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南闽西乡土纪实小说13篇（昌哥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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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婆子
作者  赖广昌
（选自蔽作《草根小民纪实系列》）

点婆子的真名叫廖桂香,但已经没有人知道她的这个名字了。点婆子这个名字的来历我是不清楚的,我也没见过她本人。但当我第一次从大人那里听到这个名字时就觉得好生奇怪,从大人们传来传去的关于她的故事里,我点点滴滴地知道了她的身世。
点婆子其实是我们县大由乡人,做闺女时长得妩媚又风骚,最主要的是她放得开,哪个男的叫她睡她都答应。在1960到1970年代,放得开的女人是非常珍贵而稀罕的,点婆子大大满足了那时压抑的男人们的欲望,反过来,那些男人们又把她当着茶余饭后的谈资与笑料,并常常在他们间相互交流与点婆子作乐时的感受和做法。
点婆子的名声渐渐大了,找她的人也就越来越多,各色人等都有。男人们拿她当玩物,她也不顾及男人们的体面和名声,一副"我烂你又能拿我怎么着"的架势。淫荡得象公狗一样的男人们,虽然知道她的名声坏,但又忍不住要去找她。事情就这么矛盾。
文化大革命来临时,点婆子已经是31岁左右的半老徐娘了,但她依然会打扮,天天涂粉搽胭脂,大红大紫大花大朵的衣服她也穿得出去。那时候从没人敢穿旗袍,她却不知从哪里搞到件旗袍,还把叉开得高高的,白花花的大腿直扎男人们的眼睛,又捡出双难得一见的高跟鞋,穿着走在县城的大街上,高跟鞋敲在水泥路面,笃笃笃的很是响亮,老远都能听得见,惹来许多男人色迷迷的眼球和女人鄙夷的眼光。
在批斗地富反坏右的岁月里,点婆子自然被当着了坏分子挨了批斗,在这些挨批斗的人戴着高帽反捆着双手游街时,点婆子一双不安分的眼睛左顾右盼,别的挨批斗的人都耷拉着脑袋,她却象走台步似的,一副蛮优雅的样子。
一个青皮后生的红卫兵看不过去了，极力呵斥她低头,她挨上去，狠狠摸了他的裆部一把,说:"看看你那卵子大得可用了么?"
那红卫兵脸唰地一下红到了脖根,不敢再说什么了。另一个长得满脸凶相的年纪稍大点的男子，挥着棒子走上去,往她头上敲了一计,她捂着起了包的脑袋滚在地上再不愿意起来,几个红卫兵上去把她拉起来,她猛地一下把自己的外裤内裤都扒下了,指名道姓的要他们革委会的头头出来,说那头头前天晚上还和她滚在一张床上呢。说那家伙的卵长什么什么样子,还有颗痣什么的。她问那些红卫兵:"你们有本事敢叫他当面来对质吗?"
接着她又说出了一大串的名字,其中有某某公社的干部,有县里某某局的干部。
这样,那些红卫兵就不敢再说什么了,让她一人躺在街当中,押着其他人走远了。
见他们走远了,点婆子爬起来，撸起裤子。一大堆姑娘媳妇围上前去,有人问她:"点婆子,你怎么好意思说出那样的话?怎么好意思把裤子脱下来呢?"
点婆子拍拍裤子上的尘土,反问她们:"你们难道有我高尚吗?我上就和公社书记、县里领导睡过,下就和拣狗屎的睡过。你只能守着你那老公。"
还有一次,一队红卫兵又要准备抓点婆子去游街,在县城西门老街开茶店的她,一听到风声(当然有嫖过她的内线人物给她通风报信的)就跑上二楼,把一桶尿顺着大板木楼梯倒了下去,搞得一屋奇臭难闻,几个红卫兵只好在楼下命令她下来,谁也不愿意踏上那还往下滴滴哒哒淌尿的楼梯。她拖着病声称自己病了多日,一步也难挪动。他们也只好悻悻然离去了。
那个时代的我们那里土特产式的奇异女人点婆子,使我想起了法国小说《娜娜》里的主人公,在那个腐朽的社会里,娜娜用身体去反抗社会。




[ 本帖最后由 hjqxlgc 于 2008-1-18 10:0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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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英老牛
作者  赖广昌
（选自蔽作《草根小民纪实系列》）

德英老牛生于1858年,卒于1949年,活了90多岁,是秋溪人口最稠密,房子最拥挤的上村人。
上村的房子真是鳞次栉比,厅堂连厨房,厨房连猪圈,猪圈连茅厕,老旧的房子里放着存年的干木柴、从鸡圈里扒出来的用着肥料的鸡屎灰、盛满散发着大蒜味道的尿的尿桶,以及我小时捉迷藏时猛地看见,吓得心惊胆战的油漆棺材,那棺材黑乎乎阴森森,写有福字的帽风(棺材盖和两侧板做得象个呲着的嘴唇的地方，便叫帽风也,这是木匠行话,一般人不懂的),活象一张装着的大口,要一口把人吞进去。
村民传说德英老牛是水牛精转世。他七岁时，听见他母亲跟别人家聊天,一个邻居夸他有出息,他母亲谦虚道:"再有出息也是闲,一只鸭子搅不浑水啊。"因为他是独子,他母亲这样说的意思就是他没个兄弟做帮手,起不了大风浪的。他虽然才七岁,但很有口才和志气,马上接口说:"姆妈,你等着瞧,我肯定要把水搅得很浑浊的。"村民们传说,在他出世洗三朝的时候,忽然就便成了条小水牛,好在他妈妈有见识,遇到这种情况也不大呼小叫,只用块大红布蒙在他身上,他就又变回了人来。大家说,因为他是牛精,要把水搅得很浑浊当然是很容易的事。
德英老牛长得个好身板,相貌堂堂,但因家底根基浅,一时找不到好的发财路,又不大愿意下田干活,总是吃了上顿没下顿。20好几的英俊小伙德英老牛,因父母闹长毛(当地村民对太平天国兵的称呼)时被杀死了,没了至亲的人,整天在村里游逛,很被人瞧不起。
1879年的一个冬天,德英老牛家里已经断米两三天了,实在饿不下去的他,就上一个隔了五代的堂叔家借米。其堂叔家道殷实,吃穿不愁,可早就把德英老牛看扁了,有一次还跟外姓旁人说:"德英老牛那个鬼赖子(客家话,男儿),终有一日要去炙酒火的。"意思是说他一定要去当叫化子,别人家办酒宴时,他就在坪里煨米酒的稻草火堆边烤火,等人施舍。
德英老牛也知道其堂叔看不起他,但饿鸡不怕打,饿人不知羞,只好向他借米。他去到他堂叔家时,正好是吃大朝饭的辰光,他堂叔捧着一碗冒着热气的白米饭,上面堆了些闷得咚咚颤动的五花肉,对站在面前的德英老牛说:"我家的白米,象雪糕那么白。"
说完吸一口气,做出闻到了饭香的陶醉状。
"我家的米,很多,楼上有好几仓。"又吸一口气。
"我家的米,做成了饭香得人口水都会留得三尺长."又吸一口气,做陶醉状。
"要是有焖烂的七层楼(五花肉)伴饭,那会美得连魂得没哟。"
德英老牛站在那听,一边点头,等他答应借给他米。
"不过,要把这么好的米借给你,恐怕难办罗。"他堂叔拖长声音,说出了最后一句话,就埋头很响地吃他的饭,再也不理他。
德英老牛气得什么也说不出,躺在硬板床上昏昏迷迷地乱想,最后想到了走汀州的堂哥,名叫有才的,就抓起件烂褂子，套在身上去找他。
有才走汀州,把石城的横江重纸贩到汀州,又从汀州把盐贩到石城,已经是很富裕了,但还是风里雨里往返于两地。
自德英老牛跟上了有才,一改原来懒散样子,勤心苦力,什么苦也吃,什么力也出。慢慢慢慢地,他自己也有了本钱,也跑起了买卖,而且是越做越大。1889年的德英老牛,已经是家财万贯,良田千顷。他家的田,从龙岗水庙到屏山亨田,从横江烟坊到洋地上塅,纵横上百里地。人们也不叫他德英老牛,才三十几岁,就被尊称为德英老爹了。
德英老牛有了钱就娶了五个老婆,做了一排又一排的青砖瓦房,他的五个老婆又齐唰唰给他生了30多个儿女。
可德英老牛也不闲住,八十来岁了还驮条禾杆上山砍柴火,一路走来一路打着山歌,见到什么唱什么。只听见他唱道:
山上的雕仔你知唔知(di1)，(山上的鸟儿你知不知道)
冇(mao2)食冇着正得人(ning2)欺，(没吃没穿才受人欺)
从前老牛冇人理，
至今卅子五个妻。
1949年就要解放的时候,90来岁的德英老牛患病卧床,他把他的金银财宝,地契山契,装了几箱子放在他睡的雕花大牙床里面,子子孙孙上百人跪在床边等他咽气,一个个哭得眼睛红肿如烂桃子,伤心至极。
只听得他喉咙里"呃"的一声响,两眼一翻就归了西,就在这时,他的那些子孙们一下扑上床去抢那财宝地契,尸体都快踩烂了。好在有才的大儿子也在场,作为被请得来理事的长辈之一,他急中生智,跳上床起,把那些财宝等物,一股脑儿抓起往离床远的地上撒,那些孝子贤孙们又涌向地上抢,德英老牛才保得个全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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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年里的马欠老头
作者   赖广昌
                        （选自蔽作《草根小民纪实系列》）

