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在情感上，我是把客家作为自己的血缘核心的！

号兵衰客

▲孤云
朱大可：我跟文学离婚已无可挽回

这几天，我沉溺于朱大可瑰丽的文字迷宫及"立论险峻"的思维方式之中。大脑充满疑惑，许多问题急欲求解。所有这些问题归根到底只有一个：有哪些因素造就了朱大可这个人？

童年的生命经验才是决定性的

　　孤云：我知道你原籍福建闽西的武平县，但出生并成长于上海，我想问：在身份的精神认同上，你认为自己是上海人还是福建人？你回过父辈的家乡吗？闽西在你的脑海里是何种模样？那块土地对你产生过影响吗？

　　朱大可：我虽然出生上海，却在普通话族中长大，与小市民群体颇为生分，但上海的实验主义精神似乎还是对我产生了重要影响。我外祖父是民国期间闽东的著名牧师，母亲一系的基督教传统也发挥了某些影响吧。严格来说我作为福建人的成份大些。遗传还是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我曾回武平老家"寻根"，热情的村人到村头迎接，引我观看了父亲当年读书、睡觉和吃饭的地方。在我看来，我的祖籍地是贫困而封闭的，甚至是完全无望的。无穷尽的群山阻挡了它和世界的关联。反叛和逃离似乎是居民的唯一出路。我在那个瞬间感受到了父辈当年逃亡时的悲怆。但我还是无法抑制对它的迷恋。

　　孤云：闽西是客家人的聚集地之一，你的身上是否流动着客家人的血液？在《流氓的精神分析》中，我读到你关于客家的精彩叙述，所以很想了解你与客家有无渊源。

　　朱大可：在情感上，我是把客家作为自己的血缘核心的。我曾经依据行为方式的差异把客家分为"客人"和"家人"，而我是属于"客人"的，我的"作客"和"流浪"的信念和"客人"是同构的。一些认识我父亲的还说我长得跟他很像。我想我性格中那部分比较而冒险、反叛和死不卖账的东西，也应该是拜老爹所赐，或者说跟客家精神有关。

　　孤云：我看到，即便身处现代文学策源地之一的上海，上世纪60-70年代的教育体制并没有给你更多的滋养，对吗？你对文学的兴趣是天生本然，还是得益于中学期间"个人的阅读"？

　　朱大可：我在文革期间的个人经验是独特的。与通常的历史想像不同，我在童年和少年时代接受了大量的文学阅读和音乐训练。在一个文化被严重毁损的宏大语境中，我们却拥有一个良好的小圈子社会，与大革命的世界格格不入。我有一个出人意料的阅读小组和音乐帮，触摸了许多18～19世纪的西方文学－音乐文本，这些经验是奠定文学道路的基础。天分固然重要，但以我个人的感受而言，童年的生命经验才是决定性的。

　　孤云：中学毕业后，你读的是技校，并在毕业后当了3年多的钳工，直至1979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可以说，你的个人命运方才转了个方向。如今，你是否认为当时的选择对你至关重要？

　　朱大可：我最早的理想是考上海音乐学院，却因种种原因而破产。选择普通高校是退而求其次的做法。刚进去的时候很兴奋，戴着校徽到处走动，很虚荣可笑的样子。但大学的四年生活却是个性、理想、梦幻逐渐破灭的过程。教科书给我们的资讯几乎都是垃圾。为了保持个人自由和知识获得的正确性，我一直在走读，拒绝住校，然后就是大量的逃课。我是那种没有真正融入校园生活的极个别份子，与周围的事物格格不入。我的主要时光都是在校外的公共图书馆里度过的。我从那里选择我希望阅读的东西。大学生涯培养了我对中国腐朽的学院体制的鄙夷和痛恨。与许多"名人"截然不同的是，华东师大对我来说是一个"逆境"，它从反面塑造了我。我在那里的唯一收获是一次以悲伤收场的初恋。

　　从华东师大毕业后，朱大可被分配到上海财经大学汉语教研室工作，虽一度抑郁，却迅速在1985年以《论艺术及其美学的有序化》、《焦灼的一代和城市梦》等作品在文艺理论界初露锋芒，被誉为中国文化批评界的"黑马"。次年朱大可发表文章（《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批判谢晋，更成为现代中国电影史重要理论事件，与刘晓波并称"南朱北刘"。

在文化层面上寻求真理及其话语的表达方式

　　孤云：上世纪80年代中期，你已在文艺理论界确立了文化批评家的地位，这是否说明，当时你已经明确自己以后所致力的学术方向？或者说，为当时盛名所"累"，你只能被牵着鼻子走？截至1994年出国之前，你在文化领域所关注的方面有哪些？

　　朱大可：大学毕业之后我失去了方向，我心灰意懒，无所事事，沉浸在对情感往事的哀伤之中。这种情形对我而言几乎是致命的。幸亏两年后（1985）林兴宅先生邀请我参加在厦大的全国文艺批评新方法研讨会，改变了我的未来。这是"新时期"中国文学批评家的最大盛会，几乎云集了中国当时最优秀和最走红的人才。而我则是"无名鼠辈"，混迹于会议，用洋洋洒洒的美学论文给与会者以刺激。他们说我是一匹"黑马"。这是我个人的转折点，从此我踏上了文学批评的道路。我回去后写的批评处女作是《焦灼的一代和城市梦》，完全背离了批评的一般准则，很幼稚，但有杀气，充满奇思怪想，与其说是在阐释他人作品，不如说是在自我卖弄。这种情形在1987年开始才得到矫正。我开始进入终极关怀的层面。此后一直到出国为止，我都致力于在文化层面上寻求真理及其话语的表达方式。我感到那是我最好的时期之一。

