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的告白及历史的重建——以何英《远去的岁月》为例（客家通网站导航）

邱家兄弟

知青的告白及历史的重建

——以何英《远去的岁月》为例



邱锡凤





    一个时代的“引子”

1955年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针对《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写下按语：“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参考。其中提到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⑴似乎一语成谶，这成为了十余年后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的政策伏笔。自此以后，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成为时代流行语。

1968年12月22日的《人民日报》头版以整版的篇幅，原文刊登了由新华社转发的12月8日《甘肃日报》的报道《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报道中介绍了甘肃省会宁县城部分城镇居民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情况。人民日报在给这篇报道加的“编者按”中引述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自此，一场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展开。

这是两个重要的时间点。如果从1968年算起，中国的“知青”诞生历史已整整43年；如果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算起，那么中国的“知青”诞生历史已将近60年。无论如何，在当下中国，有关知青、知青文学及知青历史的研究都有充分的理由全面深入地展开。而民间层面的努力始终未曾停歇，由早期虚构的文学、写实的回忆录，到整个知青运动史的建构，已经有不小的收获。





拒绝遗忘的集体回忆

作家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远去的岁月——知青生活回忆与实录》，是这股诞生于20世纪下半叶的文学潮流开放于21世纪初叶的一朵浪花。编著者何英以福建省上杭县原中都公社的青潭知青农场为叙述原点，集纳了当年插队上杭的厦门知青等撰写的20篇回忆文章，集中回顾了该农场指导员叶汉禄与知青们之间的深厚感情。这些文章，以亲身经历者朴素的文字、直白的叙述方式以及特有的当事者体温，获得了读者的心理认同。正如著名作家叶辛在该书序言中所说的，叶汉禄“一个令人可敬可佩的贫下中农基层干部跃然纸上，我也为之受到深深感动”。

青潭已经成为这些厦门知青们人生的重要驿站，他们由青潭农场获得的农村体验、生活体验和人生体验，成为他们一生的宝贵财富。青潭农场的知青们是幸运的，这里除了无私的大地之母，使他们可以接受大地的无私馈赠，在物资匮乏时代依旧享受到吃饱穿暖，而且在远离父母亲人的精神贫瘠的青葱岁月，依旧享受到知青之间的互助互爱，以及指导员慈父一般的舐犊深情。青潭农场，成为他们追思青春年华的心灵归宿、成为一个时代的巨大隐喻，是可以理解的。而如此温情的记忆，足以照亮他们的一生。书中《一块肥肉的记忆》，老知青王子斌即忆述了这样的细节：在那个物资十分紧缺的年代，生产队杀一头猪就像过年一样，王子斌到农场去看望哥哥，恰逢叶指导员到邻近生产队买来了猪肉，炊事员已按照场里的人头分好肉，临到吃饭时，指导员却将自己碗里唯一的一块猪肉夹到了“客人”王子斌的碗里，并且说“你哥哥劳动量大，又是年轻人正在长身体，不要分他碗里的肉了。我年纪大了，可以少吃一块肉”⑵。1975年4月龙岩地区召开“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先进单位和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青潭知青农场作为上杭县的先进集体代表出席大会，并在会上作典型经验介绍。叶汉禄指导员在大会发言中说：“一年多来，我深刻体会到，知识青年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要办好知青农场，就要热爱知识青年，关心知识青年，依靠知识青年。”⑶“我从实践中体会到：要把知识青年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就要把自己的心交给他们，关心他们，有事同他们商量，才能把农场办好。”⑷短短两句十分直白素朴的话语，把他对这一帮男女热血青年慈父般的关爱之情表露无遗，把他和知青之间那种平等交心的“阶级感情”表露无遗，他真真正正成为了“知识青年的贴心人”。叶汉禄还说：“凡吃了农场的东西，我都坚持付钱，一分钱也得算清楚。我从不‘打平伙’，不煮点心吃。这些看起来是小事，实际上是培养什么样作风的大问题。”⑸如此种种细节，真真切切体现出一个基层干部实实在在的朴素作风，一个支部书记心底无私的宽广胸襟。

