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古村落文化境界

婺颍枫

    客家古村落文化境界

   蔡登秋

     境界是客观景物与主观情趣的统一，是具有情、理特点的“意”与具有形、神特点的“境”的统一。中国人所追求的境界，其实是和那种实用理性的混融性意象思维相一致。从《周易》关于宇宙的解释开始：“乾，元亨利贞。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朦朦胧胧，深奥幽远。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永恒的糢糊混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那种朦胧化的直觉体悟的诗性哲学主导下的文化崔生了中国独特的古村落的文化境界。

　　村落是聚落的一种基本类型。在聚落形成之初，村落和聚落的含义是相通的，从《史记·五帝本纪》中说：“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后随人口的变化，聚落分化为村落和城市。根据现有的情况看，古村落大多是宋以后的，一般是明清时期遗留下来的较多。这些古村落大多是当时交通要塞，经济繁荣，但是后来因这种地位被取代了，成为边缘村落，而村落环境，历史文脉，传统氛围等均保护较好，就形成现代所称的“古村落”。客家人多为聚族而居，地理位置边缘性突出，宋元明清时期，一些地方经济繁荣，现保存下来的古村落较多，在闽西、粤东、赣南地区尤显突出。

　　客家文化根在中原，中原文化较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中原文化传入客家人聚居区“闽粤赣”三角边地后，由于地域边缘性特征显著，所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存较完整。同时该地区的古村落建筑均讲究峙险而建，深居山区腹地，为外界所难进入，恐怕是中国古村落的集中保留区主要原因之一。因此，我们有必要从多角度去研究客家古村落，本文试图从文化学角度研究客家古村落的文化境界。

　　一、自然空间的选择

　　晋朝末年以来，客家先民从古中原（河洛地区）南迁，进入闽西北赣中南地区，途经了吴、越、楚等广大地区，经历了“迁徙—侨居—再迁徙—定居”的过程。籍寄遐荒，荜路蓝缕，对于饱尝战争之苦的客家先民来说，选择一个安稳的生活环境是他们的首要渴求。时多为衣冠南下，身出望族，何尝不去选择一个“物华天宝，人生地灵”的好地方。总之，客家村落选址要考虑到以下几点：

　　（一） 环境总象

　　客家村落选址首先注意的是周围环境的总体印象。《地理五诀》中的“风水论”写道：“地理之道，首重龙，龙者地之气也，水界则聚，乘风则散。”①“龙”即山脉，其走向直接影响一个地方的“风水”。《阳宅》开篇对住宅选址的环境条件提出要议：“人之居处，宜以大地山河为主。”②这体现了人必须依自然条件的差异而选择适当地址而栖。客家先民本为中原汉人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对这些道理定然清楚。正如江西省赣县白鹭客家古村落：该村落呈半月型，面积约0﹒2平方公里。北靠天屏山，南依岗山，前有群山叠嶂绵延，特别是北部的靠山是五条山脊延伸出来的“五龙山形”，鹭溪水九曲迂回环绕着村南而过，水口处有两座山岭：“狮蹲”和“象跃”两两对峙，把住水口，留住来龙，实为“风水宝地”。位于江西、福建和广东三省界处的寻乌县周田村，这里群山环抱，有奇石、秀峰，南边流淌着静静的周田河，这里又是明清时期的古驿道，有“三省通衢”之称。还有江西吉安县横江镇唐贤坊村，福建连城县的培田古村，这些地方都有共同的地理特征。宋诗人扬万里的《东园醉望暮山》，对自己居住的环境富有意境的描写：“我居北山下，南山横我前。北山似怀抱，南山如髻鬟。怀抱冬独暖，髻鬟春最先。……”。这很符合中国风水学说的基本要求:住基地势要宽敞平旦，周围有山水环抱。前方有案山横搁，出水口要紧缩有情，外阳方有秀峰耸立。这种特有的中国风水观总体表现看有两派，即以江西为代表的“形势”派（又称峦山派）和福建为代表的“理气”派。“形势”派以地势论风水；“理气”派以方位朝向来论风水。不论怎么说，总体上必须具备“藏风”和“聚气”的风水环境。这些客家古村落的选址，不仅山清水秀，景色宜人，而且要与中国风水学理论的要求相一致。

　　（二） 景观具象

　　现存的客家古村落反映了客家人追求的理想居住环境，这些居住环境在景观上的表现通常是“山川秀发”、“绿林阴翳”的山水胜地。风水学里所说：“山为骨架，水为血脉，草木为毛发，烟云为神采”总体环境观。其中，自然景观的要求至为重要。宋代理学家程颐说过：“何为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润，草木之茂盛，乃其验也。”由此可见程颐亲近自然之美的

　　渴望程度。所以很多先贤往往“慕山水之胜而居之”。客家人的祖先们选址何尝不为美景而动情？群山绵延的白鹭村，奇石秀峰的周田村，青翠欲滴、古木参天的培田村等客家村落，都是南方青山绿水的典型代表，都体现了卉木茐倩、夕樵言归、土衍草肥、牧笛横秋的江南秀美之景。

