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发表于 2004-4-21 00:25:05
|
显示全部楼层
央视老台长杨伟光纵论电视人生
http://www.peopledaily.edu.cn/GB/14677/21965/22071/2442133.html
人民网>>传媒>>传媒人物>>广电界人士 2004年04月12日08:22
激情“插播”事业华章
央视老台长杨伟光纵论电视人生
北京广播学院2003级博士研究生 吕岩梅
〔缘起〕
近日，原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兼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作为北京广播学院的博士生导师来广院为2003级电视新闻专业博士研究生授课并回答学生的提问。课上课下，杨伟光纵论电视产业，畅谈电视人生。本文作者作为杨伟光带的博士生对此进行了记录整理。
〔人物简介〕
杨伟光，广东梅县人，1935年11月生。196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同年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历任编辑、记者、副主任、副台长，1985年调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1991年任中央电视台台长，1994年任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兼中央电视台台长。现任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组长，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院长，北京广播学院博士生导师。
杨伟光是中国电视新闻改革的领军人物，在中央电视台纵横捭阖一十四年，任副台长六年多，任台长七年多，创造了央视历史上的辉煌。特别是主政央视期间，以电视新闻为突破口，向机制开刀，向节目要质量，向质量要效益，大刀阔斧地推进中央电视台的改革，创造了无数的“第一”，打破了无数的纪录。先是《东方时空》横空出世，紧跟着新闻、文艺、体育、经济类节目和电视剧创作全面开花，以至带动全国电视界新一轮的“洗心革面”。中央电视台综合实力跻身国际一流。1999年“换岗”之后，杨伟光壮志不已，激情不改，放飞“金鹰”，迎接“入世”，探索有中国特色电视艺术规律，引领中国电视文艺事业开创新时空。杨伟光勇于实践，善于总结，在电视传媒理论方面也建树颇丰，《电视论集》、《电视新闻论集》、《电视改革论集》、《中国电视论纲》等著述凝结着他的思想和智慧。杨伟光是一块无形的金牌，他演绎着中国电视事业发展跨世纪的神话；杨伟光是一笔无价的财富，他的理念、他的创造、他的情怀，丰富着中国电视事业改革发展的实践和理论宝库。
求学：副部长原是寒门骄子
记者：我第一次在写您的一篇报告文学里看到您小时候的故事时，感觉有些意外，似乎您的童年经历很难跟您现在的身份和成就联系起来。您能跟我们讲讲小时候生活和求学的经历吗？
杨伟光：我出生于广东梅县雁洋镇南福乡一个贫苦农家，父亲在我一岁时闯荡南洋谋生，病故异国他乡。母亲在贫寒中把我和姐姐、弟弟抚养长大，并省吃俭用供我读书。但1948年小学毕业后我又辍了学，在家种了两年地。1949年冬，梅县解放了，我心里再次燃起求学的热望，1950年考上了当地的松口中学。后来，我又考入省立梅县高级中学，成为这所新办高级中学的第一批入学者。
当时家里太穷了，记得我十四岁以前没穿过一双鞋，一直是打赤脚穿木屐。初中、高中都是靠政府发的助学金。我十分珍惜得来不易的读书机会，学习刻苦。1957年，我报考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当时正赶上“反右”，国家压缩大学招生名额三万多，这个专业全国只招28人，但我还是考上了，实现了未来当一名新闻记者的梦。后来这个专业被合并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记者：当时上大学的条件也不比现在吧？
杨伟光：记得第一次进京，我就只提了一个小书包，里面装了几件旧衣服。哪像现在的大学生，大包小包的，吃的、用的，家长都会给准备齐全。
到了北大，不久就是凉秋，我当时单衣单被，床上铺的是稻草。工农子弟和家境贫寒的，可申请助学金和额外补助，学校为我购置了棉衣棉被，每月还发助学金16.5元，12元吃饭，4.5元零用。所以，我深感国家对自己的厚待和照拂，一门心思努力学习。
在京求学四年，我没有回过一次老家。因为一趟路费要七八十元，家里负担不起啊。直到1961年，我大学毕业了，我的母亲思儿之情难耐，就卖了一头猪寄钱给我，我才回到慈母身边。毕业后，我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拿到第一个月的46元工资之后，我就寄了20元给母亲，当时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让我感到愧疚的是，离家几十年，未曾在老母亲身边尽尽孝心。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母亲不愿意给单身儿子添麻烦，总说等我成家以后再来。等我成了家，母亲已年近70，几欲来京，未能成行。现在老母亲已是99岁高龄，再想来北京，已很困难。我只能一年回去几趟，看望老人家。
记者：有一篇文章中说，您自小就立下了雄心壮志，您在读书时，想到过将来能当副部长吗？
杨伟光：没有。那时候不可能有这个预见。在梅县读书时，没有想到能进北京，参加工作之后没想到能当部长。但有一点，小时候的贫困生活让我受了不少苦，也磨砺了我的意志和奋斗精神。靠人民政府助学金从中学到读完大学，让我格外珍惜每一个学习、工作的机会，希望能经过自己的刻苦努力和发奋图强，成就一番事业，报效国家，也回报含辛茹苦抚养我长大的母亲。
变 “轨”：广播人主政央视新闻
记者：1985年7月，当时您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副台长，一个极富戏剧性的机会改变了您的人生轨迹，您能谈谈当时的情况吗？
杨伟光：我记得那年7月16号的一个上午，当时的广电部副部长郝平南一个电话把我叫去，向我宣布了部党组的任命：调我去中央电视台任主管新闻的副台长。我一听就傻了。
不久前，我刚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内部刊物上，题目是《广播会被电视冲垮吗？》，论证广播不会被电视冲垮。时任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的吴冷西同志看了这篇文章很赞赏，批示给《广播电视战线》杂志公开发表。现在发挥广播优势、顶住电视的冲击的措施刚开始实施，我这个副台长就要投向电视的怀抱？电台的同事会怎么想呢？再说，广播工作我干了二十四年，事业进入了“自由王国”的天地，正想大干一场呢。到了电视台，各方面都要重新适应和学习。我的大学同学在那里已干了二十多年，我这个新手到那里，他们能接受吗？
想来想去，我决定做最后的努力。
第二天早上八点，我就去堵艾知生部长办公室的门，陈述自己的心情和顾虑，希望部党组再考虑一下别的人选。但艾知生部长却答复得十分简单，他说：“这些组织上都考虑过了，你就去吧！”