　　如果说考入华东师大是朱大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1994年辞去上海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讲师职务前往澳大利亚，应该是朱大可另一次关乎个人命运的重大抉择。新生代文学批评家张闳说："自从朱大可出洋之后，国内的文学批评界差不多就没有了真正懂诗的人了，除了诗人们自己之外。"

互联网重建了我和文化母体的关联

　　孤云：能否谈谈你当年辞职前往澳大利亚的缘由？我注意到，正是该年，你的挚友，文学批评家胡河清跳楼自杀，二者之间有无联系？

　　朱大可：我离开中国前往澳洲，主要出于家庭的缘故，与事业并无直接关系，但此中的细节，我已经不想回忆。当时计划是两年后归国，不料竟然去了8年。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河清之死，对我是一个很深的刺激，我跟他母亲长谈了两次，作为杰出的藏学家，其才智、谈吐和风度都令我大感钦佩。但就连胡母对儿子的死因也深感困惑，这至今是个不解的悬谜。他没有留下任何可资参详的线索。但他对生活及其学术现实的无望却是有目共睹的。当时的知识界已经被市场化大潮所吞没。河清生活能力极差，几乎是个弱智，他与突变的时代格格不入。他不能自己烧菜煮饭。他甚至不知道家里断电是因为保险丝断了的缘故。在死前的两周，他每天生活在黑暗里。他对"暗"的感受是异常尖锐的。那时，我们共同面对着那种刻骨铭心的黑夜。

　　孤云：此次"出走"，是否意味着是对传统治学路径的"叛逃"？如今，你在治学理念上秉持学院或民间立场？或者，你并所在乎的并不在此？屁股决定思想，这话有无道理？

　　朱大可：从1983年～1994年，我一直在高校工作，但我始终没有进入学院研究体制。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反对笛卡尔以来的西方理性精神。恰恰相反，我所从事的就是感性和理性的话语编织。我是那种在学院领工资而又未能被收买的那种人。我始终在守望着一种个人自由的状态。我的履历是一个明证，表明屁股未必就能决定思想。关键是你是"虚坐"还是"实坐"。"实坐"就是你完全依赖它所提供的物质和精神资源，而"虚坐"则意味着你与之只有外在的职业关联。

　　孤云：出洋5年，有人称你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失踪者"，以至1999年《聒噪的时代》出版后，国内文学界惊呼朱大可"复出"了。能否谈谈你在澳大利亚的经历及创作？《聒噪的时代》是否你重返中国文坛的"投石问路"之举？

　　朱大可：我在澳洲做了8年的媒体，包括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同时在悉尼大学做访问学者。刚去了时候写过一些小说和散文，以后几乎停止了书写。至少大约有五年时间没有正经写作。我被内心的痛苦所压倒。我没有摆脱精神上的孤独和绝望。你大概很难体验那种心如槁木的状态。我像一株卷曲的孤树，被澳洲大陆的风沙所吞没。

　　孤云：你批评余秋雨的雄文《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不啻是在文坛掀起一场文化风暴。在这篇脍炙人口的文章以及紧接其后那篇流传甚广的《上海：情欲在尖叫》中，我能感觉到，你对中国文学界一直保持关注，并无丝毫隔阂，是这样子的吗？

　　朱大可：写余秋雨的文章是被一位朋友逼出来的。他几乎每隔几天就从北京往悉尼打长途，催促我写这篇文章，因为他想做一本名叫《十作家批判书》的书。文章写写放放，前后拖了几个月才算完事。其原因一是工作太忙，二是对中国文坛已经有了隔膜。幸亏当时互联网已经逐渐发达，中文网络资讯也初具规模。如果没有网络，我的文化批评是难以为继的。互联网重建了我和文化母体的关联。

　　孤云：按我所理解，你在回国前后所撰的几篇文章，不外牛刀小试，即将由国内某著名出版社出版的专著《1985～2000：中国流氓话语的精神分析》，方是你近几年潜心经营的鸿篇巨制，是这样子的吗？能否谈谈这项延续你出国前夕所著的《流氓精神分析》的"流氓文化"研究？

　　朱大可：对流氓的研究是我的终极价值探讨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因我的出国而中断了。但我的生存状态逼迫我在澳洲继续沉思这个问题。在广义上，我就是那种离弃了土地、国家和人民的"流氓"，并且被自己与道德－文化母体的疏离所震惊。为了完成这项研究，我不得不去做一个学位，以便获得必要的时间、精力和资料，后来发现主要资讯来源还在中国大陆。这是促使我返回的一个主要原因。这样，经过大约三年的努力，我完成了你所见到的这个二十几万字的文本。它是我很长时间内生命经验和理性追问的一个凝结物，它试图描述中国社会的某些被忽略的基本属性及其特点。

　　孤云：有些读者可能不知道，回国后，你创办了一家日点击率超过20万人次的文化专题网站，这显示你对网络的浓厚兴趣，或者，这个网站寄寓了你什么理想？这种理想与你在澳大利亚的报业经验有关吗？

