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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2-21 04:0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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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客家音樂的出版品,其豐富度與深度,在本人與坤城兄這次與客委會合作的案子中呈現出初步的研究成果,相信會令不少關心客家文化的人士眼睛一亮。希望藉由我們的基礎,有心人開始做更深入的研究,並挖掘出更多的寶藏。
客家音樂在本土文化的重要性是無庸置疑的;日治時代藝人的自信與影響力,我們這一代的客家子弟有責任也有義務尋回並發揚光大,讓美麗的客家聲音,不致在台灣寶島的多元文化之美中缺席、失聲。
註 1:鄭榮興《台灣客家三腳採茶戲研究》41頁,90年2月初版一刷
註 2:同註1,57頁
註 3:黃心穎《台灣的客家採茶戲》26頁,87年11月初版
註 4:周象耕南華大學美學與藝術管理所碩士論文《「乾旦」研究》,91年6月
註 5:李坤城《<一串蓮>的故事--日治時代客家唱片漫談》,92.10.31撰稿
註 6:摘自劉楨文化工作室整理,預計92年12月置於行政院客委會哈客網「台灣音樂資料庫」中的音樂工作者介紹。
註 7:同註5
註 8:同註4
註 9: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籌備處《聽到台灣歷史的聲音》133頁,89年12月出版
※※本文九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於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台北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承辦之「客家民間文學藝術研討會」中首次發表。 92.11.27校正,並為上網略做文字修飾。
「一串蓮」的故事--日治時代客家唱片漫談
撰文:李坤城
唱片的歷史,是因愛迪生於 1877年發明留聲機而首開其端。從此人類實現錄音與聲音再現的夢想。台灣唱片音響的出現,是從二十世紀初才開始的。隨著時代遞嬗更替,再加上生產科技的變遷,早期的留聲唱片,已經退休走入歷史,成為音樂文獻。
然而,曾經藉由唱片和音響傳播,所形成廣大深遠的情感共鳴,依舊是走過那個年代的長者,心中最甜蜜的回憶。過去,唱片被視為只是純粹的娛樂商品,現在這些錄音都已變成未經加工的最客觀史料。
雖然今日留存的商業唱片,不過是當時的少部份聲音記錄而已,卻是我們在回顧早年音樂文化時,唯一能夠再原音重現、聽得見的聲音。老的錄音,音質相對地較差,但它的價值卻是無法評比。畢竟藉由它可以重新聽見已經消失的傳統;或許有些人也想要聽聽已逝前輩族人的聲音;學者更可以從中發現傳統的持續或變遷。
近年來,有關台灣唱片文化史的學術研究,已經逐漸開始受各界重視,而且也有零星的論述出現,但是介紹客家唱片發展史的文章,卻仍然是空白,尤其是日治時期的整理調查,更是無研究前例可為依循。
個人從事閩南語唱片史的整理工作已經有十多年,其間斷斷續續在農村鄉里間,無心插柳地購買到一些客語唱片,日積月累竟然也為數可觀。今年有幸受行政院客委會之邀,負責提供日治時期客語唱片錄音史料,整理唱片總目錄,並就個人所收藏近二百張日治時期客家 SP唱片,在仔細聆賞後,寫一些心得報告。拙文淺見皆以所知歷史和客觀論述為原則,望各界賢達多多惠予指正。
台灣唱片剛開始的年代,是由客家藝人打開先聲的。在 1914年林石生、范連生、何阿文、何阿添、黃芳榮、巫石安、彭阿增等十五人赴東京灌錄唱片後,台灣民間音樂娛樂才一舉進入留聲機唱片時代。
就如同文學有其時代性,台灣唱片文化也有其時代性。想要理解台灣唱片發展的源頭,就必須要先回到那個時代。
當時是什麼樣的社會背景呢?台灣最早的唱片業又是從何時開始的?二十世紀初客家音樂流行些什麼?