记者：1985年7月16日，从此，这一天就成了一个点，一个您人生的转折点。
杨伟光：是的。从此我就告别了我熟悉的广播跑道，踏入了充满未知、也充满挑战的电视跑道。
记者：最近看到吕大渝的《走近往事》，里面谈到，沈力、赵忠祥和她三个人的播音组曾长期承担整个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工作。您到央视的时候，这种情况有多大改观？
杨伟光：我去的时候，电视台的人员配备和设施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当时电视新闻确实还谈不上有大的社会影响。
我到电视台以后，先调查了两个月，没有作声。
经过认真思考，我和台长助理沈纪同志写了一个报告：《关于电视新闻改革的几个问题》，提出要把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办成要闻总汇，做到新、短、快、广。这个报告送一份给艾知生部长，还送一份给吴冷西老部长。吴冷西部长看了以后做了一个很长的批示，大概意思就是说我在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一定要把电视新闻搞好，但是一直没有实现，希望你们能够按照这个方案把电视新闻办好。艾知生部长也表示赞成改进电视新闻的报告。
记者：那时候的电视记者，下午采访的新闻很少在当日播出，好像全国都是这个样子。
杨伟光：是这样。所以我们首先抓电视新闻的时效。那时候电视台的新闻记者，下午三点钟的外事活动，回台以后，不编发新闻，第二天晚上再编辑播出。我说，我们是晚上7点钟的新闻，你三点多回来，完全可以编辑，当天播出，为什么要放到明天？有的同志就和我理论，他们说，广播是声音，报纸是文字，电视又有声音又有图像，还是彩色的，第二天播放也有人看。我说，电视有声音，又有形象，如果能够当天播放，那不是更好吗？从那以后，记者采访回来后不回家，要把节目做好以后晚上播出，时效要比广播快。
记者：记者们已经开始察觉到，您这个新来的副台长可不是默不作声光来搞调查的。
杨伟光：嗯，是有些感觉的。但是真正让电视记者找到“抢时效”这种“感觉”的一个重要契机，还是1986年10月在汉城举办的第十届亚运会。在那场新闻时效争夺大战中，中央电视台拔了头筹，打了个大大的翻身仗。
那是中国电视台第一次同步大量报道大型运动会。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杨伟光到了电视台了，时效不能让他抢先，广播一定要争取时效第一。我说，这一次，电视一定要与其他媒体争时效第一，因为我一切都部署好了！
我们从汉城要了一条电话专线，那边一拿起电话，北京演播室电话就响了。
汉城运动会中国第一块金牌是野外自行车赛，我们派了一位朝鲜族的记者金德显去野外竞赛场。我告诉他，这是咱们第一块金牌，发消息一定要争第一。
果然，比赛结果出来了，中国队遥遥领先，拿了第一。
金德显立即用电话传回中国队拿到第一块金牌的消息。
当我们这条经过再三核准的电视新闻传回北京播出时，自行车100公里接力赛还在汉城郊外进行，落在后边的运动员还蹬着自行车朝终点飞驰哪！
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这条消息都比电视晚半个小时才发出来。
记者：广播时效不可超越的神话就这样被打破了！
杨伟光：后来一系列的现场直播，当然都是我们快了。到最后一天拿金牌，中央电视台也是第一。
记者：看来关键还是人的观念的改变！
杨伟光：是啊，观念的超越是最难的，也是最有风险的，但是一旦突破，就会带来奇迹。
广播老大哥当然不会服输。1993年全国七运会在广州召开时，广播电台总结亚运会教训，把播音室搬到了广州。他们强烈希望在报道的时效上再次压倒电视！
面对挑战，电视这边大家开动脑筋，力争时效超广播。经过努力，我们终于找到了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发字幕新闻！结果，电视新闻的时效又是一路领先。
七运会结束后，宋世雄在广州遇到了他的老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著名的体育播音员张之。张之的第一句话就说：“哎呀小宋，你们那个字幕新闻简直是没辙了！”说得宋世雄哈哈大笑起来。
闯“禁”：“两会”直播 “焦点”登台
记者：1988年，中央电视台有个动作在全国和世界上引起了轰动，就是破天荒对“两会”中外记者招待会进行了直播。大家都知道，此前的“两会”记者招待会是不准直播的，先是只报动态，不报实际内容，后来放宽到可以播出中外记者招待会实况录像剪辑。您当时是分管新闻的副台长，对这次直播的方案，您参与了意见和建议，并亲自指挥，圆满完成，您是怎样认识这次直播的？
杨伟光：这次直播的成功，让我们这些电视新闻工作者感到十分兴奋和鼓舞。
但这里面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上一年的“两会”，也就是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和全国政协六届五次会议，制作播出记者招待会实况录像剪辑也是由我提出的方案。当时我们的方案在“两会”新闻组引发激烈的讨论，但在一番争论之后，大家最终还是通过了。多数人的意见是：“出口转内销”会造成更多的曲解和疑虑，是不符合中央精神的；对外国人公开，对中国人保密，实在没有必要。说明大家对这个问题是有共识的，只不过还一时摆脱不了多年的“惯性”。
有了这个突破，到了党的“十三大”时，电视报道便由录像播出进一步开放为现场实况转播。开幕式时，中央电视台向全世界转播了开幕式实况。
记者：就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才有了1988年“两会”期间记者招待会直播方案的通过和实施。
杨伟光：对。大家都有体会，中国新闻改革的进程是与政治民主建设的步伐密不可分的。两者相辅相成，政治民主建设为新闻改革提供环境和保障，新闻改革反过来推进政治民主建设。
当时，刚刚召开不久的“十三大”提出：要“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基本原则”，“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 作为党和国家的重要舆论机关，中央电视台应该结合自己的工作特点，能动地、积极地贯彻“十三大”精神，适时推进自身的改革。
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更新观念是深化新闻改革的关键”，提出，电视新闻宣传工作要“改单向传播为多向传播；改灌输式宣传为启发式宣传；改回避问题为抓群众关心的问题；改‘后发制人’为‘先发制人’”。
比如，改“后发制人”为“先发制人”，就是要解决我国长期存在的新闻“出口转内销”的问题。群众关心的问题不让讲；出了重大事故不让报；发生自然灾害不讲灾。结果，经常是重大新闻外国记者先发，造成外国新闻机构“先声夺人”，以至大肆渲染、歪曲之后，我们才报道。但由于群众先入为主，外国歪曲宣传的消极后果很难消除。这样的“出口转内销”，扩大了外国新闻机构的影响，损害了我国新闻机构的形象，最终危害的是国家的形象和人民的利益。
记者：记者招待会第一次揭开神秘的面纱，原汁原味地向公众同步直播了，引起的震动一定不小。