　　（三） 趋吉意象

　　在长期与自然界斗争中，对环境吉凶意识早已在人们心中形成。《地理五诀》风水论说道：“水之用有吉凶两端，而风之害实为阴宅之大忌，故虽龙真穴，砂环水抱，而一经风吹，纵不至为弃地，亦难免破损矣。”③所以古村落的选择，除优厚的自然环境外，还对周围环境的凶吉赋予人文意味，以此为标准之一成了传统村落选择的共识。所以，古代人们在风水学方面引入了“四神兽”的概念，把地形四个方位比拟为四种神兽之形，即“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这种神灵的依次组合成的自然环境，被人们普遍认为是理想的、护卫严谨的安全环境。所以，风水学理论解释道：凡宅左有流水谓之青龙，右有长道谓之白虎，前有污池谓之朱雀，后有丘陵谓之玄武，为贵地也。④当然在现实选址的解释中又不一定完全如此。一般来说，在山水生成中，选址要素有：来龙问题，来水问题，去水问题。如果背靠绵绵大山，水来宽阔，水口紧缩，并迂回曲折，前有层峦叠嶂，即是理想环境。白鹭村北有“五虎山”形，南有九曲迂回环绕的鹭溪水，更有“狮蹲”和“象跃”二山拱护水口，总体为依山傍水，能够体现“藏风聚气”的吉祥地理模式。其它客家古村落大体都是山间盆地，依山傍水，吉象亦然。当然，自然环境不可能十全十美，在自然缺陷的条件下，人们通常用后天人工补救的措施，主要方法有：一是造池引水，即开凿池沼，蓄水聚财；一是植林补基，即有些地方水口不够紧缩，用植树来囊风聚气。如福建龙岩的银澍村通过植树，形成“密林蔽日”、“翠林千宵”、“茂林修竹”等景观；⑤一是造“兴文运”的建筑，即在村水口处建阁塔，称“文笔峰”。如江西《芳溪··熊氏青云塔志》记道“水口之间宜有高峰耸峙，所以贮财源而兴文运者也，……芳溪四面皆山，……惟东南隅山势平远，……自雍正乙卯岁依形家之理于洪源、长塍二水交汇之际特起文阁以镇之，又得万年桥笼其秀，万述桥砥其流，于是财源之茂、人文之举，连绵科甲。”可见，客家古村落对水口的重视。其它方面的人工补救的方法还很多，不一而足，此处暂不多举。

　二、文化空间建构

　　客家古村落在追求和谐的自然环境的同时，还追求一种建筑布局的合理性，就是通过古村落的规划创意来体现客家人的文化境界，从中我们看到了迁徙型村落自身所体现的特征。

　　（一） 防御性突出的实用功能

　　在晋末到宋明时期，由于中原地区战乱频繁，客家先民被迫背井离乡，南下迁入闽粤赣三角边地而形成一支汉族民系。后客家人与当地土著民不断发生斗争和融合，由此他们的防御意识特别强烈。因而，在建筑房屋时他们首先考虑到是安全问题，建造坚固的围墙来抵御外敌入侵，“五凤楼”、“围垄屋”和“土楼”三种房屋最具代表性。“五凤楼”是三堂两横，层数逐渐增高，前低后高，似展趐欲飞的腾跃之势。“围垄屋”是厅堂与横屋为方形或长方形组合体，两侧及后面以圆形成列的围屋。“土楼”是以厚土垒墙体成圆形或方形，沿内墙周建屋，将堂屋横屋连成一体而成。除了这种防御性突出外，其它客家古村落房屋类型也大体是典型的传统天井式“围合屋”，墙体高大雄浑，亦具有很强的防御性功能。

　　（二） 以祠堂为主

　　客家古村落形成是建立在以礼制为前提的传统伦理基础上，礼制是凌驾于一切现实生活之上的精神支柱。魏晋时期封建门阀制度已经形成，南迁的客家先民受其影响相当深刻，门第决定了家族地位的高低。同时修谱牒之风盛行，出现了“睦族惇宗”，修谱联宗，建祠以祀的风气。因此，象征着宗族村落核心的宗祠在聚族而居的客家人的生活空间中，礼堂建设的地位特别突出，其它居住建筑则以之为核心，围合在其前后左右，这样构成了客家古村落建筑生活空间的组合原则。江西省吉安县横江镇的“唐贤坊村”的萧氏宗祠就是个例子。据萧氏族谱记载：“萧氏宗祠”始建于宋，南宋嘉定十七年（1224年），横江镇滩头村（现为江边村）的萧懋爵按“以世之贤，莫盛于唐”的构思，于江边村东立“唐贤坊”，建村称“唐贤坊村”，命次子萧登分居该村。现可见该村居中屹立着一座雄伟气派的砖木结构的“萧氏宗祠”，祠堂正厅，中堂横匾上刻着“敦伦堂”三个苍劲庄重的红底黑字，可见伦理教化的重要性。在客家村落中，宗祠往往是全村最雄伟气派堂皇的建筑，可能可以这么说是无一例外。

