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话形成于汀江、韩江流域

南汉

2OO6年第2期
NO．2，2006
客家研究辑刊
The Periodical of Hakka Research

客家话形成于汀江、韩江流域
张佑周
(龙岩学院人文与社会学院，福建龙岩364000)
语言学理论认为，同一种语言由于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不同地域的人群因地域的相对独立或完
全独立而导致在语音、语汇和语法诸方面产生一定的差异甚至较大的差异，从而形成地域的分支或
变体，使不同地域的人群虽然同操一种语言但他们所说的话各有特点或彼此不完全相同。我国汉
族地区所说的都是汉语，但不同地域的人们所说的话有些是大不一样的。北京人把“叫”读做
[t~iau5 ]，广州人却读成kiu3’]，北京人把“气”读做[tei51]，广州人却读成[hei。’]；北京人说“客人”，
广州人和客家人都说成“人客”；北京人说“再等一下”，客家人说“等一下掭”；北京话说“一棵树”，广
州话说“一坡树”，厦门话说“一丛树”，而客家话则说“一头树”。诸如此类因地域的差异而形成的语
言的地域分支或变体就叫做“地域方言”，人们通常所说的“方言”一般就是指这种地域方言。
客家话也称客话、客语、客家方言等。它与北京话、广州话、上海话、长沙话、南昌话、厦门话等
都是现代汉语的方言。语言学界将这些有代表性的地域方言称为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
言、粤方言、闽方言和客家方言。
一般说来，分布面积较广的语言，其内部都有程度不同的的方言分支。除汉语外，英、德、俄诸
语种也有方言分支。英国境内的英语可以分出北部、中部、西南部和伦敦方言，英国境外则有美国
英语、加拿大英语、澳洲英语、南亚英语等等；德语可以分出高地德语和低地德语；俄语也可以分出
南俄方言和北俄方言来。而且，如果在同一个方言区内，由于地域广大或分散等原因，出现地域方
言性质的分歧，不同地区的人群所说的话仍有较大差异，那么在这个方言下面还可以再分出若干种
“次方言”来，甚至还可以在次方言下面再分出各种“土语”来。比如汉语的北方方言分布的地域很
广，包括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长江以南镇江以上、九江以下沿江地带，以及西南的四川、重庆、云
南、贵州等地区，约占全国汉语地区的3／4，在这样一个广阔的地域内，不同地区的人所说的话虽然
同属北方方言系统，但却明显地表现出诸多差异，北京话和陕西话有所不同，陕西话也和四川话、山
东话有所不同。因此，语言学界又在北方方言内部分出“华北方言”、“西北方言”、“西南方言”和“江
淮方言”四个次方言，还在“华北方言”内部再分出“河北话”、“东北话”、“山东话”、“胶东话”、“河南
话”和“淮北话”六个土语群来。
语言学理论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它只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只有人类社会才有语言，离
开了人，离开了人类社会就没有语言。人类为了繁衍生息，为了共同进行劳动生产，为了保护个人
和整个群体，就要互相合作，互相协调，这就需要互相传递信息，互相交流思想感情，聪明的人类于
是开始了说话，于是产生了语言。因此，语言的客观存在形式首先表现为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
口头交际行为—— ．话，即有声的口头语言。而随着文字的产生，语言又有了书面语，这是语言的
[收稿日期】2005一l1—23