杨伟光：影响非常大。1988年的“两会”，也就是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七届一次会议是一次换届的会议，热点多，公众关注度高。由于记者提的问题在群众中具有广泛的共鸣，使政治透明度极大地提高了，领导同群众的思想沟通较好地实现了。
一位北京观众兴奋地说，“记者招待会比播《杨家将》还吸引人。”外国通讯社也报道说，中国电视台天天向观众介绍记者招待会的情况，“这是迄今为止最民主和最公开的一次会议”。
记者：从这两年“两会”报道的突破来看，只要我们点子出得好，领导同志是支持的，旧框框也是可以打破的。
杨伟光：是这个道理。实际上，开放性的报道是我们的政府通过自己的舆论阵地强化了自己的声音，树立起自己的形象。
你提到这个出点子的问题让我想起了中央电视台曾经三起两落的节目《观察与思考》。它实际上是《焦点访谈》的前身。政策一紧，就认为不好办了，就下马。后来我就说，你还不如坚持，坚持一下就站住了。政策紧时，敏感的问题先不要碰，现在叫特殊情况，作正面的题目就坚持下来了。后来发展成《焦点访谈》。作为领导，不是有人认为有问题就让你下马，而是有点问题就马上提出来，商量、研究、指导，不断微调。 这也是个观念问题。
记者：自从您到了中央电视台以后，中央电视台的新闻就变了样。1991年您成为中央电视台台长之后，更是打破了无数的“框框”，创造了无数的“第一”。但理论界有个说法，中国电视新闻真正的改革是在九十年代以后，您对此怎么看呢？
杨伟光：我同意这个说法。刚才所说的报道实例，包括我们在电视新闻时效改进上的努力，是八十年代电视的几个亮点，但不能算是真正的新闻改革。虽然这几个动作在当时影响很大，但是我们在常规性节目形态上还没有大的突破。真正的新闻改革是90年代的事情了。实质的改革应该是从1993年的《东方时空》开始的，在这之前，只能算是改进。
记者：《东方时空》是您改革央视新闻的得意之笔，也是中国电视新闻改革的标志性栏目之一。有专家评论它是中国最早最成熟的电视杂志栏目，“对电视改革是革命性的发展”。您能介绍一下节目的总体构想吗？
杨伟光：《东方时空》是在1992年底开始筹办的。当时是中宣部新闻局局长徐心华到我办公室来传达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新闻媒体要注意抓热点，就社会热点问题，请专家、学者、工人、农民、干部进行讨论，通过讨论引导社会舆论。
但是，谁都知道，热点是最难做的，稍微不留神就会挨批评，往往是凶多吉少。但是我想，这次可能是一个机会，能够进行新闻改革，可以批评一些社会问题了，而不是赞扬声一片。
记者：这一点是不是也就是您刚才所说的“实质性的改革”之根本所在啊？
杨伟光：说得很对。当时我就要求新闻中心策划《东方时空》这样的栏目。成立了以孙玉胜同志为组长的筹备组。策划这个节目的几个年轻人制作了一个高质量的片头，配上音乐，一面世就给人面目一新的感觉。有点一鸣惊人。
记者：在我们印象中，《东方时空》原来有一个栏目《焦点时刻》，和后来的《焦点访谈》好象在定位上差别不大，为什么要在《东方时空》之外另办《焦点访谈》，是基于什么想法呢？
杨伟光：《东方时空》是在早上播出，虽然有个《焦点时刻》，但是当时影响较小，经过一年多时间的磨合，我们已经基本能够把握这个节目了，没有出什么大问题。后来，我就找到当时主管新闻的副台长沈纪，我问他，你们敢不敢在黄金时间再专门做一个“焦点”节目，要是敢干，《新闻联播》后的时间给你们，把其它栏目都赶走。
过了一个星期，沈纪来找我说，我们要这个时段，我们敢做。
《焦点访谈》在黄金时间推出以后，美国《新闻周刊》和CNN记者都来了，他们在中央电视台采访《焦点访谈》节目后，感到很吃惊。他们一直认为中国媒体只能谈政府官员好，不能批评，没有想到中央电视台有这样的舆论监督节目，他们不得不承认，中国民主化步子已经迈得很大了。
记者：《东方时空》的诞生，不仅是对电视新闻传播形态和语态的根本性突破，还从节目的运行机制上向俗套和陈规开了刀，这种机制方面的动作是不是也很重要？
杨伟光：任何改革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改革要合乎实际，改革要落到实处。改革措施一旦推出，还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要有相应的配套措施。否则，就可能中途夭折。
《东方时空》开始筹备时，台里正式人员只抽调七个人，《东方时空》每天40分钟节目需要一百多人。对外请的人，台里按规定能够给他们发的聘用费非常少，财政部规定是280元。当时我说，我们招聘的不是普通清洁工，我们请来的都是高档次的人才，必须想办法提高待遇，留住他们。后来我们作了一个比较大的改革，实行了第二用工制度：聘用人员除了没有正式编制，其他一切待遇相当于正式职工。
考虑早晨的节目，广告部很少广告，因而，决定把栏目广告费给他们。节目做得好，广告多，资金就多。这样来解决财务制度的控制问题。我问节目组敢不敢，他们说行。最后他们所有人员费用、做节目的费用全部自己去挣。到1994年，栏目收入提高，还给台里上交。后来，仅由《东方时空》衍生而成的新闻评论部一个部门每年就向台里上交一亿多。
可以说，没有这个机制，就没有《东方时空》，没有新闻评论部及其拓展延伸的一系列名牌节目。
记者：后来，《东方时空》的很多做法在全台推开了。
杨伟光：是这样。台里的很多部门、栏目根据自己的不同情况分别实行了经费包干、栏目制片人负责制和第二用工制度，调动了大家的工作积极性，增加了台里的收入。
记者：央视的第二用工制度真是汇聚了大批人才，记得当时新闻界还有个说法：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评论部成了全国文化精英心目中的延安。
杨伟光：好像有这么说的。一个大电视台要具备很多条件，其中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人才济济，名人众多。上个世纪50至80年代，新闻界的名记者主要集中在新华社、人民日报社，还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名牌播音员。90年代，由于中央电视台采取招聘制度，社会各界有志于电视工作的都来应聘，一批优秀人才脱颖而出。中央电视台在几年时间里，集中了数以千计的优秀编导、主持人、记者、制片人、工程师、经济师和管理人员。我想，正是这些人的敬业精神，这些人的出众才华，这些人精心制作的优秀品牌栏目，使中央电视台跻身于世界大台的行列。
记者：这些做法很多都是大家此前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
杨伟光：别人没有想到的事情，别人没有干过的事情，只要是事业发展需要，我们就从实际出发，提出解决办法，经过组织同意和周密部署，去开拓创新。
记者：主政央视那些年，您一直是高扬改革的旗帜，不断打破旧框框，推陈出新。但“真理跨越一步就是谬误”，您既高举真理的大旗，又没有跨越通向谬误的那一步，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一年一个台阶，把中央电视台的改革步步推向深入。有人称您“敢于改革，亦善于改革”，也有人说，您“不光有胆，而且有识”。您是怎样把握这个“度”的？
杨伟光：他们这样评价我是过誉了。改革成功靠个人不行，要靠领导支持，集体的努力。把握好宣传的“度”是改革成功的关键。
