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 梦 依 稀——我当“回乡知青”的日子（黄征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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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梦 依 稀
——我当“回乡知青”的日子

                                  黄征辉

1970年冬末的一天（阳历已是1971年的初始），风寒日昏。我结束了两年半的初中生活，肩上挑着被盖、脸盆、一小摞旧课本等一担杂物，不紧不慢地翻过凹头山，回到了生我养我的村子——黄沙坑。那年我虚岁16。自此开始了为期三年半的“回乡知青”生涯。
按常理，读完初中读高中。然，那时候升学不是凭考试成绩，而是由中学领导和公社“革委会”审定推荐。我是初中毕业班副班长，两年半里各方表现良好，有的方面还很突出，应当具备上高中的资格。最终，我被剥夺了这个资格。在田地里开始做活的时候，满心窝的不服气。我没去找学校，也没去找公社“革委会”。没有胆量去询问，知道去了也没用。公社“革委会”在我们眼里就是天王爷，威严得不得了。思来想去，不让我上高中，无非两条：一是父亲在运动中挨过整，“有问题”，二是母亲家的“地主成份”（但母亲一出生就被人抱养走了），或是还因为我出风头凑热闹贴过学校负责人的“大字报”？好几年后，当年的中学领导人变为我的教书同事时，我并没有向他究问个中缘由。他都凤凰落了架，提起往事岂不尴尬？
三年半的“回乡知青”日子，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其中，有笑，有泪，有惶惑，有拼争------几十年后，几番提笔，几番踌躇，终没有留下什么文字。这一次，又浸入了对这一节岁月的回刍，心想，即便留下一些粗砺的文字也好，况且，不要一提起那段历史，便沉重如磐，心情可以柔软一些，文字亦可以轻松一些。于是，心境豁朗起来------

             大年初一起“战事”      果敢指挥成“司令”

1971年的春节如期到来。
大年初一，本是孩子们最开心的日子，不用干活之外，穿新衣新鞋，兜里揣着头天晚上大人给的压岁红包，想玩什么就玩什么，想怎么乐就怎么乐，即使稍微出点格，大人也不致于在这一天打人骂人。我从小生性好动，喜热闹，虽是初中毕业回村来，还正是好玩会玩的年龄。
那年的春节，村里除了大队例行公事叫几个人敲着锣鼓给烈军属拜年，就没有其他娱乐活动了。半大不小的孩子们按捺不住，成帮结伙地往五里之外的邻村——文坊村进发。且大家伙都涌荡着既紧张又期盼的一种心绪：今天“有戏”，“仗”是肯定有得打了！
文坊村与我们村山连山、水接水、田傍田，是个大村子，人口是我们村的两倍多。大公路从他们村里经过。两村历来联姻结亲的多，关系不错。可那些年里，不知怎的，两村的孩子们摩擦不断，主要表现在相互到对方村里看电影时，常常都遭过戏弄。比如，你正张大嘴巴盯着炮火纷飞的银幕，冷不防嘴里被人塞进了一把碳灰。人犯我，我犯人，摩擦升级，关系恶化。双方的“童子军”们隐伏下了一股气：等过年时，摆开阵势，较个高低。
