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人在北大荒 每个人都有一部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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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洋新闻 时间: 2007-10-09 来源: 广州日报 作者: 杜安娜、方志辉

现在北大荒使用的都是新型农业机械。

91岁的广东五华人邹作仁如今已扎根北大荒。
　　广东人在北大荒

　　每个人都有一部传奇

　　60年前，位于祖国北部边垂黑龙江境内的“北大荒”是一片千里荒原。60年后，北大荒已发展成为国家“靠得住、调得动、费用少、能够应对突发事件”的中华大粮仓，拥有耕地3600多万亩，是我国耕地规模最大、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商品粮基地和粮食战略后备基地。

　　北大荒的巨大成就，凝聚着千百万北大荒人的奉献。北大荒的建设史，也是一部移民史——先后有14万转业官兵，20万支边青年，54万知青，5万多大中专院校毕业生来到这里。

　　移民来自除西藏外的全国各地，包括为数不少的广东人。从祖国的南边到北端，每个来北大荒的广东人，都有一部自己的“传奇”。

　　今年是北大荒开建60周年。日前，本报记者奔赴黑龙江垦区和广东各地，寻访当年广东移民留下的足迹。当年的广东移民不少已经故去，剩下的大都回到了故乡，也有人一直还留在那里。

　　文/本报记者杜安娜、方志辉  图/ 杜江

　　“广东，我现在是不回去了。”9月9日上午，住在东光农场一间小房子里的91岁老人邹作仁，颤巍巍地站起来欢迎来自广州的记者，“人老了，不行了。”

　　向荒原要粮：

　　拓荒队伍来了广东“牛仔”

　　【1947年，正是解放战争的关键阶段，前方作战与后方建设都急需大批粮食支援和保障。按照党中央的指示，一批从延安来到东北的军队干部率部挺进荒原，创办了宁安、通北等第一批社会主义公营机械化农场。】

　　

　　身体还行，但说话、行走已不大利索的邹作仁，家在广东五华，1948年来到北大荒。北大荒60年，邹作仁就在这里待了59年，见证了“北大荒”从一片荒山野地变成中国的“北大仓”。

　　邹作仁22岁时被国民党军队抓壮丁抓进了队伍。他读过六年书，在部队是文书。来到北大荒，邹作仁的第一印象就是这地方真是地大物博，天寒地冻，渺无人烟。

　　开荒除了人，没什么其他工具。就是“刀耕火种”，先放火烧出一片地方，再用锄头耕种。邹作仁说，自己做过拉犁的“牛”，也做过握犁的“人”。

　　住的是临时搭建的茅草房，四周到处是野兽，吃的、穿的都缺，条件非常艰苦。“有人想家，躲着哭。”邹作仁也觉得非常艰苦，不过邹作仁没有多少怨言。

　　按照“不与民争地”的原则，队伍去的都是人少地荒的地方，初期还谈不上科学规划。邹作仁当时去过很多地方，前后有二龙山、红星、前进、通北等农场。“调来调去，一起来的不少广东老乡，后来慢慢分散了。”

　　1952年起，解放团农场由供给制事业单位转为薪金制企业，解放军官兵集体转业，解放团学员除少数不适宜在农场工作的人员送回原籍外，其他分批转变为公民和农场职工。邹作仁在这一年成为前进农场的职工，这是他“正式参加革命工作的开始”。

　　同年，邹在家乡结了婚，与妻子一起回到了北大荒。那年，邹作仁已35岁。

　　进军三江平原：

　　广东热血青年也有份

　　【北大荒初期开发的农场集中在松嫩平原。共和国成立后，开荒大军把目标指向了三江平原。1954年8月，农建二师8300多名官兵移垦北大荒，这是解放军成建制转业到黑龙江垦区的第一支部队。】

　　

　　北大荒建设的火热场景，还吸引了一批广东热血青年的加入。1955年，从东北农学院毕业的曾建国（化名）来到二龙山农场任见习技术员，加入到北大荒的开荒队伍中。

　　曾建国1951年从中大附中（现广东实验中学）高中毕业，当年为响应国家开发东北的号召，报考了位于哈尔滨的东北农学院农业机械化系。把北大荒建设成苏联电影中的“机械化集体农庄”，是当时他的梦想。

　　与经历过军队“大炼炉”的邹作仁不同，曾建国要过三关：语言关、气候关、习惯关。

　　虽然是高中生，曾建国会说的只有广州话和客家话，“普通话不会说也听不懂”。

　　曾建国回忆说，条件当然比初建时好很多，“那时已基本上没有人拉犁了。”但仍然“睡的床是木板床。泥土砌的墙四处透风，冬天冷得要死。”睡觉时曾建国“全副武装”，帽子、棉衣、毡袜、一件不脱，再盖上棉被，还要生炉子。

　　天天冲凉，这是广东人的一大“标志”。农场没有澡堂，最近也要到城里，离农场70华里。“夏天还行，其他时间也就一两次，也就是用热水擦下身，憋得难受。”

