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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4-4 18: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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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陈汉三那种文化程度和脑筋，还如此浮夸。这种东东的愚昧封闭无知，早已令孙中山研究的专家摇头，也让孙中山的嫡亲非常反感。
罗香林的说法，已经被孙中山研究的权威部门和专家彻底否定。瑞英公的记述，属于一本本房各辈生卒年月手抄本的略记，乡间族谱抄录过程中抄错甚至父子颠倒的情况都会有，大家族的“采访员”就是负责调查核实这方面情况的。而正式的孙氏族谱没有生卒年月，世系传承明晰，是不成问题的，肯定属于抄录的错漏。家族续编的族谱已经更正为“生卒年月不详”。
这是权威机构专家的详细考证：
關於孫中山的祖籍問題
－－羅香林教授《國父家世源流考》辨誤
邱 捷 李伯新
一、引 言
一九四二年，中山大學教授羅香林在重慶出版《國父家世源流考》，該書否定孫中山祖先在明代從東莞遷來香山的成說，提出孫氏十二世祖孫連（璉）昌於清初始從紫金經增城輾轉移居香山的論點。羅先生是一位頗有名氣的學者，該書出版後又得到蔣介石、於右任、張繼題署，孫科、鄒魯、吳鐵城、陳立夫作序，這就使羅先生的論點添上了濃厚的官方色彩。此後，國民黨政權統治地區出版的各種孫中山傳記、年譜，追述孫中山先世時幾乎都採用羅說。一九七一年，孫科在《八十述略》中提到孫氏祖先時，也是依據羅先生的觀點[1] 。
《國父家世源流考》出版後，先後有人撰文提出反對意見，但未能推翻羅先生的論點[2]。至今，在台灣及海外，提到孫中山家世源流時，固多以羅先生的說法為正宗；在我國大陸，也有人接受他的觀點[3] ，某些談孫中山家世的文章，基本上是照抄羅先生的結論。前年，江西寧都等地傳出了“發現孫中山祖墓、先世族譜”的消息，也是依據《國父家世源流考》而來的。
本來，研究孫中山的思想與活動，不一定要追溯到他若幹代以前的祖先。但既然四十多年來對孫中山祖籍問題一直有爭論，而孫中山又是中華民族的偉大人物，有關他的一切記載都應力求準確無誤。為尊重歷史，避免以訛傳訛，作為孫中山研究工作者，我們感到有責任徹底澄清在這個問題上的各種誤解。本文擬依據翠亨孫中山故居的文物及其他可靠文獻和調查材料，在前人研討的基礎上對孫中山祖籍問題再作一次全面的研究。
二、羅先生“國父上世源出於廣東紫金”說不能成立
為了徹底弄清楚這個混淆了四十多年的問題，我們有必要回到羅先生研究這個問題的出發點上來。
以往，據翠亨孫氏歷代口碑相傳及《孫氏家譜》，孫氏祖先是在明代從東莞遷居香山的。本世紀三十年代一些刊物所發表的關於孫中山先世狀況的文章，均采是說。胡去非的《總理事略》及國民黨黨史會一九三二年編印的《總理年譜長編初稿》，也都提及孫中山祖輩從東莞遷居香山的事。
《孫氏家譜》的記載是有錯漏的（這點後文再作分析），一些文章摘引時未能加以考訂，輾轉傳抄，又產生一些差錯。這樣，在三十年代末，羅先生即對孫中山祖上源出東莞的說法有懷疑，並產生孫中山上世出自東江的假設[4] 。後來，他找到一本紫金的孫氏族譜，經過一番考證，作出了“國父上世源出於廣東紫金縣忠壩公館背”的結論。羅先生後來在《國父家世源流考‧覆版再跋》中概述自己的研究經過：“餘曩者著《國父家世源流考》，蓋純以國父所述家廟在東江公館村及國父故里所藏列祖生沒紀念簿所記十二世祖連昌公始居香山縣一史實，為研究準則，先以之為普遍咨訪之依據，繼乃分析公館村地望，為建立紫金忠壩為國父上代所嚐居止之假設；然後，乃蒐集有關資料，並於紫金為特殊調查，賴友好協助，果於忠壩孫屋排孫桂香家，發現孫氏族譜舊本。其譜所記一事，即十二世祖璉昌公，舊居公館背，時遭多艱，遷徙外地，其年代、名諱、世次及地望皆與國父所述與列祖生沒紀念簿所記相密合。由假設而穫致證明，而以科學方法治史之功能以顯。”
