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由于有“客家认同”这个非语言因素（Sagart﹐1998）﹐近代汉语方言学家便因为有“客家人”存在这个事实﹐加上粤语形成于秦汉的假设﹐将这个本来是一个只有“平面”差异的粤赣体系﹐分成三种方言”。以下是谈到客家话成为“汉语方言”的主要原因﹐指出目“汉语方言”分类的漏洞﹐并且提供一个对近年客家方言的种种争议的答案。
按照两宋时期作为历史语言条件﹐只能分出四大方言（平话﹑老湘语还没有普遍被承认是独立方言的地位）。但是﹐因为赣粤方言区目前有了“客家人”。汉语方言学者没有想到这个肇因于广府人和嘉应移民的冲突的概念﹐是一个近代才建构出来的认同。为了配合客家人的概念﹐便忽视方言分类原则﹐创造一个“客家方言”出来。因此﹐我在下面探讨了嘉应话成为“客家话”的来龙去脉﹐说明为什么非语言的因素能影响方言学者的决定﹔提出汉语方言学必须同时掌握人口之间的历史感情因素﹐再用语言学的方法去认真研究问题﹐不能被表面现象所蒙蔽﹐甚至被外行人牵着鼻子走。
“客家人”与“客家话”的产生
前人对客家话的研究﹐忽略了一个人类学家新近才发觉的事实﹕“客家”是一个新建构的民系(Constable﹐1994﹔Leong﹐1997)。在17世纪以前﹐住在嘉应州的人没有向西南迁徙﹐“客家”还没有成为操嘉应话者的称号(刘﹑万﹐1991﹔刘佐泉﹐1992﹔Leong﹐1997)。而在19世纪前﹐操嘉应话的移民群体﹐也没有广泛地采用“客家”作为族群的名称(Constable﹐1994﹔LauandChow﹐1998)。在可以看到的文献上﹐清初的嘉应州人自称“程乡人”﹐而同期从嘉应州迁移到别的省份的人﹐更大多自称或被称“粤人”﹑“棚民”﹑“怀远人”﹑“广佬”﹑“广东人”﹐语言是“广东话”﹑“艾话”﹑“新民话”﹑“麻介话”﹐只有在珠江三角洲一带才称客家人﹑客家话(LauandChow﹐1998)。
“客家”之所以成为了嘉应移民的代号﹐是因为他们跟广府人发生争执时被迫认同的(Leong﹐1997)。当这两个群体的争执﹐从1850年在粤西的武斗﹐发展到1920年的文斗的同时﹐客家学者也成功地建构出“客家”这个民系(Constable,1994;胡等﹐1997﹔LauandChow﹐1998)。而罗香林(1933)的《客家研究导论》﹐属于客家建构过程的高潮。根据刘﹑万(1991)的考究﹕在清代之前﹐历史上并没有一个自称“客家”为客家的群体﹐没有一个叫做“客家”的方言。
虽然现在自称或被称为“客家”的人﹐是宋代由北方移民到江西﹑广东的后裔(罗香林﹐1933)。但无论是广府﹑闽南或者“客家”的大部份人口﹐都是宋代或以后才从北方迁移到广东﹑福建的﹐清代以前并不存在“客家”和“非客家”的矛盾﹐操不同方音的人在广东﹑福建自由迁徙﹐不存在族群认同的问题(陈支平﹐1997)。在嘉应州人没有大量向外移民以前﹐他们的母语“嘉应话”虽然早已存在﹐但还没有成为“客家话”﹐因为嘉应州人还没有成为“客家人”。目前的问题是﹐如果“客家”是一个出现了只有两百年不到的民系﹐那么许多跟客家话有关的理论﹑界说﹑假设﹐便全部都会变成错误的论断了。因此﹐假设汉语方言学不是在这个世纪﹐而是在清朝初年便成立为一个学问的话﹐问题就可能会简单得的多。当时的“嘉应话”不但不会超过现在粤东﹑粤北﹑赣南和闽西南的范围﹐而且方言归属上可能就会归了赣语或者粤语。其它跟嘉应话不能通话﹐而现在被归类为“客家话”的非嘉应话方音﹐也根本不会跟“客家”扯上关系﹐因为它们大多数是罗香林将它们收在“客家”旗下的﹐理由是他们的祖先在唐宋时已经南迁。这是罗香林在建构客家民系时的双重标准﹕跟嘉应移民有冲突的民系如广府人﹑四邑人﹐虽然也是宋代以后才南迁的﹐没有被称为“客家”﹐而在代以前便设籍岭南﹐但没有跟嘉应移民正面冲突的﹐却可以被封为“客家”。