　　农场有机械，但机械化水平还很低。曾建国回忆：“12月份开始就要昼夜突击脱粒。就是在四周毫无遮挡的地里。在12月的寒夜里，顶着寒风脱粒是什么滋味？”

　　官兵进驻：

　　耕田用上坦克车

　　【1958年，中央军委发出了“动员十万转业官兵参加生产建设”的指示，当年，共计8.1万官兵开赴北大荒，其中不少是军队干部，排以上的干部有6万多人，此外还有一些其他随行人员和家属。】

　　

　　1958年，广东饶平人董雄南从洛阳转业到双鸭山农场，时年25岁。

　　“到祖国最需要我的地方去，那个时代的氛围就是这样。”说起当年的情形，他仍觉得心潮澎湃。“我们一批1000多人，用十几节车厢拖到了三江平原。到站后，根本就没有公路，三十里路，只能用几十辆大马车拖，十多人一辆，一个星期才把所有人拖到位。”

　　到了目的地，董雄南傻了眼，“哪有目的地可言，就是荒地，农民都找不到。先得找个住处，我们支起两个架子，用草垛和泥巴混起来的材料做墙，这叫‘小马架’。十几个人住一个屋子，没有床，一溜地睡在通铺上。”

　　“吃的是包米茬，住的是小马架。村里没有路，冬天白刷刷。”从董雄南老先生那里不时能冒出几句“经典”。

　　那时，农场的机械多了些，但还是不够，一些军用设备也派上了用场。双鸭山农场所在的三江平原比曾建国所在的老农场自然条件要好，有平原、丘陵，旱地和水田，比较容易实现机械化操作。董雄南回忆说，那时已经有了一些用德国战斗机械改造成的拖拉机。旱地就用拖拉机，水田还用上了坦克。

　　支边青年：

　　北大荒来了大姑娘

　　【大批军人的来临，造成黑土地上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北大荒，真荒凉，又有兔子又有狼，就是缺少大姑娘”，说的就是当时的情况。1958年8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动员。之后，大批支边青年赶赴北大荒，其中山东支边青年和移民占了大部分。这其中，女性占了很大比例。】

　　曾建国的妻子也就是这个时候来到了北大荒。

　　动员公布的时候，曾建国的妻子吉红英（化名）一行三人正作为广州医疗系统的先进模范在北京开会。思想积极的她和另两位同事商量后决定报名，吉红英报的是北大荒，另有一位同事报名去了海南农场。

　　“当时很单纯，不是没想到困难，就是认为自己是党员，应该冲锋在前。”吉红英说。

　　吉红英向工作单位——广州公安医院的政委、书记作了汇报。出于对下属的爱护，两位领导没有马上同意，而是让她先到哈尔滨进修一段时间，并让她到农场看看。

　　吉红英一个人来到了丈夫工作的农场。并在丈夫的陪同下看了下农场的卫生院，住了一宿，第二天清晨两点多钟，天还没亮，丈夫就催她起来吃早饭，赶她走。

　　在食堂，吉红英很新奇地看着有人从食堂抱着一捆“柴火”回家，丈夫告诉她，那是大麻花，农场职工拿回去能吃一天。新奇归新奇，吃了一天食堂，第二天她的嗓子就说不出话。加上来的时候天一直阴阴的，三天没见过太阳，这让这个决心留下来的女青年有些犹豫。

　　回到广州，吉红英被将了一军。“当时讲的是刀山火海都敢闯，我是党员啊，最后还是下定决心办了调动。”

　　吉红英很快被安排了工作，在场部卫生院。夫妻团聚，对曾建国来说多了份幸福。曾建国也告别了木板床，搭起了炕。吃是个大难题，当时大米在农场是贵重食品，平常只能吃些小米，“现在超市卖的小米当然漂亮，当时是壳都不去的，很难吃。”吉红英说。

　　吃不好，吉红英在北大荒患上了胃病。成天关紧门窗烧炉子，空气不流通，吉红英又添了克山病。

　　知青下乡：

　　带来了文化和“文革”

　　【从1963年起，开始有一批批的知识青年来到北大荒。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奔赴北大荒的知青开始进入高潮。前后共有54万多人。广东知青来的不是这里，他们大部分去的是海南岛等地。】

　　

　　张志方的妻子就是1963年来北大荒的哈尔滨知青。来自广东兴宁的张志方是气象专业的大学毕业生，1962年来到赵光农场气象站。

　　大批知识青年的加入，既为垦荒大军输入了新鲜血液，也带来了盛极一时的知青文化。北大荒是当时文化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北大荒知青中后来涌现出大批人才，尤其是文化人才居多，如以描写北大荒生活成名的梁晓声、张抗抗、李龙云等作家，相声表演艺术家姜昆、赵炎、师胜杰、演员濮存昕，画家冯远、陈宜明、周胜华等。

　　知青来了，农场文化生活不缺，有歌听，有戏看，有舞跳。

　　知青给北大荒带来的另一大好处就是教育。曾建国说，他们知识水平较高，普通话标准，见过大世面，对农场下一代的教育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知青大批返乡时，农场一度闹教师荒。