[作者简介】张佑周(1949一)。男。福建永定人，福建龙岩学院人文与教育学院院长、客家文化研兜所所长、教授。

第二种客观存在形式。大多数语言在其存在的历史上只有El语而没有相应的书面语，方言更是如
此。任何一种书面语都只能在口语的基础上产生，并且或迟或早总要随着口语的演变而演变。比
如汉语，尽管古汉语的口语并不一定与其书面语“文言文”相一致，但发展到后来，便出现了与口语
接近一致的“白话文”，而且随着北京话口语中入声的消失，现代汉语也相应取消了入声。然而，尽
管在任何一种语言中，口语是第一性的，书面语是第二性的，而且二者在多数情况下，一般是基本一
致的，但书面语既不是口语的忠实记录，也不是口语的机械的重复；反过来，书面语也不能跟口语严
重脱节，否则或迟或早总要适应口语的演变而发生变化或被淘汰。如中国的文言文和西方的拉丁
文都是与口语严重脱节的典型，最终都因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而难以为继，终于被束之高阁，只能
存在于古书堆中。
作为某一种语言的分支，方言是随着社会的分化和语言的发展演变而形成的。语言自产生之
日起，由于它只能靠人与人的口头传播，因而其语音、语汇、语法、语义各组成部分就处在不断的发
展演变之中，而这些演变总是开始于某一人群，然后借助人们之间的言语交际向更大的范围扩散。
在远古的部落时代，由于受食物资源、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等限制，人类社会的规模不大，社会成员
的数量也不可能很多。而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生产的逐步发展，人口逐渐增加，为拓展生存空
间，人们不得不按亲缘关系或婚姻关系分成不同的人群分开居住，并且一分再分，越走越远，社会活
动的领域不断扩大。对于这些原本生活在一起后来又不得不分开寻找生存空间的不同人群来说，
如果彼此居住和活动的地点较近，还能经常接触保持联系，那么语言的发展演变就可以通过人们之
间的经常的言语交际扩散到整个社会，他们原先共同使用的语言也就能够保持一致并一起发展演
变，而不致于出现方言分歧。但是，如果不同的人群彼此居住和活动的地域越来越分散，相距越来
越遥远，互相之间的交往由于山河阻隔交通不便变得越来越困难，交往越来越少，原先统一的社会
就会逐渐发生不完全分化，在地域上形成若干个相对独立或完全独立的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不同
地域的人群之间的言语交际频率很低，甚至变得难以发生，一个地域内的语言发展演变也就难以借
助言语交际的力量扩散到其他地域，各不同地域的人们使用的原本相同的语言，随着时间的推移和
环境的变化其共同点会不断减少，不同点会不断增多，时间一长，不同地域的语言就会各自形成一
系列自己的特点，不同的方言分支于是形成。语言的这种发展演变过程就是其随社会的分化而分
化的典型过程。即使社会发展到后来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在一定的条件下，这种语言分化演
变过程仍会发生。因为在一个疆域很大的封建社会如我国古代封建社会里，由于生产和贸易不发
达，交通和通讯不便利，很难保持完全统一的局面而经常会处于不完全的分化状态，因而会导致方
言的产生。此外，如果一个社会中的某一部分居民发生大规模的群体迁徙，也会形成社会的不完全
分化，从而使一种语言内部出现方言分歧的可能，比如我国南方的粤方言、闽方言和客家方言等，就
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欧洲居民大规模向美洲、澳洲等地的迁徙，则形成“美国英语”、“澳大利亚