　　朱大可：我在2000年创办了澳大利亚新闻网，随后又把它改造成了后来的"文化先锋"。我和我的同事们就此开启了一项有意义的实验，那就是在中国语境中寻求自由知识份子的独立声音的表述。它不是"反动的"，而是试图建构一种健康理性的体制内对话的机制，并为知识界谋求社会公正提供了话语平台。我感到，利用网络标题学的制作策略，能够赢得更多的话语权利。这是澳洲媒体经验带来的好处，我在那里学会了新闻含义的激活技巧。我和我的伙伴们将在适当的时候重建这样的平台。没有任何势力能够阻止我们的事业。

文学辜负了我的期望

　　孤云：有一个现象比较严重，许多读者首先记住的不是你作品里的主张，而是那些瑰丽变幻的词语。我一直有个疑问，这种拈之即来，平淡无奇的词语经过你的排列组合，怎么产生如此不凡的力量？

　　朱大可：你的问题说出了我的困境。话语的实验始终是我的一个基本目标。我的隐喻式写作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它有可能伤害到内在意义的传递。我正在努力改变这种状态。我的新著试图重建意义和话语的均势。但要请你注意的是，话语的力量终究不单单是语词的事务，如果没有语义的支撑，话语的力度是无法获得的。批评的力量首先来自准确的判断和估量，其次才是它的隐喻式的组接。这种语言技巧是长期磨练的结果。早在小学期间，我就开始拥有自己的语词笔记本，开始进行语词的打磨。我在这上面浸淫了35年以上的时光。

　　孤云：有人说，如今的酷评风气，你要负相当的责任，在你的理解，什么是酷评，你对这个词语抱何种态度？

　　朱大可：我的方式之被模仿和滥用，似乎不应由我来承担责任。当然，酷评的内在暴力性可能会引发人们的不快，这个副作用是无可回避的。解决的方案是尽可能地划清道德酷评和文化酷评的界限，并把批评严格限定在"文化"的底线内。这就是我为什么没有指责余秋雨文革经历的缘故，而事实上对此我比谁都更清楚。但这个问题与文化批评家的领域无关。不过这种边界有时很难把握。我对卫慧的批评就有过火之嫌。在这些方面，需要批评家不断反省与调整。就其本质而言，酷评不应当"一针见血"，而应当"一针见脓"，不要伤及好的肌体组织，而要直接命中溃疡。必须清晰地看到酷评的有限性，它只是文化建构的前提，但决不是其本身。转型社会的新文化建构，有赖于更加深入和理性的思想设计。

　　孤云：你对当前文学批评界及新生代批评家的评价如何？

　　朱大可：中国的文学批评处于低潮状态。许多优秀作家丧失了写作能力，而新生代又是弱势群体。由于文学本身的严重退化，优秀批评家大多离弃了这个领域，目前在这个行当里行走的多数是些二三流的角色。这是无可否认的现实。批评的代际传承做得很差。我现在基本不读文学作品，我跟文学的离婚已经无可挽回。这不是因为我辜负了文学，而是文学辜负了我的期望。我今后再谈文学，不会再把它作为一个文学读解的单纯对象，而是把它视作文化分析的某个因素加以考虑。

　　孤云：作为上世纪80年代以降，中国当代文学的目击者与参与者，关乎中国当代文学你最想说的话是什么？

　　朱大可：既然它已经接近完蛋，那就让它早点完蛋好了。

（原载《海峡都市报》20023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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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中国文化的危机与复苏  


    我们要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予以坚决剔除，纠正应试教育的恶弊，建立正确的文化阐释体系，让教科书开始说人话和说真话，让所有的历史空白都被正确的记忆所充填。让每个公民在人格上独立起来，成为有权力、义务和教养，善于反省和敢于反叛的理性责任主体。文化复苏，从每个人独立的反思开始。 ( http://www.tecn.cn )
    中国文化现在正面临着一系列的严峻问题。前年开始很多学者都在提文化复兴的问题，出发点很好，但我没有那么乐观，我用的词是“复苏”。复苏而已，复兴之路太远，因为我们今天没有获得文化复兴的基本条件，比如，大批文艺复兴式的天才、自由原创的环境、内在超越的精神信念、民间商人对艺术家的支撑，如此等等。但是局部的复苏却是有可能的。我今天想讨论的话题是，今天的中国文化到底走到了什么地步？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们如何来完成文化复苏的使命？ ( http://www.tecn.cn )
     