　　大批知青的到来，还给邹作仁带来了新工作。1967年，东光农场气象站来了20多个知青，经张志方的推荐，邹作仁从农场高中调到气象站为知青做饭。

　　“农场的‘文革’其实是从1968年才开始的，以前比较平稳。”“老运动员”曾建国说。之所以自称为“老运动员”，是因为当时还年轻气盛、敢说敢言。

　　曾建国受到了批斗，全家被赶进“牛棚”——真正的牛棚，以前是关牛的小土房。

　　曾建国被下放到生产队去改造，“各种农活我都做过，包括刨粪、采石、赶马车”。1972年，曾建国结束了四年的改造生活，从牛棚放回来了。

　　回家不容易，当时正好农场运一批肉牛到深圳，出口到香港。农场就让曾建国做饲养员，带着全家和牛坐一个包厢来到深圳。“八天八夜”，曾建国记得清清楚楚。

　　到深圳后，曾建国借机回了一趟顺德，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叔叔和其他亲戚，但他的生父母已经过世。

　　重返家乡：

　　留下的是辉煌青春

　　【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宣布“文革”正式结束。1980年,已有10省市停止上山下乡,进入1981年,工作重心已转向安排历史遗留的96万插队知青了。】

　　

　　知青返乡有政策，其他人离开就不那么容易。要么是自己调动，要么是等到退休。

　　没了知青，邹作仁的厨师做不成，在气象站改做其他的后勤工作。1992年，年迈的邹作仁夫妇决定回老家养老。房子也卖了，22.5平方米的房子卖了2000多元。

　　老两口一直没有儿女，夫妇俩受到了双方亲戚的欢迎。邹作仁还帮后辈们盖了房。但不久后邹作仁生了一场大病，剩余的钱被后辈们当“遗产”瓜分，两方面的侄子侄女还因分得“不公平”而闹起来，老两口反而无人照顾。

　　无奈的邹作仁向农场气象站领导写求救信，要求回来。夫妇俩路费都没有，还是时任气象站站长寄了300元钱，夫妇才回到了农场。之后，两人再也没回家。

　　张志方1981年从农场气象站调回广东。后来从广州气象局退休。

　　“文革”后期，董雄南被任命为农场总场工业科科长。1994年退休之后，董老先生回到了老家。“一把老骨头就让它落叶归根吧。”董雄南说。

　　曾建国迎来了一生中事业最辉煌的时期。知识分子重新受到了重用，他在事业上大展拳脚，人生中的三次升迁，都是从这时候开始。

　　1980年7月，已是二龙山农场副科长的曾建国，和一个班整体来到靠近边境的红色边疆农场报到。这个班全部是知识分子。之后他被任命为副场长。

　　红色边疆农场当时地理条件、经营状况并不好，亏损上百万元。压抑了很久的知识分子鼓足了干劲，两年时间就把农场改了模样。1982年，农场转亏为盈，还被总局评为先进。1983年末，曾建国晋升为黑龙江农垦总局北安分局总工程师、副局长。在那里，他做了一生中最值得欣慰的事，在分局大力推行农机标准化运动，加强农机管理，加强机械化建设，为北安分局农场实现标准化作业打下了基础。

　　1993年，曾建国退休，他和已经离休的吉红英回到广州居住。

　　人在广州：

　　魂牵梦萦北大荒第二故乡

　　【今天的黑龙江垦区，已发展为“北大仓”，60年来，黑龙江垦区累计生产粮豆1819.5亿公斤，向国家上交商品粮1269亿公斤, 成为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粮食战略后备基地。】

　　

　　垦区的第一代移民已大部分退休，不少人选择回到家乡住。今天垦区的职工，大部分是移民的第二代，他们中大多数已认可这里就是自己的家乡。

　　“其实我还是很想留在那里，事业在那里嘛，组织关系、熟人也都在那里。38年啦，那是我的第二故乡。”说起北大荒，曾建国还是忍不住有些激动。

　　大部分转业军人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同许多老战友相比，董雄南说自己还没有做到。他有四个孩子，老大、老三和老四都已经在饶平县安家落户了，老二还留在北大荒，现在还在农垦化肥厂工作，已经在当地结婚成家。

　　回到家，董雄南又耐不住寂寞。老先生一辈子都是活跃人，组织关系在黑龙江，这边老人的体检、运动会等活动，他没资格参加，那边有活动又参加不了。“有时候觉得自己就是个多余人。不过和那些冻死、被拖拉机轧死、病死在北大荒的兄弟姐妹比起来，我这一辈子也算是苦尽甘来。” 董雄南说。

　　回到农场的邹作仁，现在寄住在一家私人养老院里，每月400元，包吃包住。老伴已于2003年去世，就葬在气象站不远的树林里。

　　几任气象站领导对他很照顾，日常缺什么、有什么问题，都是由气象站出面。邹作仁老伴出殡，家里没人来，气象站全体出动，当“孝子”的是气象站的戚站长。

火德

“北大荒”和“上山下乡”，都有许多感人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