马欠老头是牛角湾村小组的,我是社公湾小组的。我们两个小组相隔只有一条小河,一座弯弯的石拱桥把我们两个小组连在一起。那石拱桥的壁上爬满了薜荔藤,其间结着青青的薜荔果,一到夏季,便有几个中年妇女采了去,做成晶莹剔透的凉冻,用水桶挑着到街上大声叫卖。
后来我在上海,听一老乡说到福建三明某个县,有个人单凭这凉冻,打开了上海好多大酒店的市场,卖给酒店，让那些会吃的客人们当酒醉肉饱后的甜点吃,赚到了大钱。此是题外话。
1940年代,马欠老头曾经在走汀州路上的黄竹岭脑做过土匪,那时他还没娶老婆(其实他一生就没正经讨过老婆,虽然有一个外乡叫花婆，跟他过过几年生活)。他人长的高而瘦,一张瘦长的马脸从未见过露出半丝笑容。从黄竹岭脑回家后,也没少挨批挨斗,各种运动来了都能轮得上他,他常被当着大毒草大坏蛋捆在村里的祠堂里挨斗。参加批斗的小学生们不懂事,看到他很象大坏蛋的样子,都往他脸上吐唾沫。
1970年代的时候,大家生活上非常困难,炒菜都用光镬(只是烧热了锅,就直接往下扔菜),个把月见不到荤腥。所以人们在嘴巴里淡出鸟来的时候,就会想着法子打平伙(各人出点食品,凑在一起搞一次聚餐)。
马欠老头是打平伙最积极的倡导者。有一次,他和五个人打平伙,有人从家里拿来了一斤多成年猪膏(好不容易过年杀猪时,把板肉留下放在瓦罐里，撒上大把的盐粒,藏在阴凉处的瓦罐里,平时炒菜时当油用的),有人拿来了五斤糯米。他们几个把这些东西凑一起，放在锅里焖熟了,等黄澄澄香喷喷的猪膏糯米饭端上桌时,另外几个还没吃完一碗,马欠老头已经狼吞虎咽地往肚子里倒进了三大碗。那次,他一口气吃了六大碗,吃到连步都挪不动。人们在说到这件事时,都摇头说:"跟马欠老头打平伙啊,一点都划不来。"渐渐地,他再提打平伙时,人们就再不和他搭下腔了。
但同村同队、同宗同族的,也不好做得太过分。有一次,几个村民打死了条狗，准备焖着吃,恰巧被马欠老头撞上了,他就在那不肯走了,有一搭没一搭地跟那几个人聊天,他们不怎么搭理他,他也不想动身走人。等人家把一大锅狗肉炖好端来时,他也就坐上了桌,一上桌,看见一块中间一根大骨头,周围包着肉的最大的狗肉,就抢先夹到了碗里,可是,嚼来嚼去都难把那肉嚼烂,只觉得那肉太韧太难嚼,又没什么滋味,在一旁看着的几个人,都忍不住挤眉弄眼地偷笑。后来有人传出来,原来那块肉，是一个人用恰似骨头的木棍串着狗比做成的。
没油水的日子总很难挨。不过马欠老头总能搞到些有油水的食物。一次,几个孩子在山上放牛,看见一个被猎人下套子夹死很多天的麋子,都已经腐烂了,他们回村一说,马欠老头就急着问他们那东西具体在什么地方,然后他就上山把那物带回家里,弄弄洗洗,放些辣椒炒着吃了。
更有一次,跟马欠老头同龄的东学老头,与他一道打七里泾走小路到横江赶圩,走到一单家寮屋处,马欠老头哼哼着说要上茅厕,东学老头也只好在路边等着他,见他老半天不出来,跑进去一看,却见他在那逮茅厕边上一蹦一跳的青皮小青蛙。看到他时,他手里正逮着一个剥皮,仰天张开了口,把那青蛙丢进嘴里,两眼一翻,咕冬一声就吞了下去。
许多年过去了,马欠老头想必早已死了,但那年月的生活,还清晰地浮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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捡妮石湾和他的儿子们
作者    赖广昌
（选自蔽作《草根小民纪实系列》）

捡妮是他的真名,石湾是他的绰号。一个挺怪的名字,不是吗?他是个矮个子的男人,因为矮,所以被人叫做石湾。石湾其实是一种喜欢在小河的石缝里钻来钻去的鱼,身上带柳条花纹,老长不大,十来年的石湾也大不到三两重。
捡妮石湾脾气直爽,有啥说啥,虽然他也算是农村最基层的老党员了,当了好几茬的生产队的队长,后来的村民小组的组长,但家里穷得壁上找不到一颗钉子,地上看不到一粒谷糠。大家都说是捡妮石湾身为一家之主,食粮不管事,也不知他们家是怎么过来的。
可为什么会选他当好几茬的队长呢?在我长大后,我常常想起这个问题,才找到点带猜测性的答案,一是做队长也要讲党员身份的,捡妮石湾不知怎么的在某个时候入了党,也就比别人更有了当队长的资格;二是因为那时的队长确实也没什么人愿意当的,他就捡了来当当。
1976年,他正好当队长,那年的春夏之交一连下了六七天的雨,而且是越下越猛,今天老天阴沉着个脸,明天又是雷霆大震,暴雨倾盆。下到第七天,不知谁开始传言要发地震了。那天雨从下午三点下到晚上九点也不见停。我们一家刚吃好红薯羹要上床了,只听得捡妮石湾一遍一遍地在我们家门口的晒谷坪里吹哨子,那是他常常用来催大家出工时吹的。他扯着嗓子叫大家都到生产队的那排木栅栏猪圈里去,说地震就要来了。
我母亲在屋里应道:"我们没有那么多斗笠哪!"
捡妮石湾高声道:"不要戴斗笠了,就那么出来,命要紧的。"
我们一大家子你牵我拉的来到猪圈,那里已经集聚了整村的人,我看见我的一个高个同学还提着马灯,披着塑料雨衣,可我浑身湿透,湿了的衣服贴在身上很不是滋味。那天熬到半夜，雨渐渐停了,也不见发地震,大家就骂骂咧咧地回了家。
后来等到我上高中时,特别看了我国地震分布带,其实我们那是最没发地震的可能的,也许是因为1976年唐山地震把全国人民都吓怕了吧。
捡妮石湾生有三个儿子,一个患小儿麻痹症的女儿,三个儿子一个比一个矮,一个比一个难看,还常常偷人家地里带花儿的嫩黄瓜,挖人家埋在地里的红薯种吃,村里人都知道他们这些小偷小摸的行径。
有一年的大年初一,他的大儿子刚吃过早饭,就跟着几个小伙伴商量着到秋溪街上玩,怕是大人给的几毛压岁钱烧手烧得慌了,非要买爆竹用掉,可没想到的是,在他进我伯父家的茅厕时,因急要追赶伙伴们上街,没看清脚下,踩到一堆大便上,一滑,竟然摔下了粪坑。
他在那挣来扎去,楞是上不来,好在我堂兄正好也上那地方,就用长柄粪勺把他给拉了上来。他一上来就去了河坝里,把衣服脱了精光,幸亏那年的初一出着太阳，不很冷的。等全村人知道时,他妈妈追到河边,一边急促地拍着巴掌,一边叫嚷道:"死赖子(男孩),你不要再回家了。"大家都觉得大年初一掉粪坑是最倒血霉的事。捡妮石湾的大儿子被他妈妈追到河对岸,只能光着身子在那挠着身上,也许是他自己也觉得脏,或者也确实有什么细菌沾在那作乱了。最后还是捡妮石湾把他儿子给叫了回家。
又有一年的夏天,龙岗乡税务所的人，在本村一个人的带领下,来到我们村附近的河潭里用炸药炸鱼,我们这只要有谁一炸鱼,大家一听到响声,就都会跑到河边，扒光衣服跳进水里去拣鱼。那天那几个税务所的人很不高兴他们炸的鱼被村民们拣了去,就捡起石头朝潭里的人砸去,有个石头正好砸在了捡妮石湾的二儿子头上,顿时鲜血直流，痛得他捂着脑袋嗷嗷地哭。捡妮石湾一时急了,从潭里爬起来就要跟那扔石头的穿着周正的后生拼命,还指着自己因没穿裤子而露在外面的男人那玩艺骂道:"你们算什么吊毛飞,连我的卵都不如!"
自改革开放以来,村里去打工的人越来越多,几乎都跑光了。捡妮石湾的三儿子进了福州城郊的一家石材厂,耐心细意地在那干了七八年,跟那老板关系又搞得还好,后来那老板干脆把那厂转给了他。捡妮石湾的三儿子慢慢干,慢慢积,竟然也成就了一份不错的家业,在福州买了房子,又买了个车子开着,脖子上扎着根猩红的领带回村里过年,很是风光。他的两哥哥也在那做事,家里慢慢也有了钱。
捡妮石湾原来在村里是最穷的,又不愿意供儿子上学的,何况他的儿子们也不会读书,这下却成了村里最有钱的人的老爸,于是就在村里抖起了威风,在有众人在场的酒桌上称说话人,常常在醉醺醺的状态下,血红着眼睛对人说:"你们说说看,我捡妮仔,大家都叫我捡妮石湾,以前也不怎么管我那三个赖子的,他们都只读书读到小学没毕业,可他们就能把事业做大,而我们村里,不是也有人家几个儿子都读到大学的吗?读书把家里的钱用完了,还要在福州找工作时，向我家三小子开口借钱呢。大家说说,读书有个卵用啊!"
村民们也确实觉得他说得在理,就纷纷向他敬烟,说他说得对说得对。
可没曾想到的是,去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捡妮石湾在秋溪街上喝醉了酒,踉踉跄跄地回家,迎面驶来一辆装长尾竹的车,那竹尾巴扫过来,把他扫倒在地上,车后轮一碾,就活活的把他碾死在了那。
社会以它缓慢而沉重的脚步讲述故事,不知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昨天和今天紧紧相连,每个人，只是社会这汪洋大海里的一颗小小的沙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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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寞的村庄

