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元亨教授回炎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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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华南理工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珠江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客家文化研究所所长谭元亨先生，回到湖南省炎陵县。谭元亨教授曾于1969年下放到这里，先后在河西、石洲、十都人民公社插队，并在这里写下了著名的小说《新老师》，后被改编为湘剧《园丁之歌》，为此走上一条坎坷之路。谭元亨教授这次回来参观了炎帝陵、神农谷，并走访了曾经插队的农户，圆了多年的心愿。

JGSR

故地重游应感慨良多！
想当年有在沔渡果品厂有好多湘潭下乡知识青年，也回炎陵，游炎帝陵，湘山寺，桃源洞

夏荷

选自：
谭元亨在《客家魂》的自序
“高举骨头”:史识与诗情
……
他们流浪，他们寻觅，他们追求，他们义无反顾地献身，谱写了我们民族一曲又一曲文明与愚昧相搏击的悲歌，他们深信自己的理想境界是可以达到的，哪怕在万里长旋的征途上，铺满了玉柯、南飞、纯之、双渔，及至元戎、余恬、萱龄们的尸骨。
把祖上的尸骨洗净，背在业已佝偻的背上，再一次远征。
人们将永远记住，我们的总书记、那位伟大的共产主义者胡耀邦，在当年面对 "四人帮"的淫威发自肺腑叫出的口号:
――高举骨头!
因为他是客家人，也只有客家人，才会叫出这样的口号。
只有客家人，才能深深品味这个口号中历史的悲凉以及人格的意蕴。
洗骨迁葬，有谁道得尽客家人这一传统仪式中所寄寓的意义呢？同样，又有谁道得尽胡耀邦“高举骨头”对这一仪式所赋予的历史与时代的深意呢？
小时候，我作为湘潭最优秀的少先队员，曾给当时担任地委书记的耀邦同志献过红领巾，这童年的一幕是永远难以忘怀的。那是一条绸子做的红领巾，个子小，怎么也不能为这位团中央书记系好，而他己经把头弯得够久的了，却仍不住地宽慰我：莫急，会系好的……
其时，我并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他是因为“右倾”而被贬至湘潭的。后来，我这 “最优秀”的却成了“文革”中被地市革委会成立时惟一点名的“最反动”的右派学生，押送到了酃县当知青，也就是客家人聚居的炎帝陵之侧的河西公社――那时还是湘潭地区的范围，因此，后来炎帝陵的碑文，又是耀邦同志所写。正是在那里，我动笔写了一部关于教育的长篇《山花烂漫》。而后的一切，国人们也就皆知了，由此改编的湘剧让我成了剧团的编剧，却又遭到全国上下的口诛笔伐而打下十八层地狱……三中全会后，周扬同志亲自过问，自然也惊动了秘书长胡耀邦同志，我才走出了冤狱。
不说后来的官司了……提笔写此文时，正是4月15日，我悚地一惊，是耀邦同志7周年的忌辰。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在纪念他?他身后的寂寞绝非正常，在这里我只想说的是，正是在他猝然辞世后那些个默淡的日子里，已打了十年腹稿、甚至已写出了部分章节的《客家魂》竟呼之欲出。几天之内，我完成了四万来字的全书的大纲，一百四十万字的构想就此成型了。是怎样一种哀思催生了这部巨著？全书一开始，主人公元戎也就在那里洗骨迁葬，“高举骨头”了。
可以说，耀邦同志那种嫉恶如仇的品格，哀悯众生的温情，以及好冲动、敢作敢为的个性，集中体现了作为整体客家人这个民系的性格，一千年也无法改变。
当一切都被剥夺之后，我们仍能“高举骨头”―― 千年之后，对于中国人又该是怎样的一个寓言？！
原谅我没有在这部苦苦追寻史诗品格的作品中写到我这位人生的引路人，虽然它几乎把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中诸多叱诧风云的人物都写到或提及了。我只能在这序言中给他加上这么一笔，但愿他是这个世纪悲剧的最后注脚――当然，在这部长篇小说中没有出现的他，却是真正的主人公。
在不应有的身后寂寞中，谨以这部无声的著作来表示我无尽的怀念。
欲哭无泪。
……