比如中央领导要求抓热点问题，实际是要在评论热点中宣传党和政府的主张，引起观众共鸣，容易入脑入心。但也不是什么事都可以搬到荧屏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我们进行了总结，首先弄清什么是热点，热点问题应是领导关注、群众关心、普遍存在而又有可能解决的问题。目前不可能解决的问题，揭露了，没有条件解决，各方面置若罔闻，反而引起群众的意见。
为了保证好的效果，对“焦点”节目我们制定了这样几条原则：
一、报道要真实，实事求是；二、报道要与人为善，有利于帮助问题的解决；三、报道要注意结果，作连续报道；四、批评性报道在某一段时间内不要过分集中在一个省；五、中央在北京开重要会议期间，书记、省长都在会上，原则上不点名道姓地批评一个省的问题。
这样做的目的是使热点问题的报道收到最佳效果，有利于化解矛盾、平衡心态、维护稳定、伸张正义。有些问题重要，全国关心，但可能挑起矛盾，影响稳定就不报道。
就像水，摄氏99度还是液态，摄氏100度就变为气态，这个临界点的把握是关键。“真理跨过一步就变成谬误”，“过犹不及”，“物极必反”，这些都是讲把握“度”的重要。我在任台长期间，一年只做三两件深化改革的事。比如1993年，主要抓了三个新栏目：《东方时空》、《夕阳红》、《东南西北中》。在十年时间里，新闻性栏目有《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实话实说》、《今日说法》，还有一批专题和文艺栏目。从工作上看，开办了三套收费的加扰电视、实施广告招标、无锡影视基地上市、开办覆盖全球的国际频道等等，几乎没有一项改革因把握得不好而停办或半途而废的，其主要原因就是一开始就注意“度”的把握。
记者：当时在您手下工作的年轻人都庆幸遇到了一位好台长。他们说：您“整个思路清楚，不是东打一下，西打一下，而是有一个总体构思，在这个总体构思下，中国电视发展的战略目标在一步步实现。”这可以说是这些年轻人的福气，也是党的电视事业的福气，这是不是也得益于您的善于审时度势，把稳了船舵？
杨伟光：改革开放的总趋势是不可逆转的，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分阶段地实施。每个时期的改革都要审时度势，选好突破口。
所谓审时度势就是要深刻理解中央改革开放的政策，确定它能放开到什么程度。同时考虑两个承受能力：一是群众的承受能力，二是领导的承受能力。如果不承认这个过程，一步登天，干部和群众都可能承受不了，许多新生事物也可能被扼杀在摇篮里。
比如，90年代，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讲话 ，没有他的那句至理名言：“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就没有《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实话实说》等一系列名牌栏目的先后推出。
记者：听说在《东方时空》的栏目名称问题上还有些故事，当时您坚持推翻了栏目筹备小组送上来的第一方案。
杨伟光：开始筹备小组报上来的栏目名称叫《新太阳》，让我给否了。我说，人家以为你要否定旧太阳呢……这题目太多义，也太敏感。但筹备小组的小青年们对这个名字很得意，想坚持到最后一刻。我就笑了，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坚持了，谁都知道过去把毛主席比作太阳，你来个“新太阳”是什么意思？当然你不一定这么想，但有的人看了会这么想，你何必找这个麻烦。你们再多想几个题目，从中再选择。
后来，他们推敲出20多个题目，其中有一个叫《东方时空》，我看后就在这个上面画了一个圈，对他们说，这名称好，中国是东方的代表嘛！时空之“时”，有历史感；时空之“空”，有空间感，内涵丰富，很有气势！
记者：就是这个经过一番艰辛起得的名字，后来以极高的知名度引起国内外观众的瞩目。
杨伟光：名不正，言不顺，栏目名字上首先不能出问题。
记者：在中国电视史上，《焦点访谈》可能是领导视察、批示最多的栏目吧？
杨伟光：是的。改革把握适度，取得了成功，上得到领导的支持，下得到群众的赞誉，所以，栏目生存下来了。
《东方时空》、《焦点访谈》平均每天收到群众来信200多封。两届总理都给予热点节目高度评价。
1997年李鹏总理题词是：“《焦点访谈》，表彰先进，批评后进，伸张正义”。1998年朱镕基总理题词是：“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改革尖兵，政府镜鉴”。在《焦点访谈》的演播室，朱镕基总理说：我在各种场合都在宣传《焦点访谈》，尽管你们也没给我推销费，我当了你们义务的宣传员。1997年，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上领导干部对《焦点访谈》等节目的批示63次，1998年达73次，其中江泽民主席10次，朱镕基总理10次，李岚清副总理18次。
记者：这是中国电视史上从未有过的纪录。有了领导的支持，心里就更有底了。
杨伟光：对。我们心里就吃了定心丸，敢于把新闻改革一步一步地推向深入。
另外，这样既积极又稳妥地推进改革还有个好处，就是你刚才提到的，有利于青年人的成长。改革不左右摇摆，而层层推进，一批优秀的电视人在磨砺和摔打中成长起来。大家都看得到，电视舆论监督的成功实例中所反映出来的电视工作者的智慧、勇气、成熟、敬业精神和创造力，受到了全社会的普遍敬重和推赏。
记者：对于您的这种“稳”中求胜，有没有人提反对意见？
杨伟光：当然有。有的同志认为，改革就要敢于闯，不必考虑承受能力问题。他们说，我进了两步，退一步，还是进了一步；我进两步，退两步，我还在原地。但他没有想到，进了一步，退两步怎么办？这样的事并不是没有的。比如，采访国外领导人问题，有的新闻单位未经请示就采访戈尔巴乔夫，引起国际上的强烈反响，前苏联借此制造舆论，结果带来了消极后果。
我的观点是，改革出点偏差也是允许的，但任何偏差都有可能推迟改革的进程。因而，改革的步子要稳，每一步都要看准了才走，确保步步成功。
追梦：“世界一流”敢问征程
记者：说到您在央视的建树，人们难忘的还有香港回归直播报道，印象中，1997年您组织过一系列的大型直播报道，以至于电视界都说1997年是“直播年”。请您回顾一下您的1997？
杨伟光：1997之所以成为中央电视台的直播年，一是因为那一年我们国家大事多，喜事多。7月香港回归，9月党的十五大召开，10月黄河小浪底截流，11月长江三峡截流等等。二是我们具备了搞大型直播的物质条件。如果没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做后盾，有好的创意也难以实现。这一实力的具备，我们是经过了漫长的艰苦奋斗的。说到这里，我们得回顾一下我刚任中央电视台台长不久，带队去西班牙巴塞罗那采访第25届奥运会的情形。
记者：那是在1992年。
杨伟光：对。参加这一年奥运会报道的广播电视机构共有300家。其中，美国的NBC广播公司派了1300人，报道权费为4亿多美元；它在每个场馆都安装了自己的转播设备，并设有自己的专用车队，专用餐厅，宽敞明亮的机房外有警卫站岗，体育部主任还带着夫人，住在星级饭店。日本NHK广播公司派出370人，加上TBS等民间电视台共800人，报道权费为5600万美元。南朝鲜KBS派出97人，报道权费为750万美元。我们呢，只有28人，报道权费为30万美元。