如果孫中山確實說過家廟在東江公館村，那自然是重要依據，問題是孫中山有沒有說過這樣的話。事實上，羅先生所依據的僅僅是美國人林百克所著《孫逸仙傳記》中譯本的一處誤譯。該中譯本有一段孫中山關於祖籍的自述：“……其實我和我的幾代近祖，的確是生在翠亨村裏的。不過我家住在那裏只有數代。我們的家廟，卻在東江上的一個龔公村（譯音）裏。”[5] 羅先生正是以“龔公”村即“公館”村建立假設的。但按英文原文，孫中山關於家廟的話卻是“……The village of our ancestral temple is at Kung Kun, on the East River.”正如孫甄陶先生所說，若假定“Kung Kun”為“東莞”，正確的譯法是：“吾人祖祠所在之鄉村，乃在東莞，屬東江水域。”[6] 羅先生所引之譯文，稍懂英文的人也可以看出是誤譯。
英文原文之“Kung Kun”當系“Tung Kun”（東莞）之誤，羅著出版時國民黨黨史委員會編纂鄧慕韓即已指出過。但羅先生並沒有理會全句的意思，硬說字母“K”與“T”絕不可能相混，且東莞並不屬東江範圍[7] 。關於東莞應屬東江範圍及孫中山本人在著述中亦以東莞屬東江，孫甄陶先生的文章已作論述[8] ，此處不必重複。至於說字母“T”與“K”絕不可能相混，則未免太武斷。林百克著書資料雖多得自孫中山口述，但誤記之處亦不少見。他是外國人，因誤聽或誤寫，在中國地名拼寫上出現一個字母之錯是不足怪的，何況排印時手民誤植也有可能。羅先生自己的《國父家世源流考》各種版本，均把孫氏始居之湧口村誤作湧口門村，以本國人懷著極大敬意認真撰寫而又穫政府獎勵之專門研究孫中山家世源流的著作，一版再版，尚有此地名之誤，對林百克的書，怎能斷言在地名拼寫上不會出一個字母的差錯呢？再說，從整段話的英文原文看，前面既有“the village”（村莊），後面的“Kung Kun”指的當然不會是一個村莊。
羅先生提出的“國父所述”，本身就令人費解。祖籍在何處並非秘密之事，清初到孫中山也不過數代，若祖籍確在東江紫金的公館，翠亨孫氏應合族皆知，孫中山的兄、姐更應清楚。何以只有孫中山向外國人談及過，家中其他成員卻全不知曉，孫眉、孫妙茜甚至還保存了足以否定羅先生論點的家譜資料？答案只能是所謂“國父所述家廟在東江公館村”全屬子虛。
其次，羅先生所說“國父故里所藏列祖生沒紀念薄所記連昌公始居香山縣”也並非事實，該資料現仍存中山翠亨，並無羅先生上面說到的內容，羅先生對這項資料頗有誤解之處。“始居香山”雲雲，僅系羅先生本人的推測，而這個推測又並不正確。
再次，羅先生證明自己論點的最重要依據－－紫金忠壩孫氏光緒二年重修族譜的舊抄本，根本不能證明紫金孫氏與翠亨孫氏有任何關係。紫金的孫氏族譜只有一句：“十二世祖諱璉昌公，移居曾（增）城，於後未知”。羅先生便認為，此璉昌公即翠亨《列祖生沒紀念部（薄）》中所記的孫氏十二世祖連昌公。這個紫金的璉昌公遷居香山的經過，羅先生的論證是：“惟連（應作璉）昌公之在增城似居殖未久，即輾轉居中山湧口門村”。“連（應作璉）昌公之初遷增城，本屬流移性質，其迫於生事，而謀再遷沃壤，乃人情之常。而當時粵東大吏，又能明為招徠，則其遷居湧口門之底蘊，不難推證而知之矣。”[9] 說來說去，始終是推測之詞，無任何證據說明紫金的璉昌公到了香山，更無任何證據說明紫金的璉昌公與香山的連昌公為同一人。兩人世次相同，姓名讀音相近，只是巧合而已[10] 。
如果像羅先生所說的那樣，香山的連昌公系從紫金遷來，那麼，翠亨孫氏應是客家人。在香山縣的五桂山區有不少客家人聚居的村落，翠亨附近的石門、白企等村也是如此。石門村的甘姓，就是清初從紫金遷居香山的，至今人人仍知紫金為祖籍。若紫金的璉昌公真的到了香山，按常理他應到客家村落定居，而不會到並無客籍人居住的沿海村莊湧口落腳。以往的客家人即使一再遷徙，都會頑強地保持自己的語言、風俗和習慣，從紫金遷來的石門甘姓至今還講客家話。但翠亨孫氏的語言和生活習慣都與客家人不同，他們說的是香山本地話，孫中山連客家話也不大會聽[11] 。客家婦女不纏足，但在清代孫家婦女卻是纏足的。孫中山反對給姐姐纏足時，母親楊氏還以客家人才不纏足的事實反駁兒子[12] 。昔日客家人一般不與當地土著通婚，但孫中山的祖母黃氏、母親楊氏、叔母程氏和譚氏、元配夫人盧氏都是當地人而不是客家人。也沒有聽說孫家上代有與客家人聯婚的。客家人有一個風俗：已婚婦女無論貴賤，在墓碑及族譜中均稱作“孺人”。羅先生找到的紫金孫姓族譜就是如此。但在翠亨的《孫氏家譜》、《列祖生沒紀念部》與祖塋墓碣中，婦女多稱作“安人”。《國父家世源流考》卷首的所謂“國父家世源流圖表”，把翠亨孫氏世系強接在紫金孫氏世系之後，在翠亨孫氏十二世祖妣陳氏以下硬加上“孺人”稱號，是毫無根據的。
考察羅先生研究孫中山祖籍的全過程，不難看出，羅先生對引起自己假設的各種資料並未仔細研究。由誤會引出假設，用經不起推敲的孤證資料來證明假設，證明的方法又純為推測，這樣，當然不可能得出合乎實際的結論來。因此，即使沒有反證，羅先生的論點仍是難於成立的。何況，有大量可靠的文物資料證明羅先生的論點是錯誤的。
