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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9-22 10:25来源:南方都市报 林孝先部分后代留影。中排左3为林荣昌,左2为林荣昌之子林应芳,前排为林荣昌曾孙和曾孙女。南都记者 方光明 摄
1948年,林家合影,前排左7为林孝先,后排左7为刚刚大婚的林荣昌。南都记者 方光明 翻拍
林家人物关系 1940年,著名的民族学家、人类学家林耀华以文学体裁撰写的《金翼》一书,中心人物黄东林原型正是林耀华的父亲林孝先,这本人类学著作让林家在半个世纪中牵引着中外学者探访的目光。《金翼》之后,林家又经多次剧变,林孝先之孙林荣昌目睹家族衰落,带领家族中兴,其跌宕曲折远超《金翼》所述,再次成为改革开放3 0多年中国乡村社会与家族体系变迁的缩影。
2011年12月,林荣昌带着访客回到金翼之家。冬日的暖阳透过屋顶的残垣乱瓦,打在老人皱巴巴的脸上。他把身体倚在一根随手捡来的竹竿上,眯缝着眼环顾四周,陷入深深的感慨。
天井两侧的厢房,一个中年妇女拎着灶台吹火用的竹筒,闻声而出。她叫陈珠珍,现年50岁,是金翼之家最后的住户。林荣昌静静听着陈珠珍的述说,忍不住插话:“只有没本事,才赖在这里。”林荣昌平时说话轻缓、平和,唯独这句话带着明显的怨恨。对这个曾经的地主家少爷来说,60多年里这座祖屋没有留给他任何福荫,反而成了生活悲惨的开端。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因为“幸运的银翅”,林家不仅再次成为全村首富,还被族人和村民重新接纳。其后近30年间,林荣昌的子孙们走出古田,跨省推销过银耳,当过卡车司机送货,踩三轮车载过客,6年前又在福建各地做起瓦罐煨汤的生意。
90岁高龄的林荣昌,用半世辛劳让家族重新赢得尊重。虽然沉重的年轮压弯了他的脊背,皱纹就像个强大的兵团征服了他的额头,可他的心却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坦然。“以后的事交给以后的人去办,现在我总算可以坦然下去面对爷爷了,”他说。
废墟
墓亭村现名风亭村,是福建省宁德市古田县黄田镇治下的一个行政村。村落不大,幽静在山谷中。林荣昌爷爷林孝先临死前还惦念着的金翼之家,就坐落在山谷西南角一处平缓的坡地上。这座民国四年(1915年)建造的民居,至今还是凤亭村最大的标志性建筑。
林孝先三子、有中国人类学泰斗之称的林耀华在其著作《金翼》中描写了林孝先对这座建筑的情感。书中称,每逢想起早年的艰辛,为做生意赚钱而奋斗以及遭到打官司的飞来横祸,东林便会久久注视着这座新居,一种胜利者的微笑便油然而生(注:书中黄东林的原型即为林孝先)。
几十年过去,脱离了主人呵护的金翼之家看来更像是一片偌大的废墟:曾经的高墙几成断壁残垣,墙上的白灰斑斑剥落,正门长满比人还高的荒草,精美的木雕、门窗被卸掉不少,用破烂的塑料膜和焦黄的报纸临时遮蔽,整个房子弥漫着腐朽的味道,只有正厅屏风上几个依稀可辨的大字———“大山云彩临前面,吉水风光翠此间”,提醒着人们这里曾经的阔绰辉煌。
林荣昌是在1952年前后搬离金翼之家的,大概就在区委土改工作小组进驻墓亭村一年后,当时他27岁。此前不久,林荣昌的父亲刚刚因为被指控在抗战期间放高利贷霸占村民100多亩土地,被人民法庭判处死刑。这场运动以林孝先交出林家财物报物单告终,财物报物单包含了金翼家族几乎所有的财产。
“村里人谁都不愿搭理我们家,”林荣昌儿子林应芳回忆。直到“文革”,墓亭村才想起村里还有林荣昌一家,林孝先当时已经去世,批斗都落在林荣昌的头上。他被戴上尖头大铁帽,在村民们声泪俱下的控诉中,被强行拉屈拉伸,浑然不顾林荣昌的筋骨已点点折断。类似的对林荣昌一家的欺凌,一直持续到改革开放前夕。
让林应芳印象最深的是自己惨淡的婚礼。那时已是1976年冬,林家好不容易迎来一个愿意嫁来的媳妇,只能选择在农历年二十八悄悄办婚礼。婚礼忽略了所有程序,只摆了两围酒席,林应芳的姐夫是在场唯一的客人。幸运的是,这是金翼家族最后的婚宴
