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1月26日《环球时报》发表了，但删节甚多，在此全文贴出）
《环球时报》提出了“全国化”的概念，其实，这个词汇虽然以前没有，但并不意味着以前不存在这个进程。在神州大地上，全国化进程五千年来一直在进行，其所涵盖的范围也一直在扩大。商品、资本和人力资源的流动能够有力地推动全国化进程，但并不是全国化的关键；全国化的关键是提高和维护一国社会内部语言文字、民族和国家认同的一致性。一国社会内部语言文字、民族和国家认同的一致性高，将能有力地降低商品、资本和人力资源流动的壁垒，提高其流动效率；而在指向提高一致性的前提下，更大规模的商品、资本和人力资源流动又有助于进一步增进一国社会内部语言文字、民族和国家认同的一致性，由此形成一国国家统一巩固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相反，假如一个国家政策指向不是提高一致性，而是相反，更大规模的商品、资本和人力资源流动未必会增进一致性，反而可能相反，增进一国内部的离心力，最终走上政治四分五裂、经济社会发展也不可持续的道路。看看苏联、南斯拉夫的教训，我们不难理解这一点。
就建立、巩固“全国化”成果而言，一国社会内部语言文字、民族和国家认同的一致性在持久性、效力两个方面均高于商品、资本和人力资源的流动。早在商品生产并不发达、跨地区商品流动规模不大的古代，我们的祖先就通过“车同轨、书同文”和具有共同政治文化认同的儒生-文官体系有效实现了国家统一，并不断巩固和扩大这种统一。今天，当前我国人力资源流动的深广程度只是一个暂时现象，也并不是无痛苦的田园牧歌，而是伴随着亿万人口背井离乡、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卖淫等一系列重大社会代价，我们不应当也不值得永远承受如此巨大的代价，承受如此痛苦的福利损失，待到城市化、农业人口转移、产业转移与再布局大体完成时，国内如此庞大的人力资源流动和由此而衍生的春运奇观都将成为过去；但国内提高的语言文字、民族和国家认同一致性成果将永久保持下去。
从孔夫子、秦始皇到毛泽东，我们的先辈给我们留下了一份高一致性的丰厚遗产；与其它国家相比，我们不难看出这种高一致性对于创造“中国奇迹”何其至关重要。中国人口中汉族占绝对多数，而且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均遥遥领先于少数民族，虽然经历了近30年对汉族逆向歧视的少数民族优惠政策，但从1953年人口普查到2000年人口普查，汉族人口所占比例仍然保持在90%以上（从93.94%下降到91.59%）。[1]而且，新中国成立以来，汉语在边疆少数民族中的普及率、普通话在全国的普及率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巨大增长，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拥有了一种全国各地平民和精英在日常生活中广泛使用的共同语言，在新疆等地拨乱反正重新推进双语制教育，将进一步扫清全国普及这种共同语言不力的死角。与昔日多半局限于精英阶层的中原雅音和官话相比，这样一种共同语言将更有力地维护、巩固这个国家的统一。从周朝开始牢固确立的世俗政治传统，统一的语言文字，不仅降低了商业成本，更令中国在长期内保持着较高政治稳定性。相反，正竭力想赶超中国的印度在民族构成、语言文字方面的一致性远远不可与中国相比，在这方面的风险远远高于中国。 尽管如此，我们的这种内部一致性遗产正面临着错误指向的威胁，我们的某些做法、某些思路不是指向进一步提高内部一致性，而是相反。在这种情况下，更大规模的商品、资本和人力资源流动带来的不是进步与和谐，而可能是更多的冲突。四川、河南、湖南、安徽……一个又一个劳力输出大省从劳力输出中受益甚多，但在放松汉语教育等错误政策的指向下，组织从新疆向内地的劳务输出反而可能成为冲突的导火索，乌鲁木齐七五暴乱就已经给了我们一个惨痛的教训。类似的教训在国内外所在多有。印度是一个缺乏主体民族的多民族国家，由于印度少数民族在经济等不少方面比最大民族印度斯坦族还拥有一定优势，印度民族构成和语言文字的一致性很难显著提高，显著的差异将长期存在，印度奉行的西式代议制民主政体、西式民族理论和政策还将人为地维持、强化而不是消弭这种差异。印度经济中心孟买不是坐落在印度斯坦族主导地区，而是第四大民族马拉地族主导的马哈拉施特拉邦首府，当地主导少数民族力图永久把持相关利益，而不是与国内其他民族分享机遇，西式代议制民主政体和上述流血争夺历史又加剧了这种动机。因此，我们才看到，与中国大规模国内移民促进了普通话推广不同（如大陆改革前的十堰和三明、改革后的深圳和东莞等移民城市及解放战争后的台湾），在吸引了其它邦大批劳动力涌入、又是印地语影业中心的印度“梦想之城”孟买，不仅政府工作人员必须说马拉地语，当地政客还时常通过、或扬言制定一些法律，强制要求出租车、电影等行业从业者说马拉地语，1966年成立的湿婆神军党更是开宗明义要捍卫“土地之子”（马哈拉施特拉邦本地人）的权利，由此造成了一系列深刻社会矛盾，包括严重暴力事件。与此相似，台湾地区90%以上居民是汉族，而且本来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经普及普通话（国语），但在推行民主化改革、引进民选制度后，本已解决的语言问题重新成为焦点话题之一，国语和闽南话、客家话等方言之间的关系经常成为政客操弄的题材，由此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撕裂。
我们必须明白教训之所在，尽快摆脱“多元化”之类思想误区的泥潭，回到正确的指向上面来。只有这样，我们的“全国化”才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和谐而不是冲突，才能够持续。
（2011.1.25，仅代表个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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