    文化在文明构造中的意义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以为衡量经济发展的主要尺度是产值，直到这几年才开始发现GDP不是最重要的，最要紧的是软实力，也就是文化的代名词。而文化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它的核心其实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并且从我们的床、我们的餐桌和我们的阅读方式开始。 ( http://www.tecn.cn )
    我们现在已经认识到强调GDP的弊端，我在这里不想多讲，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例证就是文化沙漠——新加坡。 ( http://www.tecn.cn )
    新加坡一直被认为是华人经济发展的重要标杆，但是跟台湾相比，它就是一个文化沙漠。这些年来，新加坡自称是“儒家国家”，其实新加坡长期排斥华语，社会中上层人才都由英语学校提供，而从华语学校毕业的那些人，也就是“华校生”，他们只能是最底层的、地位卑微的蓝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90年代，新加坡突然发现，利用“儒家社会”这个概念，可以重新打造国家形象。于是开始宣传新加坡是儒家文化国家。但我们仔细观察后就会发现，一方面，英语占主导地位，但却是最肤浅表层的英语文化，基督教的核心精神根本没有扎根，另一方面，华语和华夏文化遭到打压，这种双重的肤浅化，导致新加坡的文学、电影、电视、戏剧都呈现为沙漠形态。新加坡华文作协主席写出来的东西，甚至还不如我们大学中文系培养的学生。这和台湾真有天壤之别。 ( http://www.tecn.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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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确实有过很强的经济实力，一度号称“亚洲四小龙”之一。但它的后续发展已经面临问题，新加坡的实力正在衰退，这是因为它失去了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动力。近年来它在中国大陆到处招募文化人才，试图改变这种沙漠化状况，但为时可能已经太晚。任何人文种籽的生长，都需要漫长的时间。 ( http://www.tecn.cn )
    衡量“软实力”还有一个检验标准，就是民族创新创意能力。创造力实际上是民族实力的轴心，但是我们的创造力在严重衰退，我们是全球最大的山寨版国家，绝大多数产品依靠复制、模仿和抄袭，因为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最低。当然，日本和韩国都经历过这种模仿期。但是他们很快就转向了创新。日本现在是全球科技创新力最强的国家，发明专利远远超过美国，垄断了整个高科技创新领域，而且文化创意力也很亮眼。毫无疑问，什么时候中国成为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的大国，那么中国就成了真正伟大的国家。 ( http://www.tecn.cn )
    去年微软企图通过黑屏来解决中国用户的盗版问题，很多人愤怒声讨，我也很不愉快，因为大家都用盗版软件惯了。但是回过来理性地想一想，这其实是在逼着我们走自主创新的道路。就因为过于依赖模仿和剽窃，我们的创造力才会日益萎缩。感谢微软，现在我们终于有了创新的历史契机。 ( http://www.tecn.cn )
     
    中国文化的弊端
     
    在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必须要看到它的弊端，如果不看到弊端，连那些垃圾都要一起继承的话，那么我们的文化复苏，就会出现严重的偏差。这里我只想列举四个弊端来加以说明。 ( http://www.tecn.cn )
    第一个弊端，是帝国专制制度对奴性的培育，以致独立人格无法确立。我们今天的体制，总是习惯于把成人当作儿童、而将儿童当作成人，由此塑造着“开裆裤人格”。穿文化开裆裤的时间过长，导致儿童人格发育不全，缺乏自制力，以致在网络上随地大小便，制造了大量秽语暴力。 ( http://www.tecn.cn )
    第二个是儒家教义对终极信仰的制止。它把所有人的关系限定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放弃了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也放弃了人和神的关系，放弃了内在的超越和终极关怀。儒家现实主义也不需要想象，“子不语怪力乱神”，拒绝言说神话和童话，以致中国上古的起源神话荡然无存。一个民族没有自己开创性的神话以及对未来的想象，这个民族就迅速老化，大步走向了世故与厚黑。 ( http://www.tecn.cn )
    第三是流氓传统对核心价值的瓦解。流氓是中国文化非常重要的特色，这个流氓不是我们讲的那个司法定义的流氓，我讲的流氓是中性的，是人在身份丧失之后的那种状态。如今机场书店里卖的那些畅销书，大多是教你如何厚黑地生活，教你怎么利用阴谋和权术去战胜对方，这些都是流氓主义的教科书。这种强大的流氓意识形态，支配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 http://www.tecn.cn )
    第四是形象思维对科学理性的拒斥。形象思维很重要，但它和科学理性不能对立起来，但是中国人是把它们对立起来了，由于这种排斥，长期以来我们的科学思维和理性精神得不到发育，始终处于低幼状态。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本土受教育的学者无法拿到诺贝尔科技奖的原因。而社会理性的发育不良，也导致公共平台倾斜，无法建立良性循环的对话形态。 ( http://www.tecn.cn )
     