1983年,林荣昌最小的儿子林柏芳大婚,同样选在冬天,照例只邀请了几个女婿之类的至亲。可出乎意料的是,不少村民甚至村干部都主动前来。有的人甚至还包了10元、20元的红包,这在婚礼通常只需送些大米鸡蛋当贺礼的福建农村已属厚礼。但与一般婚礼不同的是,这些客人并不是那么关注新郎新娘,反倒成群围拢在林家内屋,观看林家培育的袋装银耳,啧啧称奇。
银耳是一种真菌类银耳科银耳属植物,又称白木耳,有“菌中之冠”美称,是名贵的营养滋补佳品。现在的古田有着中国食用菌之都的美誉,其制造的银耳占世界总产量的九成。上世纪70年代末,受限于稀少的土地,林家只能勉强填饱肚子,这时已经嫁到县城的大女儿林秀芳捎回消息说,县城有人在种一种叫银耳的新东西,据说很好赚钱。
窘迫的林荣昌决定与三个儿子试手一干。学了半个月后,林荣昌在家培育出第一批共计600袋银耳,没想到一炮打响,30来天就赚到1000多元。那时在生产队赚工分,三个劳动力一天也就赚1元,365天也才365元。
意外的惊喜让林荣昌决定扩大生产规模,把儿子、女儿、女婿全都聚拢起来种银耳。到1983年,林家盖起全村第一间水泥房,买了全村第一台三洋牌录音机,甚至还花了1.4万元买了台胶轮拖拉机,专门用来运银耳。这时的林家已然是全村首富,村里人又开始说,金翼之家的风水就是好。
前来参加婚礼的客人中,有不少都曾在“文革”中控诉过林荣昌,林荣昌心里清楚,这些村民想学习银耳的技术,又因为过往的恩怨不好意思开口,于是找了婚宴这个当口来偷师。林荣昌大方接纳了这些客人,并承诺谁想学可以随时找他。
当晚酒席一共摆了9围,因为客人太多,林家又实在找不出那么多桌子,每一围都挤得满满当当。林荣昌喝了很多酒,当着客人的面嚎啕大哭。只有几个子女知道,父亲是在哭过往,在哭几十年后重新被族人、被村民接纳。
广州
林家种植银耳致富的次年,全村超过六成人家都开始种起银耳,村里的经济状况明显好转。只是县里的收购商开始压价,从最初的每斤十七八元跌到10元上下。林荣昌的两个儿子决定走出古田,跨省推销。
儿子出发那天,林荣昌特地起早煮了几个鸡蛋,用红曲抹红祈求平安,还在村边土地庙烧了一炷香,保佑银耳外销有个好价钱。目送两个儿子离开时,林荣昌突然想起爷爷。几十年前,一穷二白的林孝先正是往返福州贩卖大米和咸鱼,把金翼之家带到巅峰。
兄弟俩的首站是广州。林氏兄弟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在海珠广场第一次见到男女在大街上拥抱,两人的脸腾就红了。兄弟俩还漫无目的打了回出租车,就为了感受一下在老家只有县领导才能乘坐的小汽车究竟是什么滋味。
遗憾的是,广东气候热,蔬菜多水产也多,白木耳在这里只作为甜食补品,销量不大。兄弟俩转战湖南,再辗转到其他省份。林应芳回忆,前前后后大概走了30多个城市。数据显示,1986年黄田的白木耳商贩已达千余人,光黄田火车站每天对外运出的白木耳就达10吨,这还不包括通过邮局、汽车站运出去的部分。
白木耳经济已然成为当地第一经济。其间,林耀华的学生庄孔韶以社会学者的视角,回访导师年轻时曾记录过的村庄,在亲眼目睹白木耳对传统农业社会的影响后,庄感性地描写道:
“眼望橄榄状的山谷,见到那些农家门前、道边晾着白木耳的竹席还未收起,上面密布的白木耳和月光交相映照,狭长的一片又一片,像无数舒展的银色翅膀。昔日的金翼消失了,幸运的银翅又降落在这块土地”。
卡车
“幸运的银翅”为林家带来十数万元的收入,这对上世纪90年代的农村家庭来说,可算是相当丰厚的积蓄,林荣昌并没因此忽略种地,他坚持认为种地的间隙套种银耳,才是家族持久的生计。
这一点林荣昌与爷爷林孝先很相似。林耀华在《金翼》一书中记录,抗战最艰难的时期,早已是当地首富、已过七旬的林孝先仍然拎着锄头,教几个孙子学种地。“一架敌机在他们头上掠过,孙儿们仇恨地仰视着天空,但是老人却平静地对他们说,‘孩子们,别忘了把种子埋在土里!’”