英语”和南美“西班牙语”等方言，可见，社会的不完全分化是一种语言内部产生方言分歧的必要社
会条件，没有社会的不完全分化，也就没有方言的产生。
一般认为，自“永嘉南迁”之后原住于北方中原的居民的三次大规模向南迁徙是形成客家方言
的社会原因，但是，客家方言形成于何时何地在学界却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学界往往把客家方言形成的时间视为客家民系形成的标准，因此，罗香林先生根据其客家民系
形成于唐末五代的观点认定客家方言形成于五代宋初，其重要证据是宋人陈一新在《瞻学田碑)一
文中有关闽粤赣三角地带居民语言“风声气息颇类中州”① 的记载。但这种记载只能说明这一地
区的人群说话有类似中州的地方，却未能证明新的方言分歧已经在这一地区形成。华东师范大学
王东教授在分析罗先生观点的牵强之后认为，北宋末年更大规模的北人南迁，从根本上改变了大本
① 陈一新：‘瞻学田碑>，载谢承‘福建通志)，卷9。

营区域的居民格局，从而使客家方言与宋代的语言在声母、韵母和构词等方面有着很多的相似性。
却不能证明客家民系和客家方言形成于北宋。①
王东先生还认为，“客家人之所以区别于非客家人，其中一个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就是语
言。客家方言不仅是客家之成为客家的标志，而且也是客家民系自我认同的内聚纽带。也就是说，
一个客家人之所以把另一个客家人认同为自己的属群，其最直接、也最简单的道理是因为他(她)也
讲与自己的一样的客家话，而不是共同的地域、血缘或其他什么原因。正因为如此，以客家方言的
形成与否，来作为客家民系形成与否的标志，应该说是没什么问题的。”，“最早提到客家方言的应该
是在明代”，其依据是，“明代嘉靖年问编修的《惠州府志》中有关方言方面的记载，可以被视作为关
于客家方言的最早记录。该书在记载当时的长乐、兴宁一带的民间风俗时曾说：‘言语习俗，与赣相
类’，联系到今天客家方言在汉语各大方言中与赣方言最近，因此，这里所谓的‘与赣相类’的语言，
应该是指客家方言。”王先生还以同一时期编修的《兴宁县志》“方言”一目中所列举的方言特点加以
证明。尽管王先生也指出，“客家方言出现在明代嘉靖年问所编修的方志文献中，这本身还不能证
明客家方言就形成于此时”，但在其后的论证中，他进一步根据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一书中关于
汉语北方方言和南方方言声韵调的一系列演变现象的讨论，认为南方方言演变发生的时问基本上
“不能晚于l6世纪”，说明此时“客家方言已基本上割断了与北方方言的联系，而步人了独立发展的
里程”。而因为“一旦客家先民的语言已完全与北方方言相分离，就表明客家方言已基本形成了”。
因此，王东先生认为“客家方言的产生，当在l5世纪至l6世纪之问，即相当于明朝的中期”。
客家方言形成的时限除了最早的罗香林“五代宋初说”和最迟的王东“明代中期说”之外，还有
其他多种不同的意见，恕不一一赘述。但与前述二说一样，多数论者都将客家方言的形成时限与客
家民系的形成时限相互挂钩，并相互印证。根据方言分歧的形成和民系的形成都主要缘于社会的
不完全分化尤其是地域的分化来看，这种认识应该是很有道理的。
然而，无论是罗香林先生所依据的“风声气息颇类中州”。还是王东先生所依据的“言语习俗，与
赣相类”都无法证明客家方言已经形成。这是因为，他们所依据的志书文献，并非语言学专著，其中
所提及的有关语言方面的只言片语的记载，无论如何也不能将其视作“关于客家方言形成的第一手
材料”。
罗、王二先生于是都认识到，要证明客家方言形成于何时，“必须就客家方言本身进行实证性的
研究”，要“做一番实地检验。将其词汇、音读，以及语句构造，用语言学方法记录下来，再用中国音韵
学固有法例，分析它的声纽、韵部、呼等。以及四声等等，以与中土各期各地诸音韵。参合比较，推求
