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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的历史、文化和语言
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李如龙
一、客家的历史源流
关于客家的历史源流，近一二十年来有许多新的说法，例如：“客家共同体由古越族遗民中的一支与历史上南迁的中原人融合、汉化而形成”（房学嘉，1994，155页）；“客家民系是由南方各民系融合形成的”（陈支平，1997，3页）；“客家是入迁的汉人和当地畲族文化互动于闽粤赣交界处形成的一个新的文化共同体”（蒋炳钊，1994）。关于客家民系形成的年代则有宋元之际说（张卫东，1991；谢重光，1995），明清（明中叶之后）说（万芳珍，1992）。这些讨论，对于进一步弄清客家的来源和历史无疑是很有好处的。
罗香林先生创立的客家“五次迁徙说”，把客家民系的形成和整个北方汉人的南迁联系起来，从而难以把东南各方言区的地域文化渊源区别开来；过分强调客家的华夏族源，也未能将客地存在过的民族语言和文化与现今的客家语言和文化联系起来。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罗先生的说法受到了批评，这是并不奇怪的。
平心而论，作为一个杰出的历史学家，罗香林先生的观点应该说有许多创获。他的许多说法，至今还是难以逾越的。例如“客家的界说，自时间言之，当以赵宋一代为起点。吾人研究客家问题，固当上溯源流，下瞻演变，然其基本对象，当不能离此地域此时间一般操客语之人群及其所活动之迹象。”（罗香林，1933，18页）“五次迁徙说”的第二期之后的说法：“其近者则迳自赣北或赣中，徙于赣南或闽南或粤北边地……”（同上，64页）关于客家与畲族的关系，他说“客家初到闽赣粤的时候，不能不与畲民互相接触，……客家先民，所以不能不与畲民混血的，大概就是这个缘故”。（同上，74页）
有了这几个要点，罗氏关于客家历史的理论基本上就站住了脚了。
当我们进一步研究客家的源流和历史的时候，有几个问题是值得认真思考的。第一，中国历史漫长数千年，其间民族融合经历过不止一个回合，我们在考察一个民系的族源的时候，必须分清主次。第二，一个民系的形成，不可能在三几年间急速完成，而应是经历过一定的历史过程的。第三，作为地域文化的基础，最重要的是共同的地域以及同样地理环境中的生产、生活条件，一定社会群体的文化观念，首先是在生产图存的奋斗过程中形成的。
如果有了以上的共识，关于客家的源流和历史则可以作如下的理解：
在客家的住地，确实早在新旧石器时代就有原始居民了，后来又曾是“百越杂居之地”，现今的客家方言里也确实可以找到一些用汉语的语源难以解释的语言现象。其中可能就有百越语的底层。唐宋之间闽粤赣地区曾是畲民居住地，客家先民与畲民当是发生过民族融合的，现今的畲民使用的语言已是以客家话为主体杂有住地其他方言的系统（游文良，2002），这就是畲客融合的明证。然而百越语也好，畲语也好，并没有构成客家方言的主体，只是杂糅其间的局部成分。客家话的汉语性质及客家文化的中华文化基本性质并未因这些民族融合而改变。因此，说客家文化中杂有百越族、畲族的文化成分是合理的；而如果说客家文化是土著文化汉化的结果就欠妥了。