为了节省开支，我们与香港无线电视台共用一个机房，设备是人家租，演播室也是人家租，他们收下来的信号，我们可以共用。总之，CCTV没有“户口”，自己只有一个10平方米的办公室，租金是每平方米1000美元。就在这间小办公室里，还用隔板隔出了一个供播音员用的配音间。每次播音时，为防止杂音，广电部刘习良副部长、我以及其他工作人员全都要到走廊去接电话、办公、吃饭……至于报道组的人出去采访，包括我在内，只能挤公共汽车。
记者：但是记忆中，央视的这次报道似乎战果不俗，江泽民、李瑞环、李铁映等中央领导同志都肯定了这次报道。李铁映称赞报道“具有大国风度和大台风度”。
杨伟光：这些都是拚出来的。那次奥运会，我们的播出时间是250个小时，超过了美国、日本、韩国，仅次于东道主西班牙电视台，居亚军的地位。
记者：央视在国际电视传媒竞技场上的胜出，使我想起一句老话：两军相遇勇者胜。
杨伟光：1992年我们是勇者，但不是强者。到1997年，我们就不仅是勇者，而且是强者了。
我们的广告年收入从1991年的2.7亿增加到1997年的45亿。当时全世界有4辆最先进的转播车，车上有卫星系统、有拍摄设备、有发电机，这是个系统，拉到哪里，哪里就可以上卫星直播。中央电视台在1996年花了8亿人民币买设备，这种转播车就买了两台。
到香港的时候，我们租了一个将近500平方米的演播室，刚开始英国的BBC电视台要跟我们较劲，说他们也要这一块最好的位置，但是我们有500平米位置，他们只租了50平米。我们的演播室设计做得非常好，设备全部是一流数字设备，非常气派，很多人都在那里参观照相。英国人一看比不上，就搬走了。CCTV报道中心引来香港和世界许多媒体的采访报道，香港一家报纸的大标题是：《新闻中广播中心使用 中央电视台霸头位》。
记者：记得当时央视一套是72小时连续直播的，全国是亿万人争看回归直播。
杨伟光：是的。第一套节目72小时连续直播，第九套节目英语频道41小时连续直播。那真是一场刻骨铭心的较量。
CCTV的报道阵势、水平、实效，不仅让世界受众耳目一新，也让西方大台刮目相看。
在这次香港回归特别报道中，海外直播CCTV节目的电视超过百家，有五大洲54个国家和地区的125家电视台全部或部分播出了CCTV中文国际频道和英语频道的节目。甚至美国的CNN、美国国会电视台C－SPAN都转播了英语频道的节目。所有转播总和是2170小时，标志着中国电视全面、直接进入海外主流社会。
记者：有了卫星转播车这个重型武器，中央电视台可牛气多了。
杨伟光：“物质决定意识”这一哲学命题在电视行当表现得最为充分。
伊拉克战云密布的时候，我们派出9个记者，带的全部是最先进的微型数字设备，从摄像机到发电机，随时可以进行现场直播报道。到那边以后发现仅有两家电视台的设备是最先进的，一个是CNN，一个就是CCTV。当时伊拉克即使电厂被炸了，没有电了，我们还可以自己发电，传送新闻。那时外国通讯社还特地发了消息，说对伊拉克的报道增加了一个新成员，那就是中国中央电视台。
记者：拜读您90年代发表的一些文章，看到您多次提到一个概念：“建设世界一流大台”。央视这一目标是什么时候确立的？您怎样定义“世界一流大台”？
杨伟光： 1992年，我们的提法是“建成同中国大国地位相称的世界大电视台”，到1993年，我们明确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台”这一概念，基本条件包括七个方面：
必须在节目套数、记者人数和设备数量上都要有相当的规模，能够承担重大国内、国际活动的报道；有一批在国际上享有声誉的高水平的编导、记者、翻译、主持人、高级技术专家、管理专家和经营专家；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设备，所有节目均按国际标准制作；在世界电视界有较高的地位和较大的影响，有能力组织大型国际会议和主持大型国际活动的报道等等。
记者：您是否认为央视已经实现您当年设定的“世界一流大台”目标？在朝向这一目标的努力中有哪些标志性的成果？
杨伟光：到1996年，我们台创收达到35亿，节目和对外广播等方面都实现了大的跨越，奠定了我们向世界第一流大台目标迈进的基础。所以，我们又提出，“九五”期间基本实现建设世界一流大台的目标，到2000年，中央台要办成五个相结合的大的电视集团：公共电视和收费电视相结合、无线电视和有线电视相结合、C波段与Ku波段相结合、对内电视和对外电视相结合、电视事业和经营企业相结合的大的电视集团。
实际上以上指标我们提前在1998年实现。
记者：也就是您离开中央电视台前一年。
杨伟光：对。1988年跟1991年我刚上任的时候比，中央电视台的频道已经从三个增加到九个（其中有一个是英语传送频道）；每天播出时间从30多个小时增加到160多个小时；覆盖面从全国发展到全球；电视设备从相对落后发展为世界一流；办台资金从主要依靠国家拨款到自给有余，每年上交利税12亿。
“世界一流大台”是个动态的概念，应该被不断地赋予新的内涵。为应对全球电视业的激烈竞争，电视人应当有力争上游的雄心壮志和“一篙松劲退千寻”的危机感。
记者：想想那些年，中央电视台真是创造了奇迹。
杨伟光：实践证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对于中央电视台事业的发展、节目质量的提高都具有重要意义。
电视是一项重装备、高科技、大投入、大产出的产业。过去，中央电视台主要是靠国家拨款，束缚了手脚。我任台长期间增加的六个频道，国家没有花一分钱，全部来自我们广告的收入。
记者：说起广告，我想问您，您刚去电视台时，台里的广告收入好像才刚刚一个亿吧？
杨伟光：只有几千万。后来我们一手抓节目，一手抓广告，节目上去了，收视率高了，广告大幅度增长。1990年中央电视台广告收入1亿，八年后广告和经营总收入增至近50亿，1998年收入相当于1990年的50倍。
记者：思想解放，使中央电视台的各项事业全面开花。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钱，建不成世界一流大台。听说当年央视广告招标也是一“招”激起千层浪，一“招”招来个“聚宝盆”。
杨伟光：那是1994年底，广告部主任找我说，有190多个企业要《新闻联播》后的13块标板，怎么办？摆不平了。最后我说，好办，现场招标，谁给的钱多就给谁！公平合理。所以，广告收入一下增加了。这就是1995年广告收入从10亿翻一番到达20亿的“内幕”。
记者：有了钱，投入节目；节目好了，又有了更多的钱，中央电视台走入了良性循环，一切事情都“转”起来了。
杨伟光：是这样。电视台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屏幕，观众判定电视台水平的高低，最重要的是就是看节目质量。
所以，中央台经济效益上去之后，我们提出，要在节目上进行大投入，花钱制作好的节目，购买好的节目。
比如电视剧《三国演义》、《水浒传》；专题片《毛泽东》、《邓小平》；动画片《西游记》；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中国命运的决战》、《开国领袖毛泽东》、《长征》等都投入大量资金，但效益也最好。《三国演义》播出前加3分钟广告，1秒钟一万，一天180万。
记者：有一些剧目还卖到了国外。
杨伟光：还卖了不少。电视剧《三国演义》、《水浒传》、《雍正王朝》；纪录片《毛泽东》、《邓小平》、《中华之剑》等等都打入了国际市场，有的还很热播。《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等几部名著改编的电视剧，在东南亚、日本、加拿大、美国等国家和地区引起轰动，掀起中国文化热。