其间递演嬗变的痕迹所在，一以表白客语实际与本体，一以推证客家与其他族系的交互关系”。但
是，“可惜这种工作繁重至极，非有学术机关相当赞助，及个人长期不断的努力，无论如何。不敢希望
有成功的一天”，⑦ “对今天的我们来讲，当年罗香林先生所面临的问题，也还是我们目前一下子无
法解决的问题”。的确，通过对“客家方言本身”进行“实地检验”是一项繁琐浩大的工程，试图通过
“词汇、音读，以及语句构造”等等与“中土”音韵进行“参合比较”来搞清楚客家方言的形成时限也是
难于上青天的。这是因为，不仅语言本身具有“一去不复返的即时性特点”，人们实在难以搞清楚没
有录音材料留存的古代语言的“音容笑貌”，而且就被称为大本营地区的闽粤赣交界地区而言，连所
谓“客家方言本身”都很难把握，因为这片地区的方言的地区性差别很大。尤其在“音读”方面，不仅
闽赣或粤赣基本无法对话交流，而且闽西的宁化、清流、连城等地与汀江流域的长汀、上杭、武平、永
定等地也无法对话交流，甚至光连城一个县就有36种无法对话交流的小方言。可见，想“通过对古
代汉语语音发展变异的考察，并与今天客家方言基本语音特点的比较”来探讨客家方言与北方方言
① 王东：‘客家学导论)，页117—11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后文引自该书者不再一一注明。
⑦ 罗香林：‘客隶研究导论>，页125。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2年。
在语音方面的区别以及通过比较探讨词汇和语法等方面的区别是可以做到的，而要探讨客家方言
形成的时限是很困难的。
那么是否搞清楚客家方言形成的时限已经没有可能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以往的研究者
之所以未能找到较为圆满的答案。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都像罗香林、王东先生那样囿于“客家方言
本身”的音读、词汇等方面的研究。尽管这些方面的研究也许可以搞清楚客家方言与汉语北方方言
之间的某些基本关系，甚至还可以搞清楚客家方言与古代汉语之间的基本语音特点等方面的关系，
但却并不能搞清楚“客家方言与古代北方方言在语音上的分离过程及其分离时间”。这是因为，方
言的产生是社会的不完全分化和语言的发展演变共同作用的结果，社会的不完全分化是一种语言
内部产生方言分歧的必要社会条件。以往的研究者包括罗、王二先生似乎更重视语言的发展演变
而忽略了社会的不完全分化，对社会的不完全分化所产生的方言分歧没有加以充分的重视和深人
的研究。他们没有注意到导致方言分歧的产生而形成客家方言的社会不完全分化这一极其重要的
条件所发生的时间和地域，因而也就难以回答客家方言形成的时限问题。
如前所述，导致方言分歧的出现而产生客家方言等汉语南方方言的社会不完全分化的主要原
因是北方汉人的大规模南迁而导致的“社会的地域分化”。这样的南迁在历史上发生过三次。唐末
五代之前的两次南迁汉民到达的基本地域在东线主要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包括浙、赣、湘等江南省
份。这两次南迁产生的社会不完全分化导致赣方言和湘方言的形成，却未能导致客家方言的形成，
因为尽管南迁汉人已大量到达赣南，但赣南地区与山水相连唇齿相依的赣中、赣北地区并未产生
“社会的地域分化”。第三次北方汉人的大规模南迁发生在两宋之交，这次南迁有大量汉人进入闽
西，南宋初年以后又有大量入迁闽西的汉人再迁粤东。这次南迁对于统一的中原汉族来说。所形成
的“社会的地域分化”是极其明显的。这是因为从地域来看，由于武夷山、博平岭和南岭的阻隔，闽