罗香林所说的客家“第三期迁移，则多自赣南、闽南（按，实是闽西）徙于粤东粤北；第四期的迁徙，则多自粤东粤北而徙于粤省中部，及四川东部中部，以及广西苍梧柳江所属各县，台湾彰化、诸罗、凤山诸县，或自赣南闽南而徙于赣西”，当时就有许多时代不太久远的族姓谱牒材料依据，正史也有许多人口资料可以作证。后来的客家地区的历史、文化、地名等研究也有许多旁证。陈支平曾指出：“福建汀州地区的这种以宋元时期为入迁高潮的移民特点，可以说是闽粤赣三省交界山区的普遍现象。” “闽粤赣三省边区人民继续向粤北山区、南岭山区等比较后进的地区迁移……形成了新的族群移殖，扩大了客家人的区域范围。”（陈支平，1997，135页）据此，如果说，宋元之后的闽西赣南是客家先民与畲族实行民族融合，形成移垦、山耕文化的酝酿期；明清之际到康乾之间，向粤东粤中粤西迁徙，与先到的定居者发生了争夺生存空间的“主客之争”，从而增强了内聚力，固化了客家社会，并逐渐形成了自重自立的崇正意识，这是客家民系的形成和发展期；清末之后，粤中客家的进一步向粤西、桂东和闽西赣南扩散回流，乃至飘洋过海定居东南亚，是为播散期。也就是说把客家民系的形成和发展看成一个历史过程，从内外因素的作用去进行考察，应该是比较科学的。说客家社会早已有之，于古无征；说是清代中叶才形成，又斩断了源流。说赣南闽西是“纯客”，但分明不少地方并无“客家意识”；说只有粤东粤中才有真正的客家，却又否认了闽粤赣地区历来就存在的深厚的历史文化联系。
应该说，任何一个民系都是在适应中生存，在变革中发展的。客家社会经历过多次民族融合，经历过多次迁徙和跋涉，经过争斗和挫折，从山区走向平原，从大陆走向海洋，从集中聚居的大本营走向零星分散的杂居地，每一次变迁都给客家文化注入新的血液，增长了新的活力。经历过19世纪主客械斗之后，20世纪的头30年间，针对有些地方把客家贬斥为“异族”和“野蛮部落”，学者们站出来强调客家是中原汉族的纯正后裔，其民族精神最为坚强，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却不是完整的客观事实。在研究历史的时候，不能忌讳血统的融合和文化的多元，反而应该努力探索融合的效果和变革的路向，从中总结历史的规律。
二、客家的文化精神
这些年来，地域文化，民系的文化精神成了热门的话题。一定区域的精神文化是值得探索的，文化人类学已经发展了半个多世纪了。然而要使这种研究走上科学化的道路，使研究成果在现实生活中开花结果，也有几个问题很值得深思。
第一，谈起地方文化，要么就挖疮疤，动辄就写“丑陋的××人”之类的文章，要么就当成“天地正气”来歌颂赞扬，光辉灿烂达到无以复加。历尽艰辛，走到了出头之日，踌躇满志，深感自豪，因而对于历史和现状多些赞美，这是人之常情；看到世界在变革，历史在前进，自己的社区却有种种缺憾，恨铁不成钢，为了迎头赶上，多说几句不中听的批评话，也是容易理解的。然而科学的研究是不宜情绪化的，而需要摆事实说道理，这是它和散文、随笔的不同之处。对于历史和文化，必须采取一分为二的观点，有褒扬也有贬斥。
第二，要关注历史，追溯来路，要面对现状，分析优劣，还要放眼未来，预测前景。总之，我们应该用发展的眼光来考察地域文化的形成、流变和发展，才能对地域文化有真切的理解，也才能使这种理解转化成推进文化发展的原动力。以往的研究家中，有的一味去追寻过去，把它抹上光辉的金箔，而对于现状则是无休止的非议，充满着今不如昔的哀叹；有的是咒骂历史，粉饰现状而不思进取；有的抱怨以往和现在，让人感到前景是渺茫的。应该说这都是缺乏历史的眼光，都不能给文化研究带来积极的东西。
第三，要善于比较。任何地域文化在民族文化中都有特定的位置，和整体有同有异，同中有异；和其他的分体也有同有异，异中有同。只有经过比较，分清共性和个性，认识不同文化之间的异同，才能做到对特定文化进行一分为二的分析，进行历史发展的考察。如果只是就事论事，不作比较，就容易只见到共性，见不到个性，或只见差异不见类同，因而陷入盲目性和片面性。
关于客家的文化精神，历来的学者和乡贤列举了许多项目，并作过许多生动的论证。究竟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从纵横两向的比较来看，我想最重要的在于坚强的凝聚力和惊人的忍耐力。
