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南：从“右派”到福建省委第一书记

linqifeng

　　邓小平对项南并不熟悉，但是对项南在农机部工作期间的成就却有所耳闻。项南虽然出生在福建，但很早就离开了福建。新中国成立后，项南先后在安徽、上海和北京工作，并未在福建工作，干扰较少，这有利于他开展工作。

·出生于“满门忠烈”的革命家庭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福建和广东成为中央确定的改革开放的先行省。可是，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两年了，福建的各项工作仍然徘徊不前，经济水平在全国处于落后位置。1978年，福建的国民生产总值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居第23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居第22位。受到广大农民普遍欢迎、已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福建还没有推行，党的华侨政策、对台政策、知识分子政策没有得到很好落实，一大批冤假错案尚未平反。一些福建籍爱国华侨给中央写信，呼吁派有改革魄力的领导干部来主持福建工作。

　　为了给福建选出一位新的当家人，胡耀邦把他十分熟悉并了解的项南推荐给了邓小平。

　　项南，1918年11月出生于福建连城县。其父亲项与年是闽西最早的中共产党员，母亲曾为革命坐牢，叔叔在白色恐怖中壮烈牺牲，正如习仲勋所赞誉的，这个革命家庭“满门忠烈”。1938年，项南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任抗敌剧团团长，苏北抗日根据地区委书记、县委委员、县委书记、地委宣传部长，江淮区委党委干部学校校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项南先后担任共青团安徽省委书记、安徽大学党委书记、共青团华东工作委员会书记。1955年，项南调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1957年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在团中央工作期间，项南朝气蓬勃，思想活跃。[详细]


·被打成“右倾分子”撤销职务
　　在一次座谈会上，他就共青团的改革和建设做了发言，提出了10点建议。这些建议得到了团干部的一致赞成。但谁也没有想到，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这些受到普遍欢迎的好建议后来却受到了严厉的批判，被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青年运动纲领”。1957年，项南差点被划成右派，幸亏有胡耀邦的保护，才侥幸过关。但是到1958年，他还是被打成“右倾分子”，撤销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连降两级、留党察看两年，并下放到农村参加劳动。1962年，项南恢复工作，出任农业机械部办公厅副主任、农机局局长。

　　“文化大革命”中，项南受到残酷迫害。在逆境中，项南保持了乐观的精神。他说：“一个人，别人是打不倒你的，能打倒你的人就是你自己。”1972年，项南得到“解放”，担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农机局局长、副部长，但是“右派”的帽子一直没有摘掉。直到1978年12月，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胡耀邦致信中组部，要求过问项南的问题。1979年3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团中央为项南平反的报告，他才得到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后的项南，担任了农业机械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详细]

·项南正式入主闽南第一个工作：解放思想
　　1981年1月14日，项南正式到福建上任，担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务书记，主持福建工作。当时任省委第一书记的廖志高因病休养，暂时无法正常工作。1982年2月，项南正式担任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

　　1981年1月20日，项南到任仅一个星期，就在福建省党代会上发表了《谈解放思想》的重要讲话。项南说，福建过去同其他地方一样，在经济建设方面犯了“左”的错误，因此要执行中央赋予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实行改革开放，就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不断清除“左”的思想影响。如果我们不纠正“左”的错误，思想还不如邻省解放，放宽政策还不如邻省坚决，各种措施还不如邻省灵活，甚至对中央文件规定了的东西，还在那里评头品足，不敢执行，那我们能把经济搞活、把福建建设好吗？他要求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尤其是把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作为首要任务，从思想上、组织上保证改革开放政策在福建的贯彻落实。民族英雄林则徐是项南十分崇敬的人物，他经常用林则徐的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勉励自己，并书赠友人。

　　项南入闽后的一个令人称道的成绩，便是为民主革命时期福建秘密党组织的冤假错案彻底平反。项南激动地说：“福建地下党解放前英勇无畏，斗争十分出色。解放后蒙受不白之冤，至今还有人关在牢里，令人痛心。中央领导同志对此认为十分不妥，必须用大力平反冤假错案，尽快公公正正予以解决。”经过4年多的努力，先后为原闽浙赣、闽中及闽西南秘密党组织“三大案”蒙冤受屈者被平反。历次政治运动中蒙冤受屈者，也在项南主政福建期间落实了政策，一大批干部走上了改革和建设的工作岗位。[详细]

勇闯禁区 企业改制 松绑政策
　　项南说：“厂长经理的要求是正确的、革命的，各部委、各主管厅局，对此要拿出明确的态度，给予大力支持。要把捆在他们身上的绳索解开，让他们前进，让他们发展，让他们起飞。”

·给厂长经理“松绑放权”

1984年11月，邓颖超在项南陪同下视察厦门经济特区期间，参观厦门新港。

　　项南在抓好农村改革的同时，又大胆地探索工业企业、商业流通和物价等方面的改革，使福建的城市改革蓬勃兴起。1984年3月23日，在福州参加福建省厂长经理研究会成立大会的55位厂长经理联名给省领导写了一封信，呼吁要“给企业松绑放权”。项南对此积极支持，他说：“厂长经理的要求是正确的、革命的，各部委、各主管厅局，对此要拿出明确的态度，给予大力支持。要把捆在他们身上的绳索解开，让他们前进，让他们发展，让他们起飞。”同时，他把“松绑放权”的呼吁书批给《福建日报》在一版头条发表，并且亲自写了一段饱含激情的导语，说此信“情辞恳切，使人有一种再不改革、再不放权真的就不能前进了的感觉”。

