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探析江西近代商品经济滞后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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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江西近代商品经济滞后的重要原因

邹国荣 李先春

摘要：江西近代商品经济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官僚剥削两个主要原因外，还有一些重要原因，如社会文化氛围的低劣，吏治平庸，国内战争的摧残，交通地位的改变，人口过速增长。

江西人常会以其古人曾创造过的绚丽灿烂的文明而感到自豪。然而，一讲到江西近代，江西人却免不了产生许多的遗憾和悲哀。这是因为正当沿海及内陆一些省份在外来资本刺激下逐渐地由自然经济走向商品经济的时候，江西许多优势逐渐丧失，经济发展明显落伍，至今仍属经济欠发达地区。诚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官僚剥削是主要原因。除此之外，作者认为还有以下重要原因：

一、 社会文化氛围的低劣

江西曾有过辉煌的过去，但古老的荣光消失以后遗留下来的是厚重的封建文化积淀。落后的教育方式，使江西人心态僵化，观念陈旧，人才缺乏，因而在社会经济—教育—人才—经济的循环中动力明显不足。

（一）厚重的封建文化，使江西人产生了严重的重功名轻商业思想

应该肯定，古代科举制度为江西中世纪文明作出过贡献。“一门几刺史，隔河几状元”的故事曾激励江西众多的文人、士子，也给江西的后继之人留下了强烈的追求和梦想，使重功名轻商业的观念在江西人脑海中根深蒂固，因而给江西经济发展投下了阴影。正当近代中国社会商品经济逐步发展孕育出一代商人之时，江西人还依然走着自己的老路子，众多文化士子，仍像他们的祖辈那样看低商人、热衷科举、追求官位，以此来荣光耀祖。不仅如此，就是那些被迫从商之人，一旦摆脱贫困，稍富起来，往往将资产投在子孙后代的科举考试上，希望子孙后代光耀门楣。更有甚者，一些富人不惜重金为自己买个空头官衔，以实现自己“功成名就”的心愿。如被称为“千古第一村”的乐安县流坑村，就有董氏兄弟用重金购买官衔的生动故事。

（二）落后的教育方式，使江西在发展商品经济方面人才贫乏

江西古代私学、官学十分发达，尤其是江西书院，星罗棋布，甚是闻名。江南著名的四大书院，江西就占两所。应该承认，江西古代教育培育出一大批人才，也产生了“朱陆理学”，“江右王学”等影响全国的理论学派，这对当时江西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无疑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随着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造就大批经济人才以适应经济的发展。然而，以教授西学为内容的新式学堂在江西迟迟不能出现。戊戌变法期间，光绪诏令各省广兴新式学堂，江西护理巡抚翁曾桂曾想创办“算学堂”，但是江西人士把西学“目为不急之务”，经过“鼓励多方”，仍很少有人愿意入学，学堂没有办成，翁只能发出“江西守旧人开化难于他省”①的感叹。江西在1904年以后开办的数量有限的几所学堂里，西学实际上没有被引入。江西学政李文敏要求各新式学堂“专课经解古文诗赋”，配给学校的教师“皆八股文制艺名手”，根本不懂西学。上课的时候，“科学全不讲，古董搬出来。”②教出来的学生，全未脱科举习气，根本培养不出经济人才，这严重影响了近代江西商品经济的发展。以瓷器生产为例，本来江西景德镇是瓷都，江西拥有大批技术精良的瓷工，可是由于近代江西不重视教育，以至瓷业生产出现“老匠良工散之殆尽，配制颜料多于失传，新匠不懂技术远逊前人，即人数亦较前减少”③的人才缺乏的局面。据史料记载，光绪年间，江西所建各类公司，大都“因经理不得其人”而被迫先后停办；在商业方面，由于不懂经营，江西甚至出现了“常虑有钱无生意可做”的情况。人才的缺乏同样影响了江西事业的建设。德寿任巡抚期间，曾想筑一条连接汉口，经南昌至广州的铁路，准备向中央奏请贷款，并委派了候补知县张曾治等组织人员勘查好了路线，但当准备动手筑路时，访遍省内人才，竟发现“江西无熟悉此项工程人才，亦无承任集股建造之商，拟请稍微。”④这既说明了德寿的平庸无能，同时也反映了江西近代人才奇缺。《老游残记》里曾写过这样一个故事：谈到京城人对南昌人的印象时说“卑劣有余，巧诈不足”。这从一定角度上反映了赣人思想僵化，观念落后，不懂经济，不会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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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江西近代商品经济滞后的重要原因




