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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一生不解的情缘
永远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暴行
我的祖籍是广东省梅县。祖父在上世纪初由梅县松口移居到了印尼西加里曼丹山口洋市。新客移民生活是非常艰苦的，他先后当过割胶工人，肩挑小贩，沿街叫卖，到小摊贩，省吃俭用，有些积蓄后在那儿开了一间小杂货店。我的父辈有三兄弟，父亲居中。他们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先后从松口家乡出去，接受过小学教育，到山口洋后，辅佐祖父经商。
我1931年出生在印尼，小时候随祖母回松口家乡读书。1938年我念小学二年级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祖国，为躲避战乱，祖母又带我回到印尼山口洋市。当时有一些国内受过中、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也跑到了印尼，他们中有些人就在华文学校教书，山口洋市的华文教育很发达。
1942年初，日本侵占了印尼，祖父、伯父、父亲、叔父就带着我们全家人跑到山口洋市的山芭避难，后因全家生计问题，被迫又返回山口洋市内，重营旧业。结果父亲被日本人抓去关了2个多月。父亲回来后，讲述了他遭日本宪宾毒打情景。日本宪兵把他打得浑身是伤后，将他捆绑倒立，放到海里灌水，快没气时拉上来，然后再投到海水中，一直折磨不停，直到气息淹淹，才被释放回来。父亲经过九死一生的劫难，再带着全家四口人躲到乡下靠种田度日，生活十分清苦，直到日本投降。那时我学会了播种，插秧，收割稻谷，种菜，养猪等农活。
1943年到1944年，日本占领军先后在西加里曼丹全境进行过三次大逮捕。被捕的华印(民)人士共三千余人。我祖父、伯父、叔父和不少老师也被认为是抗日分子而逮捕，父亲因早已在山芭务农故躲过了劫难。日军投降后，大家才获悉，这些被捕者全部被活埋杀害在东万律飞机场旧址。
1946年2月，我曾随伯母、叔母、父亲等一些受难家属乘车到东万律机场，亲眼目睹了被害者活埋的现场，到处是头盖骨，白骨垒垒。许多被杀者的破碎衣服、血迹斑斑，惨不忍睹，我们把这些头盖骨等捡拾在一起形成一堆堆小山，并拍了照片，作为日本法西斯的罪证，至今我还保存着。
我们永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者对印尼华侨和印尼人民欠下的一笔笔血债。
进步教师、进步书刊成了我进步的指路明灯
二战结束后，山口洋华侨建立的中华公会开展了各种活动，首先是复办了华文学校，分为中华公学第一、二、三分校，由陈醒民生先担任校长。陈校长曾在上海受过高等教育，知识渊博，是个思想进步的教育家，他给我们讲授语文、历史、地理等知识，以及传播爱国思想。当时我们求知欲很旺盛，一切都感到非常新鲜，晚上常聚集在他家里，听他讲述当时国内外形势及一些知识，他亦鼓励我们阅读新加坡、香港等地出版的进步书刊。
在1946年到到1948年，当时的一些进步学者文化人，如胡愈之，沈兹九在新加坡参加陈嘉庚先生创办的《南侨日报》，洪丝丝主办总编《风下》月刊，司马文森在香港主办过《文艺春秋》等，还有毛主席的著作如《新民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等一大批进步报刊及书籍，源源输入山口洋，成为我们极宝贵的精神食粮，也是开导我们进步的指路明灯。
我们这班同学组织了“激流读书会”，还出版了《激流半月刊》，后改为《激流周刊》，除报导国内人民解放战争形势外，也发表我们的一些评论文章。读书会成员都是学生，思想单纯，胆子大，也有斗志。当时国内正在进行解放战争，读书会亮出自己的观点，支持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打倒蒋介石反动集团，解放全中国。同时读书会除了在西加里曼丹山口洋市活动，还在坤甸、邦加等都成立了分会，《激流月刊》也广为散发。
1947年，原统治印度尼西亚的荷兰殖民者又重新回来，企图扼杀印尼的独立和印尼共和国。读书会也以自己的方式，反对荷兰的殖民统治，支持印尼独立。1948年，读书会的主席曾祥畅被荷兰统治者抓走，关了半年后驱逐出境，回到祖国。
出走旧家庭，贫穷的学习着，振奋的活动着
1948年7月，我读完初二，要继续读书得到雅加达去。父亲靠开一个杂货店艰难地维持着一大家族人的生活。我又是家中的独子，所以父亲希望我能继承事业，协助挑起家庭重担。我在进步书刊思想的影响下，希望继续念书，追求新生活、新天地，并不理解父辈一代的艰辛和当时家庭经济的据拮。
为此我耐心的说服了我父亲。并在母亲的支持下，完成升学的心愿。母亲是个文盲，她自己替十来个家庭洗衣服，衣服洗晒了，还要熨，我常帮她将洗好、熨好的衣服送给雇主。母亲挣来的钱，她自己收着当私房钱。我说服母亲，她拿出自己私房钱买下一对金手镯给我，当做我的路费和读书费，我只身到了雅加达求学。
到雅加达后，我考入“中华中学”读初三，还是像在山口洋一样，积极参加学生会活动。中华中学也是进步学校，学校董事长麦爵煊、校长李春鸣，副校长张国基等都是进步人士，张国基(后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侨联主席)还是我的班主任。