    汉文化传统的三次颠覆和复苏
     
    我们讲的中国文化，通常是狭义地指称汉文化。汉文化传统的第一次颠覆，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当然，这一次实际上比较有限，它的毁坏性被历史学家夸大了，当时其实也就坑了460多个儒生而已。而且所谓儒生主要是术士，炼长生不老丹药和春药的，跟儒家没什么关系。始皇帝自幼身体有残障，尤其渴望永生，但仙丹吃了没用，一怒之下，就把他们全活埋了。秦始皇没有烧科技书，烧的主要是文艺和历史书，自然也包括当时盛行的创世纪神话。所以汉朝出现了《山海经》，大家都很震惊，其实它不过就是拼凑起来的环球地理与民族神话的碎片而已。汉是个伟大的时代，做了大量的文献收集、整理和阐释工作，先秦文明开始逐渐复苏。 ( http://www.tecn.cn )
    第二次是元代的异族大围剿和明代的文化复苏。宋代之后，中国文化已经达到了高潮，尤其是器物文明，而且全球贸易也非常发达。但到了元代，尽管版图和贸易还在不断扩张，但是汉文化却严重凋敝，仅以文学为例，它只能以大众文学的样式，苟活在酒肆和戏栏里，就像我们今天的歌厅。明代知识分子在宋明理学的支持下，跟严厉的专制政府展开了艰苦的抗争，同时也学会了隐忍和退让，一直退隐到江南去建立家园，从而发展出诗意的江南园林，这对中国文化的复苏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江南园林是包罗万象的活生生的文化堡垒，从器物、日常生活方式和艺术形态，全面复苏和推进了中国文化体系。 ( http://www.tecn.cn )
    第三次是20世纪以来的文化大围剿和当下文化复苏运动。这场文化围剿以“文革”为高潮。“文革”中被毁弃的器物之多，秦始皇跟它比起来，真的是小巫见大巫了。圆明园是被西方入侵者焚毁的，但“文革”究竟烧了多少个圆明园呢？我们每个中国人家里，都有一座小小的圆明园，都在那时被付之一炬了。还有，人的爱、尊严、自由、教养、艺术、语言方式，所有这些东西都荡然无存，这是精神的圆明园啊。人和人之间，只剩下严酷的斗争关系。我记得，那时我们和亲戚朋友都不敢来往，整天躲在家里，拉着窗帘，因为每天都可能被抄家和揪斗。那种如履薄冰的恐惧感，是你们今天所无法想象的。就在“文革”结束的那一刻，我们突然发现，我们面对的，是一座历史上庞大的绝无仅有的废墟，这才重新开始艰苦地修复。但这场修复运动，又伴随着新的毁损。 ( http://www.tecn.cn )
    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我们在恢复高考制度，重新印刷出版在“文革”中被焚毁的图书，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总是以现代化和消费主义的名义，摧毁着旧建筑和传统道德，摧毁器物文明和伦理文明。 ( http://www.tecn.cn )
    这种摧毁首先体现在个人自由和独立人格的缺失上。应试教育在其间起了强大的推波助澜作用。所谓应试教育制度，就是所有的教育，都以考试为最高目标。当然考试的确非常重要，但它只是用来衡量教育质量的一种手段而已。现在这个被颠倒了，教育手段成了目标，而教育目标则异化成了手段。这种本末倒置成了当下教育体制的最大弊端。学生只要记住老师设定的标准答案就够了，而调查、研究、思辨、反思、质疑、批判，全部都被省略了，而这些恰恰就是人本主义精神中最重要的东西。片面、简单、被动的接受，大面积地塑造着奴性和功利主义，迫使学生逐步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其次是公平与民主，因为权力垄断和资源垄断，这些东西也都丧失了。再次是社会正义，对严重的社会不公现象，大家的反应越来越冷漠。到了装聋作哑的程度。最后是漠视公共道德，把损害他人利益作为寻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前提。 ( http://www.tecn.cn )
    这些普遍价值的危机，还导致了另一个结果——源于儒释道的三大本土核心价值遭到毁弃。儒家精神强调人的教养和礼仪，“礼”是儒家和“仁”并列的概念，而我们却越是粗鄙、越是无礼越好。这种粗鄙美学上升为我们的国家美学。与自然的和谐是道家的基本价值观，而我们一直把破坏生态赞美成“人定胜天”，直到今天还有所谓的“科学院院士”在胡诌这种反科学理论。整个华夏民族都置身于破坏生态的严重后果中。以善为本，这是佛家的精神，结果却变成以阶级斗争为美，与人斗其乐无穷。于是，人们不仅摧毁了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摧毁了民族自身的核心价值。 ( http://www.tecn.cn )
     
    中国文化的若干危机
     
    鉴于这样的背景，我们不得不面对中国文化的多重危机。
    第一是身体文化的过度膨胀。身体和灵魂的解放是应该对应的。过去对身体太压抑，后来却走向反面，变成放纵过度和娱乐过度，而心灵和精神领域却在急剧萎缩。 ( http://www.tecn.cn )
    第二是道德体系的崩溃，典型的例子就是全民造假，从食品到艺术都在造假。其中假唱是最典型的艺术造假，却能在中国横行20多年，也算是一种文化奇迹吧。 ( http://www.tecn.cn )
    第三是审美感知体系的退化。现在交响乐早没人听了，要听的都是流行歌曲，加上MP3的这种扁平的二维声音，取代了浑厚的多层次的声音织体，由此导致艺术知觉的退化。这是艺术感知力全面下降的象征。文学也是如此，对于作品的好坏失去了判断的尺度，所以读者很容易被忽悠，几个媒体一顿猛炒，就能把一堆垃圾炒成杰作。各种电影大片云集，但没有提供必要的文化享受。恰恰相反，每一次都成为一场视觉灾难。这两年稍微好一些，大片有所进步，前两年我们看《英雄》、《十面埋伏》，都是受罪的感觉，到了看《无极》的时候，差不多就该陷入昏迷了。新拍的《梅兰芳》继续在胡编个人史，掩饰历史真相。但奇怪的是，这些大片居然还能制造出票房奇迹。要不是文化出了问题，又怎么解释这种荒谬的现象？ ( http://www.tecn.cn )
    第四是教育体系的扭曲。这点我不再多说了。
    第五是知识体系的混乱。很多记忆被蓄意制造了空白。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创伤记忆，“文革”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创伤记忆。一个健康的民族不应该回避历史的沧桑，恰恰相反，应该借助反思来获得民族生长的动力，这种记忆和反思是自我进化的重要财富。但是现在它被抽空了，成为历史的盲点。总的来讲，我们的整个文化智力曲线在急剧下降，而这跟记忆空白化、知识谎言化有很大关系。 ( http://www.tecn.cn )
    这种情况导致了第六个危机——思想和信仰的瓦解。“文革”后我们突然陷入了信仰危机，北岛的诗歌明确喊出了“我不相信”的口号，到80年代，信仰危机非但没有改善，反而恶化成了信念危机。到21世纪，事态还在继续恶化，在信仰和信念都丧失了之后，出现了更低层和更深刻的信任危机。每天早上我端起那杯牛奶时都会想一下︰它值得我信任吗？它是不是有毒呢？有的作家甚至提出了左手不信任右手的命题。人的各个肢体或器官之间，人和物之间、人和人之间，都出现了普遍的信任危机。这难道不是一种严重的社会病态吗？ ( http://www.tecn.cn )
     
