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暖的梦想,从哪里垒筑第一块基石?
清华国新学子采访团队
蜿蜒、促狭、曲折,这就是寻乌县圳下村的道路。沿着圳下村山边的一条路,两侧是几座新盖成的三层小楼,贴着瓷砖,装着防盗网,偶尔有两台空调外挂机在酷暑中低声运转。再往远处,一排排黄墙灰瓦的土坯房在山地田间的绿意中提醒路人,这里是赣南客家的一个典型村落。 土坯房中的“五保户” 76岁的余六妹住在圳下村山头边上的危旧土坯房里,房子的墙壁已经斑驳脱落,裸露出残破的红砖;木头门框发黑发暗,开始腐烂;屋顶中央的一根横梁坍塌下来,在房檐和地面划出一条斜线,勉强支撑着摇摇欲坠的墙垣。 “那天下大雨打雷,那根梁就砸下来了,正好砸到我的腰,是对面的嫂子把我抬出去的!” 余六妹指着屋顶中央的那片蓝天,透进来的光线顺着边缘残破的瓦片照向她皱纹密布的脸。 她是圳下村四个“五保户”中的一个,政府给她保吃、保穿、保医、保住、保葬。她虽然有三个女儿,但她们自出嫁之日起就从未看望过她,分居20年的丈夫身体残疾早已失联,毫无经济来源的她只能靠着村里每月给的180块的“五保户”保障金艰难度日。 原先她的房间因为雷劈坍塌已经不能住了,现在只能住在土坯房一间不足3平米的柴房里。一张单人床和一把破凳子似乎占据了所有的空间,刚刚够她瘦小佝偻的身子伸展活动,多加一个人,整个空间就显得逼仄、幽闭。床上没有床单、没有枕头,只铺盖着一层黑乎乎的破棉絮,床边搭着斑驳发黄的蚊帐。 “我很辛苦啊,很困难啊...” 她带着哭腔、用浓重的赣西客家话不停地重复着这句话,除此,她的语言似乎枯竭了。 隔壁的邻居听到哭诉,走过来安慰她,“莫伤心咧,你就要住进楼房了。” 邻居们解释道,村里的土坯房改造项目给四个“无保户”预留了四套平房,余六妹也分到了一套。 土坯房中里的烈士家属 “她余六妹 ‘五保户’还有什么不满足,我是烈士家属,去县民政局申请低保申请了15年都没申请上!” 77岁的刘海兰老人的家与余六妹的土坯房只隔了三户。他住在三间土坯房里,外墙、内墙都用木头打着桩撑。屋子里砖瓦已经老旧发黄,房子门外挂着的“光荣烈属”牌匾,以及两旁石灰水刷写的标语“跟共产党走”、“听毛主席话”,斑驳却打眼。 “我爷爷是烈士,在国民党最后一次围剿中牺牲了,就死在村里的项山。可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他低下头,腼腆的笑着,显得有点不好意思。 刘海兰两个孙子继承曾祖父的传统,都当了兵,之前在山东军校读书,现在被分到东北军区当兵。他和两个孙子十几年没见了,只与一个在县城的儿子偶有联系。儿子夫妇两人身体也不好,都有严重的腰间盘突出,没有什么劳动能力,靠着当兵的孩子每月寄来的伙食费过活。 刘海兰和老伴住在一起,他们在屋前的空地上种了几株豇豆、丝瓜,种得好的时候就卖点儿菜给周围的村民,换点儿钱,勉强糊口。刘海兰的老伴前年就申请上了低保户,可他却迟迟没有。 “有了低保就好了,但申不上也没办法啊!” 刘海兰显得有些不甘但又无可奈何。 土坯房中的中年农妇 刘海兰房子对面的空地上,一位黑瘦的农妇正摇着手持轱辘,生了苔藓的泵水器流出白花花的井水,她一只手拿着石棒捶打着几件衣服,一只手频繁地抬起,擦拭着额头的汗珠。在她身后,是一座具有典型客家风格的四合院,白墙灰瓦,堂屋中央留出一块天窗,天窗正下方的地面凹陷形成一个一平米左右、四四方方的平沟。堂屋前细长状的案桌上摆着一个黑色的塑料圆钟、几个空酒瓶和一把银色铁壶。