三、翠亨《孫氏家譜》
證明羅先生論點錯誤的最重要的證據是翠亨《孫氏家譜》。羅先生似乎沒有見過這本家譜，但他據一些轉引家譜內容的文章，對翠亨《孫氏家譜》持全盤否定的態度。因此，我們首先要討論的是《孫氏家譜》的可靠性問題。
我們認為，《孫氏家譜》為孫中山的家譜，這是可以肯定的。
第一，《孫氏家譜》記載了公認的有關孫中山家族的事實。它一開頭就記有：“茲以前先祖在湧口村所葬之山，於光緒六年七月，一蓋（概）已將先祖之墳墓一切盤（搬）遷回來，在翠亨村黎（犁）頭尖山土名竹高龍真武殿安葬。惟因拜掃路途遙遠、來往艱辛之故，是以檀香山各叔姪貿易生意，捐簽銀兩回來盤（搬）遷，以得清明拜掃，來往就近之便也。”羅先生也認為這段事實與孫中山之父達成公有關[13] 。《孫氏家譜》列祖名諱中，有已確認為孫中山祖先的十二世祖連昌公和十三世祖迥千公。從筆跡看，全譜為同一人所抄。因此可斷定它確是翠亨孫氏的家譜。
第二，《孫氏家譜》以前由孫妙茜珍藏，她去世後其後人送故居紀念館保存。鄧慕韓曾與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委員會編纂王斧一起在故居抄錄《孫氏家譜》，孫中山之姪孫孫滿也在場[14] 。鄧氏披露之孫氏家譜內容與現在所見的一致，可見他抄的就是這一本。《孫氏家譜》一直保存在孫中山故居，它的來源是可靠的。
第三，《孫氏家譜》所記翠亨孫氏各代名諱，現已多數找到墳墓印證。在犁頭尖竹高龍有始祖婆陳氏太安人墓、五世祖禮瓚公墓、六世祖樂南公墓、七世祖耕隱公墓、八世祖懷堂公墓，十四世祖殿朝公亦葬此。在翠亨村東北譚家山（土名豬肝吊膽）有十一世祖瑞英公墓、十二世祖連昌公墓、十三世祖迥千公墓[15] 。只有第九、第十兩代祖墓尚未找到。此外，孫家祖上遺下的乾隆八年的孫梅景等人賣田契與同治二年、三年孫達成兄弟批墾祖嚐山荒合約（譚彼岸先生曾引用過），都是《孫氏家譜》的有力佐證[16] 。
《孫氏家譜》一開始即提到光緒六年（一八八○年）遷葬祖墳事，抄寫年代當在此後；譜內兩處“歷”字均作缺筆（避乾隆諱），估計仍在清代。家譜沒有重修、再修等名目，說明它修撰時並無舊譜可參照。翠亨孫氏雖已在香山居住十多代，但歷代多為貧苦農民，族內缺乏資金[17] ，又沒有讀書人，這就是沒有修成家譜的原因。到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一些人到了海外經商，族內經濟狀況有所改善，這才得以把遠祖的墳墓從湧口遷到翠亨附近，此時考慮修家譜應是順理成章的。家譜對各代祖妣葬地及生卒時間記載較詳，去世時間常寫作“某年某月某日告終”，與當地“金塔”（骨殖壇）[18] 內蓋寫法相似，這多少反映了遷葬祖墳與修家譜兩件事的關係。
家譜從頭一氣寫下，敘述遷葬祖墳事後，繼述先祖從東莞遷居香山概況，下面突然接上“乾隆甲午年”十一世祖瑞英公遷居逕仔?並建造祖祠的事。以上內容，解放前有的著述轉引時稱之為“總理家譜序”，實則並無“序”的字樣。
以下內容便是孫氏入香山後各代祖妣世次、名諱姓氏、生卒時間、葬地的記載。家譜統系是不明確的，只把同一世代的排在一起，多數沒有標明何人為何人所出[19] 。各祖妣生卒時間記法頗不一致，有的則付闕如，有的注上“未知”、“無考”或“查人家牌位便知”。一些生卒時間是明顯錯誤的。如七世祖中的容窩公生年記作嘉靖乙亥，查嘉靖無乙亥年；其父樂南公生於成化己醜年（一四六九年），容窩公生年恐應系正德乙亥年（一五一五年）。類似問題甚多。全譜只記至十三世為止（譜內之十四世祖植尚公，一說為十世祖）。顯然，這是一個未完成的稿本。
家譜不僅記載疏略並有錯誤，而且文字不通，開頭部分尤其如此。它有大量的錯別字（包括當時被認為不規范的簡化、異體字）。然而，內容、文字的粗糙及有些先妣條下有“出嫁他族”的記載，又表明它不大可能抄自其他族譜。我們認為，《孫氏家譜》之所以有種種錯漏矛盾，一是因為它並非已修成的定本，二是因為執筆者非能文之士，以致辭不達意。但家譜的基本內容是可信的。
羅先生認為“……而普通人士之所謂總理家譜，又為混合中山縣逕仔?左頭二地孫氏源流與翠亨孫氏一部分傳說而成之文籍”[20] 。這個猜測是毫無根據的。