半年后，我带来的钱不够继续读书，在同学的介绍下，我到了“新华小学”教书。新华小学校长杨新容(后任集美侨校校长，全国政协委员)也是进步人士。在小学教书每月工资300盾，我每月要交寄宿费250盾，剩下50盾交学费和零花，学费涨价后，我又在《民生社》主办的民生夜校教书，每周两个晚上，学员都是店员，主要是教些语文、珠算等提高生存技能的实用知识。这样维持我的半工半读生活直到回国。
在雅加达中华中学半工半读的生活，是我人生旅程一个重要阶段，在张国基，杨新容、李春鸣、等众多老师及领导的影响下，积极参加当地学生及社会活动，从华中学生会理事到雅加达学联理事，1950年“全爪哇华校学生联合会”(简称爪华学联)成立后，我曾被选为第二届爪华学联主席并兼任学联机关刊物《中学生月刊》总编辑，直到我毕业后回国。我常利用学校的假期、周末，到苏甲巫眉，万隆，日惹，梭罗，泗水，三宝垄，玛琅，井里汶等地，开展广大华校及华侨学生团结爱国、促进中印两国学生及友好等工作。
在雅加达的约五年时间，我的学习任务重，社团工作量也大。印尼的学校只上半天课，我常是早上6点多起床，赶到中华学校读书，12点半放学后，就要到新华小学赶1点的课时教书，上完课，下午3点才能吃午饭。我在小学任了语文、历史、数学课，饭后要改大量的学生作业、备课。晚6点，又要赶到夜校去教书，没课时要去开展社会工作，经常是开会开得很迟；深夜回宿舍才吃晚饭，然后还要写自己的功课作业。那时，生活虽然很清贫，但很用功，书读的很多，精神上始终是振奋的，充足的。
我难忘印尼那段学习工作的峥嵘岁月。感谢教育、培养、领导、指导及帮助过我的老师及领导。我在中华中学毕业后，被留在中华中学任教，直到1953年回到祖国。
国门内外，对“侨”的认识从感性到理性飞跃
1953年回到祖国后，即被安排在中侨委工作，开始的半年时间，都在北京学习。通过学习，使我们对过去侨团工作的认识了有了理性的飞跃，在海外华校、侨团工作时，我们感性东西多，带着“左”的思想色彩；而在北京的是理论知识，理性的感悟，使我们真正理解到党和国家的侨务政策，能真正的把中国国情与海外侨情结合起来认识问题。可以说，这为我以后从事侨务工作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我在中侨委国外司工作期间，在领导的指导下，也接触过不少国内外侨胞，学习到许多无法在书本上学到的东西，也参加过一些侨务政策的学习及研讨。 回国后，我觉得要做好侨务工作，要掌握好外语。我跟侨委领导提出进大学学习的要求。当时正赶上国家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领导答应让我参加考试，但若考不上，就从此打消这个念头。1956年，我幸运地考取了北京大学外语系。
在北京大学读了两年英语以后，外交部来学校物色了一批学生，安排东语系读书，培养高级翻译，我被挑中，结果转入北大的东语系再学习了四年。
北大毕业后，中侨委又将我调回，到创办的华侨大学工作，担任外语系党总支副书记。
华侨大学是祖国为了爱护华侨子女，受到良好的高等教育而开办的。它主要为培养华侨子弟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可惜不到五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极左思潮使得整个侨务工作遭受劫难。华侨大学和我也受到冲击。 我被关了三年六个月的牛棚，批斗了26次，游街6次，抄家6次。后来华侨大学被全部解散，干部教师全部被下放到农村改造，我自愿到最艰苦的安溪去，全家都打点了要动身时，省委组织部下文，又把我调到厦门大学工作。
一生与“侨”有着特殊的情缘
到厦门大学外语系工作一年后，我被安排到南洋研究所，它是东南亚及海外侨情的研究机构。我这一生，都是在从事侨的工作，对侨务工作有着特殊的、深厚的不解情缘。
我们党的侨务政策是非常好的，对华侨、归侨从不歧视，我在中央侨务部门，后来又搞侨情的研究，有切身的感受。1978年，侨务机构复办，当时中央侨办领导叫南洋南洋研究所副所长和我两人去接受任务，把各国华侨史编写出来，使大家了解华侨真实历史。
1981年，在洪丝丝，肖岗等领导倡议下，创建了“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廖承志主任曾到会对广大代表说，要把华侨史编写出来，就是要告诉人们，“什么是华侨？”“华侨是如何产生形成的”，“华侨的历史贡献及现状”。“总之把华侨来龙去脉真实反映出来的。”如果人们不懂得华侨历史，怎么能做好侨的工作呢？侨务部门要重视华侨史的研究工作，研究华侨华人的过去和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参加了福建省华侨历史学会的组建工作，并先后任秘书长，副会长及顾问。
（来源：厦门侨声，作者：蔡仁龙，整理：太原 青云）http://gushi.bpa.com.cn/engine_d ... 11-14/88479167.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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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7-11-14 15:3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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