罗氏理论对汉语方言学的影响
罗香林(1933)在他的《客家研究导论》中﹐将“客家”的起源理解为东晋时代的“客户”。而客家人是中原人在四世纪开始﹐分开五个时期流徙到南方的移民群体。虽然罗氏也说明﹐客家的主要形成时间是宋代﹐但他却故意将客家描写成“纯汉人﹑中原嫡裔”而跟广府﹑闽南人不同﹐割裂了客家人跟其它邻近民系的血缘﹑语言和历史关系﹐误导了其它人对“客家人”的正确认识。
虽然罗氏建构“客家”的主要动机﹐是要来抗衡广府人对客家人的侮辱(胡等1997)﹐而不是要故意误导方言学。可是﹐他跟方言学界却开了个世纪的玩笑。直到今天为止﹐大部份方言学家是百分之百相信他的“客家”形成模式的。于是﹐当现代的方言学家依照罗氏的启示﹐按图索骥去赣南和粤北找“客家人”和“客家话”时﹐一来又发现这些人不但没有任何“客家”认同﹐而且大部份自称是“本地人”(刘纶鑫﹐1995﹔张﹑万﹐1996)﹐来跟操嘉应话的明清移民相区别﹐二来更发现他们所操的“客家话”跟嘉应话差别很大。所以一些学者只好将他们理解为“老客家”和“新客家”(张﹑万1996)﹐而没有想到这正反映了客家认同只是近代才出现的事实。
由于罗氏理论的作祟﹐很多人认为目前被称成为“客家话”的嘉应话形成的时候﹐客家人便诞生了(张卫东﹐1996)。他们没有想到﹐就算到今天还有不少地方的嘉应系方言﹐还没有冠上“客家话”的称号呢(LauandChow,1998)﹗虽然张光宇(1995)在讨论客家话的形成时﹐正确地考虑了移民因素﹐指出罗杰瑞“南方汉语”说(Norman,1988)不能解释客语的现象﹔但是他还是不能避免被罗香林“客家理论”引导错误﹐认为“客家”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系﹐得名源于畬汉关系﹕“客家人”是“半畬半汉”﹐汉畬混血的结果﹔由于“客家人”身上流着被人看贬的畬族血液﹐所以强调自己来自中原(张光宇﹐1995:174)。而没有察觉到“客家”是近代广府人奉上的桂冠而已﹐过去很对“客家”的解释都是一场误会。
根据近年生物学的分析(赵等﹐1991)﹐中国境内74地点中﹐广州人跟梅县人的血缘最接近。而二者虽然也跟畬族颇接近﹐但却没有人怀疑广州人有大量的畬族血统。因此﹐“客家血统特殊论”全无科学根据。而根据徐通锵(1995)对基本词汇的计算﹐全国七大方言中﹐广州话跟梅县话互相最相似的数据﹐就不可能是一个误差﹐而是“客家”和广府属于同门血亲的铁证。不幸的是﹐汉语方言学的诞生比“客家”建构晚﹐而且多少依赖了“客家理论”来替汉语方言分区。结果是﹐汉语除了用语言学的论据来分区以外﹐还利用非语言学的方法﹐其中之一就是观察讲一种南方方言的人﹐有没有客家认同甚至是有没有被认为是“客家人”(黄雪贞,1987)。
可是﹐罗氏的理论对方言学的影响已经很深﹐方言学者的脑筋一时间很难转过弯来。所以罗常培(1958)虽然看到临川音系跟梅县话很像﹐却没有得到他们是同一种方言的结论。而最近几十年的方言学界﹐更常为“客﹑赣”的分合而伤透脑筋﹐制造很多方便客语区别于赣语的“界线”(王福堂﹐1998)。受到罗氏的影响﹐桥本(Hashimoto﹐1973)﹑罗杰瑞(Norman﹐1988)﹑黄雪贞(1988)等也企图对一个自古存在的“客家话”作出定义。
“客家话”的本质和范围
最近沙加尔已经明确地指出﹐“客家话”的定义可能包括非语言学的因素即客家认同﹐而他也不太相信罗氏对客家形成的描写(Sagart﹐1988)﹐但不少方言学者还是花了不少的气力﹐去“重构”一种子乌虚有方言的历史。既然“客家”只是一个在清代才建立的民系﹐许多对“客家”过去历史的搜寻就显得是徒劳﹐我们对它的前身﹐“程乡人”和“嘉应话”的认识﹐才是解开“客家”之谜的钥匙。根据梁肇庭(Leong,1997)的研究﹐操嘉应话者原来的分布范围只在嘉应州附近﹐明代中业至清初之间﹐嘉应州人大规模向江西北部及珠江三角洲迁移﹐前者称为“棚民”﹐而只有后者才成为“客家”。