（三）政治、文化巨人的消失，使江西多次失去发展经济的机遇

名人虽然不能创造历史，但其对社会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古老的江西出现过王安石、欧阳修、文天祥、宋应星、朱熹等成名人物。他们对当时的江西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可到近代，江西没有出现能影响全国或带动一方的人物，在中央集团中很少有江西人，更没有像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这样的封疆大吏，因而近代无人为江西谋划，为江西掌舵，致使江西常常失掉许多发展的好机遇。据有关资料统计，明清时期全国共有进士51624人，江西为4988人，占总数的9.65%，大大高于平均水平。但在江西的进士中，明代居多，达64%。《明史·列传》中的赣籍人也多，约计408名；到了《清史·列传》中，赣籍人只剩下104名，而蔡冠洛编撰的《清代七百名人传》里，被收录的江西名人更少至28名，占总数的3.2%，排在苏、浙、湘、闽、粤等省之后，位居第九。这意味着入清以来，在中央政权也好，在思想文学界、科技界也好，江西几乎推举不出一流的顶尖人物。19世纪60年代，洋务兴起，封疆大吏李鸿章、左宗棠、刘坤一、张之洞等先后奏请中央拨巨款在上海、福建、广东、湖北、浙江等地办起一大批企业，江西邻省大都在一、二个新兴大型企业带动下，生机勃勃，经济有了相当发展。相比之下，赣籍京官，则仅“道咸之交，陈字恩、万青藜、胡家玉，同时在高位，被人挤陷，一仆不再振。自官罢后，垂三十年，江西无三品京官”。⑤特别是在江西执政的外籍官类多是平庸之辈。如19世纪末，清政府修京广铁路时，由武汉到广东铁路走向最初设计是经南昌、赣州至广州，可由于当时资产阶级维新派领袖、湖南籍人谭嗣同等一批名人到处鼓吹京广铁路取道湖南好于江西，并串通湖南籍一些封疆大吏强争，迫使清政府将京广线改道湖南。正如谭嗣同在《论湘鄂铁路之益》一文中叙述道：“今筑芦铁路，所以拱卫神京绾报毂诸夏，名北干路。资筑汉鄂铁路，名南干路。而南干路连粤，取径有二：一道江西，一道湖南。道江西，有不利者六；道湖南，则利者九，而利湖南者十。道江西，必经大庚之险，则阻而劳。即使渡江，而后能绕避鄱阳，而章、贡二水在屡经，则梁而费。江西习俗守旧，愚如土番，上无开民智之长官，下无通民情之学会，一见俗人妇孺意计中所不能有之雄固霸业，势必群然奔骇，不恤死力相泪挠，则扰而则败。且江西僻在偶，四邻皆要地，而已独中立于闻散，而不能握天下之枢，其不足轻重，久为古来英雄所不屑争，敷数千里之铁轨于非所必用之地，其议何职，则冷而谈。吾知洞幽辨微之士，必日日思得此咱之经湖而不可必得。今何幸官绅合志以上请，介天予亦逆民隐而概丞沛以殊思，特见南干路不道江西而道湖南”⑥我们且不去探求这篇文章所起的作用，而当时江西竟没有人敢站出来辩驳，这不能不说是江西的悲叹。