[ 本帖最后由 夏荷 于 2008-8-29 20:20 编辑 ]

夏荷

老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历届政治运动中受冲击，例子太多太多，但象谭元亨老师这样的年纪，却也因一出戏令人生起伏，感慨万分，只愿这样的事不要再发生了。

谭元亨忆当年：人生起伏　尽在一出戏
（来源：南方都市报）　
　　因为一部戏，他告别知青生涯，四处巡回报告，他写作的小说在全国发行300万册，一时风光无限；同样因为这部戏，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关进监狱。
　　回忆起一次次戏剧性的起落，作家谭元亨说当初写小说只为了尽快回城。
　　 　　
●写小说为的是回城　1973年告别知青生涯进城当编剧
　　我还算幸运啦(笑)。
　　因为写了那部《新教师》，在农村当了四年知青就被招工回城了。那是1973年吧，当时我很红。
　　有多红呢？四处做报告，鲜花、掌声，被树成典型……这些就不说了。那时对知青而言，最风光的事莫过于——回城。
　　我是1968年到湖南湘潭炎陵县当知青的。我是广东人，父母都是工程师，上世纪60年代他们从广州到湖南支持内地工业，我们一家都迁到湖南。因为“文革”刚开始时帮老干部写过申诉信，知青们被敲锣打鼓送下乡时，我还被关在学校察看，后来被工宣队单独送下乡时，戴着白花挂着黑布，很惨淡。
　　刚到农村那会儿，知青们的命运都一样，所以彼此之间的关系很和谐。但从1971年招工回城开始，知青内部分化就很厉害。
　　那些家庭出身好的知青，或者当干部，或者进工厂，都纷纷想办法“跳出了农门”。而我呢，父母是知识分子，祖上又是广州十三行的后代，在当时就是“臭老九”。招工啊、当工农兵学员这样的好事是轮不到我的。可我不能一辈子留在农村吧，只能想别的办法了。
　　说实话，我写那部戏，也就是为了回城。
　　当时我已经在湖南湘潭的农村当了整整4年知青。因为以前就喜欢写点东西，也小有名气了，在农村的大部分时间，我以知青的身份在农村学校代课。
　　1971年，因为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文革”风向向右转，教师的待遇地位有所提升，学校也开始注重抓教学质量。看着政治上的变化，我萌生了创作的灵感，拿起笔创作了小说《山花烂漫》，写了几位新教师如何用新的教学方法指导学生，小说中也有了“这也怕，那也怕，就不怕工农子女没文化”这样的话。
　　当时想，就试一试吧，说不定能成。没想到，还真成了(低下头来无奈地笑了笑)。
　　后来《山花烂漫》里的相关情节被改成了剧本《新教师》，内容很简单，就是一部歌颂教师辛勤劳动的小戏。说的是两位新教师在教育孩子的方法上发生了分歧，女主人公采用了启发式方法解决了教学难题。因为迎合了“批林整风”的政治潮流，剧本受到组织上表扬，随即被专业剧组改编为专业剧本。1972年底省里调演，刚好在湘潭市汇演，还拿了个第一。
　　我的运气就像跳龙门，因改编者说起我是原着者，1973年湘潭京剧团招工，我被招去当了剧团编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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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荷

