个民系与广西壮族有较大的相似性；潮汕人与15省汉族的相似性较大。这表明，客家人和广府人与百越民族的融合程度高，他们的基因库中含有较多南方百越民族的遗传成份；而潮汕人与15省汉族这个大群体有较大的相似性，他们的基因库中含有较多中原汉族的遗传成份，与南方百越民族的融合程度小。
另外广东汉族三民系与海南黎族的差异较少，而与傣族、彝族及藏族的差异较大，与哈萨克族的差异最大，这表明广东汉族三民系有华南人的特征。(黄淑娉，1999：72)
对广东省汉族的广府人、潮汕人、客家人三个民系的体质特徵研究表明，这三个民系具有华南人的特征，其头长宽指数多为中头型至短头型；头长高指数基本上为高头型，头宽高指数多为中头型至狭头型；形态面指数以阔面型、中面型居多，鼻指数为狭鼻型至中鼻型。这三个民系的女性的面部的阔面型比男性多。
聚类分析表明，客家人和广府人与百越民族的融合程度较高，而潮汕人与百越民族的融合程度较低。广府人和潮汕人的祖先可能来自中国北方较北的地区，他们在南迁的过程中较少与沿途的其他汉族群体融合；而客家人的祖先可能来自北方较偏南的地区，他们在南迁的过程中可能与沿途的居民有较大程度的融合。(黄淑娉，1999：75)
这个人类学的测量比罗香林想象中的更详细，而结果也与罗氏预测的相反。客家人不但没有更像北方汉族，而且还最像广府人和邻近少数民族。这也与上面所描述的遗传学的结果呼应。
罗香林声称他量度过客家人的身高和鼻高都比广府人高，却与这个研究相反。这里他们量度的广府人的平均身高是1678.15厘米，客家人是1659.15厘米，广府人刚好高了19厘米。在鼻高方面，广府人是56.12厘米，客家人是54.44厘米，广府人高了将近1.8厘米。整个中国最低的鼻高是云南傣族的50.10厘米，最高是15省汉族的平均57.90厘米，相差约7.8厘米。罗香林说客家人的鼻子比广府人的高一个“生的密达”，如果是指10厘米的“centimeter”，不仅跟目前的数据不符，更超过了任何中国境内两个群体间的差别，客家人应该很容易从容貌上分辨的才对。但事实上无论在香港、台湾或者世界任何地方，我们是无法从容貌上辨别客家人的。
三、客家人是否南迁汉人？
目前的资料显示，“客家人”和其他南方人，尤其是广府人比较，显然很相似，一点都不能显出客家人在人种遗传有什么不同。也就是说，罗香林印象中的所谓南汉系(广府人)跟闽赣系的客家人根本没有什么界限。客家人跟其他南方人，尤其是广府人不同的说法无法由人种基因证明，更无法由体质人类学证明。
但是，如果说客家人和其他南方汉人，从来都是在中国南方没有迁移过(房学嘉，1994)，也未必符合事实。我们知道中国文明的发源地在北方，但这不表示几千年前的北方人，就是今天的北方人。汉人在东晋时期便开始大举南下，而这个号称为“客家第一次迁移”的移民，其实也包括了大部份的华南汉人。南迁的汉人跟华南的民族混合，而华北汉人迁走以后，北方的民族便进来跟没迁徙的汉人融合，这样一波接一波的移民，对基因起了不断稀释的作用。到了南宋灭亡时，原来的北方基因留在长江以北的已经所余无几了。以后再加上蒙古人的统治，满清入关后大部份停留在北方，更可以解释现在中国南北人种对分立的局面。
笔者现在假设，例如说二千年前的北方人种本来就是南蒙古种，跟现在的南方民族差别不大，混合以后水乳交融，我们也看不出南方汉人在南迁后，在人种上有什么重大的改变。因此，以人种学的角度，只能说明“客家人”跟其他南方汉人和少数民族没有什么差别，却不能支持或推翻“客家人”或华南汉人老家在中原的说法。大田等(Oota，1999)二千年前山东的尸体的DNA数据，更说明这完全有可能。
第六章
误会的剖析(下)：语言学上的证据
第一节
语言学界对“客家话”的看法
一、一般的认识