翠亨孫氏六世祖樂南公與左頭孫氏六世祖樂千公是兄弟，兩地孫氏一直彼此互認為同源族親[21] ，若兩地孫氏家譜彼此有所參照，本來也在情理之中，但實際上卻沒有這種情況。一九三二年廣州出版的《西南黨務月刊》第十四期刊登了一個所謂《總理家譜四修序》。羅先生正確地指出它並非翠亨孫氏的家譜，而是左頭孫氏的家譜。我們只要把兩種家譜稍加比勘，即可知現存的翠亨《孫氏家譜》與所謂《總理家譜四修序》（實則為左頭孫譜序），從內容到文字均無抄錄的痕跡。且翠亨孫譜六世祖樂南公以下各世的內容，是左頭孫譜不可能有的。所以，可肯定《孫氏家譜》沒有抄引左頭孫姓的族譜。
羅先生所稱的“逕仔?孫氏”，實際上並不存在。逕仔?村離翠亨村約一公里（在今紀念中學內），孫氏初居於此，後遷入翠亨村內。本世紀三十年代初，鄧慕韓到中山調查時，逕仔?已“鞠為茂草”[22] ，早就沒有孫姓居住，翠亨孫姓都承認自己是祠堂曾在逕仔?的瑞英公的後代。如果說有“逕仔?孫氏”的話，那與翠亨孫氏是同一回事。
況且，如果據《國父家世源流考》，也將不會有翠亨孫氏。羅先生認為孫氏十二世祖連昌公始從外地遷來，而連昌公定居香山後，“四代且仍單傳，至十六世敬賢公始生三子。”[23] 大家知道，敬賢公之次子、三子觀成和學成壯年時客死異鄉且無男性後裔，其長子達成有二子長大成人，即孫眉和孫中山。但孫眉和孫中山青年時代均已離開家鄉，他們的後代也沒有在翠亨居住。照此說來，自連昌公以後，孫中山祖祖輩輩都是獨戶。其實卻不然，大量物證說明羅先生所說不確。孫中山誕生前後，翠亨的孫姓有八戶，系同宗[24] 。孫中山之父達成公曾參與管理族內公嚐，現尚存翠亨孫氏公嚐“樂安堂仕合號”賬冊。既有公嚐，即有族事，“四世單傳”自非事實。孫中山一家以前一直承認翠亨姓孫的為族人，孫中山通過盧夫人對族人有所周濟，他給盧夫人的信就提到過“接濟窮親”及向“鄉中各親戚問候”的事[25] 。翠亨祖廟重修、三修、四修碑記列名的孫姓族人有孫敬賢、孫殿碧、孫阿德、孫阿海、孫阿疊、孫德□、孫尊賢、孫學成、孫亞察、孫茂成、孫達成、孫德彰（孫眉）、孫拔賢、孫德修、孫集賢等。孫達成兄弟批墾祖嚐山荒合約上除了他們兄弟三人外，尚有孫國賢、孫尊賢、孫業賢、孫茂成之名。“樂安堂仕合號”賬冊提到的族人有（孫）恆有、恆亮、恆彩、殿章、國賢、業賢、尊賢等[26] 。葬在譚家山孫宅山莊的除了瑞英公、連昌公、迥千公外，尚有（孫）恆達、尊賢、業賢、啟成、萬成、富成、學成、玉成、以成、用成、德勤、德昌等。上面提到的名字不少與孫中山一家四代的排行相同，他們或與達成公同列名於族內文契，或在達成公參與管理的公嚐賬冊中有名字出現，或與達成公之直系親屬同葬一墳園，他們與達成公為族親是無可置疑的。於此，亦可見羅先生對翠亨孫氏幾乎沒有什麼了解。翠亨孫氏族人的情況，也間接證明《孫氏家譜》的記載是有根據的。翠亨孫氏既是同宗同源，這就完全排除了孫中山祖上一支從紫金遷來的可能性。
四、孫氏十一世祖瑞英公與孫氏定居翠亨的問題
探討孫中山的家世源流，翠亨孫氏十一世祖瑞英公是個關鍵人物。羅先生認為孫氏十二世祖連（紫金孫譜為“璉”）昌公始從紫金遷入香山，連（璉）昌公之父為紫金的鼎標公。如果有資料證實原居香山的孫氏十一世祖瑞英公為孫中山的祖先，那麼，羅先生的論點無法成立是不言而喻的。
羅先生看到有關瑞英公的記載有些矛盾，就不承認他為翠亨孫氏的祖先。如胡去非的《總理事略》稱瑞英公為七世祖，下文又以孫中山為第十八代。羅先生認為，瑞英公是乾隆時人（這個時間是有問題的），至孫中山出生不及百年，決不會傳至十一代，因此斥胡去非的說法為“絕大謬誤”[27] 。粗看起來，羅先生的批評理由十分充足，但實際上，胡去非只是犯了把兩種計算世代方法混淆的錯誤。當日的史籍計算孫氏世代的方法，一種是以入粵始祖常德公算起，至瑞英公為十一世，至孫中山為十八世。另一種則以孫中山本人為準上溯，高祖殿朝公稱四世祖，再往上兩代連昌公為六世祖，瑞英公恰為七世祖。一九三二年編印的《總理年譜長編初稿》用的就是後一種方法。所以，胡去非的說法只是不確切而已，羅先生的批評不足以否定瑞英公為孫中山的祖先。
翠亨孫氏歷來均以瑞英公為定居祖。《孫氏家譜》記有瑞英公世次名諱。因為羅先生對家譜的可靠性是懷疑的，我們姑且先引用其他證據。
一個重要的證據是孫達成兄弟批耕瑞英祖遺下逕仔?山荒地之合約。譚彼岸先生曾在自己的文章引錄該合約以說明孫中山上代的經濟狀況。奇怪的是，羅先生看到譚先生的文章後，竟認為契據“此僅可證明國父上世與較先遷入香山縣之別支孫氏，有經濟上之關係已耳，非能證明其上世祖先有傳代之關係也”，並且堅持說：“國父之十一世祖，決非為原居香山縣而再遷逕仔?，且建有祖祠之孫瑞英公。”[28] 在此，有必要再引該契約開頭幾句：“立明契約，今有瑞英祖遺下土名逕仔?稅山鋪一段，嗣孫達成、學成、觀成與房長尊賢同眾叔姪酌議，將此山埔批與達成、學成、觀成開荒圍園。……”孫中山之父達成公既為“瑞英祖”的“嗣孫”，瑞英公當然是孫中山的祖先[29] 。
