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客家方言看客家文化的特征与交融

邱浪平

从客家方言看客家文化的特征与交融
　　（一）客家方言词汇反映的文化异质性
    客家方言词汇除了反映了与中原汉语文化的同质性一面外，还反映出其他文化因素的异质性一面。一般来说，我们把来自中原汉文化传统看作大传统，即汉文化自身体系化的传统，汉人共有的规范。这就是客文化与中原汉文化的同质性。把非汉文化传统及客家地域文化传统看作小传统，即客文化的异质性。具体说来，就是一个村落村民日常生活中的传统。客家方言词汇的异质性表现在客家方言词汇有一些异族即非汉族语言来源和客家方言的地域差异两个方面。
    1、客家地区的原住民并非客家本身，而是属于南方百越民族的土著民，即今天畲族的先民。客家是一种移民集团，畲族先民在接受汉化时，即接受“客家化”，畲客相处，不论是在武装斗争时期，或在和平共处时期，都是一种文化互动现象，并非单纯的汉文化单向传播，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特别是通过通婚、贸易，加速了这种文化过程，如畲族本来并不修族谱，向客家人学会了修族谱；而原先的来自平原的客家人本不会唱山歌，后向畲族学会了山歌，山歌成了客家人的最重要文化内容。
    2、客方言词汇的异质性还反映在地域差异上，其异质性是地域造成的，很难用其他理由来说明。德国学者艾伯哈特在解释中国地区性的文化行为差异性和多元性时，提出一种“地方化和地方文化”的理论，认为造成文化差异的原因是主流文化“地方化”的结果。
    客家方言词汇的地缘性色彩很强烈，这也是造成客家方言内部歧异的重要因素，也是客话之间不能通话的重要原因之一。如纯客县连城，县内方言复杂，往往隔座山或隔条河方言就很难沟通，过去老一辈的商人或工匠因外出来往频繁，迫使他们要操双言（即本地话与外乡话）交际，但妇孺能操双言者甚少，因此，就是在本县内交际亦有困难。关于客家方言词汇的内部差异，练春招博士通过调查粤闽赣三地的9个客家方言点的3000条词语中，发现不同的客家方言点的词汇有着很大的差异，各地还有不少特色词汇 。
　　（二）客家方言词汇受周边方言文化影响。
    客方言词汇的异质性受到异方言文化影响，如连城县与闽语区永安接壤，闽客交界处的客话受闽语影响大，如官话“男孩”，城关保留客话读法“赖赖子”，文亨则读闽语词“囝崽屎”，姑田“囝子”，赖源“囝崽”。“囝”是闽语最有特色的常用词，唐代诗人顾况说：“囝音同蹇，闽人呼儿曰‘囝’，上声？韵。福州kia？3,厦门kia3“哭”，城关保留客话词[vc213]，姑田则读如闽语词“啼”。“锅”，城关读“锅头”，姑田则读闽语词“鼎”。“筷子”，城关读“筷子”，姑田则读闽语词“箸”。显然，姑田等地词汇读法是受闽语永安话影响。
    客家文化作为一种地方文化，它是由北方汉人区域文化、南方汉人区域文化和南方土著文化这三个文化层面互动合成而来。客家文化团体与其他文化团体的文化接触，并不是一个因子从一个文化转换到另一个文化而已，而应是不同文化团体互动下的持续过程，两个文化体双向的互动性影响，而非单向的影响，在不断的接触下，产生了异于其中一方或两方团体原来文化模式的文化变迁。这就是客家文化形成过程中“地方化”的过程。所形成的文化是一种异于原来文化（北方汉人文化、南方汉人文化、土著文化）的合成文化。客方言也是这样一种“地方化”的“合成语言”，它包括北方汉语、南方汉语、土著语言的成分。客家在南迁及定居过程中，与赣语居民和闽语居民关系最为密切。
    语言学证据表明客家方言极接近唐五代至宋初时的中原地区语言，基本是在晚唐五代至宋初时从中原汉祖语中分离出来，逐渐发展演变而形成的。它的许多音韵特征与晚唐五代宋音韵要点相符，音韵格局介于唐末至《中原音韵》之间。语言学证据与史学家的结论及文献族谱的记载大体一致，即：客家的形成应在晚唐五代至宋初以后。客家的先民来自以中原为中心的广大北方地区，继承着宋朝以前的中原文化传统。