在过去，人们对被称为客家话的嘉应方言，也和对“客家人”一样误会重重。既然客家人是“南迁”汉人，那么客家话便是宋代以前的北方话，而跟其邻近的方言有明显的分别。
这个误会在一些语言学家的论著中大量地反映。由于近代语言学家如罗常培、袁家骅等接受了罗香林的理论，在研究汉语方言的时候便奉《客家研究导论》为绝对真理，不较思索地将“客家方言”和其他南方方言对立，造成整个学术界对“客家话”的误会深信不疑。朝着这个方向想，“客家话”就是客家南迁的产物，跟其他邻近的方言不一样。一般相信，客家方言是宋代形成的(罗美珍，1994；吴金夫，1995)，因为学者们都相信罗氏的理论，客家人是一个在宋代形成的自觉认同。虽然张光宇(1995)对客家方言形成有新的看法，但仍奉罗香林的理论为圭臬，只是对其中内容有点修改：
自《客家研究导论》刊布以来，罗香林的客家迁移运动五期说已大体为学界所公认。…一般似无他议。从客家闽西形成的背景来看五期的说法，从首至尾冠以“客家”
似有不妥。因为司豫移民不尽是“客家人”。前一节是司豫移民，包括一二两期，后一节是客家民系，源于第二期的司豫移民，至第三期已经定型。客家民系形成以后的迁徙才是真正的客家迁徙运动，这相当于罗香林的第四、五期。(张光宇1995：173-174)
这个修改是对罗香林“泛客家”倾向的一个重要的改良，但由于仍以“五次大迁徙”为基础，仍是走不出罗氏的思想格局。
因为有“客家”迁徙的假设，所以更有人认为它属于北方话系统，或最少介乎南方话和北方话之间。例如在李新魁《广东的方言》中，谈到广州方言、潮州方言是在南方形成的，是“地域方言”，跟楚语和其他少数民族语言有很多接触，而“客家话”是中原人民作为一个移民团体带来的语言，由于形成于宋代，所以合于《中原音韵》。而在他的另一篇文章<现代汉语方言之南北大界>中，谈到客家话与北方系统的关系较密切：
“南音中的客方言由于受中原语音的影响较大(或者说是中原音在较晚时期的分化，所以...”(李新魁，1997：86)
以上的观点仅是众多对“客家话”固有概念的一部份。问题在于汉语方言学本身有一定的局限，这个会在后面再谈。现在我们看看为什么笔者认为这些观点不能正确认识嘉应方言、广州方言、四邑方言、粤西粤语方言、潮州方言和广东的其他土话的关系。
二、“客家话”与嘉应方言
在中国方言学中，嘉应方言中的梅县话常被视为“客家话”的代表。经过近代几个语言学家的肯定以后，一般认为汉语有七个“方言区”，按照人口多寡顺序排列为：北方方言、吴方言、粤方言、闽方言、客家方言、赣方言和湘方言。但在《中国方言地图集》里面，还增加了比较有争议性的晋语、徽语和平话。
按照汉语方言学的理论，凡是列为“方言”层次的，都应该跟别的“方言”有明显不同的特徵，而这些特徵应该是在历史上较早形成的层次，较晚形成的应该用来分别次方言和土话群(丁邦新，1980)。可是理论归理论，实际进行方言分区时却很少人遵守。而且，方言区数量的订立也有相当严重的主观成份。
目前在《中国方言地图集》中，客语是一个独立的方言区，与其他方言等并排。而客语的范围也大致与罗香林提供的“客家版图”吻合。而“客家版图”的订立并不是根据语言学，而是根据罗香林的推测，主要是根据他认为这些居民是否“客家人”。而罗氏“客家人”的定义早就在前几章谈得很清楚，不是一个能科学地以人种、文化、认同得出的总结，只是一种以地缘为基础的概括，硬将“客家”和江西、广东的其他方言群体分开，来建构“客家”而找的借口。
目前我们对于“客家方言”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两种。所谓广义的“客家方言”就是地图集上无数不能通话的方言，在这个讨论上没有什么意义，狭义的“客家方言”也就是语言学上所指的，以梅县话位代表，跟梅县话互相能听懂的方言，也就是本书中所使用的“嘉应方言”。
第二节 嘉应方言的来源与特徵