1895年清帝國為了朝鮮主權問題,和日本發生甲午戰爭,清國戰敗後,被逼簽下「馬關條約」,將台灣澎湖永遠割讓與日本。
割台消息傳到台灣,各界譁然。雖然台灣人民馬上建立「台灣民主國」抵抗日本,不久日軍卻輕易地進入台北,於 6月17日以撫臺衙(今之中山堂)為台灣總督府,舉行「始政式」,台灣進入日本殖民時代。
當時日本正是明治維新歐化時期,社會樣貌、思想潮流乃至生活意識一切都正朝向現代化目標。台灣受其統治,當然也出現了近代化、文明化的追求,一些西方文明的休閒娛樂觀念,例如:看電影、聽唱片、玩留聲機、照相寫真、欣賞歌劇等新文化,也開始影響著台灣人的生活習慣。
日軍佔領台北城後,娛樂生意因需求孔急隨之出現,不久日本商人大舉來台發展,日人的娛樂演藝活動便漸漸興盛起來。十九世紀末,台北城內就已經有數家專供日人集會和娛樂的戲院開幕。
後來日商發現台灣是個資本主義社會的新市場,更是大張旗鼓引進各種西洋商品。
留聲機和唱片傳入台灣,是從何時開始,目前尚無明確史料佐證。
1898年台北的資生堂、盛進商行在「台灣日日新報」上,已有販賣和洋雜貨的廣告刊登。盛進商行是日治時代台灣最大的百貨商,1930年代曾經是日本polydor唱片的台灣總經銷。
台灣最早的留聲機玩家之一,是苗栗人廖煌。他也是台灣人最早從事於電影放映事業者。 1903年廖煌到東京學習電影機的操作技術,回台時他買回一部電影機及二十六部影片,並且開始巡迴全島各地放映。
在 1904年1月7日「台灣日日新報」報導廖煌活動的新聞中,並沒有提到他和留聲機互動的訊息,因此無法更進一步得知他玩唱片的故事,而廖煌是否為客家籍也不得而知。
當時台灣社會經濟還很貧困,人民思想保守,社會休閒娛樂風氣尚未大開,廖煌從事的生意,是一件很前衛的工作,我對他充滿好奇和幻想。
至於台灣各地民眾開始有聽唱片活動的記載,這和當時任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的後藤新平有密切的關係。
後藤新平統治的時代,他自稱為台灣啟蒙時代。 1904年10月21、22兩夜,他在台北榮座召開台灣第一個慈善音樂會。
這是台灣被日本人統治後,首次由台灣人仕紳、日本人和總督府官吏共同參加,以音樂為主題的大型感性聚會。
當時留聲機還是最時髦的新鮮玩意兒,席上總督府的各局課長夫人、長官夫人、台灣人仕紳夫人都盛裝出席,警視總長大島久滿次、土木局長長尾半平都著燕尾服裝扮,出現在舞台上致詞。留聲機唱片演奏欣賞是音樂會中最重要的節目。
這台灣有史以來第一個大規模西洋式音樂會,進行非常成功,現場共募得壹萬多圓,其中七千五百多圓當基金,創立了「台灣慈善婦人會」,會長由後藤民政官夫人和子擔任。
這一次音樂會大成功的鼓舞之下, 1905、1906二年也都在台北榮座舉行。基金募集更多後,也開始在全島十四廳巡迴舉辦音樂會募款。
就在各地集金豐收之時,後藤提案先將這些收入購買留聲機和唱片,分配至台灣各地方支部,所以就在 1906這一年起,台灣各地都有留聲機和唱片,可供民眾娛樂和教育。
後來後藤新平還自掏腰包邀請美國 columbia公司,為其製作兩張唱歌唱片--「新高山」和「世界之友」,這二首曲子都是後藤自己新寫的創作。
這二首歌的留聲音譜板(單面唱片),在美國生產完成後,他各訂製了四十八枚,寄贈給全島二十個慈善婦人會支部,和總督官邸、國語學校、台北小學校、公學校等機關單位。
這是錄音技術自從發明以來,在台灣進行錄製唱片的第一次。
後藤不僅對留聲機唱片情有獨鍾,他對剛發明不久的活動寫真(電影)也充滿好奇,這又是他另一個可愛的故事,當時有人開玩笑說,後藤應該也是台灣電影辯士的開山始祖。
後藤將留聲機唱片,這項文明利器當做活教材示範把玩,意在教育台灣民眾和日本官吏,迎接未來時代時,科學生活之必要,更提醒台灣也要跟上世界進化腳步。
二十世紀初在台灣,野台看戲還是最普遍又經濟的生活娛樂,而「台灣慈善婦人會」的義舉對台灣欣賞唱片風氣,具有啟蒙的貢獻。