西、粤东相对于中原甚至相对于赣南和闽中、闽南都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部分，社会的不完全分化
于是成为可能，方言分歧的产生于是也成为可能。
事实正是如此。北方汉人的前两次大规模南迁，导致“社会的地域分化”，先前在江淮地区流行的
北方方言之“江淮官话”逐渐在江西的洪、饶、吉、抚等州产生方言分歧而形成赣方言，在与吉、洪等州
紧密相连的虔州府赣县等地也成了赣方言往南发展的桥头堡和前进基地。尽管此后在赣南的边远地
域也因其交通相对闭塞而继续出现社会的地域分化，但这种分化却未能达到产生有质变的方言分歧
的程度，也就是说，其方言分歧所产生的只不过是赣方言的次方言，即所谓“老客”的方言，而不是客家
方言或其他新的方言。就连在第二次南迁时较多北方汉人进入的宁化石壁等地，其方言分歧仍未能
达到产生新方言的程度，因而其方言仍然是介乎赣方言和客家方言之间的一种次方言。
但两宋之交以后汉族移民进入闽西地区尤其汀江流域(包括粤东的大埔、梅县东南部等地)的
情况则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大多不是由北方中原地区直接长驱直入的，而是在唐末五代以前南迁高
潮中到达并定居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甚至是赣中南地区数百年，他们所操语言已经不是北方方言，而
是早已因地域的分化而形成的“江淮官话”或赣方言，最靠近闽西地区的石城、雩都等地居民还可能
操赣方言的次方言。因此，操不同方言的不同来源售勺汉族移民的大规模入迁同样操不同语言的多
个少数民族的世袭领地汀江流域地区，势必产生语言交际的极大障碍，为了尽快实现交流和交融，
以有书面语言——文字作为语言记录的中原古汉语为基本的底层语进行语言的统一，是入迁移民
和当地士著共同的最完美的选择。在这种统一的过程中，当地土著向入迁移民学习古汉语、江淮官
话和赣方言及其次方言都是可能的，而入迁移民在与当地土著的长期接触中吸收土著语言成分也
是必然的。于是在汀江流域这片相对独立的地域，客家方言终于形成。
虽然王东先生也主张在两宋之交因社会的地域分化而产生方言分歧导致客家方言的产生，他
在《客家学导论》一书中写道：“在这以后(指北宋末年及宋末元初——引者)，由于大规模移民运动
的结束(元代以后，主要表现为大本营地区内部的移动和由大本营向周边地区的迁移)，北方汉人进
人大本营地区已属于极个别的少数。由于移民这一古代语言传播的唯一载体的终止，故而迁入大
本营地区的各个形态的客家先民，在语言上开始慢慢地与北方方言相分离，而步上独立发展的进
程。一旦客家先民的语言已经完全与北方方言相分离，就表明客家方言已基本形成了。”但是，王东
先生并不认为“客家先民”“在语言上开始慢慢地与北方方言相分离，而步上独立发展的进程”标志
着客家方言的产生，因为他在后文还明确指出客家方言产生在“明朝的中期”，从而又在根本上否定
了两宋之交的移民运动导致客家方言产生的可能。
在此，笔者不得不遗憾的指出，王东先生关于客家方言产生的论述给人所留下的是逻辑混乱的
感觉。也许王先生所指的“慢慢地”相分离至“完全”相分离长达三、四个世纪，也许他所指的“客家
方言的产生”与“客家方言已基本形成”的含义相同。但是，无论如何，笔者对王先生的观点都不敢
苟同。
首先，王先生未能从方言的发展演变的角度出发去考虑方言的形成。王先生认识到客家方言
从产生到形成要经过一段时间，但他将其发展演变过程理解为“相分离”或“割断”联系的突变过程，
而不是循序渐进的过程，这种认识显然是错误的。客家方言作为汉语方言，其发展演变是无时无刻
不在发生的，但时至今日，客家方言仍未能与北方方言相分离或割断联系，其以古汉语作为底层语
的特征仍非常明显，以至于有些语言学家将其视为古汉语的“活化石”。可见，判断客家方言是否产
生或形成，其标准并不是“一旦客家先民的语言已完全与北方方言相分离”或者“客家方言已基本上
