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只飞不出玻璃瓶的苍蝇” ——广东五华县农村代课教师生存图景

锋笑

“我是一只飞不出玻璃瓶的苍蝇” ——广东五华县农村代课教师生存图景
  来源： 南方农村报    作者： □本报记者 付伟 李秀林
本文连接：http://nfncb.cn/newsdetail.aspx?newsId=4684
编者按：
在南粤大地上，行走着这样一群人：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三尺讲台是他们洒汗的田地，一支粉笔是他们耕作的铧犁。每月几百块钱的微薄收入，改变不了他们的贫困和无助；孩子们天真的笑脸，是对他们最高的奖赏和补偿。他们，就是广东代课教师——一个52000人的庞大群体，一个游走于农民与教师双重身份之间的尴尬阶层。
    代课教师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必将退出历史舞台。然而，在富可敌国的广东，代课教师仍以一种“畸形”的生存状态担负着传承知识、为国育才的重任。
    9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教师待遇和代课教师问题的汇报。他要求珠三角地区用1年时间、经济欠发达地区用2年时间，通过招录、培训、转岗、辞退等方式，积极稳妥地解决代课教师问题。
    无疑，这是一个正确的开始！然而，除了政府的责任心，他们还需要社会的关注。
    作为一家长期关注代课教师问题的农村媒体，《南方农村报》一直在忠实地记录他们的命运点滴；此外，本报也有责任继续以自己的观察、思考和吁求，助推代课教师问题的解决。
    本报将力求以一线视角、一手材料，为您描绘代课教师生存的原生态图景，讲述他们的悲喜人生，他们的美丽梦想，他们的痛苦求索；我们还要剖析各地政府为代课教师寻找出路中的得与失，以期发现这一问题的症结所在及治本之策。
    代课教师问题只是制约农村教育发展的其中一个瓶颈，其他学校硬件和软件的发展同样重要。在义务教育进入免费时代后，政府的资金流向成了左右农村中小学发展面貌的唯一决定性力量。同时，在教育投资主体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这些“弱势学校”如何能在有限教育资源的配置中获得足够的生存养料，也将是本报关心的话题。
    汪洋书记主政重庆期间，这个西部的直辖市干净利落地解决了代课教师问题。在经济更为发达的广东，这场代课教师的攻坚战能否如期奏响凯歌？让我们拭目以待。
    明天是第24个教师节，我们期待第25个教师节时，广东的代课教师已经从总体上脱离了目前的窘境，而我省的农村教育发展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高度。

