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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起源的真相
现在,许多客家人对自己的历史其实十分无知,以至于人云亦云,编造了一大堆论文证论文、传说证传说的所谓客家史,而这些客家史之间又互相矛盾、互相排斥,十分滑稽。结果,一经查核,却难觅实证。
鉴于此乱象,为了澄清真相,特提供我们八十年代民居调查时整理的客家朔源的实证,以餐客家人后裔及所有关心客家历史的读者。
客家作为汉族中的一个民系,有着独特的语言和民俗习惯。我们从客家的习性和客家的传说得知,他们是从外地迁徙过来的。
那么他们到底是从哪里来、什么时候来的呢?
我从历史文献和独特的客家住宅——土楼入手,寻找最早的客家居住地。
经过大量的筛选排查,发现年代最久远的客家土楼群在福建永定、龙岩、上杭(大量南宋、元初土楼)。年代最久远的客家土楼单体是馥馨楼,位于永定县湖雷镇下寨村,建于公元769年(唐代宗年间),至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馥馨楼占地1275.76 平方米,高四层,墙身通体以生土夯成。四周有四米宽的护楼壕沟,门前设有吊桥通行,其底墙生土掺拌有石灰、红糖,十分坚固。该楼没有石基,这是沿袭了中原先祖的建筑技术和建筑形式,印证了永定土楼与黄河流域传统民居的渊源关系。
从土楼的始建年份和县志记载我们可以了解到客家南迁时间是:
始于安史之乱(755~762年)
继以黄巢起义(875年~884年),
初高潮于辽夏金蒙南侵(907年~1234年)
后续零星移民延续至清初。
从客家习惯聚族而迁,整族不散的特点,不符合长途迁徙的特征,得知其原居住地离福建永定、龙岩、上杭一带不会太远。
我们顺着客家传说中的客家祖地——福建三明宁化石壁,沿武夷山北行,到达武夷山北端西侧的抚州地区,发现此地的语言、风俗与客家有着不容置疑的传承关系。比如:抚州话是典型的客家话的活化石,抚州南丰的“祭祖元宵菜”与客家“大盆菜”如同出一辙。而在客家族谱对中发现大量宁化、上杭的族谱皆有曾经居住临川的记载,而临川恰恰就是抚州的古称,同时也发现当地存在大量以“黎”命名的地名,如:黎墟、黎川、黎滩河……等。与客家的山西情结暗合(山西情结实际上是九黎情结。当年古夏兼并九黎时,九黎的核心部落迁入山西的长治盆地,建立黎国,散落在各地的九黎部落皆以山西的黎国为郡望。后来黎国延续到周初,为周武王灭)。因此基本认定客家的原住地在古临川(抚州),是从唐代安史之乱后陆续迁来的。
那么客家在古临川时又是什么人呢?我们打开史籍不难找到有关古临川居民的记录。此地唐以前居住的是两晋南朝时入汉籍的山越人。
东晋时,山越人曾随豫章的“牛车皇帝”黄韬作乱,被讨伐。
再早,三国时,孙权曾命贺齐“镇抚山越,讨不从命”,“诛其为恶,余皆降服,拣其精健为兵,次充为县户”。
而山越人的前身可上朔自干越,
干越国的统治中心在赣东北的余干一带。汉时的余干县大体包括今余干、贵溪、余江、弋阳、横峰、上饶、德兴县的大部,以及铅山、玉山、金溪、东乡的一部分地区。它的行政治所设在今余干县境内。古临川地处干越国南缘。
而干越国之前又可上朔至古木于国
古木于国(距今约3500年,商末周初)遗址的范围从抚州广昌县赤水镇一直延伸到今昌北地域。
木于国之“木于”者,目于也,即[盱]也,今抚州广昌、南丰、南城三县的主要河系盱江(今称吁江,字虽同音,讹也)。
[ 盱 ] 殷商时部落名,九黎遗裔,处于殷商王朝东南繁华贸易之地,与淮夷近邻。约在城父。
城父位于亳州市谯城区东南边陲,距城区约33公里,南依漳河,北偎涡水,城父古称夷,又称城父寨。春秋为陈国夷邑,楚灭陈后,夷沦为楚地。
自淮河流域迁往南方的不独[ 盱 ] 部落
江西九功山南麓曾出土徐王墓、舒墓,显示淮夷群舒有部分在周朝初年迁徙入彭蠡泽(鄱阳湖)南的江南丘陵。
江西武功山一带存在“我”发[ guoi ]的方言,疑似九黎遗裔,
由于汉语中的第一人称发音有明显的地域特点,我通过这个特点可以对客家话进行以下语音印证:
陕北、山西、河南北部的“我”发[ nge ] 或[ e ] (夏之伏羲部、轩辕部)
河洛的“我”发[ ngo ](夏之神农部)
古九黎的“我”发[ ngoi ](古在太行山东麓及中原,今在赣西武功山一带)
古东夷的“我”发[ ngan ]或[ an ]
客家话的“我”发[ ngai ] 或[ ai ]
介于古九黎和古东夷之间,应为居住在古九黎和古东夷接壤地区的部落。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客家——[ 盱 ] 部落来自黎夷交界的城父。
至此大家应该清楚了,客家最早乃九黎部落 [ 盱 ] ,商末周初[ 盱 ]南迁建国,后演变为干越,干越国为汉灭,遂隐于深山(实际是退回木于国故地及其周边地区),成“深林远薮、椎髻鸟语之人”(史籍语),被称为山越。唐以后再次南迁,南迁后念念不忘中原情结、九黎情结。与南方原住民格格不入,被原住民称为“客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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