誠然日本的殖民統治,也讓台灣引進了西方文明,歐美人進步的思想作為,對於台灣傳統文化、風俗習慣產生很大衝擊。那是一個新舊交替的年代,男人髮辮將剪去,女人纏足被放開,清國腐敗,孫中山先生倡導革命,在台灣西式教育的學校開始普遍設立。十九世紀末期,剛發明不久的攝影、電影、留聲機也經由日本人的引進,帶給台灣人新世紀的娛樂。
從 1903年起,日本東京留聲機販賣業,主要都是以「三光堂」和「天賞堂」二家商會的競爭在發展。他們也開始招募英美技術師,到日本錄製藝人的聲音。
1907年日本第一家唱機唱片公司「日美蓄音器(留聲機)商會」成立,並於1909年起在川崎設廠推出日本國產唱片。
1910年「日美」更名為「日本蓄音器商會」,簡稱日蓄,同時在台灣台北城內設立出張所,由日人岡本?太郎先生承辦業務,這就是後來的台灣古倫美亞公司前身。
在這之前, 1908年起,台灣報紙上大量開始出現留聲機及唱片的廣告,從進口商「三光堂」、「天賞堂」、「美音堂」到大正初期日本五大留聲機公司「日蓄」、「東京」、「大阪」、「東洋」、「帝國」都有。
從以上描述可以感受出 1910年代留聲機唱片在台北的流行,歐美、日本、朝鮮、中國等地唱片進口來販賣也很普遍。
日蓄的岡本看準這波潮流,他認為在台灣賣唱片,一定要錄製在地人的音樂。 1914年4月他帶領林石生、范連生、何阿文等十五名客籍台灣藝人赴日,灌錄台灣有史以來第一回唱片。
到了東京,他們先參觀了正在上野公園不忍池畔舉行的「大正博覽會」。這次博覽會的規模是歷年來僅見,設計非常創新,有二個大會場和二個特別館(台灣、朝鮮),日蓄公司在會場中也佈置了「日蓄特別館」來展現成果。日蓄並且委託法國巴黎專家製造了一個大型留聲機,現場有留聲唱片演奏會,這些都讓台灣藝人們大開眼界。
五月,日蓄從倫敦聘來一位在英國出生的美籍技術師,負責灌錄台灣唱片。他是大師級的錄音師,這回只和日蓄簽訂半年契約,他微妙的處理能力,讓初次錄音的何阿文等人輕鬆自在,劃時代的歷史錄音就在靈犀相通的異國合作中展開。清婉動人的客家八音<一串年>、<懷胎>讓他感動不已,逗趣怡人的客家採茶戲《茶郎歸家》更讓他想起威爾第的歌劇《茶花女》,在和諧的氣氛中錄音完成。
當英國技師在檢查錄音盤面效果時,何阿文等人一邊聽著自己的音樂,一邊說:「這真是個有趣的東西」。技師問何阿文:「為什麼台灣人唱歌劇的都是男藝人?」
英國技師這一問真的是大哉問!
早期客家三腳採茶戲女性藝人較少,旦角常為乾旦,日治時代昭和初期才出現女性坤旦。其實何阿文戲班等人,在 1914年春起的這些錄音,對台灣唱片史的發展非常重要,因為當時的製作成本很高,風險也很大。
根據日本學者山口龜之助在其「唱片文化發達史」一書中記載,當初日本人尚不懂錄音技術,灌製唱片先要從外國招聘技師,還要自備錄音機械以及生產設備,藝人謝禮和宣傳費用等開銷也不少,更要面對盜版威脅。
所以在 1925年以前,一般市面上可以買得到的台灣唱片,也只有日蓄公司在1914年起,由前述十五位客籍藝人所完成、共計59張的飛鷹唱片而已。
相對地更突顯出,有關這些錄音文獻在台灣音樂史上的重要性。
從已出土的飛鷹唱片(請參考唱片目錄)觀察,發現當時這十五位藝人音樂才華神通非常廣大,客家八音、北管、三腳採茶戲、車鼓小調、民歌、歌仔戲、流行小曲樣樣都精通,他們背後的生命故事深深吸引著我,應該是值得學者們更深入研究,以填補這段空白歷史。
另外,從「台灣日日新報」中得知,日本佔台後不久,客家「打採茶」的歌舞活動,即零星被報導,而且是和唱閩南語的「弄車鼓」命運一樣,被指為傷風敗俗。在二十世紀初,這二個戲種的藝人一直是難兄難弟,所以也會彼此交往、互相學習。
這時期因歌仔戲尚未大量來台北發展,社會上最流行的是採茶歌和車鼓歌。當時的「台灣日日新報」就曾報導在大稻埕、艋舺兩地的採茶調演唱情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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