    传统文化复苏的几个热点
     
    正是在文化危机的背景下，出现了传统文化的复苏和拯救运动，出现了儒学热、国学热和大师热。国学变成一种生意经，开一个星期的国学课程，学费昂贵，举办者可以赚入大笔银子，成了一个狂热的盈利模式。一方面大师林立，一方面文化退化，这情形是不是很荒谬呢？上海市政府封了余作家为大师，结果遭到了普遍的质疑，最近又有位大师出了问题，那就是文老先生。在分封大师的时刻，标准出了严重偏差。人们忽略了其必须具备的重要禀性——强大的文化原创力、价值体系的构建力。大师不应该只是一个学术阐释者。但人们今天封的所谓“大师”，其实都是阐释者而已，季老先生甚至连“中国学”的阐释者都不是，他只是印度学的阐释者而已，媒体给他戴上“国学大师”桂冠，逻辑上根本讲不通。大师的泛滥造成了一个恶果，那就是“大师”这个词，正在走向反面，沦为骂人的字眼。有位朋友对此很敏感。人家戏称他是大师，他当场回敬说︰“你才是大师！你妈是大师！你们全家都是大师！”“大师”称谓的这种变异，只能是中国文化的耻辱。 ( http://www.tecn.cn )
    近年来的民俗热，也是传统复苏的一个方面。前段时间我和一位民俗学者公开辩论过，他说要保卫春节，还说磕头是好民俗，应该提倡。我说磕头虽然是传统，但恰恰是一种历史糟粕，磕头就是奴性人格的象征。你尊重家长和父辈当然是好事，但如果你真的爱他们，那就拿你的心灵和行动去表达吧，请不要随便忽悠民众，拿他们的脑袋去撞击大地。人本主义，首先就要求人捍卫其挺胸站立的尊严。 ( http://www.tecn.cn )
    原生态热，也是文化复苏的一项成果。这几年在有关部门的推动下，对原生态文化的发掘，做了大量工作，其中包括杨丽萍的《云南印象》，她是一个罕见的天才，整场歌舞令人震撼，水平超过了非洲黑人和新西兰毛利人的歌舞。但后来我在想一个问题，把这些质朴的农民弄到大都市演出，他们的灵魂在演第一场和第一百场的时候，会是同一种状态吗？我想一定会有剧烈的变化，一定会有某种东西从里面悄悄地消失掉。这就是我常说的“杨丽萍悖论”——原生态的文化遗产，你不去拯救它，它会死掉，你动手去拯救它，它同样也会死掉。似乎没有人能超越这种深刻的悖论。 ( http://www.tecn.cn )
     
    拯救过程中出现的误区
     
    在文化拯救过程中出现了大量误区。第一是生吞活剥，比如当下流行的汉服运动。穿上那些被简单复制的汉服，就像与日常生活格格不入的戏子。这方面我们似乎应该向当年的上海裁缝学习。他们引进了满族直筒式旗袍的概念，然后加以彻底改造，测量人体的18个尺寸，从而打造出东方窈窕淑女的身体曲线，而这才是有价值的传承方式。 ( http://www.tecn.cn )
    其次是文化造伪。浙江某商人要重建圆明园，这个消息让许多人目瞪口呆。你不可能使用原来的建材，像紫檀木和生漆，也无法还原传统的工艺，像榫卯结构，结果势必弄出一堆低劣的赝品，顶多就是一个只能远观而不能近赏的影视布景而已。还有就是民族节日，借元宵节推销汤圆，借端午节推销粽子，借中秋节推销月饼，这不都是商人进行文化造伪的例证吗？ ( http://www.tecn.cn )
    道德过度也是一个需要反省的问题。一方面道德匮乏，一方面却又道德过剩，最典型的例子是那些针对个人道德的人肉搜索事件。人肉搜索是一种双刃剑，在社会正义方面，比如说对贪官的追踪方面，它扮演过非常正面的角色。去年好几个贪官被摘掉乌纱帽，就是缘于网民的人肉搜索，它是民间政治监督的有效手段。但是对普通公民的搜索和道德围剿，我认为还是过度了。搜索权力的边界究竟在什么地方？这是需要尽快加以界定的。 ( http://www.tecn.cn )
    篡义阐释往往也是灾难性的。我们今天阐释古代文献时，一定要注意原典的初始语义，当然你可以在这个前提下发挥，但不能严重脱离原义。随便举个例子，《论语》中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句话是儒学现代化的价值瓶颈，今天很多人要继承儒家传统，却从这句话里发现它是愚昧落后的东西。为了完成儒学的现代化，必须对这句话开刀，加以全新阐释。于是就有人说，这句话表明孔夫子对妇女和儿童的尊重，因为“小人”可以解释为儿童，“难养”的意思就是要尊重他们，好好地伺候着他们，这不是非常符合现代价值观吗？但是“小人”在孔子的语典里是有特定含义的，它有时是指底层百姓，但更多是跟“君子”相对，指那些道德卑下的人。你怎么能把“小人”随意阐释为“儿童”呢？ ( http://www.tecn.cn )
    对历史器物的胡乱开发，常常会制造出新的文化笑柄。奥运开幕式上“击缶而歌”，就是一个典型的礼制错误。这个缶从先秦以来就是专用的丧器，人死了之后，敲它一敲，表示人们的哀伤之情。庄周死了妻子，“鼓盆而歌”，敲的就是这种玩意儿。秦国也流行过击缶作乐，那是因为它虽然军事上很强大，音乐和文学却很低级，六国都瞧不起它。汉灭秦之后，缶就只剩下丧器的含义了。到现在湖北民间还有丧歌队的传统，正在申请文化遗产，也就是集体击缶，专门给死者唱挽歌。在奥运会开幕式上，让几千个士兵在那里奋力击缶，在下请问导演先生，你到底想说什么？ ( http://www.tecn.cn )
     