　　●只风光一年　江青列出《园丁之歌》三大罪状
　　在剧团里的工作，就是跟着老编剧写些剧本，一个月工资有30多块，当时大学毕业的也才拿40多块的工资呢！比起呆在农村当知青，我已经是心满意足了。
　　刚才我不是说了嘛，1973年的时候，我很红，不仅自己招工回城了，剧本被搬上舞台四处演出，在湘潭我成了榜样式的人物，到各个乡镇巡回作报告，大家都很羡慕我。
　　谁知，才风光了一年多就倒霉了。
　　政治风向又变了！《新教师》经过一些老编剧的修改，被拍为电影《园丁之歌》推荐到北京。没想到，江青当时就对这出戏提出了三大罪状：教师怎幺是园丁，教师就是“臭老九”，党才是园丁。再一个，戏里的一句台词“没有文化怎能承担革命的重担”，老红军里大字不识的多的是，你这样说就是反对老革命；最后一条罪状就是，你写教师这样对学生，就是“管卡压”学生。
　　总之，按照江青的说法，歌颂老师就是歌颂“臭老九”，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唱反调，是一部反动戏剧。
　　三条罪状就足以把我打倒，当年我就被关进农场劳动改造。在当时高压的政治环境下，我只有认命。
　　其实湘潭市的市委书记还是支持我的，他曾经对我说，觉得这出戏没问题，但是上面压下来，实在无能为力。本来我的罪名是足够被关进监狱的，因为书记的理解，才被送去农场。可惜这位市委书记不久竟死于非命。
　　
●毛泽东鼓掌　重拿笔杆，作品印了300万册
　　在农场过了大半年的劳改生活后，政治风向又变了。邓小平复出了。湖南省委又传出消息说毛泽东在长沙看了这出小戏还鼓了掌，言下之意就是：“这部戏没什幺问题啊，不错！”
　　一句话，我又幸运地被放出来了。
　　重新回到剧团，拿起笔杆子，我又开始激情万丈。当年就创作了长篇小说《鼓角相闻》，都是对知青运动歌功颂德的内容，现在看来太理想主义了，但在当时却很受欢迎。
　　这本小说与《分界线》、《剑河浪》等书一起，作为当年第一批的知青小说推出，在八个省陆续翻印了将近300万册。300万册啊，你说在今天，有哪本小说可以印这幺多？300万册的印数，在今天我可是要发大财了，不过当时出版社也给了我800块补助，在1975年也算是一个天文数字了。
　　因为《鼓角相闻》，我又红得不得了。那时随便到哪个书店，这本书都被放在最显眼的地方，一排排的。到哪里演讲，都有读者拿着书过来找我签名，连我的弟弟，都沾了我的光被招工回城……当时的市委宣传部长曾经拍着我的肩说：“谭元亨不能入党，谁能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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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荷

　　●一句“小道消息” 从风光顶峰被送进监狱
　　好运不长。
　　1976年周恩来逝世。后来爆发的“四五运动”使得政治空气骤然紧张。但我正在风光顶峰，并没有意识到。
　　有一次在剧团和其它人聊天时，我无意中提到毛泽东说的一句话：“我一生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打垮了蒋介石，把他赶到一个小岛去，第二件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但是支持的不多，反对的不少，我现在还没死，不过也可以盖棺论定了。”
　　当时这段话还没有公开发表过，只是“小道消息”。剧团里有个演员因此跑去告发我，说我散布政治谣言。
　　我再次被打倒。
　　1976年8月28日，我被正式立案审查。一句无心话，加上那部小戏，我和湘钢的一位老干部与一位老职工，被划为反革命集团，送去湘潭附近的一个防空洞隔离。专案组每天都有人找我谈话，要我交代问题。
　　整个防空洞除了我，就是一名看管我的公安局政治部主任。这人没什幺文化，但是整天都捧着本毛主席语录，每天都在写学习心得，我看见了都哭笑不得，据说后来他还评上了学习毛主席语录积极分子。(笑)
　　1977年，我被关进监狱。
　　刚进去时，我真想自杀。觉得自己冤啊，所谓罪行都是子虚乌有的。除了心理打击外，在里面承受的折磨，也简直让人没勇气活下去。
　　湖南的冬天多冷啊！外面还下着大雪，我刚刚被毒打了一顿后，又被扒光了衣服带到冰天雪地里，一跪就是一整晚。
　　经常，只要专案组一句话，甚至一个暗示，就会有皮肉之苦。有一次，看守莫名其妙跑进牢房把我毒打一顿，那枪托砸得狠，我的脑袋肿了一圈，眼睛都睁不开。后来其它单位的人来调查我，根本连人都认不出。现在我大腿上一块肌肉萎缩，就是那时的后遗症。
　
　●挨批“好时光”　厕所里捡烟头回牢里换饭吃
　　坐牢期间，我被拉去批斗大会不下上百次。
　　给我戴的帽子是“现行反革命犯”，而不是“反革命分子”。你们现在不能理解吧，“犯”字在当时表示你有可能是反革命，也有可能不是，就是不置可否。而分子就是定性你一定就是反革命。而我呢，算还没定性，称之为“犯”。
　　日复一日的批斗会，在自己的学校、在厂矿、在礼堂、在农场……那些批斗的地方往往都是我以前作报告的地方，辛酸吧？
　　有一次，我被拉去新华书店的门口前批斗，书架上还放着一排排《鼓角相闻》。因为专案组对我的调查还没有结束，所以我的小说他们还不敢撤下。
　　一边是被打成反革命，一边反革命作家写的书还在卖，好笑吧？
　　批斗多了，也就慢慢麻木了。
　　站在台上时，我已经学会不去听他们在讲些什幺了，常常走神。有次在中学开批斗会，我站在一张乒乓球台上，刚好看到一个小孩在台下画画，画的就是我在台上挨批的样子。当时我就忍不出笑出声来。台上那些正在批我的人正讲得慷慨激昂呢，突然听到我笑，都觉得莫名其妙，他们肯定心想：“这人肯定疯了，挨批斗还能笑得出来。”
　　再后来，我还觉得挨批斗也蛮好玩。(笑)
　　因为每次挨批斗不仅可以到外面透透气，还可以赚点饭钱。监狱里没烟可抽，我就可以趁在外面挨批时帮牢里的人捡烟头，回来跟他们换饭吃。捡烟头收获最丰富的一次，是在市委的招待所里挨批，我在厕所里面捡了一大捧烟头，藏在衣领里带回去，在牢里换了好几天的饭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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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荷