作者  赖广昌
（选自蔽作《草根小民纪实系列》）

李老俵毕业于1973年的秋溪带帽初中（那种有小学也有几个初中班的学校）,他和阿建的大姐是同学,在那时,高中难上,又根本不存在考大学这一说,就那么和阿建大姐一起回了村里务农,也算半个文化人了。
生产队里白天劳动完,吃过晚饭,社员们打着手电筒到队社里算工分。完了的时候,李老俵常常约了阿建的大姐躲在社公树兜下磨蹭半天,也不知道搞什么名堂。阿建妈妈对大女儿早看管得紧了,生怕她弄出什么臭事来颠倒了门风。
一次她悄没声地跟着他们来到那没人去的社公树下,听着他们在那唧唧哝哝地讲话,她也没惊动他们,等他们脱衣挽裤气喘不匀之时,阿建妈把个手电直照过去:"哦!你们就来干这猪狗不如的事咧!死妮子有脸见人啊?"
李老俵象条被打断脊梁骨的狗,兀自先溜走了,单剩下阿建妈在那以排山倒海之势臭骂她的女儿,顺带把李老俵和他的父母也骂了一通。阿建大姐捂着脸嘤嘤哭着就要跳河,被阿建妈悄声支使阿建大哥拦住了。但阿建妈口里依然骂着,只是声音慢慢小了下去。
第二天,李老俵的老爸就厚着脸皮来阿建家提亲。阿建妈把他们提来作礼品的三斤冰糖一把手电筒四斤红枣扔出门外老远,狠声道:"我女儿就是关在牛栏里,被水牛踩死,也不会嫁给他李老俵!"
李老俵家里其实是养好了童养媳的,但他看不上她。她的童养媳闷声不响,从未上过学,大家都认为她很苯,给她取的绰号叫"灶背田螺",意思是只会在橱房里滚来滚去,出不得市面的。
李老俵22岁那年,阿建大姐嫁了人。李老俵的老爸作主,强行给李老俵和"灶背田螺"圆了房。
虽然李老俵结婚了,也生了个儿子,但他怎么也爱不起"灶背田螺"来,从不拿正眼看她,他的老爸又权管着家,一分钱也不让后生人过手,李老俵的生活的悲惨景况可想而知。
于是他出外去搞搞编藤椅的活计,还象模象样地带了三个女徒弟,在1976年,这已经可以算是开先河的乡村小企业主了。因为李老俵不爱"灶背田螺",他自然要在外面另寻新欢,他三个女徒弟有两个就跟他好上了,两个女徒弟还常常争风吃醋,虽然李老俵不是帅哥,也不是猛男。其中有一个还跟他远走高飞,来到福建建宁县,一边在那编藤椅,一边过起了夫妻生活。
"灶背田螺"自己苯苯的,但他亲哥哥却是乡中有点名望的语文老师,一气之下就把李老俵告了个重婚罪,结果李老俵被抓去判了三年徒刑,押在鄱阳湖附近的共青垦殖场做劳改。
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趁看守不注意,李老俵越过围墙,跳进鄱阳湖,游啊游,游了三十几路水路,终于到了岸边,一上岸就象一摊烂泥似的扑到在地,一扑到在地就呼呼有声地睡着了,刚梦到湿淋淋的在家乡的河里捞死鱼,却被犬吠人喧之声吵醒,原来是看守赶到,又把他抓了回去,加判15年。
李老俵家没任何人请律师声辩,他父亲也不愿出钱，也没人去看他一眼,也没人托托后门通融一下,任由政府加判了15年。
15年后被释放出来的李老俵,已经是年近50。形消骨立,苍老不堪的他,已经是半痴呆状了。他回到村里时,"灶背田螺"早改嫁了王干村的一个比她小10来岁的帅哥,因为王干太偏僻,离最近的村庄也有10来里的山路,一条小路顺着一条潺潺流出的小河,弯来曲去,一直到王干这个住着30来户人家的野兽出没的地方,没人愿意嫁进去,只有那里的姑娘愿意嫁出来,虽然这地方在别处闹饥荒时，它那还有余粮。所以再帅的哥们也只好娶了"灶背田螺"这样的二婚媳妇。
18年劳改释放犯的李老俵,能做什么呢?什么也做不成了,只能老死村里。
有一次,李老俵看到满头白发的阿建母亲挑水,就上去为她接了过来,阿建兄弟姐妹都已外出,阿建母亲虽不缺钱花,又要强不肯跟任何一个儿女一起过,只肯留在村里。李老俵挑着水,一边对阿建妈说:"以后要是缸里没水了,尽管开口告诉我。"
阿建母亲把阿建他们穿过的半新半旧的时髦衣服拣了些给李老俵,自己做了好吃的也叫上他一声,这时的村里,已经看不到什么年轻力壮的人了,大家都外出了,荒凉落寞的村庄虽然也天天升起袅袅炊烟,但再没有牛哞人喧的热闹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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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匠老吴
作者    赖广昌
（选自蔽作《草根小民纪实系列》）