可林荣昌的孙辈却不理解这样的坚持,他们更崇尚现代的自由的生活,对故土也更想挣脱而非眷恋。林家的年轻人大多不爱读书,林荣昌18个孙儿辈中只有一个考上普通本科院校;他们也不爱干农活,一些常见农作物之间的区别都说不清;他们甚至不喜欢银耳,认为常年吸食菌种培育室的腐蚀空气,让父亲变得浮肿虚胖。林荣昌只能一边坚持传授培植银耳的技术,等待年轻人回心转意,一边顺应孩子们的要求,为他们开拓新的生计:买卡车。
林家的第一个专职司机是林荣昌的三儿子林柏芳,他初中毕业就帮别人开车,而后自己买车跑货。当时刚苏醒过来的农村经济有太多的货要运出运进,林柏芳生意不断,收入甚至超过两个种银耳的哥哥。2000年前后,全家陆续购置4辆大卡车、一部小四轮,供孙儿们谋生。林荣昌的妻子、忠厚沉默的农村妇人陈玉金不喜欢孙儿们的这些危险举动,每逢农历初一十五总要上当地民众信奉的陈靖姑(注:与海神妈祖齐名的福建两大女神之一)庙烧香拜佛,祈求平安。
2002年冬日,时年73岁的陈玉金突感风寒,上黄田医院输液,皮试完不到5分钟,身体就出现激烈反应,挣扎着到了次日清晨撒手归西。这起明显是医疗事故性质的纠纷,最终以医院赔偿1.3万元草草收场。当时正是一年中培育银耳的最佳时期,母亲突然离世,林家两兄弟都无心种植,林家也迎来二十几年的第一次大亏损。
拉客
陈玉金去世后,林家开始式微。首先是银耳生意,1998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曝光古田银耳熏硫增白的问题,古田银耳产业遭到沉重打击,当地政府加紧对银耳产业规划化、标准化培育,再加上菌种并不稳定等因素,林家的银耳事业进入低利润甚至无利润的低潮。
其次是运输生意。随着农村车辆增多,竞争也变得激烈,运费越来越低,拉一吨水泥才13元,油费却越来越高,再加上交通罚款,运输生意也愈发艰难。
面对危机,林元芳、林应芳兄弟一次性在屋后的金鸡山新开了17间菌种培育室,试图通过扩大规模的方式挽回颓势,可惜这次的放手一搏反而导致银耳亏损的加剧。
这期间,同族一个叔辈老人提议林元芳跟他一起去福州长乐踩三轮车,一天能赚百多元钱。林元芳妻子廖雪英回忆,当时村里大概有30个人在长乐踩三轮车载客,为省钱都租住在路边的简易竹棚里,连一张正经的床都没有,冬天还漏风,特别冷。有一次,她冷得实在受不了,就跟大伙挤在一个小店看电视,被查暂住证的罚了300元。两年后,林元芳转到福州,花一万多元买了台有当地营运牌照的电动三轮车,在火车站附近拉客。这里生意很好,只是不到一年,福州突然调整政策,在全市范围设定三轮车限行路段,火车站正是其中之一。林元芳冒险坚持拉客,被城管逮个正着。
廖雪英回忆,三轮车被没收的时候,老两口连死的心都有了,无奈之余想起远在北京的姑姑。林荣昌有两个妹妹,土改期间意识到整个家族将遭灭顶之灾的林荣昌,把她们送到在北京的叔叔林耀华家。林荣昌在村里遭遇欺凌时,在北京的两个妹妹安然无恙,其中一个还嫁给国家商务部的一个官员,后代要么从政要么经商,都过得风光。
在当商务部官员的姑丈帮助下,林元芳从城管处取回2000元补偿款,他的拉客生涯也随之结束。北京的姑姑心疼林家后人生活艰辛,安排林元芳夫妇到女婿的园艺公司打工。廖雪英说,其实就是帮着看护园艺场,包吃包住挺轻松,逢年过节还给不少奖金。
金翼家族后人的命运令人嘘唏地重新交织在了一起。悲惨,几年后林应芳的小弟结婚时,林家已迎来不一样的光景。
瓦罐
林元芳拉客打工期间,林应芳仍然执着地坚守农田加银耳的生活模式。直到2009年,已过六旬的林应芳再也干不动农活了,才把父亲托付给大姐,跟着两个儿子做起瓦罐小吃生意。