　　●白坐20天牢 获释后提笔反思知青历史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政治形势又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我虽然在牢里，也意识到风向变了。
　　我想自己可能有平反的机会了，不再想着寻死，我要申诉！
　　有一天，我在监狱里看报纸，刚好看到上面用黑体字引着毛泽东那段话，就是他们用来作为罪证的话。我马上就闹起来，我说你们看，现在报纸都注销来了，这千真万确是毛主席说的，不是我在造谣。但是他们当时的回答蛮横无理，“你不要闹，这不算问题，你还有别的问题。”没多久，他们却作为“三种人”被揪了出来。
　　那时候整人就是这样，不过我没有放弃，开始写申诉书。后来周扬复出，我马上给他写申诉书，他也发了批复，就是说谭元亨不应该因为写作而获罪受批。省委书记对周立波的大儿子周健明(省文联执行主席)说湘潭关了个作家，周说作家是关不得的，快放人。　
　我真正获得释放，已经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事。
　　公安局正式下达的释放命令是1979年3月26日，而我离开监狱已经是4月14日。平白无故地多坐了将近20天的牢。
　　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单位没人肯接我出狱。剧团说没有将我送去监狱，是你们公安局来抓的人，剧团没权力把我接出来。湘潭市文化局也说人不是他们抓的，他们也不肯接，而公安局也没人接，我也不能放，最后还是市委宣传部来人把我接走的。三家单位打太极，害我白坐20天牢。
　　从牢里出来后，我陆续创作了《我的神女》、《我的圣女》和《我的倩女》三部批判反省知青运动的小说。
　　当时所有朋友都劝我不要再写了。他们说：“谭元亨，你就是因为写东西被整得身败名裂，还写呢！”
　　可是，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全国1／10的人，最好的光阴都在那场运动中度过。
　　那个时代是应该被记录的，那场运动也应该被反思。
　　我自始至终没想过放弃手中的笔。

　　■讲述人•谭元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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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举骨头!
因为他是客家人，也只有客家人，才会叫出这样的口号。
只有客家人，才能深深品味这个口号中历史的悲凉以及人格的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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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的《园丁之歌》作者:
本报讯（记者 周和平 通讯员龚承平）因患肝病，经多方医治抢救无效，《园丁之歌》创作者梅嘉陵于3月10日在长沙去世，享年72岁。