43年前，一批批知识青年从厦门出发到福建西部的上杭、武平、永定三县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开始了转变整整一代人命运的“上山下乡”运动。据史志记载，截至1969年10月，上杭全县先后安置厦门市等外籍上山下乡人员8459名⑹。从厦门到上杭，地理距离并不长，但是以当年的交通条件，以及这些“知识青年”的年龄条件和心理条件，无疑是一场“远征”。当这些莘莘学子从教室里、课桌前被伟大口号所招引，被时代风潮所裹挟，一下蜕变为“知识青年”，离开城市宽敞的马路、鳞次栉比的商铺和无比温暖的家庭伦常，来到穷乡僻壤，心理断奶的恐惧，生理缺粮的饥饿，体力劳动的重压，正所谓身心俱疲。如此心里的落差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深信中都青潭知青农场，在叶汉禄这个客家汉子的朴素阶级情怀的观照下所闪现的人性之光，在当时的环境衬托下，呈现出世外桃源般的宁静与安详。知青们有一百个一千个理由缅怀这一段温馨的历史，这是中国“文革”大历史的一丝亮色，并且它还照亮出那个时代的底色，至今带给人以温暖，和人性的慰藉。被知青们亲切称为“老指”的叶汉禄指导员，以春天般的温暖，以慈父般的胸怀，在这些知青们的心灵成长史上留下“青春”印记。1997年10月1日400多位厦门知青重返上杭第二故乡⑺，笔者跟随前往南阳朱垅坑林场、射山村的知青，一同见证他们与第二故乡的难以割舍的情缘，祭奠他们曾经的青春岁月，感恩曾经给予他们无限关爱的老房东，从中即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了他们与老乡之间的这种深厚情怀。

相比我们在其他不同体裁的文字作品中所看到的新疆、北大荒、西双版纳，以及其他三线城市的知青们的故事，其中许许多多知青的悲戚遭遇，至今无法令人正襟危坐坦然释怀。叶辛直言：“可能是读到了太多知青们回忆往昔岁月的文章，我经常读到的是知青们遭受农村基层干部粗暴对待，甚至女知青遭到凌辱的不堪回首的往事。”⑻在知青运动开始之初，从上海奔赴贵州的知识青年们就遭到了当地农民的尖锐质疑：“你们上海是不是粮食不够吃？要跑这么远的路来我们这里争粮？我们寨子上的口粮已经很紧张了。”⑼而越来越多的资料显示，当年在“国家话语”下所赋予农民的正面价值，终使农民成为千千万万知识青年的“导师”，这中间从“工人阶级”所让渡出的高贵而虚荣的“阶级地位”，掩盖的实质却是国家遭遇的大动乱之下，对毕业生升学与就业问题的无奈，以及这些“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改造的事实。由于“动机”不纯，注定了这场旷世运动的悲剧结局，以及日后的饱受非议。

因之，青潭农场知青们的温情回忆，丝毫无法掩盖我们对于十年“文革”的余悸，相反却激励着我们勇敢地进行深度的反思。40多年前的中国知青，现在正逐渐进入人生暮年，对他们的前半生进行回顾与总结，无论如何都绕不开这段历史。何英们写作的意义在于，这种勇气和执着为我们再现了一段悲壮的历史，这历史曾以极度痛苦的刻骨铭心，进入我们的底层记忆，可是又因无法隔代遗传，在全民分享改革开放成果的时候，而日渐被人淡忘。著名文艺评论家谢有顺在《写作的勇气》中说：“真实的、有勇气的写作起源于对人类此时此地的存在境遇的热烈关怀，并坚持用自己的心灵说出对这个世界的正义判词。”⑽因此，我们拒绝遗忘，我们需要何英们这种唤醒历史的写作者，需要千千万万的知青们共同唤醒自己的记忆。而这，正是今天《远去的岁月》的价值所在。



以文学或艺术的名义唤醒历史

放眼过去，知青作家们的写作，成就了中国当代文学历史的一个过程，一个节点，一个文学类型，即“知青文学”，它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一起，共同构筑中国当代文学流变的全过程，也共同构筑了当代中国民族心理演进的渐变过程。但是在全部知青文学中，至今没能看到一部称得上史诗性的大作品。面对十余年“上山下乡”运动，面对1700万知识青年，面对国家大历史下一个个鲜活生命的人生悲喜剧，文学家们甚至知青作家们笔下的“文学”多是显得矫情与造作，文学的想象力似乎在这个题材上丧失了展翅飞翔的激情。

从这个角度上说，《远去的岁月》编著者何英是真实的坦诚的，她毫无保留地通过文字表达自己的内心，表达对于“公公”叶汉禄的尊敬与爱戴，“实录”知青们农场生活的点点滴滴，只是在后记中小心翼翼地表达了自己的困惑和思考。她说：“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使命和责任。作为一代老知青，如何将自己曾经的命运与岁月让下一代、几代人了解，并从中得到感悟、启迪，抑或教训？面对这样的话题，虽然有些沉重，有时甚至感到往事不堪回首。但无论如何，回避这段历史是不可能也是不应当的。责任使然。”⑾以何英的年龄，她是那一个时代的经历者，“与知青有着不解之缘”⑿，与很多人已经浸身经济时代而失去质疑历史的能力相比，“责任使然”的她对这段历史表达的质疑与反思便十分可贵，它对于一个民族的进步和成长，对于一个民族走向内心的强健和壮大，弥足珍贵！笔者真心希望有更多的过来人，以这样的姿态，以这样的坦诚陈述历史的方式，为后人留下自己的精神遗产，为明天的中国保存生动的真实的，而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历史。因为，“为了让后人能够摸到我们这个时代的真实灵魂，需要有一些人在怯懦者的残骸中勇敢地站立起来，把我们所遭遇，所忍受，所看见的劫难与耻辱写下来，用我们的心灵与道德将它写下来。”⒀