另一個重要證據是翠亨東北譚家山孫宅山莊的瑞英公墓，墓碑作“顯十一世祖考瑞英孫公、妣梁氏安人同墓”。瑞英公墓兩側分別為孫氏十二世祖連昌公和十三世祖迥千公的墓。此處的孫氏祖墓原多在逕仔?附近，三十年代唐紹儀長中山縣時，因修建紀念中學及為方便祭掃才遷葬的。遷葬時孫妙茜尚健在，孫科亦曾過問。參與遷葬事的孫社正老人（翠亨孫姓族人，現居中山市）因瑞英公為始遷祖，對其墓印象較深，記得原墓在上林邊（今紀念中學內），與《孫氏家譜》關於瑞英公葬地的記載“葬看山田、後遷上林邊”相符。
以上兩個證據，與《孫氏家譜》可互相印證，說明瑞英公確為孫中山家族的祖先。
羅先生在《國父家世源流考‧覆版再跋》的附錄中提到，自己曾“巡禮”翠亨附近的孫氏祖墓（那時尚未遷葬），只見“十二世祖連昌公以下墳墓，無瑞英公墳墓也。”他把這點也作為否認瑞英公系孫中山祖先的一個依據。羅先生誤以為連昌公等墓是光緒六年從湧口遷來的祖墓，實際上從湧口遷到竹高龍的是五世祖禮瓚公以下幾代遠祖的墓，瑞英公、連昌公以下各代，前此已葬在逕仔?附近，本來就非集中一處。羅先生未見瑞英公的墓，不等於此墓不存在，更不能因此否認其為孫中山的祖先。
羅先生又以孫氏《列祖生沒紀念部》“其首頁第一人，即十二世祖連昌公，並無瑞英名字”，作為否認瑞英公為孫中山祖先的另一個依據。該紀念簿現仍藏翠亨孫中山故居，只記錄達成公一家以及十二世祖至十六世祖的生卒時間，並無其他內容。它明顯以孫中山之父達成公為界限，前此每世代只記一祖，故使羅先生產生“孫氏四世單傳”的誤會；至達成公一代，所有去世的家庭成員（包括孫中山之姪孫昌、長女孫娫）均有記載，孫中山（德明）逝世的時間也記下了。從筆跡看，全簿系同一人抄寫，故抄寫時間當在一九二五年之後，並非孫家歷代相傳的文獻。因為它記的是列祖生卒時間，所以只能從已查明生卒時間的世代記起。按《孫氏家譜》十一世祖瑞英公下注明：“生終年月無考”。羅先生指出的問題，只說明翠亨孫氏後來始終未能查明瑞英公的生卒時間，並不能說明瑞英公不是孫中山的祖先。
引起羅先生懷疑和否定瑞英公為孫中山祖先的主要是《孫氏家譜》的一段記載：“乾隆甲午年十一世祖瑞英公即遷來逕仔?居住，建造祖祠”。這確實是個問題。以孫氏《列祖生沒紀念部》所記十二世祖連昌公（一六六九－－一七二八）及十三世祖迥千公（一七○一－－一七五二）的生卒年代看，若瑞英公為他們的先輩，那他絕不可能在乾隆甲午年（一七七四）才遷居逕仔?。如何解釋這個問題呢？如前所述，《孫氏家譜》僅系一未完成之稿本，資料既不完備又未加考訂，文句不通，辭不達意，開頭的部分幾乎沒有一句是通順的。我們認為，既有證據證明瑞英公確為連昌公的先代，所謂瑞英公“乾隆甲午年遷居逕仔?”應系一種誤記。比較可能的情況是：《孫氏家譜》的修撰者把瑞英公定居逕仔?及其後代再遷至逕仔?與翠亨、並建造瑞英公祠兩事混記為一事了。
孫氏列祖均系平民百姓，瑞英公遷居逕仔?的具體經過，不可能在史書、方志、文人著述中找到有關記載，但我們從《孫氏家譜》還是可以發現一些線索的。在舊日，一般鄉村的平民百姓，葬地多在所居住的村莊附近。《孫氏家譜》所記十世祖妣以前的葬地均在湧口村的黃南坑、芒皮山、容（榕？）樹圍等地，至第十世則有一位祖妣梁氏葬翠亨附近的“看山田祖祠左側”。第十一、十二世祖以下葬地常在翠亨附近的看山田、上林邊、逕仔?山、後門山等地。瑞英公既被後代認為是始遷祖，葬地又在逕仔?，他遷居逕仔?當可相信。瑞英公生卒時間雖不可知，但以其子連昌等三人之年推測，當系明末清初時人。
但瑞英公及其子孫並非在逕仔?一直住下去，孫氏肯定離開過逕仔?一段時間。康熙初年，清政府厲行遷海，逕仔?為濱海村落，居民自當內遷。康熙七年以後下詔覆界，允許居民回到沿海居住。香山縣各地實行覆界的時間並不一致，大抵離縣城較近、建村歷史較長之村莊覆界早，偏遠臨海之村莊覆界遲[30] 。逕仔?是個近海依山的的小村落，覆界估計應遲一些。待逕仔?一帶覆界後，瑞英公及其後代是沒有再回逕仔?，還是回來後住了一段時間，因環境困難再遷走，現已無可考。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瑞英公或其子、孫，又回到了祖先居住的湧口村。證據便是乾隆八年（一七四三）孫梅景等人的賣田契。此契開頭幾句是：“立賣田契人孫梅景、梅佔、雲燦，今因無銀爭山米飯應用，眾議將容窩祖遺下嚐田，上稅四畝，土名橫坑，出賣與人取銀應用，托中人譚恆玉引至房親孫廷尊、迥千二人出頭承買。……”《孫氏家譜》有七世祖容窩公名諱，譚彼岸先生曾據此契斷定容窩公為孫中山的祖先[31] 。但本族子孫不可能出頭承買公嚐田，故孫中山的祖先迥千公不會是容窩公的後代。實際上容窩公只是家譜中四位七世祖中的一位，並非翠亨孫氏的直系先祖。根據新近發現的墳墓，翠亨孫氏的先祖當系另一位七世祖耕隱公。契據說得很清楚，容窩公的後代是孫梅景等人，迥千公是孫梅景等人的“房親”，已出了五服，故容窩公留下的嚐田，孫廷尊、孫迥千可以承買。根據我們的調查，此次交易之田所在的橫坑在湧口附近，契據所開的田地四至，與現時橫坑地貌大致相同。此田離逕仔?及翠亨二十多裏，迥千公若此時在逕仔?居住，當不會購買此處山坑田。可見，迥千公當時住在湧口村。