有了市场意识、精品意识，改变了中央电视台大量播放外国和港台电视剧的局面。1997年，中央电视台进口电视剧花了一百多万美元，但出口电视剧收入达到600多万美元。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创了纪录。
记者：作为国家大台的掌门人和改革的推进者，您在工作中肯定遇到过阻力吧？
杨伟光：当然遇到过。在我“逼”着同事抢发“当日”新闻的时候，在我要办“焦点”栏目的时候，在我铺开建成世界一流大台蓝图的时候，我都听到了很多不同的声音：
“杨伟光，你胆子真大，不想要乌纱帽了？”
“你这是搞大跃进！”
“你是不是搞得太快了？”
亲人、朋友也为我捏着一把汗。
但是我心里始终有这样一个信念：中国，虽是发展中国家，但已是一个电视大国，如果墨守成规，不思进取，那将是对国家与民族的不负责任。
记者：幸运的是，您的很多设想都得到了同事的认可和上级领导的支持，从而一一得以实现。
杨伟光：最关键的因素，是机遇很好，中央重视，全系统、全社会支持，还有全台干部、职工的努力。没有这些条件，要实现这一系列的改革是不可能的。
记得1993年，我写了一篇关于把中央电视台建成世界一流大台的文章在《电视研究》上刊出，丁关根同志看到后说：“我看了你们台出版的《电视研究》。杨伟光，你写了一篇文章，你很有气魄嘛！我看了那些内容，不是空话，你提出的措施，都是可以操作的。是很实在的！”
记者：当年您决意在黄金时段推出舆论监督节目《焦点访谈》时，很多人议论纷纷。但是，您还是上了这个节目，并把它坚持了下来，后来又创办了另一个更深度的“焦点”节目《新闻调查》。现在这两个节目已经跨越世纪之门，成为这个正在奔向“世界一流”的大台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这类舆论监督节目的生存环境，您怎么看？
杨伟光：从客观上讲，中国社会承受力的大大增强，是电视舆论监督健康、顺利发展的社会基础。
这种承受力既是政治的，又是经济的；既是领导的，又是群众的；既是被监督部门的，又是全社会的。社会承受力并非是什么观念理解力或理论思辨力，它最根本的是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集中反映。
在一个生产力落后和综合国力贫弱的国度，舆论监督的社会承受能力是比较低的。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综合国力有了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这就是舆论监督得以健康发展的社会条件和根本保证。
从国家领导人到平民百姓，不会因为电视曝光了某条河流被严重污染就认为自己家里的自来水也有毒了，不会因为电视报道了某个地方的粮食因阴雨连绵无法收晒就怀疑要发生饥荒了，不会因为电视里反映了一些行业的乱收费就认为这些行业全烂掉了。一句话，改革开放的成果就在你身边，在老百姓衣食住行的变化中，在与20多年前的对比中，在电视节目的日益丰富中，老百姓实实在在地看到了前途与希望，真真切切地感受到那句老话――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能够使中国富强起来。
记者：就象古语说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杨伟光：对 。一个身心健康、体貌端正的人是不怕别人品头论足的；一个欣欣向荣、前程似锦的国家是经得起说三道四的。社会主义的中国“仓廪实”，我们的人民“衣食足”，这就是最坚实的社会承受力，这就是电视舆论监督最牢固的社会基础。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都在走向成熟，光明的中国为舆论监督展示了广阔的前景。
记者：主观方面呢？
杨伟光：从主观原因说，电视工作者对中国国情和中国特色的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是电视舆论监督成功实践的主要保证。
现在许多电视工作者都认识到，找到了政府和老百姓的沟通渠道，说明我们对舆论监督的度的把握比较好。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中，找到政府和老百姓共同感兴趣的事情，把老百姓的意见和政府的解决办法联系起来，促进问题的解决，是新闻媒体应该做，而且完全做得到的事情。
记者：您认为在向世界一流大台迈进的进程中，还有哪些理念主导着台领导一班人引领央视这艘中国电视的巨轮向着心中的目标一路前行？
杨伟光：还有两点比较重要。
第一点就是“以人为本”，人民是电视的主人。这是中央电视台一系列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这些改革能够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电视对党的基本路线以及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必须旗帜鲜明，这是中国电视工作党性原则的核心内容。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我们党的唯一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传播党的声音和传播人民的声音高度统一才是党性的生动体现。在这个问题上，过去有片面性，只把党和政府的政策条文，枯燥地反复讲，不少群众当成耳边风，不入心不入脑。中国电视现代化的根本标志之一在于，电视传播同样应当将人民高兴不高兴、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拥护不拥护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现在中央电视台一系列关注国计民生、倾注人文关怀，始终不渝洋溢着一种平民情结的节目成为传播主流，这些传播扣人心弦、动人心魄、引人思考，其秘诀就在于：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第二点就是一定要按照新闻规律运行电视新闻节目。什么是新闻规律？就是新闻之所以成为新闻的内在要求，在 目前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逐步建设民主、法治社会的新世纪的中国，电视传播遵循新闻规律就是致力于传播政府的法律、社会公德，尊重人民的知情权，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信息和文化需求。遵循新闻规律，电视节目就受到欢迎，就能起到喉舌、桥梁和纽带作用，就能为我们的党凝聚全国十几亿人民团结一致奔小康摇旗、擂鼓、呐喊、助威，中央电视台就能在世界发言席上占得重要位置；违背新闻规律，电视节目就会被观众、被人民抛弃，难以担负宣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任，中央电视台也不可能在国际上树立起应有的形象。
记者：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把中央电视台建成世界一流大台是一个发展的、开放的目标，它是与时俱进的，它是一个世纪之梦，也是一个民族之梦。
