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客家人———客家学研究者三人谈

婺颍枫

话说客家人———客家学研究者三人谈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侨，有华侨的地方就有客家人”

　　安国楼（郑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客家”，英文称“Hakka”，属于汉民族的一个分支民系，也是历史上中原汉人南迁及其语言、风俗、文化演变历程的一个缩影。关于“客家”称谓的由来，中外学者众说纷纭。如王力《汉语音韵学》第四十七节“客家话”引文中说：“‘客家’是‘客’或‘外人’的意思，因此，客家就是外来的人。他们的语言、风俗、谱系，都足以证明。”还有不少其他观点，比如：客家称呼是由于客家人对自己祖先“夏家人”的崇拜观念而产生；客家人应该是从“客户—主户”这个相对的称呼而来；客家人是由于当地居民将其作为外来种族而加以排斥才出现的称法；客家“Hakka”的读音是从“河洛”二字古音的音变而来，“客家人”即“河洛人”，等等。

　　迄今为止，对哪里是“纯客家住地”，哪里是“非纯客家住地”，事实上并无公认的确切的界定标准，只能相对而言。罗香林《客家源流考》一书中，在广泛研究的基础上，对国内客家人的分布区域作了大致划分。国内客家人主要聚居在广东、福建、江西、广西、四川、台湾等地，其中纯客家县有33个，非纯客家县有144个。在国外，客家人的分布就更为广泛，所谓“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侨，有华侨的地方就有客家人”。

　　客家人重本，有浓厚的“慎终追远”，“崇本报先，启裕后昆”的意识

　　安国楼：客家者，客而家焉。有学者深刻指出，其形式与其历史条件、地理环境、生存背景及生活方式息息相关，是“外压内聚”的结果，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和民俗风格。在千年历史潮流中，北方民族不断动态融合，而客家则相对静止，在保持中原古文化原态风貌的基础上，吸收了当地少数民族文化精华，成为具有新特质文化的独特族群，而且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培育提供了文化养分，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一个不止的音符。

　　客家人重本溯源，“慎终追远”，“崇本报先，启裕后昆”的意识根深蒂固。这种崇古的价值取向与浓厚的宗族观念相结合，形成了敬拜祖先、寻根报本的浓厚感情。此特征在诸多谱牒皆有明显反映，例如：郑氏，堂号荥阳；堂联：荥阳世泽，诗礼家声。类此不胜枚举。每逢佳节，客家人挂上标示自己姓氏堂号的灯笼，贴上标示自己家族郡望的堂联，以寄托对祖先的怀念、故土的牵挂。“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如若客家人终老他乡，不能魂归故土，也要再三叮嘱子孙后辈，在其长眠之地标明祖籍地或宗族的郡望、堂号。

　　客归故里尤是客，家居四海斯为家。客家先民传承“刚健奋进、自强不息”的精神，披荆斩棘，辗转迁徙，历经饥饿、疾病、离散、死亡等苦难的威胁，磨炼了坚忍不拔的意志，积淀了创新涉险的文化因子。迁居地闽粤赣交界区，山多田少，土地贫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生存环境极其艰难。然而，正是大自然的吝啬，铸就了客家人坚忍卓绝的品性和爱乡不恋故土、勇于开拓进取的创业精神。

　　客家人这一族群爱国爱家的情感特别强烈

　　安国楼：学者夏德峰先生曾指出，客家先民多因异族入侵、国破家散而逃离故土，流移转徙他乡，因此爱国爱家精神比其他族群都强，这充分地体现在历史上那些客家仁人志士身上。

　　宋末，客家人文天祥在赣州、嘉应州（今梅州）征集义军，起兵勤王。明末清兵入关南下，客家人竭力抗清护明，降服最迟，并且一再起兵反抗。

　　近现代，爱国爱家精神在诸多客家名人身上得到了极好的体现。比如抗日保台的民族英雄丘逢甲、刘永福，领导辛亥革命的孙中山与其助手廖仲恺、邓仲元、姚雨平等，北伐名将叶挺、张发奎，抗日烈士谢晋元，中国共产党的著名将领朱德、叶剑英、刘亚楼、萧华等，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都是客家人精忠报国的典范。在海外，崇先敬祖的客家人十分关注中国近现代革命事业和祖国各地的建设。谢逸桥、谢良牧兄弟积极支持孙中山革命，筹集资金，组织革命活动；抗日战争期间，海外客家人不仅从物资上援助抗日救亡运动，而且大批返国去重庆、延安参加抗日活动；同时还大力支持祖国的建设事业，例如，张弼士在印尼发达后，支持兴办粤汉铁路、广三铁路，创办烟台张裕酿酒公司，投资开采广西三岔银矿和广东金矿等企业，致力于振兴民族工业。在历史的风云中，客家人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表达对民族的挚爱，显示出了强烈的爱国爱家情感。