客家人的凝聚力，最先是来自血缘的。在长途迁徙和定居的过程中，客家就是按照族姓聚居的，至今为止，大多数客村都还是同姓的宗亲，彼此之间还以叔伯兄弟相称呼。世代相传之后便要立宗祠、修祖坟、祭先人、修族谱，依然论资排辈，一切井然有序。其次来自地缘和业缘。客家南迁之时，河谷平地多已有先来者定居，他们只能沿山辟舍安居。初来南方丘陵地带，气候水土及耕种作物农时均与北方有异，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学习，互相协作，因此或定居或迁徙，大多同步相偕，数百年间沿着闽粤赣桂走的也都是丘陵山区，耕的都是梯田，如果没有相携相助的凝聚力是很难立足的。此外，客家凝聚力还来自语缘和文缘。在其他方言区，母语常是习得的首课，在客家方言区，语言的世代相传也是悉依男权的，新来的媳妇都得学本村（夫家）的话，而且历来有“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的说法。因此，同姓族宗之中，方言总是少有偏离。推而广之，各地客家方言虽然略有小别，大体都是可以相通的。所谓文缘，就是读书识字、知书识礼的传统。俗谚云：“养子不读书，不如养头猪。”在古代社会，能读上“四书五经”的只是少数书香人家，但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以及增广贤文、农村杂字等启蒙读物是到处都有的。客家的厅堂所供灵位都有“天地君亲师”的字样，可见教书先生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和其他方言区或城镇集市相比，客家的语缘和文缘是十分鲜明突出的。无怪乎1920年上海世界地理出版物一有“野蛮部落，如客家等”的字样，京、沪、穗、港各地宗属组织便联手抗议，并于翌年成立“旅港崇正工商总会”（后改称崇正总会）。至今这个总会已活动近百年，仍然长盛不衰，活动不辍。后来在东南亚建立的“南洋客属总会”及许多国家所建同类组织也是十分普及而且活动频繁。这些年来，“客属恳亲大会”轮流在各国举行，客家文化及客家方言国际研讨会也一直没有断过。客家乡亲和学者的此类活动往往十分活跃，捐资者慷慨，与会者投入，和其他地域文化区活动的那种“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大不相同。
客家的忍耐力也是十分少见、十分感人的。数百年间在丘陵地带艰难行进，资源短缺，水土流失，旱涝相继，生产方式落后，客家山村的人只能维持低下的生活水平。加上灾荒战乱不断，客家人所面临的困苦是难以想象的。但是世代的客家人随遇而安，吃苦耐劳，知足常乐，田间山头还能常常听到表达心声的山歌。正是由于这种坚忍不拔的精神，在客家地区已经有过许多可歌可泣的历史记录。如果把南宋末年跟随辛弃疾勤王的步卒也算是客家先民的话，新会崖门之役的悲壮场面，后来太平军的艰苦奋战，黄花岗起义的战士，三十年代土地革命的烈火，都有不少客家人参与其中。台湾屏东六堆的客家人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自卫战也是人所熟知的事例。不但在战争的疆场上，就是在创业的过程中，客家人白手起家、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十分感人的。清初的迁海复界，到坚壁清野的海滨重建家园的就有不少客家人；在马来西亚的丛林中种植树胶、在印度尼西亚的海岛上冶炼锡矿也有不少客家人。后来事业有成的企业家只是少数，在艰难行进中忍耐的则是千千万万。
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考擦，客家人的这两种文化精神都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因为有坚强的凝聚力和惊人的忍耐力，客家人才能在各种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生存和发展，然而由血缘和地缘形成的凝聚力，对外不利于融入外部社会，对内则容易按族姓再分出小派系，形成小纷争。历史上曾有过不少客家地区的种姓械斗的记录，便是这种现状的恶性发展。在艰苦条件下维持低下的生活水平常常也会走反面：安于现状，忍受贫穷，不思进取。近百年的历史证明，只有走到沿海、走出海洋的客家人才有经济上的发迹，才有走上现代化的新生活。在原先的山村里，至今还很少有发达的城镇和现代化的企业。这是我们考察客家文化时不能不正视的。