    文化拯救的正确途径
     
    究竟如何进行文化拯救，是我们共同面对的难题。我想至少下面几个方面是必须做的。首先是制度革新。文化的问题，不能由文化自身来解决，应当从文化体系的外面，也就是从制度的层面去解决，否则，文化就只能陷入自我缠绕的逻辑怪圈。而制度革新的第一主题，就应当是为文化提供自由发展的空间。文化高潮不是管教的结果，也不是用金钱喂出来的，而是自由放养的结果。1927-1937年上海文化蜜月，就是因为没有文化部门去干预作家和艺术家的自由创造，由此打造一个健康生长的创新型社会。 ( http://www.tecn.cn )
    必须承认人类的普遍价值和共同信念，像自由、民主、平等、公正、个人尊严、教养和博爱等等。价值的人类普遍性，也就是承认人类共同的人性、人类经验和价值诉求，是马克思主义在全球扩展的逻辑前提。否则，就是在取消马克思主义的生存依据。 ( http://www.tecn.cn )
    学习西方和台湾的文化保卫经验，尤其是台湾的存在，为我们提供了文化传承的样本。这个地区完整保存了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并且完成了制度现代化的转型。他们的成功经验，就是对我们展开文化复苏的最大鼓舞。 ( http://www.tecn.cn )
    毫无疑问，我们还要依据人类普遍的价值尺度，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予以坚决剔除，并彻底改造现存教育体制，纠正应试教育的恶弊。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建立正确的文化阐释体系，重构正确的知识-内存系，让教科书开始说人话和说真话，让所有的历史空白都被正确的记忆所充填。让每个公民在人格上独立起来，成为有权力、义务和教养，善于反省和敢于反叛的理性责任主体。陈寅恪先生在1929年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至今已经80多年了，应当成为每个中国公民的精神指南。 ( http://www.tecn.cn )
    我的结语是︰我们正处于文化危机的焦虑中，我们守望着文化的最后领地，我们正在为文化的修复而吶喊，我们的工作沉重而艰难。文化复苏，从每个人独立的反思开始。 ( http://www.tecn.cn )

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2726240

老孫

当年文坛，需要有更多朱大可先生这样的人物！

hakkatiger

环顾今日中国，能说真话敢说真话的仍然是客家人！

linqifeng

原帖由 hakkatiger 于 2010-9-23 11:20 发表
环顾今日中国，能说真话敢说真话的仍然是客家人！

比如丘成桐,张五常?!

skc

香港立法会有一个惠阳籍和惠州籍议员，很少有人把他们俩跟客家人联系上。前者谭耀宗，后者李柱铭。

yanxiuhong

今天有幸在广外讲堂 听到了朱先生的演讲

善于叙事，思路敏捷，观点独到。

朱先生是很重视客家这个乡土名片的，他的博客清楚地写上：

【生于上海,祖籍福建武平（客家）。】
http://zhu.dake.blog.163.com/profile/

linqifeng

skc 发表于 2010-9-23 21:03
香港立法会有一个惠阳籍和惠州籍议员，很少有人把他们俩跟客家人联系上。前者谭耀宗，后者李柱铭。

有人话李为兴宁人?!

yanxiuhong

朱大可谈转型中国的文化选择 文化主体性亟待构建

[ 文字：记者 戴春晨 实习生 孙伊美 | 图片：记者 丘君韬 实习生 刘鑫 | 编辑：王晓娜 金朱玺 ]
[ 提交：2010-12-08 18:12:37 | 审核： 2010-12-10 14:37:19 | 点击：256 ]

　　本网讯　“中国文化面临着主体性危机。”12月7日晚，著名批评家朱大可教授在广外北校图书馆负一层报告厅以中国各时代文化现象为基础，凭借其一贯犀利睿智的言辞，论述了转型时期中国的文化选择，掀起了一阵激烈的思想风暴。

　　这是朱大可继2006年以后与广外的第二次握手。副校长顾也力，人事处处长方迎生，中文学院院长陈彦辉、副院长刘小平等出席了本次讲座。讲座由刘小平主持。
　　顾也力为朱大可颁发我校客座教授聘书，方迎生赠送纪念品。

顾也力副校长为朱大可教授颁发聘书

文化选择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模式
　　“乾隆时代的中国是一个没落的、毫无价值的中国！”朱大可引用《清俗纪事》如是说，他的讲授从大清帝国的“黄昏哀歌”说起。清帝国的没落与华夏的颓败使中国人开始了文明自救的征程。朱大可将中国文明自救模式归结为三种：接驳基督教文化的同时全面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香港模式；1949年后台湾以阳明心学为核心结合基督教建立的开放的、与世界接轨的新儒学的台湾模式，其核心在于在继承文化的基础上接轨西方民主制度；在颠覆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接轨斯大林权威体制的大陆模式。