一、嘉应方言的来源
嘉应方言的祖语可以追溯到宋末的赣东方言，当时应该属于赣语的东支。这个方言有一部份在宋末已经进入广东东部，但为数还不多。在明代以后，更多人经过闽西进入嘉应州和粤北，部份留下来成为今天的闽西(客家)方言，但更多说这种话的人进入了广东。这些人口改变了粤北和粤东的语言面貌，使广东在明代中叶已经形成了嘉应方言的基本基地。明代中叶可以说是嘉应方言从赣东、闽西方言分离出来，演化成一个方言支系的形成期。由于语音变化的步伐不同，目前嘉应方言虽然内部通话没有问题，却已经很难和闽西方言通话，但反而勉强可以听懂赣东的方言。
嘉应方言目前的分布范围完全是明代中叶以后这个方言的使用者向外扩散的结果(Leong, 1997)因而遍布在华南各省、甚至在东南亚和世界各地。而现在讲嘉应方言的人，无论有没有客家意识，也被认为是“客家人”。而嘉应方言使用者被误解的历史已经在前面讲得很清楚。
由于客家方言的理论基础是“客家南迁”而别的方言群体在南方形成。但正如笔者在前面几章中讨论的，当客家身份只是一场历史误会的时候，“客家方言”的订立就丧失理据了。但就算“客家”只是粤东嘉应州人跟广府人冲突是产生的认同，如果嘉应话跟广府话真的属于南辕北辙的两个方言系统，那么“客家话”也不是有理由成立为一个方言区的。在这一章中，笔者将过去几年对“客家话”、广州话、北方话和其他方言的比较研究结果，让大家认清我们过去对嘉应方言的误解。
三、
“客家话”的语音特点
一般有关于客家话的特点，也就是以梅县话来举例说明的，综合各方言学家的说法，一般最重要的几条是：
(1) 中古非敷奉母虽然大都念[f]，但也有部份保留为重唇，尤其是口语音中如是。
(2)有舌面鼻音[ɲ]和[v]声母。
(3) 中古浊音声母字清化后，不论平上去入，几乎全部送气。
(4) 韵母多保留[m, p, t, k]收音。
(5) 有介音，但没有[y]。
(6) 中古全浊上声和次浊上声部份与阴平合并。
(7) 声调一般是六个，即平入分阴阳，上声和去声不分阴阳。但也有一些例外。
但是只要翻看其他方言材料，便会一方面发现上述的客家话特点，不止在一些江西东部的或福建西部“赣语”方言中存在，而另一方面，有些地方的“客家话”也未必符合以上的资格。前者有江西的临川、福建的建宁，后者则有广东的河源、惠州等地，和江西南部的某些“客家方言”。对于河源话、惠州话而言，第(5)至(7)条就不管用了，而赣南大余只有(1)至(3)符合要求，但很多学者还当它们是“客家话”。相反的是香港锦田也有(1)、(4)、(6)、(7)符合，广东恩平有(2)、(4)、(5)、(7)符合，也不能算是客家话。其中的原因，也不在乎于它们跟梅县话是否更像，或者说话人有没有“客家”的感觉，而是它们有没有在罗香林的“客家版图”内。上述的客家话特点也不是根据历史语言学订立的，跟别的方言不同的早期变化，而是为了让梅县话不容易跟别的方言混在一起而设立的标准。这会在汉语方言的分区标准中谈到。
第三节
客家话和其他方言的比较
一、简介
中国方言之间的比较并不是一个很成熟、很有系统的学问。到现在还是有很多盲点需要克服。早前有学者用计算的方式来比较方言的沟通度，但成效不彰(郑锦全，1988)。过于强调发音的不同而疏忽了对应关系，并不能提示方言之间的相似程度。其实两种语言是否相似是跟它们的历史发展有关的，其中牵涉了“源”与“流”的问题。如果来源一样，以后各走各路，就会发展为两种不能沟通的亲属语言。相反的是，来源不同而经历了相同的语言变化，大家就结合为一个特徵类似的语言联盟(Sprachbund)。
究竟客家话是否与其他南方话不同，而与北方话较接近呢。笔者以梅县话为例，用了几年时间来研究，有一些很惊人的数据，大部份已经发表，同时另一些学者最近的发现，也跟笔者的观点吻合。总的来说扼要如下：