三、客家的语言景观
关于客家的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了，客家方言是客家族群的最重要的特征，研究客家方言是了解客家历史文化的最重要途径。确实，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它是记录地域文化和历史的百科全书。宗族的谱牒可能是攀附权贵的伪托，史籍可能遗漏和歪曲，地下文物可能是搬徙过的，而语言则是在社会生活中口口相传世代相因的，不可能掺杂着人为的意图的。以下试用客方言的若干常用词汇来说明它所记录的客家民系的历史和文化。
客方言中的底层词说明客家先民所居住的百越地应是现今壮侗语族居住过的。集市称为“墟”，今见于武鸣、龙川、连山壮语；动量词“次”说“摆”，见于壮语、布依语和水语；傻说ŋɔŋ见于壮语、临高话；女性淫荡说hiau见于连山壮语；东西滑落说lut见于龙川、邕宁壮语和临高话。这些都同时通行于闽语和粤语区，应是早期百越语通行较广的底层词。还有些通行于闽西、粤东的方言词未见于闽粤语，也见于壮语。例如舔说lia（武鸣）、点头说ŋap（武鸣）、热水烫说luk（龙川）、甩开说fit（武鸣）、砍树枝说lei（武鸣）。在闽西一带，男人、女人就说“男子倽、妇娘倽”，父亲说“老倽”，小孩说“细人倽”，倽音sa2，这也应该是壮侗语的底层，因为原始壮语正是称男子青年人为sa2的。
关于客家与畲族的关系，也不难从方言中找到证据。特别是在地名中。客家地区有不少“禾輋、大輋”之类的地名，輋和畲是异体，早期既指山坡旱地，大概也和畲族之称读音相近。
从客家方言的内外关系完全可以论证客家民系形成的年代及其历史过程。据《客赣方言调查报告》（李如龙、张双庆主编，1992，厦门大学出版社），闽粤赣连片的客方言本土明显地分为南北两片。粤东以梅州为中心的大本营和闽西南缘的永定、上杭、武平及赣南边界的龙南、虔南、定南，属于南片，其内部的语音、词汇都相当一致，相互通话毫无问题。其余闽西、赣南的县分则属于北片，彼此之间语音词汇差异较大。如，南片都是6个调，两个入声，大多有三种鼻音韵尾；北片调类从5个到7个，有的全无入声，有的只有一种鼻音韵尾。词汇上也是南片一致，北片分歧。例如南片说笠嫲，北片说斗笠、笠婆、斗篷；漂亮，南片说靓，北片说精、赏、标致；下面，南片说下背，北片说下头、下段；什么，南片说么个，北片说甚么、啥西。客家是入粤之后才最后形成并且在主客之争中经过强化集聚的，所以南片有更大的向心力；北片是酝酿时期，经过民族融合，后来又属于两省管辖，并无明显的客家意识，属于离心型方言。从客方言词汇和周边方言的异同也可以说明客家形成的过程。有些客方言词和赣方言一致：屋下（家里）、鼻公（鼻子）、黸（铁锈）、后背（后面）、断夜（天黑）、老弟（弟弟）、老妹（妹妹）、伶俐（干净）、子嫂（妯娌）、雁鹅（雁）；有些客方言词和闽南话一致：鼻（鼻涕，嗅）、烧水（热水）、外家（娘家）、起火（生火）、赴墟（赶集）、拭（擦）、乌（黑）、饲（喂食）、啡（吐口水）、灶头（灶台）；还有更多的方言词和粤方言一致：肚腩（肚皮）、煲（久煮）膝头（膝盖）、热痱（痱子）、莳舔（插秧）、窦（窝儿）、单车（自行车）、遮（伞）、大褛（大衣）、猪脷（猪舌头）、打理（料理）、紧要（要紧）、窿（窟窿）、唔系（不是）。这显然是客语与不同周边方言接触的时代早晚和时间久长不一样所显示的差别。看来，客方言与粤方言的关系最近，相处年代最长，交往也最深。“主客之争”毕竟是短暂的，主客融合则是长期的。
方言词里所隐藏的文化观念和风俗习惯就更多了。这里也举些例子。