據翠亨孫氏口碑相傳，孫氏十四世祖殿朝公定居翠亨[32] 。我們認為，乾隆甲午年遷居翠亨並在逕仔?建祖祠的正是殿朝公，而不是瑞英公，理由是：第一，到乾隆甲午年，瑞英公決不會仍健在。第二，若說“乾隆甲午”這個時間有誤，那瑞英公所建祖祠應奉祀上代祖先，他斷無為自己建祠之理。但翠亨孫氏的祖祠就是瑞英公祠。達成公兄弟批耕瑞英祖山荒合約中曾規定收入“每兩銀瑞英祖份下得二錢”。孫社正老人也十分肯定孫氏的祖祠就是瑞英公祠，他小時尚見過遺址。因此，在逕仔?建祠者必系瑞英公的後代而非他本人。第三，按孫氏《列祖生沒紀念部》，殿朝公生於乾隆乙醜年（一七四五），卒於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按舊日計算法，乾隆甲午他是三十歲，正當盛年，率家從湧口再遷乃曾祖居住過的逕仔?並為其建祠，是完全可能的。
總之，瑞英公為翠亨孫氏的先祖，是無可懷疑的，因此，他的兒子連昌公，就決不是從紫金遷到增城的孫璉昌。
五、翠亨孫氏源出東莞
羅先生在《國父家世源流考》裏用了整整一章，論證“近人所述國父源出東莞說之非是”。但羅先生的論證，也是不正確的。
羅先生列舉胡去非的《總理事略》、東莞上沙鄉孫繩武等人的“孫公世系圖”[33]、葉溯中的《孫中山先生之先世》、鄧慕韓致西南執行部函、吳稚暉演講等幾種提及孫中山上世源出東莞的資料，以其細節不盡相同，便認為這是“國父上世源出東莞之矛盾”，所有關於孫氏上世源出東莞的說法“皆由於根據不健全之資料而未加詳考”，從而一概加以否定，斷言孫中山先世與東莞毫無關係[34] 。本來，反映同一事件的不同資料的記載有歧異，是史學研究中常碰到的事。史學工作者的責任是分析歧異的原因、性質，以辨明真偽是非，決沒有把全部有歧異的史料連同提及的事實一概否定的道理。況且，羅先生指出的矛盾，往往為枝節問題。如世系圖上孫氏三世祖之貴華公，在《總理事略》作“華貴”。按東莞上沙孫氏族譜，則為貴華，且兄弟名字均以“貴”字在前，可見，《總理事略》之“華貴”為誤。此外，他指出的禘宗、禘兒（即《孫氏家譜》的六世祖樂南、樂千）名的“禘”有時又作“締”，“樂千”有時又作“樂川”[35] ，皆為類似問題。
羅先生認為有關孫氏源出東莞的資料“不健全”，倒是有些道理的[36] 。但不健全不等於全不可靠，如羅先生指出，世系表的第六代禘兒、禘宗公後即接上第十二代連昌公，“其間缺第七至第十一凡五代，罅漏如是，則連昌公非禘宗公之本生子孫可知矣。既非本生，而又無別種資料補其所缺之五代，或證實其所缺失之情竇，則諸人所述禘宗公以上至常德公諸代名諱，是否為國父祖宗，亦滋可疑矣。[37]這個推論的過程是不合邏輯的。本來，中間缺漏數代的原因可能是各種各樣的，不能據此斷言連昌公一定不是禘宗公後代，更不能作為結論進一步推斷以否認在東莞的禘宗公以上各代與翠亨孫氏的關係。事實上，在翠亨《孫氏家譜》中，六世祖樂南（禘宗）公以下俱有名諱，且多可在翠亨附近找到其墳墓，羅先生懷疑之點已穫解決，他的結論自不能成立。
羅先生又以當日東莞縣長鄧慶史派人到上沙鄉調查後在呈文中提到上沙孫氏族譜“支派圖上關於立祖欄內記錄之莫氏禘宗及生二子之二字與原筆跡不符，似屬後來加入”以及上沙孫姓祖祠未見禘宗牌位[38] ，就否定禘宗公與東莞的關係，並進而否定翠亨孫氏與東莞孫氏的關係。且不說鄧慶史的呈文僅系疑似之辭，即使有“後來加入”之事，亦不一定是偽造的證據，何況鄧慶史同一呈文轉引上沙孫姓族譜內容時又有禘宗之記載，他所指的僅是支派圖上立祖欄的問題而已。據翠亨《孫氏家譜》，六世祖樂南（禘宗）之父已遷往香山，他雖“過回東莞”，但後來有沒有再去香山，說得很含糊，而他最終卻葬在香山。所以，東莞上沙孫姓祠堂未立他的牌位是可以理解的。
至於羅先生以孫氏《列祖生沒紀念部》作為否定孫氏源出東莞的依據，前文已談及該紀念簿的內容及羅先生的誤會，這裡就不必重複了。