    客家方言与周边的赣方言、闽方言、粤方言都有有一定的源流关系的接触关系。客家先民还住在赣东、赣北之时，和赣语应该还没有明显的分化，可见早期客赣有同源关系。赣南客家话形成之后与北边的赣方不可能没有接触，尤其是靠北的宁都、石城一带。早期进入闽西的中原移民，例如，初唐随陈政、陈元光入闽征蛮的河南人，留在闽西的便是后来的客家，转入闽南的便是后来的福佬人，两宋入闽的客家先民也有再从闽西徙居闽南或福建各地的，这都是客闽方言存在着源流关系的根据。客家话形成后，从龙岩到南靖、平和、诏安有一条狭长的双方言带，周围闽客方言之间也多有渗透。至于客家方言与粤方言，也是两方面的关系都很深的。宋代自赣南越过大庾岭定居在南雄珠玑巷一带的就是早期的客家，他们后来成批地入住珠江三角洲，当时的粤北客家话成了珠江三角洲粤语的源流之一；后来由于粤语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地位高，全粤各地客家方言都不可能不受粤方言的渗透。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练春招在她的博士论文《客家方言词汇比较研究》中，根据所调查的3000条词进行统计，发现客家方言与赣方言相同的词有228条，与闽南话相同的有148条，与粤语相同的有328条，还有许多与邻近方言的相同词汇。
    （三） 客家方言的分片反映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
    客家方言内部可划分为不同的小片，以赣南闽西粤东三角地带的客家方言中心区来说，可以划分为南片和北片。大致上，南片包括粤东、粤中，北片包括闽西、赣南。李如龙：北片内部差异较大，南片较为一致。例如北片声调5类、7类都有，有的点没有入声；南片大体上都是6类，包括两类入声。从词汇方面看，也是南片用词比较一致，北片则差异较多。例如斗笠，南片说笠女麻，北片还说斗笠、笠婆、斗篷；漂亮，南片说靓，北片说精、赏、标致；下面，南片说下背，北片说下头、下段；什么，南片说么个，北片说甚么、啥西等。北片分歧，可称离心型方言；南片统一，即是向心型方言。客家方言在不同区域的某种变异，反映了不同区域的历史文化背景。李如龙先生认为，北片形成较早，经过明显的民族融合，行政区又分为两省，彼此往来较少，反客为主之后，各自为政，并无明显的客家意识，因而差异大；南片是明代之后成型的，由于不再发生新的民族融合，又因土客矛盾增强了凝聚力，客家意识鲜明，又是同属一个省的几个州，内部交往也较多，因而是变异较少的向心型方言 。
    温昌衍先生在李如龙的基础上对客家方言的分片所反映的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予以了深入的分析，他认为，粤中与粤东合为南片，不仅有两地紧紧相邻的现实原因，更有深刻的历史原因：一是在行政建制上，两地大部分地区曾有共同归属，例如兴宁、五华都曾与今粤中地区同属古龙川县（秦汉时）、循州（隋唐宋）、惠州府（明时），直至清时才被置于粤东的嘉应州内。二是粤中地区的客家人多有来自粤东地区的，例如龙川， “各姓先祖多在宋末或明时从嘉应州或南雄、翁源、赣南迁来”。赣南与闽西一直分属两省，但能合为北片，是因为两地的客家居民的来源大体相同，即都是源于罗香林所说的第二批南下的客家先民。他们是为安史之乱及黄巢起义战乱所迫，在唐宋之交，南迁至赣南、闽西的（其中的少数到达粤东）。后来的赣南在明末清初时有闽粤客家人倒迁回来，来自粤东粤中的主要迁入地缘接近的赣南西部中部，来自闽西的多迁入地缘接近的赣南东部（瑞金、宁都、石城等地），因为这样的原因（加上地缘接近），今赣南客家话有一些内部差异：西部中部一些点带有南片即粤中粤北客家话的词语，东部一些点带有闽西客家话的词语。
    赣南闽西合成的北片之所以与粤东粤中合成的南片构成对立以及北片的一致性不如南片，这与客家先民移入的时间前后不同有关。此外与两片客家居民后来的生活状况不同有关，南片的客家人大量移入，在山区站稳脚跟后，人口增加和耕地短缺迫使他们向平原地区扩展，这时便和“广府人”、“福佬人”产生争夺生存空间的尖锐矛盾。这种矛盾一直延续，有的地方还恶化为数十年的械斗争战。为赢得胜利，客家人内部加强团结，加强凝聚力、强化民系意识是一件必然的事情。这种情形下，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保持自己的母语也是很自然的是事情。而北片的客家人大批移入后与当地的少数民族畲族以及早先来到的汉人相互融合，一起成为当地的主人，与周围的民系未产生尖锐的矛盾和对抗，因而没有加强内部凝聚力、固守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母语的现实需要。与南片客家人相比，甚至根本没有客家意识。这种情况下，北片方言产生的变异自然比南片大。