（四）教案的频繁发生，使江西承受了沉重的经济包袱

从全国范围来比较，江西并不是传教士活动最严重的省份，但由于传统而保守的思想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使江西成了反洋教斗争最突出的地区。教案发生频繁且猛烈，几乎每年皆有，甚至有一年一日发生6起。清政府的谕旨也说：“江西民情强悍，民教久不相和”，“教案迭出，而江西为尤甚。”⑦固然，反洋教斗争有着爱国主义的意义，然而，若从思想渊源来考察，近代江西的多数教案，其发动者、组织者、领导者则多是下层社会的落后组织———会党，或者是中层社会的保守绅士阶层。他们之所以反对洋教士，在原则立场上乃是坚持“华夷之辨”，反对“大军之夷”，坚持儒道正统以反对“耶教异端”，坚持性理之学以反对“淫巧奇技”，甚至坚持封建迷信以反对科学技术。如：将外国传教士带来的照相摄影技术，斥之为勾撮灵魂；将西洋医药，斥之为割性采补，迷魂药水，等等。正是这些观点构成了近代江西反洋教文揭贴的主要内容。就本质上来说是旧式的封建爱国主义。正当林则徐、魏源等地主阶级开明派早已提出“师夷之长”的思想，作为近代江西教案的主导思想，这种旧式封建爱国主义，不能不说是大大地落后于时代步伐。以这种落后的思想为武器，自然不可能指导爱国主义的斗争取得胜利，反而每次教案的结果都是屈辱的赔款和戕革有关人员。例如： 1862年的南昌教案，赔偿洋教士银1.7万两； 1900年全省范围的大教案，赔款银80万两； 1906年南昌教案，赔款银35万两。这些赔款多是限期支付，而江西财政本入不敷出，官库无力承担，外借又处处碰壁，官吏内捐又微乎其微，最终只能摊到广大劳动人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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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吏治的平庸

（一）官吏思想的保守，严重束缚了江西商品经济的发展光绪年间，正当全国各省积极主动实行一系列发展工商业政策的时候，江西地方政府却向中央上奏，反对江西发展商品经济，认为江西的田赋漕粮“历朝重视”，“实为国计之根，而大小可为缓急之序”，认为田赋储粮应摆在第一位，要“合官民为之。”⑧其他诸如办新式工商业不过是“其小而缓者”，只要“鸠民力治之”⑨就可以了。光绪接奏后，“详加批阅”，认为可行，从此就定下了近代江西经济发展的基调。这对发展江西农村商品经济无疑是一个相当有害的保守政策。为了推行这个政策，江西历届巡抚的精力主要放在如何更多地征收赋税、漕粮上。太平天国失败后，为了给农民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清政府在全国范围搞了一次长达30多年的减赋运动，江西邻省都或多或少地减轻了赋税，平均每年约50万两到200万两不等，而江西虽然在1856年即拟减赋，可江西的地方官“并未真正实行。”⑩在制定永久性章程时，反而比以前的税率平均每石加征一两五钱，远远超出了邻省的负担。江西巡抚刘坤一在向中央的奏报中说江西田漕数额“三倍于湖南、湖北”。⑾清政府也承认江西田赋征收“远出他省，民生之困，由于征收厂漕浮数太甚也”⑿的实事。江西的厘金征收也特别重，全省到处都设立了厘卡， 1855年开始设立厘卡就抽50%的税。1860年，时为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以军需为名，而奏请江西厘卡抽10%，且归湘军所有。为搜刮民脂民膏，江西厘卡遍地皆是，往往众卡下来，货税抽到30%-40%，以致货商不贾，货流不畅。不得已，1880年，江西实行大规模的厘卡裁减，但裁减后仍存158处，在全国首屈一指。“厘卡收数占江西税收的大部分，仅以货厘为计（不含茶厘等捐）每年收数在100万至150万两银左右，有时高达250万两。⒀款额巨大的厘税，并没有增加江西财政收入，反而削弱了本省民间工商企业自身扩展的后劲，严重束缚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新政高潮时期，清政府虽然强调地方政府要大力提倡办工商，江西却处处加以限制，不仅较大的企业官府一个都没办，连民间和私人开办的小企业也想方设法置之于死地，认为是民间办工商业，“不持无可稽查，税务度业，且恐通赋济匪，其患不堪设想”⒁所以明文规定，“禁止商民别立公司”，并在各地“设立分局，稽查辑私”，一经发现即“拘案重办”⒂。

