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末至元初的客家人联合抗元斗争增强了客家内部的联系,而南宋至明代的几次畲汉大起义又推动了客畲融合,其中以明代谢志珊、蓝天凤领导的起义最为突出。起义军转战赣闽粤湘,起义被镇压之后,王阳明在畲族和客家"流民"较多的地区设立县,其中就有和平县,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畲民进行压迫和限制,使畲族人不敢聚居于一起,一些畲民隐瞒族性或依附汉族,畲族与此时居住在山区的北来“流民”一起成为了官府的“编户齐民”,以致客家地区畲族的族性迅速走向消失,汉畲民族融合最后完成,客家文化形态已完全成熟。河源一直是这一过程的重要发生地。
河源客家在明末清初大量向外移民,一是向赣南地区“返迁”,在罗勇《论明清客家人的倒迁入赣》和万方珍的《龙川居民与江西客家的血缘亲情》两篇论文中都有提到,从赣州向西经南康过上犹到崇义,或经信丰至三南,我们可以发现不少河源所迁去的宗族村落,以致于进入不少村子听其言以为是在河源。二是清初"迁海"与"复界",官府颁布的一系列招垦令,河源客民与梅汀客民一道向沿海、西江流域大规模移民,深圳、佛山、江门、肇庆直至广西等地成了此次河源客民的目的地,也有"填四川"中迁往四川者,最终形成了现在的客家分布格局。
据以上分析,大概可得出以下推论:河源自宋朝以来参与了客家形成与发展的全过程,是客家的源发地之一,而在这过程中,河源客家文化不但具备了客家的基本文化特征,也形成了自已的文化特色,这就是“客家古邑”的真正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