割断了与北方方言的联系”，而是要考察其方言分歧是否形成，而要证明这一点，首先得分析是否有
社会的不完全分化之发生，然后，再从语音、词汇、语法诸方面去考察其与北方方言和其他方言(如
赣方言)的异同，从而证明其确实作为一个与北方方言和其他方言有异的方言系统已经形成。
其次，王东先生虽然也指出北方汉人大规模南迁是客家方言产生的原因，但他并没有注意到导
致客家方言产生的社会的不完全分化发生在何时何地。他像罗香林先生等以往的许多研究者一
样，总是把所谓闽粤赣“大本营”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于是在他分析论证中便出现了诸多难以自圆其
说的矛盾。

南汉

王先生认为唐代中叶“安史之乱”以后便有大量的北方汉人和“次生形态的客家先民”、“再生形
态的客家先民”、“新生形态的客家先民”入迁大本营地区，但到宋末元初大规模移民运动的结束，多
次的社会不完全分化，方言分歧都未能产生，而到了明代中叶，一统天下，社会已不再发生不完全分
化，客家方言却产生了。这是十分不可思议的。究其原因，也是由于王先生忽略了所谓“大本营”地
区语言的发展演变。王先生认为，“不同历史时期迁入大本营地区的多种形态的客家先民，其最初
语言基本上都没有超出北方方言中的江淮官话和中原方言这两大方言片之外”，而且以江淮官话为
主，其后，由于移民运动的结束，迁入的客家先民“在语言上开始慢慢地与北方方言相分离，而步上
独立发展的进程”，这种认识其实不符合“大本营”地区语言发展演变的史实。因为在所谓“大本营”
地区的赣南，在唐末以前的两次移民运动中，就与赣江流域中下游地区连成一片形成了“社会的地
域分化”，方言分歧于是发生，从而产生了赣方言和赣方言的次方言。北方方言和江淮官话并没有
在这片地域占据一统天下，直至宋末元初大规模移民运动结束。而在两宋之交的大规模移民运动，
以原先在赣南地区操赣方言的或赣方言的次方言的汉人为主的大量移民进入闽西这片相对独立的
地域，又开始在闽西形成“社会的地域分化”，方言分歧再次发生，于是产生了客家方言及其次方言
(包括宁化、清流、连城等地的方言)。可见，客家方言的形成经历了北方方言—— 江淮官话一一赣
方言及其次方言——客家方言及其次方言的发展演变过程，并非如王东先生所认识的由北方方言
和江淮官话直接“步上独立发展的进程”。
我们说客家方言在两宋之交至南宋末年在汀江流域形成，还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理由。
首先，从汀江流域因大量移民入迁而形成“社会的不完全分化”时期看，客家方言应在两宋之交
至南宋末年形成。
据史载，在唐开元二十四年(736)汀州置州后，在4，680户人口中，“检责得诸州避役百姓”便有
3，000余户，可见当地土著仅有l，600余户，地广人稀之至。在经历唐末五代的移民运动后，入迁
闽西的汉人仍属少数，仍然不可能产生“社会的不完全分化”而导致方言的形成。两宋之交大规模
移民入迁之后，汀江流域人口达1O多万户，可见这期间外来移民数增幅之大。在这片相对封闭相
对独立的区域内，分散定居于交通极其不便的各“洞”的大量的来自四面八方操不同方言的汉人和
当地也操不同方言的士著(因为当地少数民族多个，势必也有语言差异)要互相交际，必然要相互交
流学习各种方言。这是人类特有的本领，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典籍中就有了关于方言交流学习的记
载，如《左传》哀公十二年载：“卫侯会吴于郧，公及卫侯、宋皇瑷盟，而卒辞吴盟。吴人藩卫侯之舍。
乃舍卫侯，卫侯归，效夷言。”卫侯竟然在其拘禁地学会了吴人的“夷言”。相对于当年卫侯“效夷言”
来说，无论是入迁的汉人还是当地土著，情况都更为困难更为复杂得多。因为无论入迁汉人还是当