（二）巡抚更换的频繁和无能，造成江西商品经济裹足不前

作为一省之长的巡抚，江西在1840年至1911年短短70年内，首后调换巡抚竟达30余人，还不包括临时性的“暂署”、“护理”等，几乎每二年更换一任。这些巡抚多数到任又不能尽职。1862年至1878年任职江西的巡抚是沈葆桢、刘坤一、刘秉璋，他们本是有名气的封建官僚，且任职于洋务兴盛时期，但他们任职江西时，沈葆桢集力于镇压太平军；刘坤一奔波于防旱救灾；刘秉璋尽孝母亲终养。江西洋务运动发展的第一次历史机会，就这样失在这几个“名臣”之手。中法战争至甲午战争的中期，作为发展“洋务”工商业的又一次有利机会，又败于昏臣德馨之手。此人1884年11月至1895年9月任职于江西，是江西巡抚任期时间最长的长官。他只知享乐及时，不知办事何为。通查《光绪朝东华录》可知，德馨在任职的十多年内，其奏事除禀报会党活动和镇压会党外，别无他奏。当时在江西民间就有赋诗讽刺德馨道：“广求钟乳三千两，远聘犁园十万钱。圣主忧勤臣独乐，可怜辽沈遍烽烟。”⒃

类似此类巡抚，江西不乏其人。他们卖矿产、抑商贾、榨取民脂借以保爵位，镇压民众起义以耀政绩，而对发展江西经济没有任何长远规划，即使在戊戌变法高潮、清政府实行新政时期，他们仍然无动于衷，对民办实业毫无兴趣，只是一般承认而已，根本不予实质性的支持。

三、 国内战争的摧残

长达十余年的太平天国战争，江西一直是战争的主战场，使江西经济大伤元气，长衰不振。1851至1864年里，江西十二府六十余县的广大地区成了翼王石达开率领的西征军与曾国藩的湘军的主要战场。在吉安，曾国荃久攻不下，曾国藩特写信劝其北“只求全城屠戳，不使一名漏网耳”⒄；在南昌，太平军三次轰塌城墙。围城九十天而未得；在九江，大平军则坚守六年，终被湘军攻陷，破城之日，日月无光，双方血战直至肉搏四个钟头，一万七千守军将士无一生还。有数统计， 1853年，赣省尚有人口2450万，到1873年，全省仅有人口1770万。太平军起义后，清廷除收原有税粮外，又实行厘金制， 1860至1864年的四年中，江西共向湘军提供纹银3850万两，相当于这四年湘军全部军费的一半。此外，往往一场恶战后，曾国藩便以抢掠奸淫犒赏部下，南昌、九江等几近空城。在南昌、奉新一带，“贼至望官军，军来无纪律，掳掠甚于贼。”⒅曾国藩的湘军，进驻江西后，所到之处“茶酒肉饭任取偿，抢夺民物持刀枪，土民本犁金助耙亦丧之。”⒆为求镇压太平军，清政府调来云、贵、川、两湖各路兵，又令地方办团练，使军需粮饷不堪负重。据《新喻县志》-同治版.载：“新喻办团练规定城乡内外及东西南北凡15岁以上， 60岁以下俱壮丁，概引入册，作为团丁，经费按田亩派捐制钱三百纹。”又据《安远县志》-同治版.载：“自咸丰四年以来，各坊堡团练乡勇及清政潮勇，三标勇或战或守，所需口粮数十万。……十余年贫富交困，民不聊生。”另外太平天国最初实行圣库制度，且在各防守城镇，为防奸细潜入起见，不准私人开设商店等经商活动，致使江西“民力拮据，百货滞销，商贾类多歇业”。