(1)两广、福建西部、江西的方言，无论是客家方言、粤语方言或赣语方言，声母在发音方法和发音部位上都很接近，但跟闽语、北方话有明显的差别。
(2) 客家话的声母与中古音的对应没有北方话的有规律，但例外字跟广州话类似，而跟闽语和北方话较不像。
(3) 有两套咝音的客家话，精庄和知二不翘舌，知三章翘舌。这跟赣语和部份下江官话的格局相同，而跟上世纪的粤语或现在的北方话不同。
(4) 客家话的韵母在发音上跟四邑的台山话最像，然后是一些东部赣语方言，而跟广州话和北方话都不太像。
(5) 客家话的韵母特点也是跟四邑的台山话和一些赣语方言最像。
(6) 客家话的韵母跟中古韵母的对应相当规则，但也有一定的例外。这些例外跟广州话有很多却相同，而跟北方话的不同。
(7) 客家话虽然在表面上有一个特别的声调合并规律，但如果小心看，不难发现中古浊上字清化后，有三分之二合并到阳去(或去声)，这个比例跟广州话、惠州话、赣东方言相若，而且牵涉的字也颇一致。
(8) 词汇方面，客家话也是跟广州话最像而跟其他方言不太像。
(9) 语法方面，客家话的句法和广州话几乎一致，而跟其他南方话类似，但跟北方话有明显的差异。
以下是各项详细的讨论。
二、声母的比较
(1)
唇音
(a) 非敷奉母：中古唇音声母非敷奉母字在粤东客家话中，有大约三成的口语音念重唇的[p]或[ph]。这个比例比珠江口粤语的不到一成高，但跟闽南语口语全念重唇不能相比。事实上，珠江口一带的客家话的非敷奉母字念重唇的只有两成左右，但邻近闽南语地区的客语如丰顺、饶平等，重唇的比例又大量增加。一般方言学中描述的所谓客家话保留重唇而没有提及其中的数量很有误导性。就是在粤语、赣语的一些地方方言中，也有这个现象，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而部份地区的比例甚至比梅县话高，例如南海沙头话就有大约七成(詹、张，1989)。
非敷奉母字从塞音变为擦音是一个较早的语音变化，是唐代开始便在北方开始的。这说明了广州话的祖先在北方进行了非敷奉母擦音话以后才迁来南方，他们和北方的关系比较密切，这在以下的噝音变化中也可以说明。客家话虽然比较“保守”，但远远不及闽语，而数字也表示客语较为接近北方话和粤语。
(b) 微母的变化：微母字在客家话多半白读念[m]，有一半左右文读[v]，例如梅县有17个微母字(49%)文读[v]，看起来刚好位于粤语和普通话之间。微母字在北方话已经丢失声母为[w]或[v]，但在粤语和闽南语是[m]。微母字古音是鼻音没有问题，但微母变为[v]是相对晚近的事，应该在元明之间在北方开始。嘉应州位于内陆，读书音受到影响但白读依然是[m]，而沿岸的粤语和闽南语没有这个变化。
(2) 咝音
虽然梅县话一般被认为是客家话的代表，而梅县话只有一套咝音，但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其实到现在为止，很多地方的客家话都保持两套咝音，合并为一套的主要是交通发达的地区，而且还是过去两个世纪内的事。例如根据近代传教士的记载，目前只有一套噝音的香港客家话，在150年前可能也有两套噝音。目前有两套噝音的客语，最常见的是舌尖前音和舌叶音的对立，只有很少地方是舌尖前音和卷舌音的对立。
在粤语里面，虽然多数地方的只有一套噝音，但历史上它们也有两套噝音，例如广州方言也是在1900年左右才合并的。虽然两套噝音对立的发音方式也和客语一样，但管字的范围则与北方话属同一类型，即精组与知章庄对立(Lau，2001)，跟客家话、赣语等的精庄知二跟知三章对立的情况不同。目前只有在交通很不便的山区，才发现有两套噝音的粤语。闽语方面，却很少有两套噝音，就是在历史上也是只有十五音。声母发展的方式跟粤语、客家话不一样。