地土著都有多种方言，他们不可能专门交流学习某一种方言，而只能以某种方言为底层语进行交流
学习。于是，有文字记音、可以同时用书面语表述的中原古汉语，也即当时的北方方言便义不容辞
地承担起充当底层语的任务；于是，汀江流域这片相对独立的地域因方言分歧的产生而形成了新的
方言— 客家方言。
其次，从文献资料记载看，客家人由闽西迁徙至粤东，并将由闽西形成的客家方言传播到粤东。
如阮元《广东通志·舆地略》引明代文献云：“相传建邑时人自福建来此者为客家，自江右来者为水
源。”温仲和《嘉应州志》说得更加明白：“考《长宁县志》云方言有二：一客家音，相传建邑时人自福建
来此者为客家；一水源音，自江右来者为水源。”① 据史载，最早于南宋末年开始有部分闽西客家人
迁徙粤东，更大规模的闽西客家人迁徙粤东、粤北和深港地区是在元初，因为粤东在文天祥抗元时
有“八千子弟走勤王”，许多人战死海疆或抗元失败后未能回归家乡，粤东于是地广人稀。粤东流行
客家方言，应是宋末元初闽西移民人迁的产物。而从明代前期建县的长宁县入迁的福建人操“客家
音”来看，至迟在此前的闽西已形成客家方言，而不是王东先生所说的明代中期。
再次，从闽西畲语的消失和武平军家话的保留来看，客家方言也应在南宋时期形成予闽西。闽
西原为百越族的故乡，但自宋代以后，生活在这一地区的诸少数民族已经发展演变而被统称为畲
民，可见也是畲族的故乡。据语言学家考证，畲族原先说的是“一种属于苗一瑶语族的语言(现在广
东博罗、增城一带的畲族有一千多人还使用这种语言)。”⑦ 但后来客家方言在闽西形成，畲族也转
而使用他们与外来汉族移民共同创造的客家话。虽然客家方言是以先进的古汉语为底层语的，但
毕竟多少融入了畲族方言，因而畲族对客家方言的形成功不可没。畲语于是在闽西地区逐渐消亡
了。然而，在元初由于汀州先后发生长汀黄广德、清流火星女将军、汀州畲民钟明亮等领导的多次
抗元起义，元统治者为了分化瓦解畲民，打击畲民，迫使畲民往外迁徙。由闽西迁往闽东、浙南等地
种靛谋生的畲民，尽管被闽方言和吴方言所包围，但仍使用客家话至今。据语言学家考证，这些畲
族所说的客家话虽然与标准的客家话不尽相同，但仍保留汀州口音。可见，最迟至宋末，客家方言
已在闽西汀州形成。
军家话在闽西武平的保留的情况则与畲语在闽西的消亡刚刚相反。武平县中山镇至今仍流行
一种被称为“军家话”的特殊语言，据说这种语言已经存在了四、五百年。明朝初年，武平等地常有
寇乱，朝廷于离县城约1O公里处(今中山镇)设立武所，派军人长期驻守。许多军人于是在当地落
籍开基，姓氏众多，至今中山镇仍号称“百姓镇”。如武平危姓始祖危盂武，原籍江西瑞金，顶王氏军
名从军闽省为汀州卫。天顺三年(1460)奉命调汀州平川武所(今中山镇)，剿寇有功于朝廷，封武威
将军，为防复乱，永镇武所，故落籍开居。后更名鲁(相传避武所名)，赠封世袭将军，夫人黄氏，生一
① 温仲和：光绪<嘉应州志>卷8，<礼俗>。
@ 罗美珍、邓小华：<客家方言>，页30。栖州：福建教育出版社。l996年。

子万宏，袭将军职。这些落籍军人及其后裔对内一直讲官话，对外则讲客家话。这种官话流传至
今，被称为“军家话”。有语言学家认为是赣方言，也有语言学家认为是南京下关方言。就是这样一
个产生于明代的“方言岛”，处在客家方言的汪洋大海中，历经数百而未消亡，一方面说明其有很强
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也说明其产生之时，客家方言已经形成。因为如果当时客家方言尚未形成，这
些外地籍军人势必融入其他外来移民而导致的方言分歧中，最终一起形成统一的方言，而不可能保
留“军家话”这种特殊方言。
最后，从宋末至元初闺西客家人迁徙西南各省开辟新的客家人聚居地而形成客家方言区的情
况也可以证明客家方言在宋末已在闽西地区形成。宋末元初有大量的闽西客家人迁徙广东及广西