四、 交通地位的改变

人类文明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交通的文明。交通的发达是社会生产力发达的一个主要标志。江西古代经济繁荣与其交通便利是分不开的。江西地处长江中下游南岸，自古以来就一直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交通运输通道的作用。隋唐时期，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开凿和梅岭古驿道的开辟，江西成为闽粤桂湘等省通往运河的要道，同时又是汴鄂与粤之间的交通要道。宋代，特别是南宋迁都临安!杭州"后，江西又成为西南各地往来京师的要冲。元明以至清中叶，江西交通在全国的交通运输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江西既是长江南北的交通要道，又是江南东西联络枢纽。伴随着交通地位的提高，江西境内及邻省的交通运输也迅速发展起来，陆运与水运相辅相成，可谓四通八达，货物畅流。交通的开发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唐宋时期江西茶居全国发达地区的行列。尤其是清乾隆二十四年（1859）改广州一港通商制，使运河—长江—赣江—珠江这条通道成为中国南北贸易和对外贸易的唯一通道。而这条通道，江西占总长的三分之一，这使鄱阳湖—赣江—大庾岭商道在承担着频繁且巨量运输任务的同时，还极大地带动了江西各地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像“江右商邦”这样影响全国的江西商人，孕育出一些较大的商业性市镇，如江西的4大名镇———樟树、景德镇、吴城、河口就是这时发展起来的。可到了近代，随着通商口岸的不断开放，上海迅速发展起来，逐渐取代广东成为全国最大的贸易中心。1845年广州出口的丝为6787捆，茶7639300磅，仍多于上海出口数量（丝6433捆，茶3801300磅）。第二年上海出口丝超过广州，为15192捆对3554捆。在咸丰二年（1852年）上海茶叶出口也超过广州，为5767.5万磅对3612.7万磅。⒇从此，上海的优势地位一直维持不变。广州港在中外贸易上逐渐衰退，进出口物资经由江西运输过大庚岭的数量相应减少，间接地影响到赣江航运，商业也跟着走下坡路。这种不利的趋势，到九江开埠以后，表现得更为明显。本世纪初粤汉铁路开通，避开江西，经湖南到广州，致使江西这条商业经济发展的生命线近于废弃，而江西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将铁路迅速发展起来，因而，江西从此就由一个通道衢变成封闭阻塞的内陆省份、交通的死角，从而严重地制约了江西商品经济的发展。

人口过速增长近代江西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十分尖锐。北宋至后清，人口由307万增到2365万，人均耕地却由14.72亩锐减到1.96亩，在当时生产状况下，这一矛盾只会导致两个结果：一是耕地减少，农耕技术低下，不可能提供更多的生活资料，也不利其它行业的发展；二是耕地减少，势必导致土地开发过度，进而引起生态环境恶化。其表现是水灾、旱灾的增多，河床、湖泊的淤积，使自古水运便利的江西水道终年堵塞。以赣江为例，这条江西的母亲河，古代原是黄金河道，为江西经济发展创造过辉煌的成绩，到清末，由于河床淤积，经常出现航道堵塞，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发展。

综观江西的历史，江西落后贫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没有新兴的大型企业或经济中心区起先导作用；二是没有像左宗棠、李鸿章一类的强臣大吏为江西掌舵；三是没有长远的可持续性发展战略规划；四是思想不解放，不尊重知识。在这四个因素相互制约下，即使遍地是宝也不得其作用；即使有千载难逢的发展机会，也将白白地丢失；即使有良策美意，也不敢接受或接受不了。无数的实践证明，失去一次机会就等于落后别人几年，甚至几十年。如今我国西部大开发和加入WTO ，这是摆在江西人面前的机遇与挑战。江西作为东西结合部，如何在狭缝中求生存，求发展？我们应以史为鉴，充分抓住和利用好这一历史性机遇，进一步解放思想，认清形势，理清思路，制定良策，努力加快经济发展步伐，再造江西辉煌。


注释：
①⑤⑧⑨许怀森：《江西省情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第79、215、326、418页。
②③参见《江西农工商矿纪略》，各州县商部部分。
④学部总务司编：《第一次教育统计图表》，光绪33年。
⑥参见《谭嗣同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第422页。
⑦王文杰：《中国近代史上的教案》，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第168页。
⑩⑾坤一：《刘忠诚公遗集》， 39卷，第215、226页。
⑿胡思敬：《国闻备乘》，第256页。
⒀⒁《江西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一辑第89、129页。
⒂⒃⒅⒆光绪：《江西通志》， 86卷，第29、89、125、139页。
⒄《曾国藩全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56页。
⒇《江西农工商矿记略》，各县农务统计，第2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