所以，当我们这一群人来到文坊村时，看到公路桥边聚集了很多的少年。见我们来了，他们大喊：“黄沙坑鬼来了！”蜂拥围来，要对我们动手。也在桥头的文坊村的大人们喝住了他们“大过年的，你们想干什么？！”对方也就放过了我们。我们沿着公路往朋口方向行走了几华里后，折回头。不久，到了我们村的道口。这时候，只见大群的文坊村的“童子军”从我们的村路上涌出来。原来，在我们后边出村的伙伴们先前已与他们交上了火，他们人多势众，把我们村的人打回去了。我这一帮人数少，看到即将狭路相逢，短兵相接，有的同伴吓得脸都白了。我说，别害怕，你们赶快从另一条路撤，我留下来对付他们。
很快，我单枪匹马被对方一两百号人包围住了。我面无惧色，与他们舌战起来。几个回合下来，他们见抓不到我往日参与戏弄他们的把柄，领头的无奈地说，放他走吧。
我从容地往村里走去，一边还回头望着“敌方”。他们没走，在盯着我。这时，我们村被他们打回去的人马冲回来了。我一看，有兵马了，可以与他们大干一场了。遂大喊一声：“文坊鬼们，来吧！”接着指挥我们的队伍：“快，占领高地！”
我们冲上山坡的高处。山上，遍地是小石块，这就是我们战斗的“武器”。
不一会，对方把人马排成几列纵队，整齐有序，嘴里齐声高唱着当时流行的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气势汹汹向我方扑过来。那阵势，真有威武之师所向披靡的味道，一时把我们村的“童子军”们看得呆住了。
我知道，他们是想以人多势众先声夺人。我高喊“别怕他们，打！”手里的石块便飞出去了。我方居高临下，占有地利，小石头如雨点般飞向“敌阵”。对方整齐行进的队伍刹时乱了，他们散落开来，与我们对攻。“杀”声阵阵，“子弹”横飞。我们这边的一个“战士”弯腰捡石块时，被对方击中额头，鲜血流了出来。我们赶忙揭下火柴盒的药皮帮他贴上去止血，并让他回家时对大人说是走路跌倒碰伤的。
对方不占地利，渐渐支撑不住，继而败退而去。我们欢呼胜利，班师回村。“战友”们簇拥着我，自然地称我为“司令”了。这个“官衔”在人们的口头上延续多年。
下午，对方小部分人马来到我们的村口招惹，村头出来一些大人，把他们轰走了。
没曾想，次日，我们村的大队党支部书记“老妹仔”（男性），通知所有头天“参战”人员到大队部办学习班。
“老妹仔”是我们村资历颇深的老干部，文化不高威信高，处事干练，能写一手蛮漂亮的钢笔字，口才也好。在学习班上，他虎着脸，狠狠地大训了我们一通。他上钢上线，说我们破坏了两村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制造两村人民之间的矛盾，后果严重云云。他命令我们每人写一份深刻的检查，并宣布，全体“参战”者由他率领，择日前往文坊村致歉。我们听了，极为不服：这不是长他人威风，灭自己志气么？他们人多，是他们欺负我们，他们也得向我们道歉。
“老妹仔”横眉一瞪：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我们先致歉，不是丢人的事！
他要我执笔起草致歉信。我只得憋气遵命。
几日后，“老妹仔”率领着我们这一群，敲锣打鼓，来到文坊村大队部。这件事轰动了文坊村，大队部里挤满了围观的人。我站在大厅里，朗读着抄写在大红纸上的致歉信。两个村的党支书先后讲了话，强调两村人民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团结友好，共同抓革命，促生产。
我们这支“童子军”灰溜溜回村。好久，我的心里都不痛快。我不理解“老妹仔”的这一有损本村体面的举动。多年之后，我理解他了，甚至钦佩他，敬佩他的胸襟，他的眼光。
开始有些紧张的两个大队村民之间的关系，自那次后，友好依旧。相互间婚嫁愈密，亲戚日多，相安无事至今。