第一次认识老吴,是他到我们村打铁的时候。他那年26岁,年轻力壮,人虽不很帅,但还结实。
赣南的农村,每到某个时候,就分别有某种师傅匠人进村做手艺,比如六月收水稻前,就有蔑匠来修补箩缧晒器,冬天,就有铁匠挨村挨村去打铁,村民常常就在他们来时,把第二年要用的锄头、镰刀、锅铲、火铲(用来从灶坛里铲取烤火的烧碳之用)等工具打好。
铁匠们在各个厅堂当中摆下铁砧、风箱等物,村里马上就响起了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他们一般由三个人组成,一个老师傅,把着小锤掌握铁器的形状,这是最要有技巧的;一个后生师傅,是他的大徒弟,常常抡着大铁锤,力气要比较大的;一个小徒弟,常常拉风箱,有时也会抡大锤打一阵。三人一起打时，远远的就能听出那有节奏的锤声，哪一锤是哪一个打的。
老吴就是那抡大锤的大徒弟。
26岁的老吴来自瑞金,10几岁时父母都已过世,跟着尖酸刻薄的嫂嫂和木讷惧内的哥哥过日子,着实过得无趣。
打铁的大师傅是本村人,他是回家睡的,老吴是外乡人,所以就搭在我们家睡,因为我们家房间多，床铺也较多。
那年我读初三了,是个清秀俊俏的大孩子了,对什么都感到新奇。特别是对陌生人和外面的世界。
老吴给我带来的就是这么个新奇的世界,他有本宣扬基督教的书,我很喜欢看。他周五的早餐不吃,说什么是为了纪念耶稣。
好些年下来,老吴也没能积存下多少钱,接下来的那些年里,他还常常来我家,即使是不在我们村打铁了。他常常说起他兄嫂在他回家后对他恶言相对,他觉得在家一点温暖也没有。
我母亲是个热心人,帮他介绍了几门亲事,但都因他的家庭条件太差而告吹。最后,我母亲帮他介绍了个二婚亲(死了老公,但还住在老公家的女人),先叫他到那二婚女家里先待一段时间。他确实去了那个二婚女家。但过了个把月,又回到了我们家。
出于一个刚要成熟的毛头小伙的好奇,我问他:"你动过那小寡妇没有?"
我们睡在一个二楼的房间里,他跑过来在我脸上拧了一把,说:"小鬼头,尽瞎说。有她的公公在那,我哪敢乱动啊?"
我说:"哼!我不信,放在面前的肉你这谗猫会不吃?"我在夜深时感觉到他在那搞些下流动作的声音,我被他吵醒后,探出头来真的看到了他在那弄他自己的那玩艺。
就这样,一年年过去,他还不时来我家,可就没见他成家,到他32岁那年,我母亲问他:"你想不想到庵里去当和尚?要是愿意,我师傅那很需要人的。"然后母亲把南华山寺夸了一通。
老吴本来对宗教有兴趣,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想这也许是个好的归宿。这样,他就上了南华山。
慢慢的,时间就这么过去了。我时不时从母亲那得到一些他的消息,他跟一个山下的女人在庵里同居了,那女人的男人邀人到庵里把他打了一顿;有个宁都的小时随他母亲讨吃的16岁的小伙也进了那庵,跟他一起把那庵整治得象模象样了。那个当过叫化子的小和尚去了广东,假称修佛寺弄回了许多钱,自己讨了个老婆,并在城里买了房子过上了幸福生活。但老吴还是那个样子。
有一天,老吴从我母亲那搞到了我家的电话,在他上城的时候来到我家。看到我家庭幸福,房子宽敞,他叹了口气,说:"唉,我这辈子白活了。只能求菩萨保佑你继续高升发财，全家幸福啊。"这时的他,已是满头见不到一丝黑发了。
又过了一年,母亲在跟别人说起南华山时,说到老吴,说他因有一天忽然发作肚痛,离医院又远,病死在了那高山上的庵里。死时,庵里竟然一个其他人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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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车在歌唱

作者  赖广昌
（选自蔽作《草根小民纪实系列》）

1980年代初的中国，正发生着一场静悄悄的变革，这场变革影响着千千万万个人的生活。黄有发就是其中的一位。
黄有发7岁时，年刚38的父亲患上了肝病，卧倒在床，看着父亲因肝腹水一天天肿起的肚子，黄有发母亲一边头发蓬乱地忙着责任田里的活，一边又要筹措钱，用大板车拉着父亲进县城看病。那50来里的黄泥山路，因刚下过闷热的夏雨，泥泞无比。黄有发的母亲把拉板车的背带挽在肩上，弓起两个瘦骨嶙峋的肩膀,埋下头吃力地往坡上拉。坡下，那架老水车，吱吱呀呀地唱着它昼夜不舍的歌谣。她进一步退半步，走着“之”字型，弯曲着上了坡，到了坡顶，浑身已被汗水浸透。恰在这时老天又噼哩啪啦下起了雨，她把塑料布往丈夫的身上一盖，任由雨水浇在头发上，那雨水，顺着头发流进嘴里，又咸又涩，她不顾这些，继续一步步往前行。
等医院诊断出黄有发的父亲是肝癌，黄有发的母亲楞在散发着浓郁的药味的医院走道里，摇了几摇，她赶紧扶着墙壁，才没昏倒在地。
她只好拉着丈夫回到山里的家中等死，一边听信一些草药郎中，到山上采些草药，放在缺口的土陶瓮里，咕嘟咕嘟煎了送到丈夫面前，一调羹一调羹喂着他，看着他艰难地吞咽下去。日见丈夫一天天瘦下去，只剩得皮包骨，她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只能抱着流着青鼻涕的黄有发轻轻啜泣。黄有发骨辘骨辘地转着两只小眼珠子，看看病声哼哼的父亲，又看看满脸泪水的母亲，静静地窝在母亲的怀里。
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偏远山村农民黄有发的父亲，只能在妻小的泪水中断了气，断气之后，嘴巴张得大大的，象是在向谁呼救，又象是食禄未满，还等着人往他嘴里送饭菜，而那双灰白的死鱼一样的眼睛，瞪得鼓鼓的，更象是要看着妻小走好艰难的人生路。
黄有发母亲在村里苦熬了两年，实在熬不下去，在亲戚的撮合下，改嫁给了一位比她大十多岁的叫陈叫化的男人。
陈叫化脾气暴躁，嗜酒成性，家里的田地总有一半被他用来种糯谷，秋收后叫酒匠酿上几大桶又辣又刺喉的土谷烧，有事没事就倒出一大碗，一仰脖子，“咕咚咕咚”几口就把将近一斤的烧酒倒进了肚，觉得不过瘾时，又倒出一大碗，也不用什么菜，一口气又喝得精光，喝得个满嘴酒臭,喝完后就发脾气，摔东西骂人。
小拖油瓶黄有发根本不知道他继父的秉性，第一次还在一旁当热闹看，没曾想被他继父的几个"骨子脑"（用卷曲起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的关节敲人的脑袋）敲下来，头上立马起了好几个包，其母亲只好把哭得泪水鼻涕一脸的他抱开，又被雷霆万惊的继父追上擂了几拳头。
黄有发在继父家里不仅挨继父的打，还有几个继父的儿女总把他当出气袋，继父打他们，他们就打黄有发，一家人常常是打得哭声震天，家里东西被摔得只剩下一条三只脚的凳子，吃饭时大家都端着碗站着，有人到晒谷坪里吃，有人到后檐背吃。放牛回来的黄有发，常常是连点好吃的菜也见不上面，一次其母亲偷偷为他留下点菜，其继父看到又是几拳头擂了上去，把个碗连带着菜打翻在地。
在苦水里熬日月，真是度日如年。好在黄有发读书比较上进的，从村小到乡初中,再到县高中，一路比较顺.他在班里衣服穿得最烂，高一时个头串出一大截，还穿着初二时他继父二儿子穿不了了才给他穿的那件草绿色仿制军装，那衣服领子上已经磨绵了，被他母亲用块黑碎布在那里打了补丁，显得特别的扎眼，这且不说，长度又不够，手一伸，手袖口到了肘弯那，下摆到了肚脐上，他总是往下拉呀拉，可总拉也不够长。
一到周末回家，继父就大声骂道：“别人的赖子（男孩）都晓得赚钱了，你死赖子还要背米拿钱去学什么卵书，学你那埋人书，明天捡被窝褥子死转屋家来，到山上烧碳卖！”
他上到山上狠命地打柴，挑着一担一百三十几斤的劈柴，因早上只吃了一碗稀薄的粥和两条焖红薯，饿得脚下打颤，头上冒霉汗，下陡坡时，地上一块凸起的尖石头撞在柴担底部，连人带柴担滚落山坡，柴担压在他身上，一阵阵撕心裂肺的热辣辣的痛，尖锐无比的一根被人斜刀子砍下留在那的小竹蔸，猛一下戳进了他的肚子，只觉得那地方一热，血和肠子都涌了出来，他又惊又痛，眼前一黑，昏了过去。
等他醒来，已是伸手不见掌，他忍着痛，捂着肚肠，一步一挨，慢慢拖着身子回了家。
等他回到家，继父又是一顿臭骂：“世上哪见过你这样没用的王八糕子啊？替人死搭人埋的（意为实在没用的），叫你干点活，你却做出这个死样子来！”
家里也实在没有钱，继父又不愿意去借钱治他，只能留他在脏兮兮的破床上躺着，母亲也没有可借到钱的门路，只能到山上拔些草药。好在黄有发真是命大，竟然慢慢好了。
等他再回到学校，功课拉下一大截，他只能自己拼劲看书，书看到半夜，肚子实在饥饿，觉得有个猫爪子在那乱挠一样的难受，眼都发花了，翻翻箱子，一点吃的也没有，翻翻口袋，一分钱也没有。他挨个想着他的同学，昨天向谁开口借钱碰了壁，借不到了，上星期向谁借饭票还没还，那同学已经向他讨了一次，再借是不可能的了，想来想去，实在无人可借了，他爬出校围墙，到外面那口村民用的水井里，趴在那咕咕咕喝下一肚的冷水，方觉得好点，可到半夜，肚子里一阵乱响，又拉起肚子来了。
那时侯的大学也实在难考，黄有发虽然发奋，但离上大学的分数线还是差一大截。就在这个时候，一条可报考基督教学院的消息被他注意上了，别的同学可能对此都没有兴趣，他却填了这个志愿，没曾想还考上了，进了北京某所大学念书，最后两年还被派送到美国留学。
在美国，黄有发发疯似的找兼职，一家中文报纸要了他，他没日没夜地审稿排版，一个人干几个人的活，慢慢就积存下了50来万美金。他还一边留意其他发展的路子，美国一家生产光纤产品的公司正在寻找到1990年代初热火朝天的中国来投资建厂的机会，黄有发找上门去，经过艰苦的磋商洽谈，硬是拿下了由他到广东负责此项目的机会。
今日的黄有发，坐拥几亿资产，坐在深圳高档的写字楼里，盘查指挥着自己的大事业，眼看着窗外人闹车喧的街景，正看得出神，呤呤呤一阵电话铃响，原来是继父的二儿子打来的，说是患上了肝癌，他在电话里说道：“我不想死啊，我只能向你求助啊，我是条快被浑水呛死的鱼，你是我们家的井水，我只能到你这井水来透透清水啊。”
黄有发想起从前的岁月，朝家乡的方向投去深邃迷蒙的一瞥，那里，村头那架老水车，还吱吱呀呀地顺着它千年的轨迹，唱着那古老的歌谣；那里，夏季闷热的雨，下得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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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水流年