　　客家文化是以中原汉文化为主体的移民文化

　　刘劲峰（江西省赣州博物馆研究员）：客家文化是以中原汉文化为主体的移民文化，所以它不仅具有中原文化的深厚底蕴，而且还具有作为移民这一特殊群体所具有的文化面貌。比如，客家文化中所具有的十分强烈的寻根意识与乡土意识，正是移民在离开祖居地之后所表现出来的对原有文化的眷恋。同时，也正是由于客家人有很长一段漂泊流离的经历及到达定居地以后所面临的种种困境，从而锤炼出客家人坚忍不拔的意志、勇于开拓的精神、勤劳朴实的品格及善于用血缘、亲缘、地缘等各种条件建立同宗、同乡、同一文化内相互合作关系的团体主义精神。而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确保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实现由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转变的需要。正是由于他们在不断迁徙中求得了生路，寻找到了新的发展机遇，所以才使得客家人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中得出了“人唔辞路，虎唔辞山”、“命长唔怕路远”、“树挪就死，人挪就活”的价值观念。而这种价值观念，在非移民文化中是不多见的。

　　对客家文化的一个误解

　　刘劲峰：客家文化是以汉民族文化为主导的多元性文化。我们之所以说它是以汉民族文化为主导，是因为组成客家文化最核心内容的是汉唐以来以中原文化为代表的汉民族文化，所以，它与汉文化是整体与局部之间的关系，二者有同有异。有学者觉得，无论从语言到风俗，客家文化都与汉唐时期的中原文化具有许多相类似的地方，便认为客家文化最纯正地保存了中原文化的原貌，甚至把它看作是汉唐中原文化的活化石。这实际是一个误解。应该说，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史上，经过数以千百年的变迁，无论是哪个民族，哪个民系，都不可能“纯正”地保存本民族、本民系的文化。因为民族、民系之间的隔绝是相对的，而人员上的相互交往、文化上的相互借鉴、吸收是绝对的。正因为各个民族、民系在相互交往中，各自走过了不同的道路，有过不同的取舍，所以才使得中华民族文化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和如此丰富多彩的内容。

　　“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

　　刘晓春（暨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作为汉民族的一个支系，客家人有一句祖训，“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这不仅折射了客家人迁徙的历史真实，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客家人恪守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文化心态。

　　在由中原往南迁徙，再从南方山地向海外拓展的过程中，客家人依然操一口纯正地道的中原口音，在与当地地方文化相互交流融会的过程中，依然坚守着中原文化的传统，从“中国南方山中传奇”的客家土楼，到“耕读传家”的人生道德理想，从“敬宗收族”的乡土社会，到“礼仪之邦”的风土人情，无不凸显了客家人血液中流淌着浓厚的中原文化记忆之脉。正是这种文化记忆的脉络，无论何时何地，客家人都能够在心灵深处寻找到一条文化之链，连接起自己与中华文化之间的血肉联系，与定居地人民的文化交流也没有湮没客家人的文化个性，相反，其文化个性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和弘扬。客家地区民俗文化独具魅力，无论是物质民俗还是精神民俗，都具有悠久的中华文化传统渊源，同时又具有地方文化特色，这种多样性与统一性并存的文化优势，构成了客家文化的深厚底蕴。

　　客家文化培育了一种族群乃至中华民族的集体认同

　　刘晓春：客家人恪守传统，是因为他们历经漂泊迁徙，需要一种文化象征来凝聚族群的力量，正是这一系列在外人看来传统意味浓厚的民俗文化，成为了客家人识别自己与他人的文化符号，形成了客家族群的文化认同，正是这些独特的民俗文化构成了客家族群的核心，形成了客家族群的自我边界。

　　这些文化现象都是来自于历史、传统的记忆，在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的今天，是否依然具有其强大的生命力？是否依然具有凝聚族群认同的文化效用？实际上，这些历史记忆并没有消失，反而越来越具有其独特的价值和作用，在客家地区，这些已经成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服务民族国家经济文化建设的重要文化资源，取得了广泛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在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客家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复兴，也同样地使人们看到了传统文化所具有的现代意义和全球意义。在民间，各种续谱、修宗祠以及庙会等乡土文化的兴起，增强了客家人关于自身身份的记忆，还为海内外的客家人寻根问祖、确认中华民族的血缘认同提供了历史的依据。客家人正是利用自身的文化建构过去的历史，有效地培育了一种族群乃至中华民族的集体认同。无论在乡村还是现代化的大都市，客家人都能够通过客家族群这样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寻找到一种集体认同。可以说，维系着世界各地客家人身份认同的纽带，正是客家人关于祖籍、血缘、文化的历史记忆。

刘劲峰：在客家文化的孕育、成长及向外播迁中，客家文化内部也经过一次又一次地整合，并在其整合过程中，不断地吸取周边文化的营养，来不断地发展与壮大自己。所以，客家文化与中国其它文化一样，又是不断发展的文化。随着社会的进步，客家文化中过去为适应自身生存发展需要而形成的一些意识或习惯，如小农经济意识、小团体主义及与之有关的生活习惯等，在市场经济日益完善的今天，也许会显得有些陈旧，有些不符合时宜。所以，我们应该跳出客家圈，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气势，正确地认识与估量客家文化，以发扬客家人不断开拓、不断进取的精神，在弘扬客家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勇敢地抛弃其中不合时宜的因素。　　

（安国楼系郑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晓春系暨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刘劲峰系江西省赣州博物馆研究员）

曾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