虽然目前棚民的后裔没有客家认同﹐但由于他们仍的方言基本属于嘉应话系统﹐所以方言学家也将之界定为“客家话”(黄雪贞,1988﹔李﹑张,1992)。今天﹐狭义的“客家话”其实也只是梅县话和类似的一些口音。目前广泛分布在中国南方的“客家话”﹐其实也是在过去几百年间由嘉应州迁移出去的﹐调型主要也是梅县或五华两种类型的其中一种(刘镇发,1996)。最近﹐庄初升先生也论证了粤北的“客家人”是明代中业(十五世纪末)才开始进入韶州的(庄初升﹐1998)﹐而很多这些操嘉应话者到今天很多也不自称或被称为“客家”。因此﹐如果我们能在清初如实画一张当时的方言地图﹐那上面根本就没有“客家话”。因此﹐现在中国方言地图上“客家话”的范围很大基于罗氏的观点﹐很多唐宋便设籍在赣南或岭南的人被视作“客家人”后﹐他们的方音便被列为“客家话”。而这些所谓“客家话”中﹐很多跟嘉应话根本没有直接的关系。目前被编入“客家话”的方音﹐其实只是赣粤方音中的一分子而已﹐和粤语﹑赣语基本上都是宋室南渡时带到南方的。这样﹐我们就知道为何过去为“客家话”作出定义是何等困难﹐甚至徒劳无功。“客家话”是明末清初“粤赣方言”的粤东嘉应话后裔﹐所以今天的“客家话”只应包括嘉应州(目前称梅州市)﹐和明末清初时由嘉应州迁出移民所坚持至今的方音。由于分化时间不长﹐所以这是今天各地嘉应系“客家话”保持高度一致的主要原因。
结论
在客家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汉语方言学在订立“方言”层面上的问题。虽然我们不一定要精通历史学或人类学﹐但如果在这些问题上给误导﹐方言学就要走一大段冤枉路。前人对方言的研究因为缺乏了一个严谨的方法﹐加上一个静态的方言观﹐较少从历史人口流动﹑族群争执﹑语言交替和融合的角度去全盘考虑﹐更没有考究“客家话”非语言学因素─“客家认同”的来由﹐反而片面地依赖一些带感情成份的“结论”﹐结果更为了要分别“客家话”与“非客家话”﹐挖空心思去找出汉语方言的界限﹐浪费了不少人员的宝贵时间和精力。弄清了“客家人”的来龙去脉之后﹐我们便会明白﹐汉语方言学在过去的一个世纪是如何处于窘境。虽然很多人已经发现“客话”(梅县话)跟赣语有密切的关系﹐例如沙加尔根据近年的发现﹐认为客语和南部赣语实际上不可分割﹐不相信罗氏的结论﹐而且推断“客家话”是很晚近才形成的言这是很有创见性的(Sagart,1988)。但碍于罗香林“客家理论”的作祟﹐目前的主流意见是将它们分开为两个方言来处理(张﹑李﹐1992﹔王福堂﹐1998)。而且﹐嘉应话和粤语方言可能的关系﹐也因为“客家理论”的左右而没有人去注意。除了徐通锵(1992)的基本词汇﹐证明客﹑粤分家只有六百多年以外﹔近年分子生物学的发现﹐也证明广州人和梅县人在血缘上最接近(赵等﹐1991)﹐这说明了“客家方言”的创立﹐不仅违反了语言学﹐同时更违反了自然科学的证据。
因此﹐根据本文的推论﹐客语和大部份的粤语﹑赣语﹐以及惠州本地话等方音﹐都是“赣粤方言区”的成员。他们组成的单位﹐应该跟从浙江﹑福建﹑广东和海南的“闽方言区”同等。这样﹐客语﹑粤语﹑赣语也跟闽北﹑闽南﹑闽东语等一样﹐属于“次方言”的级别。这也较客观地反映了他们之间的历史关系﹑相似度和互懂度。而随着21世纪的来临﹐汉语方言学势必走出新路向﹐正确地认识各种方言的关系。
[ Last edited by azrael on 2004-4-26 at 21:37 ] |
|
狗仔卡
发表于 2004-4-26 21:34:29
变色卡
抢沙发
发表于 2004-4-26 21:46:58
发表于 2004-4-27 21:27:08
发表于 2004-10-9 22:06: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