把劫难与耻辱写下来，不表明我们与历史纠缠不休，而在于让后来者触摸曾经跳动的时代脉搏和“真实灵魂”。因为我们有过这样的深刻教训。一直以来，我们总是一厢情愿自欺欺人地说是“一小撮”“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了日本侵华战争，而绝大多数日本人民是善良的、好的。这样，就把中华民族几乎遭致灭顶之灾的罪恶都推给了那“一小撮”的军国主义者。可是，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日本侵华战争是绝大多数日本人集体对中国人犯下的罪孽。青年学者端宏斌撰文认为，“在日本侵华战争中，不仅有军人组成的武装部队，文人组成的‘笔部队’，医生组成的731部队，科学家组成的化学武器部队，还有商人组成的财阀集团，平民组成的开拓团，宗教人士组成的报国团，妇女组成的国防妇人会……这是上至日本天皇，下至每一个日本平民的全民大狂欢。当日本皇军攻克中国首都南京之际，上百万东京男女为庆祝‘圣战’胜利举行了盛大的提灯游行。”⒁事实上，至今我们的一厢情愿并未赢得绝大多数日本人应有的尊重，我们一次次地遭遇日本否认南京大屠杀、篡改历史教科书的尴尬，一次次地遭遇“一小撮”日本人挑起的钓鱼岛领土纷争。基于此，我们是否该躬身自省，我们是否该把真相一五一十地告诉我们的人民，告诉全世界。

笔者承认为写作这篇评论，进行了很久的思考和酝酿，并为此阅读了不少有关知青、有关文革的文章和书籍，这一方面是为了让未曾经历文革的笔者更多地通过别人的叙述，了解那个时代，另一方面则因为与文革保持了距离，能够以更超脱的眼光、更冷静的角度对这段历史加以观照，并从中思考形而上的内涵。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十分欣赏著名诗人、曾经插队上杭的厦门知青舒婷，在1980年初写的《一代人的呼声》⒂一诗中发出的呐喊：



“但是，为了孩子们的父亲/为了父亲们的孩子/为了各地纪念碑下/那无声的责问不再使人颤栗/为了一度露宿街头的画面/不再使我们的眼睛无处躲避/为了百年后天真的孩子/不用对我们留下的历史猜谜/为了祖国的这份空白/为了民族的这段崎岖/为了天空的纯洁/和道路的正直/我要求真理！”



    诗人表白说，假如这仅仅是“我的悲剧”，那么这悲剧“也许已经宽恕”，而“泪水和愤怒”，“也许可以平息”。可是曾经残酷的事实，一次次以其“鲜血淋漓”警醒世人，这是“一代人”的“悲剧”，一个国家的“悲剧”，因此“我要求真理”！

在“醒来者”的如此呐喊声中，那些源于想象与虚构的“反思”作品，将变得脆弱无力。作家们，特别是非知青背景的创作家们，如何在写作中摆脱人为且奢华的细节铺排、动人心魄却脱离生活的情节营造，而真正回归残酷的现实并获得理性的升华，我们在写作之前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从这个意义上，我更期待越来越多的冷静的“写实”的作品，去唤醒太多太多的“沉睡的私人空间”⒃。笔者坚持认为，“要始终睁开自己的双眼，去检视人生、洞察过去，对细节和真相保持足够的敬畏，并在细节和真相的基础上重建真理的大厦。”⒄





建构“知青学”，重建知青史

笔者曾经撰文认为，“文革”十年“把人们的个体意志彻底地放逐，人们的行为几乎成了集体无意识”。⒅而以网络时代的21世纪眼光观之，国家的“号令”以及“号令”的形成，肯定会受到网民的“围观”，多元的价值判断，多元的生存选择，“领袖”人物一句话之下就出现千万人的“盲动”与“盲流”，将不可能复现于当下的中国。从这个角度反思知青历史，将使人们对国民性、国家意志获得一个全新的见解。