杨伟光：说得好！它应该是我们电视人不断追寻的目标。坚定信心，齐心协力，奋发进取，世界一流大台就在我们手中！
变奏：人生再写新华章
记者：您是1996年当选为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的，1999年您从中央电视台台长的位子上退下来之后，开始全力从事视协这边的领导和协调工作。这又是您人生和事业的一次转换，并且这时候您已经63岁，但您依然是宝刀不老，激情不改，再次把视协的工作推向新阶段。您来视协之后，主要进行了哪些改革举措？
杨伟光：主要的工作就是把原来的金鹰奖颁奖仪式发展为金鹰艺术节并逐步加以完善。同时，我还是中国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组长，认真抓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工作。
记者：金鹰奖和金鹰节这几年影响越来越大，请您介绍一下它的发展和现状。
杨伟光：金鹰奖起步于80年代初，在这20多年里主要迈了三大步。第一步是1983年，当时中国的电视艺术刚刚起步，浙江台办了一个《大众电视》，影响比较大，他们的负责人提议设立了这个金鹰奖，那时叫“大众电视金鹰奖”，一共办了14届。到1996年，由于全国性的文艺新闻出版奖项太多太滥，于是进行了一次规范，其中有一条就是：金鹰奖由中国文联、中国视协共同主办，更名为“中国电视金鹰奖”，这是第二步，第15至17届金鹰奖都是这样运作的。第三步就是举办金鹰节。1999年我到视协主持工作，我认为，金鹰奖应该担负起推动中国电视艺术发展的重任，必须要有更深层次的东西，必须要具有更高的学术性，所以就建议把“金鹰”办成一个节、一个品牌，要有开幕式、闭幕式，要有论坛，加强学术气氛。
从2000年开始的这四届金鹰艺术节我们就举办了电视剧、电视纪录片、电视文艺节目等专题研讨会和“金鹰论坛”，各个专业委员会的专家、学者和金鹰奖得主，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就电视艺术的规律以及当前电视界的种种现象和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对电视艺术创作和产业经营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一些专题讲座还请来国外资深专家进行演讲，为中国电视工作者提供了大量一手资料和新的思路。
这些学术活动，既注重理论研究，又与当前的电视实践紧密结合，得到了金鹰奖获奖者和电视专家学者的积极响应，取得很好的社会效果。
记者：金鹰节这些年一直固定在湖南举行，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杨伟光：在长沙办金鹰节，要追溯到1999年。在深圳颁发第17届金鹰奖的时候，湖南方面找到我们，说有意承办下一年的金鹰奖。当时我正好在考虑把金鹰奖颁奖提升为办金鹰节的事，经中国文联批准，决定办“中国电视金鹰节”。正好湖南有个电广传媒，电广传媒是希望用金鹰这个品牌提高股市市值，协商之后就决定把金鹰节固定在长沙办。他们承诺三年内给中国视协一定的资金，所有颁奖费用由他们承担。
记者：这种商业化运作对中国电视艺术的发展有什么意义？
杨伟光：我觉得这是在为中国电视艺术的发展探索一条新路子。如果中国人仅仅是把电视节目做完了就播，播完了就入库，这样做意义不大。中国不走这条路子是很难做好的，如果自己来承担，不通过企业，可能就是一个简单的发奖仪式，影响就没这么大。当然，也有一个把握正确导向的问题，只要导向把握好了，作为一个商业运作，是完全可行的。
记者：随着金鹰奖和金鹰节影响越来越大，评奖本身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在金鹰奖评选中，一些收视率比较高的电视剧没有入围，有些人对此议论纷纷，您对这个事情怎么看？
杨伟光：有些作品出来以后大家的评选都比较一致，有的就不一致，不是绝对以收视率来评判，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虽然金鹰奖是观众奖，但不可能完全由观众自己来选择，那样永远不可能选出一个有标准的奖。到目前为止，先由专家提名候选电视剧，再进行观众投票，还是一个好办法。在各省视协推荐的基础上，评委再投票。一个评委一票，最后票数不够的就不能入围，还是比较民主、公正的。比如有的作品充斥“滥情风”、“豪华风”、“戏说风”，有的作品题材上有争议，最后就落选了。评委们认为，中国视协评奖要把握正确的导向，精品节目的要求是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真正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有些与此相悖的东西不宜提倡，今年有一个“三风”剧评上了奖，明年就会冒出一大片。从这几次评奖总的来看，专家和观众的看法已经越来越接近了。
记者：金鹰奖和金鹰节对中国电视文艺有什么影响？
杨伟光：首先是对电视剧影响很大。群众是电视剧的消费者，他们拥有最终的评审权。这对电视艺术家的艺术定位和艺术倾向是很重要的———你要生产什么题材、什么内容、什么形式的电视剧，主要由观众喜爱来确定。
从这20年来看，中国的电视剧发展非常快，上世纪80年代我们大量看香港、台湾的电视剧，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自己的电视剧就增加了，现在香港、台湾看我们的电视剧。
其次，金鹰奖对电视艺术品种的繁荣也起了很大的作用。经过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人再看上个世纪90年代初及其以后的中国电视，都会感觉到巨大的变化。过去我们的卡通片都是国外的，现在我们也发展起来了；过去荧屏上几乎没有纪录片和固定电视栏目，现在每个省都有这样的自制栏目，栏目化、主持人化了；还有广告片，看看80年代的广告片，再看看现在的，变化确实很大！
当然，我们的电视艺术要繁荣，首先要靠电视艺术家们的努力，但评奖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它把群众对电视艺术的要求传达给艺术家们。
记者：您认为金鹰奖目前还存在哪些问题？
杨伟光：经过21年的运作，金鹰奖的评奖章程在不断调整，应该说现在已经比较完善了。奖项比较齐全，奖项的数目也比较合适。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这么几个：
一是参选剧目的推选。很多社会单位、民营企业制作的优秀节目没有机会被推荐上来。这一点要改进。
二是投票的广泛性。现在网络投票已经逐步成为最主要的方式，但我们还要采取更多的办法，让更多人来参与投票，特别是不上网的观众。
三是假票问题。如果假票运作成功拿了大奖，这是金鹰奖最大的悲哀、最大的失败。所以我们坚决不能容忍这样的问题存在，视协是坚决打击假票的，去年这一届就去掉了一百多万张无效票。我们还要进一步研究怎么打假。
记者：目前中国电视文艺创作总体情况如何？请您评价一下。