作者  赖广昌
（选自蔽作《草根小民纪实系列》）

   远处近处，对面山村，坡下街道，此起彼伏的声声爆竹炸响，如热锅炒豆，如生杉叶在火中燃爆，硝烟味夹杂着浓浓的年味，扑鼻而来。又是一年过去了，阿亮突然想起老父亲常在每年的这个时候拿出流年簿子。对了，那东西现在不还在那个陈旧的老抽屉里放着吗？当年父母寄托着许多的希望，请福建上杭蓝姓老先生来查的流年，确实还放在那呢。往年父亲在这个时候拿出来翻看，看几个儿子本年需要治破什么，如二月二日卯时送白狗于社公树下，八月十四日辰时送白虎于西南方三岔路口等等，到时候往往都会在母亲的提醒下早早剪好了纸狗或者纸虎，贴在米筛上，点好蜡烛，用酒菜供奉了神灵和祖宗，再按流年上说的时间和方位送到那地方焚化了，以祈求儿子们一年平安无事。
阿亮取出发黄的流年簿，当年自己不顺心时一把撕得只连着一点点的簿子首页上蓝老先生用清隽的楷书写着的墨迹还淡淡地散发着清香，那行对自己人生的点评话语还清晰醒目：“傲燥多舛运，曲径终通幽，苍狗白驹过，方知岁月稠。”
看到这里，阿亮忽然感到眼中潮湿，心中感叹颇多，自己曲折的求学之路，恍惚历历在目。

14岁那年的阿亮，跟其他人一样，正上着初二，成绩不好不坏。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李汉阳是个50多岁的男人，胡子拉茬，常常是从自家菜地里挑了尿桶施肥才进到课堂，身上还散发着一股尿臊味，一个裤管还高高挽着，另一个裤管却皱巴巴地放下了，他最喜欢的是用他那带着浓重的客家口音的普通话象唱山歌一样地带读课文，带到兴起时，会把嗓音扬得高高，不仅隔壁教室能听到，连对面山塅地上挖红薯的老俵们，也能听得十分真切。
阿亮其他科目成绩平平，却甚是喜欢看小说写作文，有次李老师布置一篇几十年如一日的作文题，叫《有意义的一天》给大家写，学生们当然是胡编乱造，有写上山砍柴伙伴砍着了手指自己背着他回家的，有写某同学下河洗澡眼见着就要淹死自己把他拉上了岸的，有写上夜学的路上一不小心踩着堆牛屎自己大吃了一“斤”的，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阿亮却写姐姐出嫁的事，还极尽铺排之能事，以大量的篇幅描述出嫁时的礼仪和场面。
等下一周作文讲评课来到时，李老师怒冲冲地把讲义夹往讲台桌上一扔，啪地一声响，把前面几排的女声吓得连打几个楞怔，惊叫了好几声，还有个叫李小玉的女生抱着脑袋钻进了桌底，如老鼠见到了猫，吱吱尖叫着不知往哪躲藏。
“陈经亮！”李老师一声闷喝，如雷贯耳，“你给我站起来！”
阿亮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傻乎乎地站了起来。
李老师喷着四射的唾沫星子历诉阿亮作文离题万里，平时骄傲自满，妄自尊大，目中无老师，最后他总结道：“象你这个鬼样子啊，要能有什么出息，我屁股翻转来插蜡烛。”
阿亮当场就听不下去了，冲出了教室要走人，李老师顺手操起一把门后的竹枝扫帚向他扔了过去，那扫帚不偏不倚正好打中了阿亮的脑袋。阿亮想起乡里人说被扫帚打中会遭晦气，又因刚才被李老师一顿侮辱心里实在火大，他不顾一切地返身扯住李老师的衣襟，狠狠地往他脸上啐了一口，哭着骂道：“死老头子，挑尿桶的，你给我去死吧！”
李老师不曾想到阿亮会来这一招，一时楞在那里，脸色一阵青一阵白。