两把黄色木椅靠在堂屋右侧的白墙边,椅背边缘几处镂空雕花显出古朴。 “我一个人在家,我家的那个去山里砍病树去了。”48岁的曹贱风说,她和丈夫刘悲钦在圳下村的山间种了400株橙树,去年果园发了黄龙病,死了100株,今年夫妻俩格外重视防治,每星期都去果园打一次药。 “以前我在山上养了6头猪,经济还可以。可是4年前,我淋巴长了肿瘤,去寻乌县医院做手术花了3万块,家里的积蓄都用光了,” 48岁的曹贱风回忆道,她至今还记得给她做手术的医生叫赖小斌。 “当时想借钱,但是同村人都觉得我是穷鬼,不肯借,城里人看不起农村人,也借不到。” 曹贱凤的两个儿子都在外打工。一个24岁,三年前去了深圳的一家汽车装备厂;一个在寻乌县城,给人当汽车修理帮工,已经干了两年了。“以前没钱给小孩读书啊,我睡都睡不着,只能自己教小孩念书。可我自己也没念过书,现在他们也没文化。” 曹贱凤轻轻叹了口气。 土坯房外的致富能手 走到路的尽头,乡村小径连上了2米宽的柏油路,路边是一排排土坯房改造新居。整齐划一的新居中有一栋四层小高层格外醒目。白色马赛克覆盖着外墙,墙缘上的红釉雕刻显得古色古香。 150平米宽敞的一层空间被一根粗壮的白色柱子隔断,两边的自动卷闸门缓缓拉开,车库里一辆崭新的黑色加长版奥迪赫然入目。一位健壮的中年男人从车库边的楼梯下微笑着走来,他穿过两个竹制鸟笼,坐在一旁的红木靠椅上,端起红木案桌上的一小杯龙井茶慢慢斟饮。 他叫刘晓星,是圳下村数一数二的富户。1984年,他20出头的年纪就开始在村里开农资化肥店。赚到第一桶金后,他就和妻子一起扩大农资店的规模,把店开到了镇上,还在村里种了5000多株脐橙树,并设厂进行果品加工,形成了洗果、抛光、打蜡、包装一条龙的果业产业。4年前,他趁着资金充足,在寻乌县城开了一家六层楼的酒店,主打中式菜系。 多样化的投资方式让他的荷包鼓了起来,也让他的体重增长了。“这几年胖了,最胖的时候有160斤,去年开始戒了烟,就瘦了十斤。”他的声音洪亮爽朗,眼角的几条皱纹上扬着。 “最近几年生意不好做了,公款吃喝限制多,酒店的营业额下降不少。加上去年黄龙病导致脐橙大幅减产,农民没钱投资农药,农资店的资金也难回笼了。” 刘晓星介绍到他的生意时也显得颇为无奈。 刘晓星有一儿一女,女儿刘盼今年参加了高考,填报了昆明理工大学,儿子也刚刚中考完,要上高一。 “高考填志愿时,我想报广告学,因为我喜欢新闻,可是我爸想让我学金融、营销之类的专业。” 刘盼轻声说,言语间流露出些许惋惜。 从村里的”五保户“到数一数二的致富能手,每一位村民都渴望在圳下村这片土地上构筑自己的家。不管是危旧的土坯房还是宽敞的小高层,都垒筑着他们平凡的生活梦想。无论贫穷富裕,每个人都有各自不为人知的艰辛;而相同的是,在通向梦想的道路上,他们都需要一块更加温暖的基石。 感受客家人的宗祠制度和观念潘氏祠堂外的红丁榜黎坑村的刘氏祠堂 2014年7月8日下午,走过凹凸不平的村中小路,来到新盖的吉潭镇圳下村村史馆,灰瓦白墙,门厅宽阔,连接着大门的两面白墙上分别挂着刘氏家训和潘氏家训。村史馆以前是圳下村两大围屋之一的德馨围,现已成为刘氏祭祀的祠堂,每逢过年过节,刘姓后裔汇聚于此,杀鸡宰羊,共同祭祀先祖,延续着客家的传统。 “日久他乡即故乡” 客家人最早从河南等地南迁,赣州是其迁徙的三大目的地之一,客家人的聚居地以赣南为主,吉潭镇中客家人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90%。 