当然，对于那场“战事”的缘起，让我寻思良久。是人类“好斗”本性使然？是“文革”
武斗风潮影响？还是由当时文化生活的贫乏枯燥引发？
    此后几年的大年初一，我和另外几位“回乡知青”在村里组织举行乒乓球比赛、文艺宣传演出，男女老少都没有往村外跑的。

                  一坨肥肉惹众怒    一月出工“卅七”天

“回乡知青”，就是回乡当农民。当时的我，已经认命了。当农民就当农民吧，天底下这么多人是农民，只要肯卖力，饭总是有吃的，不致于饿死。我系上了黑围裙，戴起了竹斗笠，俨然一介地道的农民，扛着锄头下了地。
当时的农村是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核算。我们这个一千来人的大队，分成四个排（学解放军建制，实际就是生产队），大集体，大呼隆。生产劳动像机关上下班，按时出工、收工，中午也实行午休。规范整一，热热闹闹，却是低工效，低价值（一个全劳力一天的工分值仅四五毛钱）。
白天，我随着出工的哨音，下田插秧、耘田、割禾、打谷------ 晚上，参加生产队里的政治夜校学习。学习的内容是读报纸，下放干部讲话，排长（队长）布置生产任务等。常常干部还在训话，靠墙的板凳条上鼾声爆响。次日凌晨，当星星还闪烁在天空，我和年轻力壮的社员们就起来了，挑上一担百来斤的木柴，吭哧吭哧地越过凹头山，去卖给五六华里外的供销社（每百斤0、45元，这是我们当时主要的副业收入，买油盐酱醋等的零用钱皆出自此间），而后再从供销社挑回两包化肥（一般为100 斤），加赚了几个工分。供销社那个老革命、“歪嘴主任”亲自掌称收购我们的木柴，他歪裂着嘴巴，指着我们的柴夹说：“那个，那个大筒的不要！”
我十六七岁的矮小身板，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压上了沉重的担子。也怪，不久后，我竟然能肩挑120斤左右的稻谷奔走在崎岖狭小的山道上。天天也在生产队里劳动的母亲对此感到惊讶，但我看出了她眼神里的酸楚。我猜想，她心里在说，儿呀，要不是命不好，你这时候是坐在高中的课堂里呀。
那几年，农村的水稻秧苗要求一律搞卷秧。搞卷秧是非常费时费工也费钱的。开始时还弄温室卷秧，需搭包塑棚屋，打桩竖架，里头用厚松板隔层，在板上铺塑料薄膜，在膜上摊上潭泥，再撒上稻种。要烧火加温，派人值夜。不仅操作累人，产秧又慢又少。后改为在田地里拉畦育卷秧，效率就好多了。但弄这种卷秧还是重体力活，主要是需担来潭泥作底肥。那年春，我天天做卷秧的活，没有休息日。有一天，实在烦了，便赖在家里，想看点书，放松放松。没多久，下放干部老江找到家里，说，小黄，人手紧，你还是坚持坚持吧。老江是实在人，他天天也和我们一样，一身汗，两腿泥。没法子，我只得跟着他去上工了。
那时候，以粮为纲，要求许多的稻田种两季，这样，夏收夏种时的农活就显得分外紧了。为了抢在立秋前插下晚稻，只好加班加点。加一个早班，算两成的工分；加一个晚班，算半天的工分。加晚班，一般是在放干了水的稻田里割稻，烧着松光火照明，有时还点起开会或演戏时才用的汽灯。累归累，一些俏皮的社员边舞着镰刀边说着带荤的趣事，说到撩人处，田野里扬起了一串嘻笑声。1971年的夏收夏种结束后，我看了记工本，乖乖，连加班加点的折算累计下来，一个月竟出工37天！