在广东的西部，包括四邑地区在内，精组的心母和部份的邪母念边擦音[Â]，这是粤东客家话和广州话没有，但在粤西方言里面是普遍存在的。根据台山话庄组字现在的声母大部份为[ts]
(3) 喉音和舌根音
客家话在喉音方面也有一些创新，但论幅度不及广州话，例如
(a) 见母字部份(5%)有送气化的现象，但没有广州话的严重(8%)，而普通话只有8个字(2.5%)；
(b) 溪母一二等在口语音有念为擦音[h](开口)或[f](合口)的现象(11%)，但远比广州话的幅度(75%)轻微，普通话只有一个“恢”字(1%)，而且可能是误读；
(c) 溪母三四等在口语音有念为擦音[h]及声母脱落的现象(18%)，但广州话有62%，普通话只有两个字(4%)。
(d) 客家话在疑母字是很保守的，只有5个字(4%)不念舌根或舌面鼻音，但广州话有44%(均属于三四等字)丢失舌根声母，而普通话除了6个字(5%)念[n]声母以外，全部都念零声母。根据李新魁(1997)的观点，疑母字丢失声母是北方话的特点。
(4) 鼻音的音位变异
另外的一些音位变异是鼻音的/m/、/n/、/ŋ/，他们有时是纯的鼻音，但也很容易跟鼻冠浊音的[mb]、[nd]、[ŋg]，浊音的、[d]、[g]互相过渡。而这情况在广东的方言中常常出现。梅县话的舌根鼻音[ŋ]和舌面鼻音[ɲ]是互补的，而在其他的一些客家话方言中，有些只有[ŋg]或[g]而已。而四邑方言也属于这个情况。在音位上，鼻音、鼻冠浊音和全浊音属于同一个音位。
因此在声母的计算上，梅县话和广州话的声母音位数目是完全相同的，四邑方言通常多了一个边擦音[ɬ]。跟闽语和北方话的声母相比，无论在音位数量上和发音特点上，都显示出梅县话和广州话的相似性。
(5) 零声母
梅县话里面的[v]被认为是客家话和粤语方言的发音特点差别。其实不然。无论粤语或客家话的[w]或[v]，都不形成对立，属于同一个音位，而且管字的范围也差不多。在广东的四邑地带，这个音位的实现形式也是[v]。在其他广东方言中，[v]和[w]也不会形成对立，而且很容易互相转换。
梅县话的作为零声母的主要元音或介音时，带有摩擦成份而念[j]，而广州话的情况也相同，属于/j/的音位。在另外一些广东的方言中，/j/也有发音为[z]或[Ʒ]的，但这样没有增加声母的音位数量。
(4), (5)是因为内的自由变异，在方言比较的意义上作用不大。
(6) 与中古音的对应
就中古声母跟普通话的对应规律而言，北方方言是比较规则的。粤语、客语都有相当多的例外。以下是一个跨方言的比较：
表1
(7)
存古程度的比较
笔者最近更发现，在噝音的演化过程中，客语有更多的中古前特点，而粤语跟北方话较接近(刘镇发，2001)，而客家话在唇音方面的表现，也和噝音一样，比广州话和北方话保留更多古音。在喉音和舌根音的声母方面，北方话比较保守，客家话次之，而粤语较多创新。总的来说，客家话在唇擦音、噝音声母方面保留古音较多，创新较少，是较典型的南方方言。而粤语在唇擦音、噝音声母方面的创新跟北方话相若，起源地应该比客家话更北的地方，或者南迁时间上比客家话晚。至于粤语在喉音和舌根音的创新应该是比较近代的，客家话、湖南、江西的方言也有类似的情况，但幅度较小，北方话则没有这些创新。
我们发现，北京话、广州话在中古或以前进行过唇塞音和噝音的变化的幅度几乎一样，但客家话只参与了其中的一部份。在中古以后，北京话丢失了舌根鼻音，但客语却几乎全部保留，粤语则保留了一半不到。
中古以后的一段时间，北京话保存了日母字、舌根塞音和喉浊擦音的声母，但全部丢失了在合口三等前的唇鼻音。广州话的存古与创新的方向刚好与北京话相反。从表中可以看到，客家话是三者中最保守的方言，不但保持中古前的噝音格局，而在中古以后的变化也很迟缓，只有日母字和在合口三等前的唇鼻音有较大幅度的创新。虽然闽南语没有表列在这里，但它是最保守的，几乎什么都没变的！