正如挂在圳下村村史馆墙壁上的刘氏家训所言,“年深外境皆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数百年来客居他乡的生活经历培养了客家人顽强的生命力,他们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落地生根,繁衍生息,而祠堂对于维系和凝聚客家人的血脉情感功不可没。 每个成年男子在参加刘氏祭祖之时都要背诵家训。“我们每年都会举行祭祀。每村的刘氏人都有一个祠堂,但圳下村有个刘氏总祠,每逢清明节,吉潭镇其他村的刘氏人会来总祠祭祀,”吉潭镇圳下村支书刘庚球说。“红白喜事都会在祠堂里操办,尤其是有人去世,即使是火葬,也会把花圈和灵位摆在祠堂里祭奠,”在大跃进时期被征用为公共食堂的刘氏某支祠堂内还贴着发黄的喜联,摆放着婚礼拜堂用的案几。“清明祭祀的贡品种类很丰富,有猪、羊、鸡、鸭等肉,还有柑橘、橙子等水果,孩子们都争抢着吃祭祀完的贡品,吃不掉的也会卖出去,”刘庚球说。 圳下村的刘氏总祠已有几百年历史了,“从我嫁到这里,刘氏人就在旁边的祠堂里祭祀,每年过年过节都会来这里,”70多岁的潘甲招在刘氏总祠旁边的老屋住了60年。 宗祠祭祀是客家传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圳下村如此,邻近的上车村亦如此。 上车村有2000多口人,其中潘姓共有1000多人,是村子里最大的姓氏。潘姓人围绕着一座远近闻名的潘氏宗祠繁衍生息。这座祠堂供奉潘氏的祖先潘任,他曾任宋末的兵部尚书。远在广东、福建和湖南的潘氏后裔每年都会回到潘氏宗祠参与祭祖活动。 清明前后是祠堂最忙碌的时候,“村里的老人们总会在清明祭祀前清扫祠堂,参与祭祀的家家户户都会贡献祭品,”潘甲招说。“你们看我家养的这些鸡,每年清明,我都会杀只鸡作为祭祀的贡品。”
宗祠与世俗政治的交织 潘氏宗祠的外墙还张贴着2014年清明节祭祖活动时潘姓后人缴纳的红丁数额,每个男丁参与祭祀需要捐款40元,用以购置祭祀用品。 “潘氏祖先分家后,共分为十支,每一支的子孙每年负责一次祭祀主持,十年轮换一次,”吉潭村支书潘俊文介绍到。“除此之外,祠堂的祭祀活动由祭祀理事会负责,这个常设的机构共有理事至少12个人,几乎都是由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担任,村委会也会从旁协助。”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来参加祭拜的后人除了缴纳必须的红丁款,还会捐赠额外款项,用于祠堂修缮、资助学生、添置礼器等,“现在有很多‘海归’甚至捐赠美元,”潘俊文说。每年祭祀结束后剩余的款项会积攒下来,“现在潘氏积攒的余款至少有几十万,我们用这些钱建立了教育基金会,每个潘家人的孩子考了好大学,都会得到一笔奖金。穷人家的孩子也可以用这些钱继续念书。” 圳下村刘氏祠堂祭祀后的红丁钱也由理事会统一进行管理,“理事会在村委的帮助下用这些钱扶贫,或救济有重病患者的家庭。”刘庚球说。 从某种程度上看,宗族内部的协调、管理对政府某些职能的发挥起到辅助作用,宗族势力与世俗政治势力的良性互动推动了赣南农村地区工作的开展。然而,宗族在地方治理中的地位已不同以前了。 “你们那些完全是误解,农村是有宗族势力,比如大姓会有一些优越感或者会根据姓氏来站队,但是现在是法治社会了,即使村民出现矛盾,也是由村委会或镇里出面调解。”当我们提到“族长”一词时,吉潭镇副镇长曹军这样向我们解释。 