阿亮连书包也不拿，径直回到家里，再也不想去上学。
其时阿亮爸爸正患重病，妈妈和哥哥们东借西凑把钱弄足了送爸爸到县医院去做手术，做完手术又要在县城照顾他，一时也没在意阿亮与老师闹矛盾辍学在家的事。
等到一年半过去，阿亮的二哥考上了大学，村里人都来他家祝贺，他家也风光地摆了十几桌酒席款待亲朋，伯父就对阿亮说：“亮仔，你瞧你二哥，大学考上就成了人上人，光宗耀祖的事，祠堂里将来也要为他挂匾的。你呢，我看以后要在家拣狗屎了哦。”
伯父的几句话，二哥的风光，忽然唤醒了阿亮继续求学的强烈欲望。
父母想把他送回原来的学校读书，阿亮死也不肯，想来想去，父母忽然想起了在另外一个乡的小学当校长的堂侄儿。
这样，阿亮就去了那个乡上了五年级，再参加小学升学考试，然后进了那个乡的初中。由于是自己想学东西了，阿亮一路高歌猛进，才上了初一半年，就连级跳到初三，这时阿建已经从一所师范院校毕业出来，阿亮被转学到二哥教书的那所中学就读。
脾气倔强自尊心极强的阿亮各门成绩都非常好，在全年级名列前茅，只是他比同学大了好几岁。
有一天，身材高大脾气古怪的数学老师温光田在课堂上演算一道题目，搞了半天也没搞出结果来，历来好面子的他又不肯服输，算来算去，绕来绕去，总是出错。阿亮有点坐不住了，他站起来说：“温老师，让我来出出风头吧。”
温老师让他上去做，看着阿亮三下五除二，没几下就鬼画神图地把那道题给解答出来了，等他要回到座位上时，早在一旁看不顺眼的温老师，觉得阿亮简直就是在当众搧他耳光，给他难堪，在他眼里，阿亮的一举一动都是一种洋洋得意的显摆和炫耀。
“给我站住！”温老师一声怒吼，大有排山倒海之势。有着几年前心理阴影的阿亮拨脚就跑，温老师人高马大，又是篮球场上的健将，猛一个扫堂腿过去，就把阿亮扫到了在门边，摔了个狗啃泥，爬起身来的阿亮觉得在众同学面前是大丢脸面啊，但他有了初二时的经验教训，再没扑上去与尊敬的温老师拼命，何况，他也不是运动健将温老师的对手，阿亮只是血红着眼睛走出了教室。
中考完毕，阿亮以全县第二名的分数进入了可以上中专的行列。那时候，能上中专，早点出来拿工资是大家所期盼的。
可等到中专录取名单下来的时候，却没有了阿亮的名字，阿建和父母到教育局和其他县里的机关打听，没几个人愿意帮助他们。最后只好上了高中。后来据知情人告诉阿建，阿亮是被温老师到教育局告发他年龄已经超过18周岁而未能被录取中专的。
高一高二两年，阿亮承接着初中时的劲头，成绩一路遥遥领先。一天，理科第一名的王先林和文科第一名的阿亮在一起，他们因一道数学题发生争执，王先林说：“陈经亮我告诉你，你别以为你是文科第一名，我们学校再好的文科生也是进地专的。”
就这么句话，触动了阿亮敏感的神经，他跑到食堂操起把菜刀，趁王先林不备，一刀批下去，把他批得鲜血淋漓，王先林捂着流血的颈脖子去找老师。
好在没砍到颈动脉，生命无大碍，但阿亮再没脸在学校待下去了，同学们总用异样的目光瞟他一眼就不想多跟他说话。他的心理压力非常大，他跑回家里，要求父母把他转到隔壁福建省的宁化县去读书，他的借口是那边的高考录取分数更低。
父母好不容易给他转户口转学籍，终于弄好了，但这时的阿亮成绩一落千丈，高考下来连专科也没考上。
那时候全国各地开始办民办高校，有些地方的民办高校只挂个牌子出去，师资设备根本跟不上。好面子的阿亮也拿到了一所郑州的民办学校的录取通知书，那学校叫什么黄河科大还是中原大学之类的，名字挺气派的，但其实不怎么的，这学校现在都可能不存在了。
阿建毕竟在教育部门待着，知道那学校不是什么好东西，极力劝阻家人不能让阿亮去。可只有初中文化又很喜欢自作主张的大哥怂恿父亲不要听阿建的，还在家里办酒宴款待亲朋，觉得一家出了两个大学生，很风光似的。阿建气得没回家参加这样的酒宴，眼睁睁看着阿亮去了那花钱而没有效果的学校。
果不其然，阿亮在郑州读那样的烂校什么也没读到，甚至连上大学的感觉都没找到。在第二年时又要转专业读什么烹饪，没读到大二下学期，他独自跑回了家。
学业无成的阿亮回到家里，每天窝在偏房的楼上，听屋后山上的鸟儿单调地呤唱，看着一片透过玻璃瓦射下来的日光影子慢慢从墙角东头移到西头，望着屋梁上的老鼠吱吱叫着串来串去，什么也不想干，脑子一片空白。一日三餐吃饭之时，父亲的话语非常的难听，怪他花了家里的钱，没学到什么，又不肯下田干活。那刺耳的最难听的咒骂话语，是写不上纸的，那难看的脸色和摔筷子砸碗的声音，是不能使阿亮吃下饭的。
阿亮从母亲那拿了点钱去了福州打工。没有文凭没有技术没有工作经验的他，又能干什么呢？只能去建筑工地拌沙浆，手磨起了老茧，腰腿酸坠，吃的是猪狗饭，干的是牛马活，住的是脚臭屁臭汗臭冲天的工棚，又热又闷，蚊虫横行，到月底，工头说好给800元的，却只拿到500元，生活用品一买，再也没几个钱了。
曾经是踌躇满志的阿亮，却落得个社会最底层的生活，他思来想去，回家拣出高考书籍和模拟试卷，做起了下年参加高考的准备。
父亲依然是骂声连天，摔东西，没好脸色，母亲生气时也没好言语，阿亮都忍下了。那年的高考，他还是考上了被王先林说的地专，毕业后去了所乡中教书。
乡中教书的日子，其实能好到哪里去呢？
那时的阿建经过一番努力，已经考上了研究生。阿亮觉得自己也许能行，就也买了报考研究生的书，经过一番埋头苦读，也考上了研究生。毕业后留在了一所大学里任教。

“傲燥多舛运，曲径终通幽，苍狗白驹过，方知岁月稠。”阿亮又看了一眼早已作古的蓝老先生的这句话，合上流年簿，推开窗户，一股清新的冷气夹杂着新年的气息迎面扑来，窗外雪花飘飘，落在老家的田畴和山野，也落在阿亮沉稳的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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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佛的母亲

                                       作者  赖广昌

我母亲是个虔诚的佛教徒。自打她的亲生父亲当红军后,我的外婆在白色恐怖中随了一个好心的男人。我外婆,一个小脚女人,带着三个孩子,为了躲避白军的追杀,心惊胆战地逃进深山的庵里,被一年轻和尚收留才幸存下来。
而我母亲,也就跟随这个她称之为叔叔的和尚，进了秋溪村的罗云寺,一个始建于唐代的寺院。生产队时期,社员把那建为养猪场,一头大母猪从猪圈里拱出几块银元,人们开始疯狂地寻宝,结果果真从那寺院里找到很多各色宝藏，却把个寺院挖得千疮百孔。建国初年,政府把寺院的人都赶出去返俗,我母亲就嫁给了同村的一个青年，那青年英俊而有手艺，会装砻会做木匠，他就是我父亲。他们生养了整整十个儿女,在那缺衣少食的年代,含辛茹苦地把我们拉扯大。
但我母亲的佛心不泯,在她四十岁时，就开始又吃起斋来,父亲多次试图破了她的斋戒,比如，在她饭碗底下偷偷埋着她喜欢吃的煎鱼块,无奈她决心很大,又把斋吃了回去。我曾经问过我母亲,为什么一定要吃斋,她说:"这辈子的苦已经受够了,就吃吃斋,信信佛,积积德,修修来世吧。"
我八岁就要到九岁那年的大年三十，上午干完家里许多事情,因我母亲许了愿心，要在大年初一清早,去撞响闽赣界山山顶的寺院的头钟，下午，母亲便带着我，背了些菜米，揣上一些平时困难中积攒下来的钱,朝那山去了。
那个被叫做南华山的寺院离我家有50华里地,到了山脚下已经天黑,但往上的山路还有足足十里,山高林密,黑古隆咚,又恐有野兽出来伤人,我问母亲:"这么黑能走到寺院吗?"
她说:"不用担心,佛祖会来接我们的。"
前面隐约能看到点灯火,听到木鱼和钟罄声,可转过一个山头又不见了,我问母亲怎么还不到,她总是说就要到了。最后好不容易才到了。
自那后,我去过那个寺院好几次,直到结婚后还去过,也因为那个寺院的住持,一个老尼,是母亲拜的师傅,对人极是和善的。在文革期间,这位老尼一个人在那高山密林的寺院里呆了10年,即使常被红卫兵侵扰,即使是长夜漫漫,大雪封山,她也自己耕种山田,一心向佛。
母亲是个文盲,但她希望念会经卷,所以在我16岁时,我一边自己看书,准备中考，母亲一边在她供奉的佛坛前向我请教佛经,我耐心多遍教她,她凭着记忆中的调子颂读经文,我负责把字告诉她怎么读,有些字的读音跟我所学的,或者是在字典里所查的读音是不一样的,她就凭记忆告诉我应该怎么读,或在以后,她去寺院时,再请教别人怎么读,在她的努力下,她硬是把所有佛教经卷背了下来,包括《大悲咒》、《阿弥陀经》、《八十八佛》,也包括最难念的《楞严咒》。后来,她还学了《金刚经》等经卷。
佛教对我母亲有这么大的吸引力,自有它的道理。慢慢苍老下去的母亲信佛，给她增添了生存的意义。有时，看着青灯黄卷旁的母亲，心里想，还多亏有了佛教陪伴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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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汀州（二则）

作者   赖广昌

（一）


汀州,福建龙岩地区最西边的一个县,今称长汀县,被一西方作家称为中国最具魅力的三大古镇之一(另外两个是山西平遥和湖南凤凰)。它西邻江西赣南的瑞金和石城,北接福建宁化县。
在60年前,还没有开通公路的时节,沿海的食盐、洋货(洋油、洋铁钉)、蜡烛、纸张、海产品,江西等内地省份的稻米、大豆、红薯粉、茶油、桐油、生柒、松油等物品,都要在这里交易。这里,也是当年土地革命时期的赣南闽西中央苏区的中心地带之一。
老辈人说到"走汀州",总是跟苦难和土匪联系在一起,就象是西北人走西口,山东人闯关东一样,江西客家人走汀州之路,也是条充满血泪和传奇的路。
父辈们对走汀州,有太多的故事可讲述,下面就是其中二则。