这些语言历史说明，在中古及以前，北京话和广州话应该属于较北的方言区，而客家话位于较南的地区，大概在现在的江西北部。但后来广州话的始祖南迁，占有地理位置比客家话更南，在南方进行了跟北京话完全不同的一些语音改变。而客家话因为位于两者之间，进行的改变也刚好在中间。广州话的主要变化都是在近代发生的。历史语言学的事实告诉我们，“客家人”的祖先在中古以前应该住得比广州人的祖先更南。这也与黄淑娉(1999)的人类学结果吻合。总的来说，广州的存古程度是最低的。三种方言中古的特点的存古百分比是根据方言调查字表的字统计，表列如下：
表2
| 梅县话
| 广州话
| 北京话
| 噝音
| 完全保存中古前格局
| 中古
| 中古
| 舌根鼻音
| 几乎全部保存中古
| 保存中古声母44%
| 几乎全部丢失(创新)
| 唇塞音变擦音
| 保存中古30%
| 保存中古10%
| 保存中古<5%
| 舌根塞音变擦音
| 溪母念[h][f]13%
(存古率87%)
| 溪母念[h][f]70%
(存古率30%)
| 中古溪母字几乎没有念擦音
| 日母字
| 保存声母约50%
| 几乎全部丢失(创新)
| 几乎全部保留
| 喉浊擦音
| 保存声母約85%
| 丢失声母50% (匣母一二等合口，四等)
| 几乎全部保留
| 在合口三等前的唇鼻音
| 保存中古约50%
| 全部保存中古
| 全部丢失(创新)
|
*灰色为存古程度最高的方言
三、韵母的比较
韵母跟声母不同的是，它受地域的局限更大，变化更快，所以在同一个方言区中韵母的变异比声母大。像声母一样，客家话、广州话和北方话也进行过一些创新。其中北方话跟客家话、广州话最不同的创新是[m, p, t, k]韵尾的丢失。但这也是一个相对近代的变化，完成期应该是元代。
因为很多学者深信广州话是“南方方言”，所以保存古音最多。例如徐通锵(1996)发现北京话保存了德陌的分别，但广州话却没有而感到意外。其实广州话在南迁以后的创新，比客家话和北方话多。
应该肯定，广州话元音的舌位较其他的方言高化、央化，形成特别的长、短元音对立，而这些变化是其他方言没有的。但这些全部是中古以后的变化，所以它和《广韵》能有整齐的对应。
相对于广州话与北方话而言，客家话韵母的元音是存古的。[y]去圆唇化为是相当晚期的变化，而且它一定要比舌尖元音化晚，否则精组遇摄三等的字如居、区、需便要和资、疵、思同音
。而在粤中如新丰的“客家话”，就没有这些变化。由于嘉应系各种客家话的分化时间不超过五百年，所以这些发展不算是客家话的共同特徵。新丰的“客家话”的韵母相对原始，拿来跟其他方言比较可以看出其他方言的变化轨迹。客家话的读音元音舌位较低，少央化，也是存古的表现，广州话的舌位高化、央化严重，存古度相对低，很多特征都是近代的产物。而位于广州西南的四邑话(以台山话为例)，也没有经历过类似广州话的高化和央化，而与客家话酷似，下面是一个比较：
V代表中古后的广东方言的共同音位(Lau, 2001)。阴影代表了近代的变化。从这个比较中，我们看到新丰客家话最能保存古音，而东莞话变化得最激烈。梅县和台山话只进行过少许的变化，韵母比较接近新丰话。广州、东莞话在韵母元音上升、央化；而北方话的韵尾丢失都使他们偏离中古音。但在总体而言，由于韵尾的保留，广东省内方言互学是相对简单的。客家话韵母跟广州话不很接近，但跟北方话差别更大。虽然台山话和梅县话在韵母上很相似，但台山话是公认的粤语方言，而客家话却被认为是另外一种方言。这不是按照语言事实来归类的。按照韵母的相似性，台山话与“客家话”显然应该是同类。但讽刺的是，参与粤西械斗的人正是讲台山话和客家话的。