时至今日,族长一类在宗族中发号施令、说话起决定性作用的个人早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村委会和村长、村委书记等基层政治单位及其决策者。但无可否认的是,宗姓和祠堂对于圳下村及其它几个村子人们的生活仍然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刘姓村民占90%以上的圳下村,村民在平时的议事和政治生活中分成九个小组。村长刘永浩说,这些小组都是自然按照宗姓划分的,其中一个小组姓潘,其余的小组都姓刘,分属于刘姓祖上分房形成的八个分支。 “每个小组派出三个村民代表,再加上九个小组一共28个党员,比如一条路要不要修之类的事情,大家就会一起商量。”刘永浩说。 而在附近的黎坑村,一间刘氏祠堂的两面墙壁上都挂着“村情村规”等村庄介绍和政策宣传展板,正门框上则是“三送议事堂”的红底匾额,和厅堂案上代表天下刘氏祖籍的“彭城堂”祖宗牌位共存一处。祠堂成为祖宗信仰和基层政治宣传共享的场所。 “只有两户还怎么这样做呢” 尽管祠堂还是圳下村等地居民逢年过节的拜祭场所,壮观者如潘氏祠堂还有来自瑞金乃至梅州等地的潘姓人乘车队而来,宗祠在时代发展中的没落态势仍隐隐若现。 “小时候会和朋友去祠堂玩,后来上高中就不怎么去了。”16岁的刘松强家住圳下村,他说父母对祠堂很看重,而它对于自己来说并不怎么重要。甚至记者在村中寻找祠堂的路上,碰到的一个当地中学生也不知道祠堂的位置。 类似的情况并不只出现在年轻人身上。75岁的刘永茂和73岁的谢素兰夫妻说他们也很少去祠堂拜祭,“年轻的时候工作忙,而老了以后儿女都住得远,没有时间和机会去祠堂。” 刘氏总祠离就在圳下村中心附近,是全村人乃至外村人前来拜祭的场所。前年,刘氏人还捐钱重新修建了总祠。“我当村长最骄傲的事情就是重修了刘氏总祠”,村长刘永浩说。然而,祠堂现在处于无人看管的状态,人们来去自如,傍晚五点多进去时,空无一人,只有院内几只邻家的公鸡徘徊,屋里桌上一瓶启过的白酒,几个倒下的一次性塑料杯,供奉的排位上落了一层尘土。“这里平时没人看管,只有逢年过节祭拜之前会有些老人过来打扫,”潘甲招老人说。 变化的不只是祠堂。小卖部老板刘传盛四十多岁,他说现在名字里的辈分意识已经越来越淡了:“我们这一辈人还可以从名字看出来辈分的,但是到我小孩这一代人基本就看不出来了。” 直到2012年,刘传盛还住在围屋中。居住人口数量最盛时,村中两处围屋中共住居民60多户,从2008年开始,住户逐渐迁出。有些人和刘传盛一样自己建了房子,还有人在县城买了房。围屋的聚居已经在慢慢消散。 43岁的刘军从出生起就和父母住在围屋里,是目前还住在恭安围的两户人家之一。他说,从前吃完饭住在围屋的人都会一起聊天,而现在,“只有两户还怎么这样做呢”。 2012年,《若干意见》出台。越来越多的人建起了楼房,或搬进了集中安置房,住户与祠堂比邻而居的情景在未来还会否存在?未可知。这里的客家人从几百年前延续下来的宗祠制度和观念,也许会继续作为离乡者盼念家乡的维系,也许会成为后辈耳旁的一个老故事。但可以确定的是,它对村庄的人们和他们的生活带来的影响还将持久存续下去。
来源:中国记协网 http://news.xinhuanet.com/zgjx/2014-07/14/c_133482055_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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