瓦罐小吃用土质瓦罐为容器,精配食物加纯净水为原料,以硬质木炭火烹饪而成。这是风亭村民在银耳产业受挫之后找到的一条新生路,全村有六七百人从事这个行业。
由于专注于银耳产业,林家涉足瓦罐生意的时间较晚,6年前才由林元芳的儿子在福清开设第一家店,拓展至今,全家在福建各地已拥有8间瓦罐店。林应芳两个儿子的店开在距离风亭村300多公里的三明学院,他们在学校食堂承包了两个五六十平米的档位,专做学生生意。
三明学院是当地仅有的一间本科院校,在校生近两万人,林家瓦罐店深受学生喜爱。午餐时间,前来消费的学生络绎不绝,因为生意火爆,林应芳的儿子还以两三百元月薪聘请了8个勤工俭学的大学生。林应芳说,和白木耳相比,瓦罐生意收入稳定,只要愿意干肯定不赔,两间店一年能赚30来万元。
可这并不是一份轻松的营生,收入稳定的代价就是林应芳每天四五点钟就得起床,踩三轮车到半小时路程之外的三明市区,购买新鲜的蔬菜和肉食,在学生早餐前就把煨汤炖好;晚餐学生们陆续散去后,他们还得洗刷碗筷到九十点钟。为省钱,他们把食堂角落三层闲置的楼梯改造成仓库和卧室,食用菌、大米、煤炭之类的原材料和双层架子床并列堆在各个楼梯口。床与床之间只是简单地拉了条深色床单,以照顾各自的隐私。
家
与2009年南方都市报记者造访金翼之家时相比,林应芳的头发白了许多,人也苍老了许多,腰酸的老毛病也越来越严重,可他很乐意这样的坚持。他觉得这个年纪还能给儿孙创造价值是件光荣的事,希望帮儿子们多赚点钱,然后回家盖个新房好好过日子。只是,林应芳的两个儿子或许会令他失望,闲暇之余两个年轻人问得最多的是广东人的餐饮习惯,他们觉得学生消费能力毕竟有限,想把瓦罐生意延伸到富裕的广东,而非早早回家,守着农田和菌种过日。
时近春节,在学校开档口的生意人都开始筹划起回家过年,他们的小孩也七嘴八舌聊了起来。有个孩子说我有两个家,另一个孩子说我有三个家,林应芳7岁的小孙女是孩子王,争辩中她高声说:“我有六个家,一个在福州,一个在上海,一个在风亭,一个在黄田,一个在双坑,一个在三明”,其他孩子顿时没再言语。
林应芳笑了笑解释说,小孙女把所有住过的地方都算成了家。此时,远在古田的林荣昌正筹划春节期间邀齐所有家人,在金翼之家拍一张新的全家福。林荣昌90岁了,自感时日无多,他寄宿在县城大女儿家,虽然大女儿全家都对他很好,虽然也理解儿孙们外出务工的无奈,可他还是不时感觉孤单、害怕。
林荣昌说,一家人只有聚在一起,那才叫真正的家。80年前,刚富裕起来的金翼之家第一次面临子孙分家的争吵时,金翼家族的缔造者、林荣昌的爷爷林孝先也说过同样的话。
《金翼》简介
上世纪40年代著名人类学家林耀华教授以小说形式写成的社会学研究著作,讲述上世纪初至30年代福建闽江下游“黄村”发生的故事。文中“金翼”之家的缔造者黄东林即他的父亲林孝先,“小哥”就是林耀华自己。
这本书讲述福建省闽江流域的一介农人,如何利用闽江流域商贸、船运的机遇,将亦农亦商的事业发展至顶峰,继而编织起的一个兴旺家族网络。
该书以小说体的形式呈现,但却不失真实性,所用材料基于作者本人的生活经历和他在1936年、1937年两次返乡所做的田野调查。
40多年后,林耀华的学生庄孔韶又写了《金翼》的续篇《银翅》,是对“黄村”的二次考察。
(总策划:黄常开 庄慎之 总统筹:王钧 南香红 张蜀梅 出版合作:花城出版社 摄影统筹:王景春 潘劲松 分组统筹:王海军 采写:南都记者饶德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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