话说有一石城木兰乡的妇女,年近25岁，当年也常常走汀州,不过，大家都不知道她去做什么买卖,又不见她挑担,又不见她背篓,她只是提个半新半旧的竹篮,其上蒙块土花布而已。
每当她走到有土匪出没的黄竹岭脑路段,她就早早地穿起一身孝服,一路上哭"龙天主"(当地人哭亡故的丈夫的称呼,把丈夫称为龙天爸爸,龙天主),哭腔里诉说道:"龙天爸爸哎,你样般甘恶(你怎么那么没良心),丢涯死命(丢下我苦命的)老婆半路中哦。"那哭声令人心酸心颤,土匪们闻见也没谁上去拦劫她。
她就这么一次次去,一次次回,不知走了多少趟汀州。她家里的日子越过越滋润,别人没有的她有,别人买不了的她能买。老公整天闷声不响，脸上却乐滋滋地过着日子。儿子女儿养育大了,要嫁的体面地嫁了,要娶的又风光地娶回了标致的媳妇。
但说有一次夜里,她提了几个火笼(当地人用来寒天烤火取暖之用，有提手的土烧陶瓮),早就对她起疑心的其二嫂尾随其后,但见她来到河坝边,放下火笼,扒开上面的灰烬,把整火笼整火笼的银圆拿出来搓洗。
直到1998年,这位老妇已是86岁,临终时她才坦露,她那些年走汀州,一直是做着贩烟土(鸦片)的买卖。
（二）

上回说到60年前木兰乡一妇女假哭殇,骗过土匪贩烟土发家,这回说说我的大祖母(即我爷爷兄长之妻)把孩子生在了走汀州的路上的故事。
那是1943年的一个秋天,大祖母把粮食收进了仓,她瞅了眼正患痨病咳嗽不止的大祖父,又想着一家没几个钱来翻盖一下土夯房,想起春天一下雨就要用木脚盆等物去接雨漏水,就毅然挑着箩筐走起了汀州。
那年月,从我家挑着百来斤的担子走汀州,起码得走三天两夜,可大祖母一点也不犯愁。当她78岁,在我们家厅堂乘凉时对我说起这件事,我问她难道不怕土匪,不怕坏男人吗。
她说:"人家能干到的事,我也能干到,我看见有那么多人走汀州,都好端端去了，又好端端地回来了,不就是路上累点吗？累了就多歇歇。别人进店住宿我也进,别人动身赶路我也赶,跟着一帮同村的男子人在一块,也不会有啥事的。"
可她自己心里也是很清楚,那次走汀州时,她已有身孕7个来月了,在家时她当没事样,屋里屋外,田头地角,什么事都干,可到底能否走完那几天几夜的汀州路呢?
那年她走到瑞金过去一点的古城镇时,已快接近有土匪出没的黄竹岭脑了,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她发觉肚子痛了起来,起先她还坚持走着,只是跟同村的男人们落下一大段距离,同村的男人们多次催她,见她实在慢了,也就吩咐几句先走了
她的肚子越来越痛得厉害,她只好在路边坐下来,一阵阵绞痛,一层层冷汗从额头滚落下来,她知道要发作生了,但她也不怕,她淡定从容地望了几眼天,默默向龙天祈祷了一会儿,咬紧牙关,楞是把孩子生了下来。她捡起块石头,把脐带砸断,脱下件自己的外衣,把孩子包了,喂他几口奶,哄他睡了,把他放在箩筐里,挑着担子又往汀州路上慢慢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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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无法改变？
作者  赖广昌
（选自蔽作《草根小民纪实系列》）


阿建生于农村长于农村,聪慧,俊俏。从小学起,就因成绩好,外表好,一路上当班长,当到1987年上了一所师范大学。
阿建有两爱好,一是写文章,灵感一来他就动笔,写诗歌,写小说,曾经在江西纯文学刊物《星火》和《百花洲》上发表过小说;二是唱歌,自高一以来,正走在成熟道路上的阿建,对音乐着了迷。他无师自通,竟然学会了识谱,又学着自己写些歌,谱了曲常常唱。
记得阿建自己谱的第一首歌是《故乡的小河》,他故意常常在课外活动的时间里,大声在教室里唱,也唱其它歌曲,如那时流行的《十五的月亮》,一些台湾校园歌曲。令阿建颇为得意的是,他班上有个叫谢素莲的矮胖女声,竟然也听着听着,学会了他的那首《故乡的小河》,并在教室里扭动着肉嘟嘟的脖子唱起了这首歌。为此，阿建兴奋了好几个晚上。
阿建喜欢唱歌,却又不喜欢别人都会唱的流行歌。
最好听的歌曲,阿建能在第一时间里感觉出来。这一对好歌的敏锐度一直到现在他还保持着。有一次他跟我说,《吉祥三宝》在三年前他就收藏了,并觉得很好,都听腻了,但只有在春晚以后，人们才知道它好听;当tom网的玩乐吧演出队第一次来他任教的大学演出时,他就觉得凤凰传奇的《月亮之上》是首好歌,而其他人都还没感觉,只会去唱《两只蝴蝶》,直到现在,人们才醒悟过来,疯了一样下载这首歌做手机铃声,而他,已觉得这首歌很俗气了。
阿建觉得好的歌,就会千方百计找到,最先在他的班级里唱起来,当别人都会唱这首歌时,他马上又很厌恶了。阿建还特别喜欢找些各地民歌和地方戏曲来唱,在别人听来怪怪的,在他却如痴如醉,自得其乐。但阿建从不去大众场合显示自己的唱歌才能,就这么怪。
1989年学潮发生时,阿建正读大学四年级,看着低年级的同学天天上街游行,静坐示威,绝食演讲,高呼口号,一个个天下兴亡唯有他们可铁肩担道义的模样,有些女生还常常被感动得热泪盈眶，甚至抽抽嗒嗒地哭将起来。
阿建因为是毕业班了,事情多,加之辅导员想方设法不让他们毕业班的人参加,所以他没有去参加,但他也与班上同学偷着去看看,去市中心广场听听他们慷慨激昂的演讲,好象也受到点感染似的。
那时候,大学毕业生还包分配,但分配的工作也不一定就蛮好,还不是谁有后门谁就进了好单位。而身为一个来自农村的青年,他只好任由他们分配,进了一所县城近郊的中学教书,过着由别人安排的日子。
阿建虽然聪慧,但生性耿直,看不过的事情,他就会讲出来,不讲出来的话,他就会觉得如梗在喉。这也许就是时下常常被人称之为的"有智商而情商不足"吧。不过,从我个人角度来看,我觉得他这情商的不足,倒有几分可爱,但正是这
"情商不足"的缺点,害得阿建走了许多弯路。
因为他看到什么不满的都会讲出来,他对那个学校领导大吃大喝,多收学生资料费,而资料费回扣都被校领导几个人私分等事很感气愤,别的老师就背地推着阿建出面去说,而且都装出非常生气的样子来,而到了关键时刻,却躲在后头不出声,只等看好戏。
有一次开老师会,说到过年只能发给老师们120元福利费,阿建把忍了许久的话气愤地说了出来,他说:"你们几个领导多吃多占,对面餐馆里一年下来,我们学校就花在那10多万,要是有这10多万,我们每个老师都能多得些福利,学校也能多办很多实事的。你们把资料回扣都私分了!而上课干活都是我们一线老师的事,你们自己基本上都没有课,你们自己扪心自问,这合天理吗?"
校长黑着脸不说话,大家脸色都很难看,也没别的老师来帮一下腔,也没老师来解一下围,那气氛相当的沉闷,都快把人的心挤碎压破了。
阿建越说越气愤:"你们一定要把事情给众老师交代清楚,要把学校帐目都算清楚,并公布出来。学校又不是你们私人的,怎么说还是公家的学校!不说清楚这会就不要散!不说清楚就到县教育局,甚至县监察局!"
那校长闷声说道："散会!"
众老师作鸟兽散状,会议室只剩下孤立无援的阿建。
那年9月开学前夕,阿建接到通知,他被调离了那个城郊的学校,调到了离县城有90里地的一个偏远的乡中去了。
他跑去找教育局长,局长一副非常忙的样子,爱理不理的,说:"小建同志,我现在很忙,调离原学校是你原校长的意思,你有什么意见,可以跟他私下去沟通,但你已调离该校的事实,是不能改变的。"说完,就去跟别的人说话,再不理阿建。
阿建又气又无奈,一身好象有千万只蚂蚁在爬,坐着想着,想着恼着,真想拿把刀把油头粉面,大腹便便的局长宰了,再去找那臭校长,也一刀把他宰了。他甚至仿佛看到了他们肚肠翻露在外的情景。
但想归想,他只能悄悄离开局长室,服从安排,去了那个偏远的乡中。那时候,还不大有出外打拼这一说。
到了那乡中后,阿建不仅感到那里的条件很差,连回家的车,等老半天都难得等到,有时干脆就得步行几个小时往返于学校和家里。更可恶的是,那乡中竟然还拖欠老师工资,因为那时候乡镇学校老师的工资,是由乡镇政府筹措的,乡镇政府一没了钱,就首先不发老师的工资。这在当时,叫做"财政乡镇包干"制。
本来就郁闷的阿建越想越窝火,他行动起来,开年轻老师的动员会,成立罢课小组,定出罢课行动方案和规章,没过几天就领导整个学校罢起了课。
当然也有怕死的老师,特别是本地的中老年老师要去上课,罢课维持小组的年轻老师就会把他们给赶出教室。
这下,惊动了县里,县委分管教育的副县长,新上任的教育局长,还有那个乡的书记和乡长,一行人跟60来个老师满满坐了一教室,要进行对话。
阿建首先就对那种坐法提出了质疑:"今天你们来,不是领导,是来对话的,既然对话,我们是对等的,就要跟我们坐在同一位置上,不要坐在讲台上。讲台是神圣的,是传授知识的老师坐的,如今,传授知识的老师因没有报酬而不愿再卖他们的知识给学生,这责任不在老师,理所当然在你们!"
乡长拍着桌子,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大喊大叫。
阿建冷静地说:"我们不是农民,请乡长大人不要在这耍乡丁派头。有理不在声高。你若这个样子,你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神态动作,都将被传到全县乃至别县去,那有损你的光辉形象。同时,我们也不希望把事态闹大,不想闹到全县别的乡镇中学跟我们一起罢课，虽然有些乡镇的老师派了人来联络。但我们要的只是我们自己劳动的报酬,不是喜欢把事搞大。要真有人在事后处分了该事件的有关当事人的话,中央到地方的记者和传媒已经盯上了,是要报道这事的。"
副县长示意乡长不要激动,乡长换了个口气,说,保证年底会把所欠所有工资都发放到位。
阿建说:"空头支票我们不要,请你现在当着众人的面,给我们学校打张欠条,并说清楚还我们工资的具体时间,并保证以后不再有此类事情发生。"
那乡长又想发作,但阿建用不冷不热的话语制止住了他。
此事以罢课老师的胜利而告终结。事后,也没人把阿建怎么样,由于阿建所带的班在全县中考中,成绩排在第一,还超过了县城两所中学,那年的秋天,阿建进了县中。
桀骜不驯,多才多艺的阿建,却不一定有如鱼得水的生活。
当他进了县中后,他所教的学生的成绩依然比较好,但学校把差班扔给他教,把他教得好好的高二的学生,到了高三是时,就转给那些当主任副校长的老师教。校领导们依然是有好处他们分,同时不断向一线老师施压,有很多年轻老师被迫,或者是自愿地花钱找关系买个主任甚至副校长当。
阿建对这些事情很恼火,自己也从不那样做。有一年秋季开学后,县中一下就提拨了12个副主任、主任及副校长等,县中行政人员一下就多达40多个。这被阿建戏称为县里的领导"成打成打地批发官"。
很多很多生活里的无奈,很多很多社会里的不公,阿建都觉得难以战胜和改变。
也许,许多人都会遇到这样的事，也许不能改变就只能低头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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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离去
作者    赖广昌