目前我们对各种方言的历史语言学还在学步的阶段。许多人为了要区别两种方言，找的特徵不管是晚期早期，结果矛盾很大。例如梅县话没有[y]便当作是“客家”的特徵，后来才发现在粤中、粤北和四川的客家话并非如是，而四邑地区、潮州地区和阳江一带也没有[y]，和粤东的“客家话”在广东沿岸刚好形成一条长带。再一个例子是广州话有三个入声被视为粤语特征时，中山、珠海、宝安、香港郊区等地方的粤语土话却只有两个入声又要成为例外。由于三个入声的中入是粤语形成长短元音格局以后的结果，过程是很近代才发生的。很多人在比较客家话和粤语的时候，也是拿今天的梅县话和广州话来比，没有考虑别的地方，更没有比较上个世纪或近代的客家话和粤语，所以结果流于片面。更荒唐的是，除了客家话以外，很少学者以移民的角度去看其他方言。因此，笔者近来通过历史、移民的比较，论证了现代广州话其实是宋代北方一民带到广东的官话(刘镇发，2000)。
四、声调的比较
在声调上，粤语是相对存古的。广州话在中古的基础上发展为八个声调，而到近代才在阴入分化一个中入声，也是唯一的创新。当然，在“浊上变去”的规律上，北方话是几乎牵涉所有浊上字的，但广州话和梅县话只有三分之二的浊上变去，剩下的三分之一(浊上A字)在广州话独立为阳上，而在梅县归并到阴平。但不是所有粤语方言均保留独立的阳上调，或者其他声调没有合并。例如香港新界郊区的锦田话，阴平、阴去和阳去均合并为一个声调，入声也只有两个，六个声调表面上和客家话差不多。此外，客家话也不一定是六个声调。海丰、龙川南部的客家话，阴去和阳去也是独立的，所以有七个声调。在五华和粤北、四川和东莞、宝安部份地区，阴去不和阳去合并而合并到上声。总的来说，声调的合并是中古以后较近代发生的，所以就是在客家话中也有一定的分歧，但总的来说一定有浊上A字归并到阴平。按照这个标准，惠州、河源和粤中的土话跟客家话的关系较疏。相反的是，赣东地区的“赣语”应该跟嘉应话在明代才分化，而根据一些外国传教士的记载，一百多年前他们在江西东部还可以利用梅县话跟当地人通话。
北方话的声调除了平分阴阳是跟广州话和客家话相同以外，跟南方话的声调发展是不同的。上面说过，梅县话两个入声合并和北方话相同只是一个巧合，并不是客家话的必要条件。在声调对应上，懂粤语的人很容易推测到客语的声调，但很难推测到北京话的声调。但懂客家话的人则不容易知道那个阴平字应该是阳上，但可以从送气的规律上知道那个是阴去、那个是阳去，但对北京话声调的推测也是同样困难。因此，在声调上而言，客家话和各南方的关系密切而与北方话关系较疏。
五、词汇及语法
在词汇方面，客家话和广州话是极为相似的。徐通锵以语言年代学的方法，计算汉语各个方言间分化的年期，结论是客家话跟广州话最像，200个基本词中有79%相同。所以推算出他们之间的分化只有700年左右(徐通锵，1996)。此外，最近更有其他的学者也计算到类似的结果(练春招，1998)。而在笔者对单音节方言词的计算中，客家话跟广州话有大约四成相同(刘镇发，1999)。
过去有些学者以为广州话、闽南话等方言，是南方土生土长的，而客家话是北方移民大来的，所以他们用心去找粤语跟邻近少数民族的共同此，并且认为这些是“底层词”(欧阳，1993；李新魁，1994)。至于客家话即使有少数民族词汇也认为是借用关系(罗、邓，1990)。但笔者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发现客家话和广州话均有一些跟少数民族同源的“共同词”，而且比例、范围相近，所以笔者当时认为无论客、粤，跟少数民族有几乎相同幅度的接触(刘镇发，1998)。
此外，客家话和广州话的句法基本相同，和北方话则有很多不同的地方。除了梅县话有“我比你较大”的比较是跟广州话不同之外，其他都跟广州话雷同。这在其他任何两种“方言”中是找不到如此的一致性的。
第三节
结论