　　（三） 崇文重教，重修学堂

　　客家先民来自中原地区，文化素养较高，并多属书香世家，故注重文教，力求子弟“知书识礼”，仍至考取功名，光宗耀祖，这恐怕是所有客家人的夙愿。因此，很多客家古村落都建有学堂，并且数量较多。在明朝永乐年间至清朝康熙年间的300余年中，白鹭村运用大量的财力办学。家族与私人办私塾、学堂和书院数量为全县第一，“四留书院”、“白鹭学堂”甚为有名。明清时期在这个小小的村落中，出现过568名秀才，17名举人，更有钟谷、钟学遴等名人流芳于世。

　　福建省连城的培田村，在历史上教育最繁荣时有18座书院、私塾和学堂，那时站在村子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听到朗朗的读书声。据史料记载：从乾隆三十年到光绪三十一年的140年间，仅百余户人家的培田村共有邑庠生、群庠生、国学生、贡生等130人，其中3名举人、1名翰林、1名武进士；19人入仕，官至五品者5人，官级最高者为三品。所以当地所传唱的“十户一书院，五户一祠堂，三户一店铺，一户十牌匾。”这就是培田古村落当时文化繁荣的写照。科举功名成为客家社会衡量人价值的重要尺度，“门前一对桅杆竖，表旌门弟是书香”，⑥这显然是客家人开办学堂的文化心理依据。

　　江西省乐安县西南部的流坑村，始建于唐五代开平初年，全村皆姓董，尊奉西汉大儒董仲舒为先祖。据明代流坑村《董氏族谱》载：流坑董氏原藉安徽，其祖董晋为唐朝宰相，其后裔为避黄巢之乱，遂迁江西。董氏家族历来崇尚耕读，全村建有书院28所，先后出过文武状元各1名，进士32名，解元10名，会元1名，师保6名，举人更多了；培养出县以上的文武官员及文化名士达300余人。流坑村正是这种山环水抱的环境和浓郁的文化氛围，培育了如此众多的文人学士。

　　灵山秀水的自然和浓郁的重教传统，世代耕读文化的影响，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名士，从中体现了独特的客家古村落文化意蕴。

　三、文化境界的蕴含

　　客家古村落的文化境界主要特征是田园山水与耕读文化的结合，把客观景物与主观情感进行统一观照，并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钟情于田园山水的耕读文化由来已久，在历史中早有端倪。东汉时期，《后汉书·仲长统传》记述到：“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场圃筑前，果园树后。”魏晋时期，一些文人雅士纷纷兴起对田园山水的热爱，诗人陶渊明和谢灵运等最具代表性。在此情况下，诗歌创作方面也很快孕育出山水田园诗派，唐宋时期的孟浩然、王维等把它推向顶峰。其实，这种理想境界的思想来源是儒道的结合，“儒主入仕”，“道主归隐”。历来中国文人采取的人生策略，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两种。东晋文学家陶渊明所描述“世外桃源”之境及其归隐南山之举，足见其山水田园的耕读时“独善其身”的一面。在历史长河中，我们常可见“报国无门，愤然隐居”的例子，或者是被贬谪后，无奈中过起“田园耕读”生活。而像客家古村落和其它地方的普通百姓的耕读生活，并非有历史上隐士那种无奈和旨趣，而只是一种普通百姓对“知书识礼”的传统习惯的保持，只是中国传统独特的文化传承方式，也是普通百姓的一种生活方式。这一点在客家古村落里尤显突出。

　　闽粤赣地区的客家先民基本上来自于中原望族，多为书香门弟出身，南迁后仍讲究读书为本，同时也为中国耕读文化走向成熟做出了贡献（具体事例上述已列）。当然，客家古村落的耕读文化的产生有赖于独特的自然环境，闽粤赣地区（特别是闽赣丘陵地区）山水奇秀，称甲一方。理学大师朱熹更是与武夷山水合壁的一例，此地躬耕始成其理学文章山水清幽之美文。在建构客家古村落的先贤们，借助山水来勾划自然与人和谐的环境，通过“文房四宝”、“水口园林”、“文笔塔”等把人之意识寄托于自然的重构中，把人的意识渗透到自然中。这种互为表里的文化蕴含潜藏在客家古村落旖旎的山水风光、恬静的田园生活中，衬托出理想的耕读文化至真至美的理想境界。

　　客家先贤们把田园山水与耕读生活相结合，寻隐溯幽，寄情山水，亲近自然，致力读书，通达义理，终成独到的文化境界。此文化境界正是南迁的客家人经历了世世代代苦心经营出璀璨的文化结晶。

　　①③《地理五诀》卷一，民国三年出版，上海文益书局校印。

　　②《古今图书集成》，堪舆部汇考二十五。

　　④《阳宅十书·宅外形第一》。

　　⑤福建龙岩《银澍五氏族谱》。

　　⑥冯秀珍，《客家文化大观》，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年7月版，第699页。

( 2005年发表于《寻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