    粤北片是特殊的一个片，历史背景上也有特殊性。从现在粤北客家方言看，只有始兴、翁源和新丰是纯客县，而新丰在历史上曾长期属于粤中：南齐高帝时（公元479-483年）置县，归广州管辖，隋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改称休吉县，隶属于循州；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并入河源县，直到明代中叶，历960多年均未改动，只是隶属郡府，数度变更，宋以后便一直隶属于惠州府；新中国成立之初，属东江地区，后改属粤北地区（以上详见周日健先生1990），因此实际的方言分区中应归入粤中片而不是粤北片。其余各县都是非纯客县。可以想象，该片客家方言的一致性肯定不强。就历史上客家人的来源来看，也是较复杂的。一是来自赣南。由于与粤北毗邻，赣南的客家人南迁时，除了向闽西方向（经武夷山隘口），也有向粤北方向（经大庾岭路），“如北宋末年，金人大举入侵，中原士民流离失所，一部分人跟随宋高宗偏安东南，一部分人跟随隆佑太后逃至赣南，有的更越大庾岭，寄寓南雄。”（转引自刘伦鑫先生1999） 沟通五岭南北的大庾岭路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其北端在赣南（大余县），南端在粤北（南雄），两地区的居民因为此路畅通而有较紧密的往来是情理中的事情。今南雄珠玑话与大余县城南安镇（旧南安府所在地）客家话及赣州市郊蟠龙镇客家话大同小异，“这正透露了珠玑一带与同处在大庾领路上的大余、赣州一带在历史上紧密联系和频繁往来的事实”（详见林立芳、庄初升先生1995）。二是来自闽西。宋末元初严重的战乱，使整个粤北地区人口流失惨重。到了明代初年，社会的动荡使得粤北人口更趋下降，恰逢此时，闽西等地屡遭自然灾害的侵袭，当地的客家饥民源源不断的向粤北地区迁徙。其路线是经赣南，然后取道大庾岭路或乌迳路，最后到达粤北。（详见庄初升先生1998）。三是来自粤中粤东。主要分布在粤北南缘靠粤中的佛冈、清新等地。由于与东江水系相去不远，两地的客家人里就有自粤中惠州和粤东嘉应州迁徙而来的。清咸丰年间（1851-1861）编的《佛冈县志》云：其方言有土著有客家，自唐宋立籍者为土著，国初（指清初）自韶惠嘉及闽之上杭来占籍者为客家。民国二十六年（1937）编的《佛冈县志》也说：新客家则以龙川、长宁、兴宁、英德迁来者为多，各区皆有之（详见庄初升1998）。虽然具体到粤北各县其表现各有不同，靠赣南的南雄等地主要和赣南发生联系，靠粤中的佛冈、清新等地主要和粤中粤东发生联系，中部地方则主要和闽西发生联系，如曲江，“客家话人口多与福建省闽西南地区有渊源关系”（详见周日健先生等1998）；又如乐昌，“客家村落的居民，多是明、清两代从福建或粤北其他客家地区辗转迁移而来的”，“从粤北其他客家地区迁移而来的，其始迁地也多在福建”（详见张双庆先生等2000），但是随着粤北各县居民间后来的内部迁徙，每个点的居民来源并非单纯不变，而是会产生交叉。因为这样的历史背景，今粤北客家方言必然会相对复杂：其词汇中既有南片粤中粤东的成分，又有北片闽西赣南的成分；不仅面上如此，点内也是如此，即一个点内也兼有有两片的成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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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永安在古代是纯客家县，后来闽南人的大量涌入，变成非纯客家县，现在还有很多客家人。连城是个很奇怪的地方，虽然方言众多，但是真正属于闽方言的没有，因为有些方言含闽语成分会多一些而已，大多数日常用语还是属于客家话的。

yanxiuhong

这篇应该是 邓晓华 的作品。

其中 姑田，赖源还是比较典型的闽语，毋庸置疑，只是受到客家话的影响，而非相反。

callentage

不知道这是怎么个分辨法的？是不是客家人，讲的是不是客家话，感觉不是很容易分清楚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