　　梅嘉陵祖籍湖南省汉寿县，出生于重庆市嘉陵江畔遂取名嘉陵，1961年7月毕业于原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曾先后在长沙市裕敏里小学、碧湘街小学、长沙市第二中学和长沙市第十七中学任教，2000年在天心区教育教学研究室主任岗位退休。1972年初，为参加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30周年文艺汇演，梅嘉陵创作了反映教育现实的花鼓戏剧本《新教师》，后改编为湘剧高腔《园丁之歌》并被广为传唱，红极一时。1973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改编成电影，1974年10月，毛泽东到湖南小住，对该电影给予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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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园丁那支不老的“歌”

　　三十多年前，一部取材于小学教育生活的彩色电影，迅速凝聚成全社会的舆论焦点，并由此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这就是《园丁之歌》，它来自湖南长沙，它的原创者，就是特级教师梅嘉陵。

　　《新教师》以花鼓戏形式问世

　　1972年初，三十多岁梅嘉陵是碧湘街小学的一名语文教师。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学校联合党支部决定参加当时南区的业余文艺汇演，让他负责编写一个有特色的文艺节目。

　　编个怎样的节目好呢？梅嘉陵思忖：既然是学校演的节目，题材当然要反映最为熟悉的学校生活。到底用何种艺术形式来表现学校生活呢？最好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对于长沙人来说，最有群众基础、最韵味的艺术形式莫过于花鼓戏。于是，从小热爱地方戏的梅嘉陵决定创作一出反映教育现实的花鼓戏。凑巧的是，当时碧湘街小学有个叫刘伊里的代课教师，原来就是省花鼓剧团的专业演员。

　　座谈，走访，查资料……时间过去了十多天，梅嘉陵拿出了一部题为《新教师在成长》的五场花鼓戏初稿，先后五易其稿，大小修改30余次最后由多幕剧改为独幕剧，剧名亦更改为《新教师》，亦即后来湘剧与电影《园丁之歌》的剧情。所不同的是，剧中人物的名字有改变，某些唱词也作了相应改动。

　　从演出的179个节目中脱颖而出

　　《新教师》剧本写成之后，便是紧锣密鼓的排练。1972年4月28日，独幕剧《新教师》参加长沙市南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文艺汇演，从179个节目中脱颖而出，荣获创作奖与演出奖。

　　不久，湖南省筹备专业团体调演，长沙市想从业余文艺汇演的优秀节目中挑选几个出来再加工，《新教师》又在挑选之列。5月18日，当时长沙市湘剧队的柳振甫来到碧湘街小学，约见原创作者，征询改编意见，并叮嘱梅嘉陵拿出改编初稿。9月5日，花鼓戏《新教师》由柳振甫改为湘剧高腔《园丁之歌》。梅先生说，改编后的湘剧，无论是主题、剧情还是人物安排，都没有大的补充与新的突破，只是在他提供的改编稿上作了一些艺术加工。

　　1973年2月，在全省各分片演出的节目中，《园丁之歌》被评为全省优秀节目，可谓红极一时。1973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派出实力派导演沙丹率摄制组来到长沙，仅花了三个多月时间便将湘剧《园丁之歌》改编成电影。

　　毛主席圈了《园丁之歌》

　　1974年10月，毛主席回湖南小住。11月的一天，他提出要看看电影。当时，湖南省委接待处的同志开了一批电影单子呈送给主席。毛主席当时就圈了《园丁之歌》。看完之后，主席高兴地鼓掌。次年8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震来到湖南，在一次会议上，他明确肯定《园丁之歌》是部“好戏”。

　　后来，在接受记者的采访中，梅嘉陵深情地说：“我毕业于湖南一师，一辈子都与小学教育结缘。《园丁之歌》中‘俞英’与‘方觉’之间的矛盾，不但在当时有意义，即使是今天看来，它的现实指向性依然相当强烈。” （记者周和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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