朱大可深刻解读转型时期的文化选择  　

　　朱大可提到，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科学叙事，毛泽东的革命叙事，到邓小平的财经叙事，中国文化在20世纪经历了三次颠覆。在这个过程中，儒家文明受挫；文言文转化为白话文；简体字产生，方言逐步瓦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以现代化和消费主义的名义摧毁着器物文明和伦理文明。
无灵魂解放伴随的“身体”文化消费很可怕
　　朱大可认为，21世纪是消费文化主义的时代。消费文化逻辑则发源于利用身体谋求利润的资讯资本主义时代消费逻辑，对大众趣味的无条件妥协产生的“偷窥”文化产业，以及女性主义及其性解放。对于什么是大众趣味，朱大可将其生动地归结为“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指“翻身”二字所贯穿的身体母题的中国解放；三个基本点则指情色、暴力与名人隐私。“张艺谋的《黄金甲》可谓把对大众低俗趣味的迎合发挥到了极致。”朱大可毫不留情地批评道。
　　朱大可谈到，当下社会在媒体的推动下着力塑造身体偶像。著名文人与歌星影星被并举，精神偶像逐渐被身体偶像所替代。提到“身体”，他着重介绍了“身体”叙事的各种形式。如肉欲的身体和其文化背景下中国“身体市场”的庞大产业链，施虐和受虐的身体，以“艳照门”事件为代表的被偷窥的身体，及以中性化、审丑为代表的变异的身体，上海世博中出现的丧失教养的身体，和被镇压的身体。身体成为当代文化消费的第一选择。
　　在之后的问答环节，朱大可表示，他并不反对身体的解放。相反，他认为身体的解放是进步的，必须推进的。但是，身体的解放应该与灵魂的解放双轨并行。“身体解放没问题，问题是解放身体的同时丢失了灵魂，这很可怕。”他谈到崔健的歌，这是身体和灵魂的双重解放，然而今天灵魂解放已难以被提及。
中国文化危机源于主体性空洞
　　朱大可提出，社会中存在着信仰危机到信念危机到信任危机的转化。危机的层次变浅，但程度在不断加深。人类在危机中失去了共同价值，并建立起对权利、肉身与钱物的崇拜。
　　朱大可认为，中国文化危机的根源在于主体空洞化，中国面临着严重的主体性危机。所谓主体性危机呈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是知识分子主体性的丧失，精英文化大幅度退化；最近鲁迅文学奖的“羊羔体”事件显示出了汉语文学的败退。第二个是公民主体性的丧失，以《中国不高兴》一书为代表的狭隘民族主义盛行，而“反美英雄”马楠的自我背叛（记者注：马楠，北大学生，克林顿访华与北大学生对话时，质疑美国人权问题，后远嫁美国。）则说明了国家主体的虚伪性。第三个是历史主体性的丧失，古典文化遗产面临着消亡的危险。朱大可认为，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的设计是对中国文化无知的表现。拜物教的冲击，普世价值的崩溃，应试教育体制弊端和契约型宗教的无效性，这四大因素造成了中国文化主体性危机的产生。
　　对于在转型中如何探求精神选择，如何构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朱大可提出了六条道路：要在反思中盘点和吸纳本土传统文化的精华；加入普世价值和人类审美体系；学习香港、台湾的有效经验；积极参与政治反思，道德关怀和审美运动；重建宗教信仰与灵修。当前面五条都无法实现时，那就坚守内心的梦想，这是一条“伟大而秘密”的底线。

现场观众认真聆听，坐无虚席　　

　　在场青年学子进行对话时，朱大可说：“（青年人的）‘光亮’在梦想中。我对中国文化局部复苏所抱的希望来自哪里？就来自我与你们今日的对话。”话音未落，全场掌声雷动，为大师振奋人心的宣言喝彩。

附：朱大可 介绍
　　朱大可，著名文化学者、批评家和随笔作家。1957年生于上海，祖籍福建武平。1983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悉尼科技大学博士。现为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所长、教授，兼北京师范大学“媒体策划与文化传播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朱大可崛起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是前卫文化的重要代言人，目前主要从事中国文化研究与批评，在中国文化界享有盛名，被认为是中国最优秀的批评家之一。
　　其代表性著作：《燃烧的迷津》、《聒噪的时代》、《逃亡者档案》、《话语的闪电》、《守望者的文化月历》、《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大型文化年鉴，目前已经三卷）等。
　　2006年9月号的《凤凰生活》杂志，推出“影响世界未来50华人榜”，“中国文化守望者”朱大可入选，与李敖、余秋雨、王小慧、程抱一等人一起，成为“思想的力量”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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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读关于口红的观点.知大可是位才人.
他就如许信良,哪边倒霉他就站在哪一边.
同意先生解读的文化现象,但就方向,方法等问题是值得商讨的.
羊羔体没有啥不好,比那些故意不让人读的要好.

yanxiuhong

生于上海,祖籍福建武平（客家）。1983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博士。现为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
来自新浪博客
http://zhu.dake.blog.163.com/blog/static/114960251201164890348/

新加坡的 范文芳 也是 很清晰地标记自己客家人身份的。

tamukelusi

这些都应该让领导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