等西南各省，除了向粤东非汀(韩)江流域迁徙的闽西客家人将客家方言向西推进至粤北地区，从而
使客家方言在闽西粤东连成一片外，向广西等西南省区迁徙的闽西和粤东的客家人也在当地“开辟
荒地，结草为庐，耕种自食”，后在当地繁衍发展，形成客家社区。如据广西三江县志记载，广西桂北
的怀远县(今三江县)，宋大观元年(Ilo7)，就有曹、龙、李、潘等2l姓人家，因避乱从福建汀州上杭
县经广东梅县入桂，溯柳江、融江而上，入居县属之老堡、古宜，后来，又有唐、张、莫、梁等2O余姓人
家，亦从福建汀州迁来，居于文村、六甲等处，成为三江最早的客家人。CD元初以后，闽西粤东客家
人迁桂者更多。如福建汀州人刘衍官于元初知平乐府事，后定居平乐许湾乡，稍后有进士邹德宏之
子孙从广东梅州长乐县(今五华县)迁居平乐；福建汀州府上杭人刘潜、刘昌兄弟与其堂兄弟刘育
千，皆以仕宦广西而分别定居于郁林州之郁林(时为兴业县、南流县)、贵州及博白县；② 广东兴宁
人刘贵魁，元初出仕桂林，即定居不再去，其另支族人也迁居梧州路苍梧县；③ 广东梅州人杨文成、
杨文昌兄弟，元初率家人迁往柳州路柳城县。④
广西是中国大陆客家人聚居区最多的省区之一，虽然没有纯客家县，但据统计其非纯客家县达
45个之多，其客家聚居区的形成及其客家方言的流通应颇具代表性。广西各地的客家话基本可以
相通，语音纯正，与闽西、粤东客话也可相通，其源自闽西、粤东无庸置疑。从上述闽西、粤东客家人
迁徙广西情况看，桂南、桂东北等地客家人多在宋末元初由闽西、粤东入迁，可见，客家方言在此前
已经形成。广西师范大学教授钟文典先生认为，“所谓客家人迁居广西在明、清之际并不确实。客
家人桂以后，在博白、宾阳等地称‘新民’，与‘地老’对应；在桂东、桂中广大地区多称‘客家’或‘来
人’，乃与‘本地’或‘土著’相对。因为客家人自称为‘艾’，客家话发问曰‘麻介’，所以，亦有称‘艾
人’或‘麻介人’的；客家话则称‘艾话’或‘麻介话”’。0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正宗的客家方言应该是以梅县话为标准的在闽西汀江流域形成的能够在
海内外客家人聚居区交流对话的方言，其形成时间是两宋之交至宋末期间。尽管我们并不认为在
此前形成的赣南“老客”方言及宁化方言和此后迁徙远方如四川等地客家人所操方言不是客家方
言，因为由于社会的不完全分化和语言的发展演变必然导致方言分歧的存在，“次方言”的产生也是
必然的，但我们确定客家方言的形成时限及其地域应是指能在各地通行的正宗的客家方言，而不是
其次方言。不然，赣南的“老客”方言形成年代可以追溯到“永嘉南迁”而导致的社会不完全分化，而
四川龙泉驿区洛带镇等地的方言则形成于清代，人们实在无法界定客家方言的形成时限及其地域。
(枝对：昊永章)
‘三江侗族自治县志·民族志)第一章第二节，《汉族>。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年。
罗香林：‘客家史料汇编·族谱中之客家源流>。页230—235。香港：香港九龙中国学社，1965年。
罗香林：<客家史料汇编·族谱中之客家源流>，页230—235。香港：香港九龙中国学社，1965年。
柳城<杨氏族谱>．杨世生存。 ’
钟文典：‘客家与客家研究的几个问题>．载桂林客家海外联谊会、客家学术研究会编《客家研究文集)．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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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江、东江流域，也是客家文化的摇篮。

汀-韩流域，是晚期客家兴起的地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