干得人困马乏，最可叹肚子里没油水。那年头，老百姓养的猪，都只能卖给供销社，所谓保障“支前”，而后供销社返还一些“肉票”，让你平时买些肥肉当油炒菜。所以，吃肉成了稀罕事。有些节日，大队会经批准杀上一两头猪，每户分一斤半斤的，便让全村老少欢天喜地了。人越没有油水，就越能吃，越想吃。所以，那时的农村时兴“打平伙”，即是凑钱打牙祭。“打平伙”杀狗，是很高档的，难得有。一般是弄些菜油，炸油糕（我们那里叫灯盏糕），或打糍粑，最低层次是焖糯米饭。
1972年“双抢”的时候，有一天生产队又安排加晚班，这一天，不知怎么弄到了一些猪肉，由于有一定的肉量，便决定烧制大块的肥肉（我们那儿称“炆盆”），让大家伙解解谗，高兴高兴。消息传出，欢声雷动，鼓舞人心，在田头的男男女女干劲冲天，边干活边遐想着肉香，涎水在喉头翻滚着。
这一天，集体吃晚饭。待等大块“炆盆”端上桌，定神看去，那肉做得黄灿灿，油亮亮，香气直入鼻孔。肉已由大块分切成约近一两重的小块，宣布每人只有一块。众人蜂拥而上，取肉入口。一阵忙乱之后，肉盆里已空空如也，有人大呼他没分到肉。事先点好了人头的，不多不少，每人一块，怎么就少了？肯定是有人趁乱打劫，多占多吃了。便开始追查。这位多夹走了一坨肥肉的社员很快就被锁定了。肉已下肚，掏回来已不可能。只得作罢。但，这位社员好长时间背后被人指点耻笑。
当时，我也曾侧目于他。过后想，何必苛求于人，你自己不也想多吃一块吗？
如今，在饭桌上要人吃大块肥肉，常常是一种善意的惩罚。

              一月工资二十元      一朝转身跳“农门”

   当“回乡知青”的日子里，我白天脸朝黄土背朝天，晚间，除了参加生产队政治夜校学习，基干民兵开会、值夜班守卫大队部，还要参加大队文艺宣传队的排练、演出，有好长一段时间，还担任夜校扫盲班的教员。按说，夜以继日，劳作未免过重，可那时候年轻，精力充足，没觉得不堪其累，反而从中收获不少快乐，冲淡了白日的疲倦。文艺队里大多是年轻男女，说说唱唱，蹦蹦跳跳，相互间有点意思的，眉目传情，瞅空子碰碰手，说些悄悄话。我能编能演，能唱能奏，自然是队里的重要角色，是女孩子们钦羡的人物。
上夜校的，大抵是20左右的女子，虽是吃的粗粮，可粗粮养人，她们一般都发育良好，体格健壮；文化虽少，情窦自开。我的初恋，就在如此的氛围里萌生。对方勤劳且能干，淳朴而活跃，有一股炙人的青春气息。由于诸种原因，这段恋情朦朦胧胧，恍恍惚惚，扑朔迷离，最后无果而终，只留下一段青涩酸甜的记忆。
在我度过整整两年半的农民生活后，命运似乎有了转机。1973年秋，大队小学里教一年级的华玉老师，又生孩子了，学校让我去代她的课。刚代了一星期的课，突然接到公社学区的电话，要我去县城参加为期一个月的民办教师培训班。这不啻云开日出，喜从天降，就是说，我要洗脚穿鞋，当上一名民办教师了。在当时，这样的美事，是许多下乡、回乡知青可望而不可即的。
参加县里培训班的，几乎全是回乡、下乡知青。在班上，重温了几乎忘却了的汉语拼音，初知了何谓主语、谓语、宾语，观摩了城里的教师如何上课。回到村里后，我就成了大队小学的民办教师，任二年级班主任。每月工资20元。20元，今天是一包香烟或是一盘小炒的价值，在那时，超过了我在大田里出满勤的工值，而且免除了赤足弯腰、风吹雨淋，让一些人嫉妒得咬牙了。
小学连幼儿班共有七八个老师，大家相处得很好。校长（我们称他“黄组长”，盖因当时为“贫管组”领导学校，校长任副组长）上了一点年纪，温文敦厚，会关心人，很得大家拥戴。其时，我们这个小学是全国勤工俭学典范，学校种茶、养鱼、种茯苓等，靠师生自己的劳动收入，实行免费入学。因此，劳动课特多，老师既要教学，又要领着学生上山下地，负担是够重的了，然，大家都坚持下来，还得经常组织学生敲锣打鼓，挥舞花束，愉快地欢迎着前来参观取经的各地师生。我时常作为学校的代表，对着来参观的人们或去学区作以“批林批孔”等为内容的发言。