要了解翠亨孫氏源出何地，首先仍應以《孫氏家譜》為據。家譜若幹記載雖有錯漏，但祖籍在何縣這樣的大事，歷代相傳，不大可能搞錯。《孫氏家譜》明明白白地記著：“……始祖、二世、三世、四世俱在東莞縣長沙鄉居住。五世祖禮贊（墓碑作瓚），公在東莞縣遷居來湧口村居住。妣莫氏太安人生下長子樂千、次子樂南，樂千居左頭，樂南居湧口……”。羅先生也承認上述內容與逕仔?孫氏及瑞英公有關。前面我們對《孫氏家譜》、逕仔?孫氏及瑞英公的問題作過論述。因此，可以斷定，《孫氏家譜》關於祖籍在東莞的記載是可信的。
當日東莞縣縣長鄧慶史所抄東莞上沙孫氏族譜有關部分稱：“……常德公生四子，長貴榮居員頭山，次貴華居上沙，三貴紹居三株竹，四貴武居南海。貴華字子賢號鶴湖，明賜鄉欽正賓生，三子：長禮和，次禮忠，三禮禋。禮禋生三子：長子受，次子廣，三子晟。受生三子：長子能，次子通，三子玄。玄字禮贊，生二子：長子禘兒，次禘宗。禘兒字樂千，遷往香山縣左頭村；禘宗字樂南，遷往香山縣東鎮湧口村。”[39] 如果沒有證據說明上沙孫氏族譜系偽造，那麼上述內容當可作翠亨《孫氏家譜》的佐證。
孫中山家族的成員，也曾在一些場合有過承認東莞為祖籍的表示。這方面的資料雖零散，卻是不容忽視的。
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六日，孫妙茜曾與國民黨黨史會工作人員鐘公任談話。鐘所記錄的孫妙茜口述有“孫氏始祖在東莞縣，至五世始遷中山縣，其後於此縣中曾遷徙一二處，至十四世始住翠亨村”的內容[40] 。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二日，鄧慕韓偕孫滿、孫乾往東莞上沙調查孫氏先代世系[41] 。孫滿、孫乾那時是已任官職的成年人，若非心中認定東莞為祖籍，當不會跟鄧慕韓去東莞。鄧慕韓是始終反對羅香林論點的，直到最近，孫滿仍表示贊成鄧慕韓的意見。
至於孫中山本人，也有資料表明他曾認為東莞是祖籍。本文第二部分提到林百克著的《孫逸仙傳記》中孫中山關於祖祠在“Kung Kun”的自述，我們的意見與鄧慕韓、孫甄陶等人一致，“Kung Kun”指的是東莞。因字母有誤，自述不可能成為大家都接受的證據，但我們可以提出另一個有力的旁證。一九一二年五月十一日，廣東孫姓二百餘人在廣州大石街蕭公館舉行“孫族懇親會”，歡迎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後回廣東的孫中山。東莞上沙鄉孫姓有數十人參加了這個會。與會者孫同發的後人孫衍佳至今尚保存開會的合影和《孫族懇親會歡迎孫中山記》的傳單[42] 。當日懇親會的宣佈員孫龍光在致辭中除歌頌孫中山的功德外，還提到“我孫氏子孫，自南雄珠璣巷遷來廣東後，散居各處……”孫中山的答詞稱與會者為“我族叔伯兄弟”，答詞內容談及家族、民族、國家的關係[43] 。據上沙孫氏族譜，東莞上沙孫姓始祖曾流寓南雄珠璣巷，但羅先生找到的紫金孫氏族譜則與南雄珠璣巷了無關係。東莞上沙孫姓族人得以參加這個懇親會，可見孫中山和上沙孫姓彼此都認為有淵源。
今日在東莞方面，雖已不易找到更多直接證明翠亨孫氏源出東莞的文物。但上沙孫姓人士的回憶，仍反映了翠亨孫氏與上沙孫氏有來往的一些情況[44] 。然而，在紫金方面，卻不可能找到當地孫姓與翠亨孫姓有聯系的線索。
當然，翠亨孫氏在東莞的先祖的具體情況，以及遷居香山的原因和經過，孫氏更遠的祖輩的情況，還有很多問題弄不清楚。古往今來，多少簪纓世族以至帝王之家，追溯到遠祖時也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翠亨孫氏在民國以前歷代都是平民百姓，要把千百年的家世源流都搞清楚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寧肯闕疑，也不要強為之接續世系。但從目前可以見到的比較可靠的文物資料來看，翠亨孫氏在明代由東莞遷居香山是可以肯定的，孫氏在香山定居後各代名諱是大致清楚的。上述結論，無論如何較之羅先生的翠亨孫氏清初始從紫金遷來的說法更有根據。羅先生提出的唐代孫開始的河南陳留－－江西寧都－－福建長汀－－廣東紫金－－廣東增城－－廣東香山的所謂“國父家世源流”，是缺乏根據、不能成立的。
六、餘 論
誤傳了四十多年的孫中山祖上源出紫金說，實在是國民黨孫中山研究中一個不算太小的錯誤。