客家话对母亲有两种称呼，一是“阿娓”，是十分亲切的面称，对于方言母语也称为“阿娓话”，含有亲切、神圣、不可忘却的意味。这个音合于《广韵》无匪切：娓，美也，《说文》顺也。另一种是背称 “女哀”，父母合称“爷女哀”，其本字应是《集韵》的于开切：“娭，婢也。”这透露了一个客家南来初期的信息，那时客家汉子不少娶畲女为妇，其地位是卑下的，妻婢兼用。背称表明了其社会地位不高，面称则灌注了儿女对亲娘的深情。其余的社会称谓在客家聚姓而居的村子里祖辈通称××公，父辈是××伯（叔），同辈的长者则称××哥、××嫂。按辈称谓绝不可僭越，故有“白头哥，坐地叔”之说。
在客家社会里，旧时有许多谚语成了实际上的行为规范。例如：关于男尊女卑的“食男饭转男声，不转男声骨头轻”，说的是嫁鸡随鸡，连说话也要改随夫腔。“养子过学堂，养女过家娘”，指男女受教育的权利不平等。关于孝义仁爱的客谚如：“不孝枉烧千张纸，亏心空点万炉香。”“血汗钱，食得甜，不义钱，难过年。”“千差万差，来人无差（错）。”（好客宽谅人）“歪心歪自家，好心好别人。”在经济思想方面，客家长期坚持小农经营，重农轻商，没有金融流通的思想，一向强调勤劳节俭，安贫乐道，也有许多俗谚：“街上买不当田里扒。”“欠字压人头，债字受人责。”“无商不奸”“凶赚不当稳赚”“俭食得食，俭着得着。”“精打细算，油盐不断。”“食唔穷，着唔穷，无划无算一世穷。”“日求三餐，夜求一宿，粗茶淡饭，一生清福。”在客家谚语中，最能体现客家文化精神的要算同“走”字有关的俗谚了：“人唔辞路，虎唔辞山。”“命长唔怕路远。”“情愿在外讨饭吃，不愿在家掌炉灶。”好在这个“走”字，让世世代代的客家人走过了重重山水，走出了围屋，走向了海洋，看到了一片片新天地，到外面的世界去适应，去奋斗，去开发，终于也跟上了时代的潮流了。
语言是人类的精神家园。人们认识世界是透过语言的镜片的。人们改造世界也用语言留下永恒的印记。民系的维系和传承靠语言的沟通和协作；社会道德风尚的形成和维护也全是靠语言的教义和信条。语言的精神力量和历史作用在社会生活中是周遍性又是经常性的，有时它比起强权政治、行政运作和经济杠杆都更具有神奇的力量。认识语言精神家园中的一草一木，了解培育这种种草木的土壤和气候，理清它的来历和走向，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对于任何一个民系，我们都应该知道它怎么从昨天走来，又是怎么走向明天的。
参考文献： 房学嘉 客家源流探奥，1994，广东高教出版社
陈支平 客家源流新论，1997，广西教育出版社
蒋炳钊 试论客家的形成及其与畲族的关系，1994，台北《客家》
谢重光 客家源流新探，1995，福建教育出版社
张卫东 客家文化，1991，新华出版社
罗香林 客家研究导论，1975，台湾1版
游文良 畲族语言，2002，福建人民出版社
李如龙、张双庆主编，客赣方言调查报告，1992，厦门大学出版社
李如龙 客家方言与客家的历史文化，嘉应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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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海外客家人 于 2008-5-4 17:14 编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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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8-5-4 17:11:59
变色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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