本报记者：付伟  李秀林

125万人口，90.4%的山区、丘陵面积，人们常常喜欢在五华的前面冠以“山区大县”的称呼。同时，五华也拥有梅州最庞大的代课教师群体。这是让当地领导怎么也轻松不起来的一项数据。2008年暑假之前，这个数字超过2000人。在梅州，平均每3个代课教师中，就有2个居住在五华连绵叠嶂的山岭之间。
跨不过的门槛
舍不下的学生
    “有人说代课教师就像玻璃瓶里的苍蝇，总能看见光明，却怎么也飞不出去。”
    9月3日，从五华县城出发，在经历近3小时的路途颠簸后，记者钻进了五华、紫金两县交界的大山里。山脚下，藏着一个不起眼的学校——天意小学。180个孩子，9位老师，一栋二层教学楼，安静的生活在这里周而复始。
    朱登科是该校4位代课教师中唯一的男性。
    这个中年汉子，面庞黝黑，发式整齐，洁白的衬衫和手中尚未擦掉的粉笔灰，让人想起了“为人师表”四个字。
    “他的各种获奖证书叠起来有半个课桌那么高，学生可喜欢他了。”旁边的陈校长一边不停地比划，一边兴高采烈地介绍着朱老师的骄人业绩。
    朱登科的脸上泛过一丝微红，眼中默默含笑。
    1994年，朱登科来到天意小学做代课教师。那时，他已经是一个3岁孩子的父亲。“15年后，孩子成人了，自己还在代课。”朱登科说，这个结果是他不曾想到的。
    而决定朱登科命运的，只是一串数字——“93327”。
    1993年3月27日，一个普通的星期六。对代课教师来说，却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冰火两重天由此分界。“凡这天前进入代课教师队伍的，大多可以通过转正考试成为公办老师”。就是这个简单的划分，使朱登科与公办身份失之交臂。
    直到2005年，转正考试再现五华，希望在朱登科的心中重新燃起。从几十块钱的教材，到上百元的报名费，他没有一丝心疼，但他最终还是未能摘下这个  “金苹果”。在1000多名考生中，他名列第28位，距前20名只有咫尺，但离公办身份却相隔天涯。
    2006年，正当朱登科重整旗鼓，准备向转正考试发起冲击时，结发妻子突患子宫肌瘤，花去1万多元手术费。家中变故让他心慌意乱，考试再次折戟沉沙。
    此后两年的转正考试，朱登科都没参加。“太难了，觉得没希望”。
    不过，现在朱登科最发愁的不是转正，而是两个儿子的学费。考上嘉应学院的大儿子，今年至少要从这个家里带走七八千块钱，小儿子读高中，一年下来也要五六千；但凭他每月500元的代课费，一年不吃不喝也只能攒下六千块。“没办法，只能借。”朱登科坦言，对于借钱，他已经麻木了。
    学校为他安排了一份为中午留校学生做饭的工作，每月能为他增加120元的收入。
    朱登科说自己也想过要出外打工，但80多岁的高堂老母和体弱多病的妻子让他寸步难行。“学生都很听话，我舍不得离开。跟他们在一起时间长了，觉得自己都年轻了”。
    “有人说代课教师就像玻璃瓶里的苍蝇，总能看见光明，却怎么也飞不出去。”朱登科如此解嘲，“而我，就是最倒霉的那一只。”
    现在，他只盼着大儿子能早点毕业，早点工作。“希望还在四年后。”朱登科苦笑道。
代课教师“超编”
办公经费被扣
    没有编制身份的代课老师，竟被认作“超编”，原来教育部门是盯上了“超编费”
    记者来到天意小学时，陈校长正拿着教材准备去给六年级上数学课。在这里，包括校长、教导主任在内，每个老师都要担任不同年级至少5门以上的课程，周课时数均在25节以上。
    然而，师资如此紧张的天意小学却是一所“超编”学校。
    陈校长告诉记者，学校现有学生180多人，按照1：29的师生比，天意小学核定教师编制6.4人。含学前班在内，学校现有7个教学班，即使全部采取包班制(一个教师包下该班所有的课程)，也至少需要7个人。“怎么算，都要超编”。这个学期，加上4个代课教师，天意小学实有9人任教，被认定超编2.6人。
    没有编制身份的代课老师，竟被认作“超编”，原来教育部门是盯上了“超编费”。
    按照五华县的规定，凡超出核定编制的学校，需按照每人每月500元的标准交纳“超编费”，并从学校办公经费中直接扣除。如此一来，这个学期，天意小学8300元多元的办公经费就要被“超编费”生生“吃掉”7800元，基本所剩无几。“还好，没有被扣到负数。”陈校长这样自我安慰。
    随着学生人数逐年递减，陈校长表示有可能会采用复式教学(两个年级在同一间教室由同一个老师上课)，以节省师资。
    对此，梅州市教育局回应，核定教师编制的师生比应为1：21.5，而非陈校长所说的1：29。“代课老师一律不进编，收取所谓‘超编费’更是无稽之谈！”该局人事科徐科长的回答斩钉截铁。
    几乎被“榨干”的办公经费，使天意小学在添置教学设施上有心无力。唯一的一台捐赠电脑陈列在校长办公室里，信息技术课只不过是填在课程表里应付检查而已；科学课上只能完成最简单的自然实验；几乎空空如也的体育器材室里，甚至连一张破旧的海绵垫都找不到；因为没有一个老师会做，这里的孩子们居然从未见过什么是广播体操。
    这个镇的全部38所小学中，除了3、4所中心小学条件较好外，大家都是同命相连。除了粉笔、备课本等最基本的教学用品之外，“现在什么也不敢买，什么也买不起，更不用提发福利了”。
    “所有的代课老师都是因为喜欢这份职业，喜欢孩子们，才留下来的。”这是记者听到陈校长说得最有底气的一句话。(以上学校、教师均为化名)
■链接
部分地区代课教师月薪一览
化州：300元    电白：300元。
茂南：350元    河源：500元
梅县：600元   大埔：420-450元
兴宁：450-550元 丰顺：360-450元
揭阳：300元

韩江不肖生

应该取消代课教师，全部是正式，教师人数可以减少，全部实行国家考试，每年一考，改过了一年后转正成正式教师。全体教师同工同酬。几年内考不过或者不适合当教师的淘汰出教师队伍。

30000

70年代末，我爸也当过一年的老师。估计也是代课的吧？不知怎么回事不干了。

像硝芳、龙村那样的偏远山区，一般的公办老师是不想去干的，所以那些地方的老师多数是代课的。

代课起码也比打工强呀，在外打工千儿八百的，但消费也高，一年下来也存不了几个钱。在家做代课老师，领点四五百块的工资，加上一点学生的杂费，只要不被校长独吞了，还是能分到一点的。有条件的还可以私自给学生补一下课，赚点零花钱。课余时间耕下田，种下菜。一个月就只管电费，能省就省吧。其实日子还是可以过得下去的嘛。 你以为那些老师真的是那么笨呀？而且他们还有机会“转正”，一转正，就是公办老师，吃国家粮，以后就不得了啦。

先可怜一下自已吧，打工仔。

竹海聽聲

近乎悲壮的山区农村教育，就是这样经历了腾飞的三十年改革开放，汪洋书记深感血淋淋，却一不小心又宰多了一刀。

对教育很受伤的不单单是代课教师，也包括县级以下的政府。很久以来为义务教育买单的大头是乡一级政府，拖垮了乡政府后，终于改为以县级政府买大头。然而在“分税制”财政体系下国家拿走了税收的一半，省、地级市拿走了半半，县乡级只能拿到剩下的20%左右的税收，对于像五华这样的山区贫困县，即便是举县办教育，也只能刚好喂饱饭而已。

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一方面缺编，另一方面又有如此之多的代课教师，还不是替县政府省点钱吗！

对政府而言，教育已经成了吸干血液的恶性肿瘤，而对人民而言，政府又是在杀鸡取蛋、涸泽而渔。

而今如果省政府坚决清退代课教师，而在经济上没有实际行动，那么县级政府即便不用支付清退代课教师的费用，日后支撑庞大的教育支出，也足够令其崩溃，而最终遭殃的，依旧是教育；受伤的，还是百姓。

以山区为主的客家地区，正是这场正在进行的清退代课教师之战的主战场，是福，还是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