杨伟光：中国电视剧近20年来，特别是近10年来飞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电视节目制作基地之一。2002年我国制作完成的电视剧达到9000多集，2003年突破10000集。对电视台而言，电视剧是一个回报率极高的产业。现在我国每年电视剧投资在20亿元左右，而通过媒体播放后带来的经济效益大约是200亿元。 中国电视剧不但在国内影响巨大，而且在海外市场也是大有可为。中国电视工作者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再加上语言的本土化，中国的电视剧就一定能打遍世界。
但是，中国电视剧事业还存在一些瓶颈，制约了发展。比如，电视剧一方面数量很大 ，但高质量的很少。有些人拿到本子就想拍，粗制滥造。第二就是明星的价位太高，脱离中国目前的实际。把电视剧包括综艺节目的成本弄得太高，人家买不起，长此下去，屏幕上的精品数量也会减少。如果中国自己的电视节目质量不高，外国的电视节目就会以较低的价格大量进入中国。
中国电视剧的前途不是在于数量而是在于质量。只有有精品，中国的电视屏幕才是丰富的、多彩的，只要有精品，中国电视剧就可以冲出亚洲，走向全球。
记者：金鹰奖和金鹰节是您来视协主持工作之后，倾注心血最多也是大有成就的一件事，刚才您提到过，您还抓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工作，请您介绍一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的工作。
杨伟光：1996年我任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组长，担任这项工作以后，我们很抓了题材规划和剧本把关工作，使领导小组工作走上正规化、规范化，后来很快出现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影视创作的高潮。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在文艺创作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和电视剧，借助于现代影视艺术、技术，把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和叱咤风云的革命英雄人物形象带进千家万户，使亿万观众在审美愉悦中了解历史，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自信心。所以，创作上的把关十分重要。
领导小组制定了严格的送审报批程序：剧本先经本厂、本局（台）初步通过，然后经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宣传部门初步通过，并提出具体意见，由负责人签名后，报送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待领导小组集体审查同意后方可投入拍摄。
“领导小组”不仅仅是个审查机构，还要加强对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电视剧创作的规划和协调。近年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电影电视剧发展很快，每年都有几部影片、几十部电视剧投入制作。这说明这方面创作的繁荣，但问题也很明显。比如题材不平衡、题材撞车和重复投资、涉及的历史人物和事件面过宽过广或过窄过碎等，更有甚者，有些作者不够严肃，不掌握材料就动手编剧，剧本未定审就开拍，审查通不过还找人说情等等。领导小组每年都要召开题材规划会，对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选题专题研究，做好平衡协调工作。强调“以质取胜”，强调“少而精”，提高作品质量，减少浪费。
记者：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这些年可以说是硕果累累，指导创作完成了一系列在全国以至世界上叫得响的电影、电视剧鸿篇巨制。主要的经验有哪些？
杨伟光：主要有这么四条经验：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辩证地认识重大革命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让这些电影、电视剧及其里面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对革命领袖人物既不神话，也不庸俗化、一般化，而是形象、准确把握领袖人物的思想情操和人格魅力，展现其独特个性，如《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中的毛泽东的形象，《周恩来》中的周恩来的形象；对历史上曾有过功绩，后来落伍、堕落乃至沦为革命对立面的重要历史人物，要以唯物史观艺术地给予恰当的表现 ，如《日出东方》中陈独秀的形象，《喋血四平》中林彪的形象；对历史上的反面人物，既不丑化、脸谱化，也不简单化，而是形象地、深刻地刻画其精神实质，如《喋血四平》中杜聿明的形象等等。
第二，创作人员一定要获得“史实”和对革命领袖人物
真挚深厚的感情积累，让作品有血有肉。如《秋白之死》就塑造了瞿秋白是一个“真人”，而不是一个“完人”的光辉形象。虽是电视短剧，创作人员却是历时三载，六易其稿，真正进入了历史人物的历史环境、氛围和精神世界，创作出来的人物形象真实感人。
第三，遵循艺术创作的特殊规律，将镜头“焦点”对准人物的精神世界，做到“历史人物化，人物心灵化”。这是《宋庆龄和她的姊妹们》、《韶山情》、《罪与罚》等成功电视剧作品总结出来的创作经验。
第四，加强领导，改善管理，努力实现题材资源的最佳配置和生产力诸因素的优化组合。这些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这类题材影片数量最多，题材创作难度最大，投资最多。他们发挥了部队电影厂的优势，实现了最佳配置和优化组合：剧本由军委领导直接抓，资金由军委拨，组织一流的创作队伍――包括编、导、演、摄、制片等，配备先进的摄影、特技等设备，进行创作生产，圆满完成了《大决战》、《解放大西北》、《席卷大西南》等一大批“大片”的制作。
当前，我们已经跨入新世纪，我国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此时此刻，弘扬民族文化，发扬光荣传统，振奋民族精神，激发爱国热情显得尤为重要。这方面，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也肩负着格外光荣的历史使命。我们将满怀信心，不辱使命，用自己加倍努力工作的实际行动，为实现影视创作新的辉煌，为振奋民族精神，在新世纪做出新的贡献。
发稿：中国新闻研究中心
作者：吕岩梅
单位：北京广播学院
地址：北京广播学院2003级博士研究生
邮编：100024
http://www.peopledaily.edu.cn/GB/14677/21965/22071/2442133.html |
|
狗仔卡
发表于 2004-3-22 14:47:57
变色卡
抢沙发
发表于 2004-6-2 01:1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