　　随后，在项南的指导策划下，《福建日报》对“松绑”问题做了连续宣传报道。《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松绑”信，并在编者按中指出：“这封呼吁书提出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问题”，旧体制“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人民日报》、新华社还及时、连续地做了追踪报道，国家体改委和国家经委也邀请55位厂长经理的代表赴京座谈体制改革问题，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

　　鉴于企业存在吃“大锅饭”现象严重的问题，项南提出要打破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努力改革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弊端，让“包”字进城，企业也要搞承包责任制，要包到班组，责任到个人，这样才能充分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详细]

·邓小平、项南与厦门特区

　　国务院最初批准建立的厦门经济特区面积是只有2.5平方公里的湖里一小块地方。来福建赴任两个多月后，项南踏上这块土地，心里很不是滋味，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心都凉了半截”。原来，厦门经济特区不仅地方小，而且是在寸草不生的荒芜沙地，白手起家困难大不说，也无法利用厦门原有的资源基础加快特区开发。实地考察过后，项南逐渐形成了一个要争取把厦门全岛搞成经济特区的设想。

　　1984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处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当时，有些人对特区建设持怀疑甚至反对的态度，有的人甚至对深圳特区给予全盘否定，说什么“深圳除了一面国旗是红的，其他都是黑的”，社会上传言特区的政策要收。就在这时，邓小平先后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特区。1984年2月7日，邓小平抵达厦门，一到就跟项南打招呼，说这次是来休息的，不谈工作。在这之前，项南对改革开放和特区建设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有一整套想法，但为了不影响邓小平休息，就没有汇报。[详细]

·总想直接倾听平民百姓的呼声
　　项南体察民情，总想有机会直接倾听平民百姓的呼声。有一次他从厦门回福州，以普通乘客的身份独自坐了一趟长途汽车，客车司机根本没想到省委书记竟然坐在拥挤的车厢里。项南那天从厦门回福州，几乎折腾了一整天。项南坐这趟车回到福州后，当晚便约请了省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有关领导，认真研究了加强交通管理、确保行车安全及改进服务工作等问题。不久，改善福厦线的议题又提到高层工作会议，长期以来福建行路难的状况逐步得到缓解。

　　项南在工作中善于谋全局、抓大事，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又事必躬亲，细致入微。省里要在革命老区永定县建一座水电站，但坝址始终难以确定。为使这个工程早日上马，造福老区人民，项南邀约水电专家一道，到坝址实地考察。由于交通不便，道路不通，有8公里路只能坐手扶拖拉机。项南毫不犹豫，头顶烈日，和大家一道乘手扶拖拉机前往，当场拍板选定了坝址。“省委书记坐手拖”，在当地百姓中一时传为佳话。[详细]

试办经济特区 福建、广东先走一步  
　　向有开明之誉的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项南，推动此事所展现的改革者的热望和睿智，20多年来，一直被亲历者视作无法复制的传奇。  

·有“特区情结”的改革开放先行者

1984年，邓小平视察厦门经济特区，听取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项南汇报

　　 1979年1月8日到25日，习仲勋召集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大会给与会者印发了欧日、亚洲“四小龙”利用外资和外国先进技术加快发展的材料，引起热议，这显然给了广东省领导以重大激励。会后，广东省委领导分头到下面调查研究。吴南生率工作组赴汕头。他在调查研究中由此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在汕头划出一块地方，彻底开放，办出口加工区，利用外资发展经济。4月3日，习仲勋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4月8日，习仲勋在中南组发言说：广东邻近港澳，华侨众多，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这方面，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提出在厦门建立出口加工区的要求。

　　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了广东省和福建省的要求，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并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的厦门等地试办出口特区，作为华侨和港澳商人的投资场所。会后，谷牧向邓小平作汇报，谷牧说：广东有这样的思想，先走一步，划一个地方出来，搞改革开放，然后全面推开。邓小平很赞成。谷牧说：“但是名字定不下来。”邓小平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当谈到解决配套建设资金时，邓小平说：“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详细]  

·“项大胆”“松绑”放权 冒极大的风险
　　当天，《福建日报》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发表了一封对中国企业有着划时代意义的信，在福州召开工业会议期间，福建省55位厂长经理向省委呼吁———“请给我们‘松绑’”。之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杂志等媒体转发，从而引起了国内一场国企全面的放权运动。人称“项大胆”的时任福建省委书记项南亲自写上短评，批示刊发这封信。

　　“项大胆”从放权的角度，破企业改制坚冰。以当时的社会环境，企业改革不可能涉及产权，而出于一种简单联想———从农村的承包制联想到打破企业的大锅饭，打破平均主义，让“包”字进城———项南说，企业也要搞承包责任制，要包到班组，责任到个人，这样才能充分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

　　“松绑”放权与“包”字进城，前者给予企业家管理权，后者给予企业家实行激励机制的工具。一个包字，涵盖了上世纪80年代从农村到城市改革的要义：包字的实质是将部分使用权与管理权让度给农民与企业，通过稍有区别的利益激励机制，调动企业与农民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