我研究生时的同学罗林，跟我有着许多许多的相似：都是先毕业于一所师范院校，在家乡教了好些年的中学，再怀着“远大”的理想，以及对家乡那种沉闷生活环境的不屑和不满，毅然考上上海的研究生。不同的是，我来自江西赣南，一个被余秋雨先生称之为中国东南部经济漏斗的地区，他来自山东；我学文科，他学理科。
因为有了这些共同点，我们常在一起散步聊天，有时坐在上海辽阔而崭新的校园的草地上，面朝波光潋滟的湖水，远处传来繁华市区的车水马龙之喧闹，近处投来明暗错落的灯光，让晚风尽情地吹拂在面庞上，我仿佛又回到了家乡的山泉旁。
这时，健谈的罗林就讲起了他的恋爱罗曼史。
罗林个头不高，但毫不损害他有着山东大汉的轩昂气宇，他有着如出鞘的剑一样的眉毛，眉宇间透出刚毅和淡定，有着健壮的体型。
因为他学习成绩的出色，在本科阶段，有个比他大三岁的女同学对他很是热情，常常主动约他出去吃饭，看电影。罗林知道她的意思，她长得着实亭亭玉立，可算是月貌花容，家庭背景又好（她老爸是市委领导）。罗林默默地接受着她的各种热情，那女同学也不明确提出什么，他也不好说什么。临近毕业时，那女同学托另外一个女同学捎话来了，问罗林是否愿意跟她分到市里的某个好单位去。
罗林被逼到绝壁悬崖，不得不要作出答复了。他跟我说：“虽然她什么都好，可在我心里，一想到她比我大，我就不自在，总觉得，我个大男人，要爱的是楚楚动人的小妹妹，娇小可爱，小鸟依人地倒在你怀里，象个慵懒的猫，你摸着她，她顺着你。可要我去爱一个大姑娘，象个姐姐一样的，我有种有劲使不上的感觉。”
我能理解他的感受，但还是呸了他一声：“靠！你小子摆在你面前的捷径都不晓得走，看你也是劳碌命。”
他叹了声气，接着又讲他的故事。他拒绝了那女同学后，她以闪电速度与追她好几年的一猛男同学结婚了，但还是常常关心罗林。在罗林28岁那年，她给他介绍了个在山东师大读研究生的姑娘，说那是她表妹的同学。
在一个灯火阑珊的济南酒吧里，她带着她表妹的同学与罗林见面了，她叫林灵，长得如出水芙蓉，乍看起来非常的漂亮。
罗林对我说，他第一眼就喜欢上了她。自此他们来往密切，两地鸿雁传书，罗林在手机短信里已经亲密地称其为“老婆”了。
我问他：“你到底与她有过那事没有？”
他指天发誓，说绝对没有。
他们就那么以柏拉图的方式恋爱着。
2005年春节过后，林灵说要来上海玩，罗林马前鞍后为她服务，象个后勤部长。在他心里，他已经把她当着自己的老婆了，认为做什么都是应该的。
上海玩了三天，逛城隍庙，游外滩，登明珠塔，坐悬浮列车，到南京路、淮海路疯狂购时尚女装。
第四天，林灵提出要到无锡玩。罗林象保镖一样的跟了去。
到了无锡，林灵打电话联系上了一个原来在她大一军训她们的退伍军人。

三个人在无锡的一个宾馆里吃了晚饭，林灵喝了许多的酒，饭没吃完已经是浑身发软，眼神乜斜，几次往那退伍兵身上靠，那退伍兵也乐得个便宜。罗林已经觉得不对头，就买了单，扶林灵上房间安歇。
林灵洗漱完毕，人也清醒多了。罗林说：“就这一起睡吧。”
她不作声，沉默了几分钟，起身说：“我要见一次我那兵哥哥不容易的，我们已经书信来往许多年，他在我心目里只是个哥哥，你不要有什么疑心，我和你以后反正是长期在一起的，你应该允许我跟他多说会话，你做得到吗？”
话说到这份上，罗林还能说什么，只好跟她说：“去吧，快去快回，我等你。”
可是，10分钟过去了，20分钟过去了，就是不见她回来。罗林如热锅上的蚂蚁，在房间里坐里不安。
他终于忍不住了，起身来到斜对面那退伍兵的房间。只见房门紧闭，他在门口站住，看见里面已经没有了灯火，那床上传来粗重的喘气声，还有林灵娇滴滴的欢叫声，以及弹簧床有节奏的“吱呀”声。
罗林一身从头冷到脚，又从脚慢慢地冷到头，头皮麻麻酥酥的犹如蚯蚓在那爬，喉头痒痒的就象吃了死苍蝇，差点没呕吐出来。
回到房间，他急速地收拾行李，把林灵的东西留在那，失魂落魄地走了。
听他讲完故事，我狠狠地啐了他一口：“靠，你小子就是没用，换了我，当场就砸开那门！”
“那又有什么用呢？几个人都难堪，不如我悄声离去，让大家都有个下台阶。”
我知道他也许做得对，我劝他说：“那样的女人，迟早要出问题，迟抛弃不如早抛弃。以后会有更好的姑娘爱上你的。”
我嘴上虽这么说，心里暗暗赌咒道：“我呸，有些女人你不动她，时间久了她就以为你没用，就要主动去犯贱。”
这话我没说出口，只是和他一起呆呆地看着云层里的月亮一点点爬出来，爬出来，然后又被飞弛过来的云朵遮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