数十年过去了，虽然千千万万“知青”当事人渐进暮年，但是，知青历史的本来面目远未得到揭示，这次运动的历史定位至今尚未明确，其对于建构整个中国当代史的价值正有待深入开掘。倘若早期曾有过大量知青发出的是“蹉跎岁月”之幽怨和嗟叹，那么近些年空洞虚妄的“青春无悔”，则已经走向它的反面。孰是孰非？曾经是北大荒知青的著名作家张抗抗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我们老三届人至今仍对自己当年曾经拥有的所谓真诚，抱着欣赏留恋的态度；对那种旷世愚昧和空前绝后的非人道行为，非但毫无认识甚至置若罔闻或姑息迁就；并且还以如此价值去教育子女——那么，老三届人便无可救药地成为计划经济时代最后一块基石，被新世纪的掘进机无情地清理。”⒆

毫无疑问，对知青题材上的“牧歌”情结，以及以“青春无悔”的欣喜姿态表现出的革命浪漫主义或革命英雄主义情怀，必须保持充分的警惕。当坚硬的现实首次击碎刚离开城市奔向农村广阔天地的小知识青年对农村满怀的憧憬和幻想，当坚硬的现实再次击碎知青们望眼欲穿的回城美梦，当坚硬的现实一次次击碎知青们终于回城之后物是人非处处碰壁的生存窘境，任何自欺欺人充满臆想的“创作”，都是极度残忍的，是对知青们心灵的再度沉重一击。

因此，当务之急是建构“知青学”，以严谨求是的学术态度，以坦然面对的冷静心态，还原真实的“知青历史”。

对于文革史、知青史的研究，民间的，以及境外、国外的学者进行了不少的努力，在资料匮乏、社会语境失谐的逆境之中，依旧取得了令人刮目的成绩。比如，按照年份，我们可以排列出郭小东《中国知青部落》（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火木《光荣与梦想——中国知青二十五年史》（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美】托马斯·伯恩斯坦《上山下乡——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知青运动》（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邓贤《中国知青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刘小萌等《中国知青事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版）及《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版），定宜庄《中国知青史——初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吴洵主编《中国知青总纪实》（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年版），刘小萌《中国知青口述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法】潘鸣啸《失落的一代》（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版），等等。

让历史照亮现实，让历史告诉未来。知青运动是中国当代历次运动中的一环，而运动式的社会演进、社会管理方式是否值得提倡，今天，借由知青史的研究，可以得出具有参考意义的结论。老一辈知青作家叶辛以其过来人的身份说出来的下面这段话，是发人深省的，他说：“一个社会要前进，总要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矛盾，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总是需要探索或开拓，需要寻求新的途径和方式的。但是在向整个社会推出这种途径和方式时，特别是要让千百万人参加实践时，一定要慎之又慎，一定要在局部地区经过科学的试验取得经验之后再逐步向社会推广。万万不能让千百万人在一夜之间狂热地投身于实践，在960万平方公里大地上，进行一场中国式的社会大试验。这样试验的结果必然会导致像文革中的知青运动一样留下无尽的遗憾。”⒇



本文注释：

⑴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写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P247-248

    ⑵何英等.远去的岁月——知青生活回忆与实录[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P126

⑶何英等.远去的岁月——知青生活回忆与实录[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P238

⑷何英等.远去的岁月——知青生活回忆与实录[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P239

⑸何英等.远去的岁月——知青生活回忆与实录[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P241

⑹上杭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上杭县志[Z].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P46

⑺邱锡凤等.情系这方土——“厦门知青重返上杭第二故乡活动团”活动纪实[N].闽西日报，1997-10-18

⑻叶辛.远去的岁月——知青生活回忆与实录[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P2

⑼叶辛.论中国大地上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J].社会科学，2006（5）.P9

⑽谢有顺.活在真实中[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P161

⑾何英等.远去的岁月——知青生活回忆与实录[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P256

⑿何英等.远去的岁月——知青生活回忆与实录[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1.P257

⒀谢有顺.活在真实中[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P24-25

⒁端宏斌.中国人已被宋襄公灵魂附体？[OL].http://blog.ifeng.com/article/16506347.html，2012-02-27

⒂舒婷.中国当代名诗人选集·舒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P42

⒃谢有顺.活在真实中[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P207

⒄邱锡凤.触摸那段沉睡的历史——评何英的《抚摸岁月》[J].龙岩学院学报，2010（4）.P22

⒅邱锡凤.生命的季节——读谢春池《归来者的秋天》.闽西日报，1997-02-09.又见谢春池主编.回顾：我就是我（卷一）诗人谢春池——文学创作论[M].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1.P242

⒆张抗抗.大荒冰河[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P5，转引自王为华.北大荒知青纪实文学论[J].求是学刊，2008（5）.P112

⒇叶辛.论中国大地上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J].社会科学，2006（5）.P16

本文出处：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96e3db01011ggt.html

fangshang

一个民族要真有点希望就得尊重每一个个体自由，不能以任何高尚的理由轻易的牺牲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