1974年夏季到来的时候，我的命运又一次面临重要的转机。一年一度的工农兵上大、中专院校的推荐工作又开始了。那些年，按规定，凡下乡、回乡两年以上的知青，都有资格进入推选的范畴。所以，头一年我就具备了资格，且做了一些准备，但没能成事。
我们村，下乡来的知青有两拨，共计近20人，一拨来自莆田地区，另一拨来自本县城区，两拨人数基本相等。回乡的极少，就三几个。几年后，下乡知青被招工走了几个，剩下的学历最高的是一个来自本县城区的。他是老三届高中毕业生，年龄较大。1973年，他想得到推荐的愿望相当强烈，为了达到目的，他努力接近公社派来的有实权的下队干部，帮他处理生活琐事，一起吃饭等等。见此情形，我主动退出了竞争。他顺利地于当年被推荐走了，上了师范。时过一年，最具有竞争力的应该算我。论表现，论才能，公认我最突出。如此，我当仁不让地开始行动。
当时的推荐首先要过“贫下中农”这一关，要得到他们对你的表现的认可。填好推荐表后，我到自己所属的生产队，挨家挨户请乡亲们盖上他们的私章。每戳上一个红红的印章，我就真挚地说上一声：“多谢了！”（我毕生记得乡亲们那一次给予我的恩惠，记得那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印章。几十年了，如今我在外混得有点小名气，但我回村时，遇上乡亲们，总是恭恭敬敬地点头问好，身上有烟时，递上一支。）
比较难过的关口是大队这一关。这里有房族之争、同情下乡知青等因素的影响。名额只有一个。所以，在大队的推荐会议上，开始有两种意见。最终，幸运之神垂顾了我。我被推荐到了公社。我衷心感激全体参加这个会议的人们，包括我们小学那个心地和善的“黄组长”。
我在公社里没有很铁的熟人，只好听天由命了。所幸。这一关顺利过去了。
暑假到来的时候，我和所有被推荐的知青集中到县城，统一参加考试。由于受头一年张铁生交“白卷”事件的影响，所谓考试是象征性的。先是分组“面试”，考官提一些问题与考生交谈，出几个数理化小题目让考生做一做。考生水平参差不齐，出的洋相可是不少。而后是全体都写一篇批判文章，内容主要是“批林批孔”，可以带参考资料进考场。于是，我借了一本《红旗》杂志，在考室里狠抄了一通，交了一篇批“克己复礼”的文章。
回到村里后，正是夏收夏种的紧张时刻，我回去生产队里参加劳动。那一段日子，我的心情是紧张而复杂的。期待着命运的转折，也作着失望的心理准备。难熬的等待终于过去。公社在圩场上贴出当年大中专院校的录取红榜，我有幸“金榜题名”。
当初报志愿时，小学的老师们鼓动我，你文科不错，报师大中文系吧。我思衬后，自知一不是党员，二在公社、县里没有靠山，还是实际一点，能跳出“农门”，通过上师范而使自己成为正式教师，端上铁饭碗，就谢天谢地了。所以，填写时，第一志愿：龙岩师范；第二志愿，还是龙岩师范！
接到录取通知书，要出门去上学了，按理，该摆上几桌酒席，感谢一番，庆贺一番，但那时家里寒酸，实在拿不出什么好东西，也就作罢。至今，我为此而内疚（“黄组长”几年后病逝了，让我时常想起，总希望有机会到他坟前烧上一炷香）。
走的那天，大队的手扶拖拉机送我到20里外的朋口汽车站搭车。几个从小一起玩耍，后来经常一道做农事的伙伴，坐上拖拉机为我送行。其中，有其德、昌发。路上，我们一脸依依别离的神色。
当我坐的大客车驶离车站出口时，车站里有人“哇哇”大哭。我听出来，那是昌发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