从上面的声母、韵母、声调、词汇个方面看来，一般意义的客家话本来属于中古的一种较南方的方言，和闽语、赣语等方言较接近，这与上一章的人类学结果完全符合。后来因为宋室南渡，客家话的祖先经过江西东部、福建西部而进入广东东部，和南迁到珠江口的广州话为邻，但没有进行或仅较轻微进行像广州话般的多项创新。声调方面，初期在八个声调的基础上进行了阳上与阴平的合并，因此跟广州话、台山话、惠州话、河源话等不同。词汇方面，客家话跟广州话跟其他的方言比较之下最像，而在语言年代学的计算大概是七百年前分支的。语法方面则基本上跟广州话一致。
张光宇(1995)在“论客家话的形成”中，列举了客家话和闽南语在词汇上的差别，但他举例的客家话特征词，却也是粤语的特征词 (见第一章、第一节、二)。他虽然不知道客家话和粤语的相似性，但他看到客赣的密切关系，所以他批评说：
持平地说，上述(浊上读阴平)客家方言的声调特点并没有大张旗鼓的必要。闽南话漳州系方言与泉州系方言声调的区别甚于客赣方言之间，…为什么在这种分组态势明显的情况底下，方言工作者容许以其他共同点把两个大方言方在“闽南方言”的屋檐底下，而非想方设法利用辖字不多的声调特点把客家话从赣语分立出来?为了分可以无视期间的共同性，为了合可以无视期间的差异性。这种做法使得方言的分合进退失据，实非平允立场。
由闽南漳泉两系方言的异同回顾客赣方言的关系，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一般所谓客家话的特点不免夸大其词。客家话之所以独特，首先是缘于客家人独特的历史经验。由于其独特的历史经验，客家人长期遭受误解。(张光宇1995：172)
虽然张光宇所指的“客家人长期遭受误解”跟笔者所理解的“误解”有明显出入，但张氏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张氏认为“客家人”因为有畲族血统所以才强调自己来自中原也是一种猜测。第五章的人类学数据已经清楚说明两粤的血统基本一致，广州人虽然跟畲族也同样接近，但广州人却永远不会称呼自己为“客”。客家人之所以为“客”是因为它们跟珠江口的广州人冲突，后者自认为“主”的结果。在台湾，操闽南语系的居民也称呼嘉应州移民为“客”，主要是因为它们占少数和比较晚到，但在二十世纪以前还没有“客家”的称号。客家话确立为独立的“方言”不是根据语言学的数据，而是根据语言学以外的原因，这也在沙加尔的文章中提到过(Sagart, 1998)。
这一章从语言学的事实，澄清了大家对以嘉应方言为狭义定义，所谓“客家方言”的误解。嘉应方言在声、韵、调、词汇、语法各方面都较接近广州话或台山话，而跟北方话的关系较疏甚至完全不像。认为客家话接近北方话而跟广州话不同是徐旭曾开始，给大带来的误会。客家话在声韵母音系上本来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南方话，而不像广州话般是南迁的而受到南方语言影响的北方话。
如果我们真的按照一般理解的“客家”定义，认为唐宋间从北方南迁到广东，形成一个移民团体民系的人叫做客家人，那么广州人才是百分之百的“客家人”，因为他们带来的是属于北方中原一带的方言，在南方经过一千年的变化才变成今天的样子的。但在嘉应州人口没大量移动到珠江口一带以前，广东方言区之间也互相移民，人口自由流动。而且，在清朝以前广东省内人口还没有分彼此的时候，人种基因也互相混合，造成我们无法从基因上辨别一个广州人或“客家人”。广府本地人、“客家人”只是过去两百多年间才形成的对立。因此“客家话”也不是一个基于历史方言特征而订立的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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