羅先生的《國父家世源流考》，不管其結論正確與否，只是一種學術探討，也只能是一家之言。然而，他那並不正確的學術觀點後來之所以廣為流傳並儼然成為國民黨官方史學的定論，其主要原因則是在學術範圍以外的。羅著出版後，在國民黨的史政機構中就受到激烈批評。國民黨黨史會的一些委員、編纂鄧慕韓、孫鏡、莫紀彭、許師慎等都不贊成這本書的結論，甚至有人建議禁止出版。當日負責增修《總理年譜長編》的國民黨黨史會纂修林一廠，開始時對羅著十分重視和欣賞，但比對有關史料後，也認為羅著“應加複查”，並寫了一份題為《〈國父家世源流考〉未足征信之點》的報告[45] 。但是，複查核實的工作後來顯然沒有進行過。一批“黨國要人”的表態，使這個學術問題失去了繼續討論的餘地。記有孫妙茜憶述的資料無人重視，也沒有找當時還健在的孫妙茜和盧夫人核對一下。羅先生的書出版時雖值抗日戰爭時期，但核對工作也非絕無可能，抗戰勝利後，看來也沒有做這項工作。
必須指出，解放前對孫中山家世和少年時代情況的調查都是較粗疏的。當時知情人士及有關文物不難找到，但多數調查者只在翠亨作短暫逗留，並沒有認真考查文物和廣泛調查訪問，因此，羅著出版後就得不到有足夠說服力的反駁批評了。
羅先生這個不正確的學術結論的產生和流傳，也反映了在解放前一種舊的史學觀念對孫中山研究的影響。在我國的封建時代，舉凡名人，都必須為他建立一個詳盡的世系，通常還得為他尋找一個有名氣的祖先，以此說明其聰明睿智與氣宇魄力的根源，讀《國父家世源流考》的幾個序，就不難體會到這種意味。羅先生寫這本書時儘管聲稱“以科學方法治史”，但從指導思想到研究方法，仍跳不出舊史學的窠臼。他對孫中山出身於一個世系不甚清楚、歷代都默默無聞的貧苦農民的家庭這一事實，感到很難理解和接受；於是，便有意無意地用自己的主觀想法去代替客觀事實[46] ，千方百計為孫中山建立一個“耕讀傳家”、祖上參加過反清鬥爭、遠祖當過大官的世系。其實，孫中山本人從不諱言自己是貧苦農民的子弟。他由一個農家子而成為近代中華民族的偉大革命領袖，是他所處的時代造就的，也是他自己“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奮鬥終生的結果。家世的影響，主要是使他從幼年起便體察到人民的苦難，植根於人民群眾之中，培養了一些中華民族固有的優秀品質。搞不清孫中山遠祖的譜系，對認識和理解孫中山並無影響。相反，如果硬要從不存在或不確切的遠祖那兒去尋找孫中山“聰明睿智”的根源，未必對尊崇孫中山有何種益處。
台灣的國民黨史政機構至今仍未正視和糾正在孫中山家世源流問題上的錯誤。這說明了台灣海峽兩岸加強學術交流、共同研究孫中山的必要。我們極願意與台灣的同行就孫中山家世問題作進一步研討。
羅香林先生是史學界前輩，在學術上有所建樹。如今，他已作古多年，我們無從再向他請教、與他討論了。但羅先生歷來主張對不清楚或有疑問的問題再探討，我們也正是這樣做的。我們的結論雖與羅先生的截然相反，但尊崇孫中山的出發點，則是與羅先生有相通之處的。
附：孫氏入香山後至孫中山出生前之世系
世 次
名 諱
記 載
現時墳墓所在
五
禮瓚（贊）
家 譜
犁頭尖山竹高龍
六
樂 南
家 譜
犁頭尖山竹高龍
七
耕 隱
家 譜
犁頭尖山竹高龍
八
懷 堂
家 譜
犁頭尖山竹高龍
九
？
未 見
十
？
未 見
十一
瑞 英
家 譜
譚 家 山
十二
連 昌
家譜、紀念部
譚 家 山
十三
迥 千
家譜、紀念部
譚 家 山
十四
殿 朝
紀 念 部
犁頭尖山竹高龍
十五
恆 輝
紀 念 部
未 見
十六
敬 賢
紀 念 部
犁頭尖山南半腰
十七
達 成
紀 念 部
今紀念中學範圍內
說明：“家譜”指《孫氏家譜》，“紀念部”指孫氏《列祖生沒紀念部》。《孫氏家譜》記有九世祖四人：派清公、東園公、派源公、辛霞公，十世祖四人：贊廣公、直吾公、毓表公、毓倫公，現尚未能查明誰為孫中山的祖先。孫滿找到孫眉所保存的《家譜略記》所記十世祖為植尚公。又，十五世祖恆輝公原與其叔殿侯公合葬於長沙埔黃草崗，現未見此墓。
據廣州《中山大學學報》（哲社版），1986年第6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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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陈汉民
狗仔卡
。广府族群修谱，是在哪里开基，哪里就是第一世，本大猫是吴川的第十六世，而同龄人多数是二十世左右，加上东莞的五世，该怎么算？前边的帖子讲得很明白，不得不说陈汉三的IQ了。本大猫这是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