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文學第一部長篇小說的客家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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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代文學第一部長篇小說的客家題材

              丘立才

中國現代文學上第一部短篇小說是魯迅的《狂人日記》，它的題材是以主人公之口來揭露幾千年封建社會“吃人”的本質，提出了“救救孩子”的問題。中國現代文學上第一部長篇小說是張資平的《沖積期化石》，它的題材是以主人公的經歷，敍述描寫了客家人艱苦奮鬥的歷程。《沖積期化石》也可以說是客家文學上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說它是客家題材，主要的是從這三方面來認定：一是作者張資平這位客家人自傳體的題材，二是內容以客家人遷徙奮鬥於世界的題材，三是故事以客家人崇文重教特點為題材。下面試作論述。
一是作者張資平這位客家人自傳體的題材。張資平，原名張星儀，筆名張秉聲，1893年5月24日出生在廣東梅縣東廂堡三坑留餘堂，就是在今天客家地區最高學府——嘉應大學的校園內。1904年入私塾，1906年讀梅縣廣益中西學堂，1910年春在梅縣東山師範學習三個月後，考入廣東高等巡警學校，1912年到日本留學，1919年考入東京帝國大學讀地質科，1921年和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等成立以反帝反封建為主要宗旨的文學團體創造社。1922年出版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部長篇小說《沖積期化石》。
《沖積期化石》的撰寫出版過程是這樣子的：張資平1919年在東京帝國大學一年級的第一學期時，就開始動筆撰寫，題名為《他的生涯》。張資平將寫好的前面數節寄去給郭沫若請教。郭沫若回信說，題目《他的生涯》太俗，於是張便把它改為《沖積期化石》。二年級修完功課後到日本山口縣格福礦山實習兩個月，又分出一部分時間來寫。1921年9月中旬至11月末止，終於全部脫稿。原打算交給汕頭印務鑄字局的黃業初，由他印刷發行，後改變計畫，由郭沫若寄回上海給泰東圖書局趙南公贊助發行，1922年2月15日出版，作為創造社的叢書和讀者見面。
《沖積期化石》的主人公韋鶴鳴，就是作者自己的化身。書中另一人物——韋鶴鳴的父親韋天廠，就是張資平的父親張繹皋的原型。“父親是一名秀才，母親在他出生後七十多天便去世了。五歲時，父親便開始教他念《論語》、《詩經》、《左傳》等。父親在家鄉廖屋崗開設私塾，便跟隨父親在私塾裏讀詩經、歷史、地理、算術等科。韋天廠是一位見過世面的歸僑，“天廠沒有進過師範學校，也沒有研究過兒童心理學，我覺得他的循循善誘教導兒童的教授法，純然是他的天才。他的不幸，是生在中國；他更不幸，是生在這荒涼村裏。他如果生在教育機關完備，文明發達的國家，我深信他能夠發揮他的天才，做世界第一流的教育大家。”所以他積極支援韋鶴鳴和村中的青年到日本去留學。韋天廠節衣縮食也要讓兒子在日本讀好書，以便日後出人頭地。即使是在臨終之際，也要兒子好好用功，學有所成之後回來報答親恩。事實也是如此，張資平的父親張繹皋是在其留學日本期間的1917年秋天去逝的，這對張資平來說可謂是人生的最沉重打擊，因為他從小就與父親相依為命。
《沖積期化石》這部長篇小說，描寫得最感人之處，也就是小說的高潮之處，即主人公接到父親病逝的噩耗而不能前來痛悼辭別的心理描寫。“天廠以第一等之愛愛鶴鳴，鶴鳴只拿尋常三等的愛去思念天廠。假惺惺的妄圖一個‘孝’的虛名，有誰相信。！你由X市來F海岸其間作了幾回無限傷心、無限悲哀的惡夢，今天又接到你父親的病耗，你還不整行裝，犧牲你一切身外之物趕急回去，赴見父親一面，你己經犯了萬惡不孝之罪了。”“悲劇的主人公對我說，他和他的媽媽離別以來經過二十年了。今又和他的父親相別！”“生存的不知道死去的痛苦！死去的也不知道生存者的之悲痛！”“他聽說他父親臨終遺囑，他死後不准他回去，如遺父命，便為不孝。他利用了這個遺命，卸脫了一切人子的責任！他又聽人說他父親死後一星期，族人把他葬在老屋後的沖積層中。”誠如張資平在《我的創作經過》真實地寫出當時的情形：“父親的逝世，給了我一個最大的打擊，真是達到了每讀到‘祭之豐不如養之薄也’，便會泫然流淚那樣的悲哀。因此便起了一種W發奮讀書努力向上的思想。”因此可以說，《沖積期化石》的寫作就是為了紀念他的父親。與其說是張資平獻給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倒不如準確地說，是獻給父親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也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部自傳體的長篇小說。
二是內容以客家人遷徙奮鬥於世界的題材。小說主人公韋鶴鳴的家鄉在“大庾嶺的南麓，廣東省東北境”的一個山村，即“嶺分南北、粵有東西”的“淩家鄉”這個客家人的聚居地——廣東梅縣。客家先民因戰亂南遷，篳路藍縷，毫無憑藉，來到南方，富庶之地己給廣府人和潮州人佔據而難於插足，唯有寄寓南嶺山脈的群山萬壑之中。這些山區土地貧瘠，耕地缺乏，糧食不足，交能阻塞不便，要在這樣的地方紮根創業，全憑著客家人的刻苦耐勞精神。人多無法生存，然後再遷徙到海外，去開荒墾殖，去開州辟埠。“有幾位先覺者，曉得這村裏的生產，終究不夠一村的消費，所以他們就冒險先登，跑到南洋爪哇一帶去，把帶去的銀子，換了幾百倍的金塊回來。引起村中一班少年的注意，都爭先恐後，渡過南支那海，到澳洲和亞細亞洲交界地方去篳路藍縷，做英吉利和荷蘭國殖民地的開闢功臣。”梅縣的男人都是“系一條褲帶出門”（僅憑自身勞動力）飄洋過海，在南洋披荊斬棘，建功立業。清朝乾隆年間梅縣石扇的羅芳伯，在婆羅洲坤甸開州辟埠，創建起蘭芳共和國，其遷徙奮鬥的精神，至今仍為世人稱譽。
《沖積期化石》的主人公父親韋天廠是到泰國去教書，把愛妻和獨子留在家鄉，這都是“華僑之鄉”梅縣客家人遷徙奮鬥的一種模式。“因為天廠和他的東家，訂了三年的關約，雖然聽見愛妻長逝，獨子無依，也不能馬上回家，只寫了封信回來，把鶴鳴托給他族中一位堂兄撫養。他每月由暹羅寄些錢回來充做的養育費。”然而這位堂兄“鐵伯”有負所托，不但占了鶴鳴的房屋，而且吞占挪用由暹羅寄回的養育費，要鶴鳴去放牛。鶴鳴只得和另一位窮女孩劉四妹相依為命，一邊放牛，一邊割草，一邊讀書。《沖積期化石》這部長篇小說雖是描寫私塾教師韋天廠“妻死無法相見，身死也勿要子來相見”和留學生韋鶴鳴在異國他鄉而無法奔父喪的悲慘情境，其實更悲慘的還有天廠妻子和劉四妹等這些客家婦女的悲慘命運。\r
“劉四妹的祖先和鶴鳴的祖先在千多年前是嫡親兄弟。文天祥在燕京土牢裏作《正氣歌》的時候，他們也給元兵追逼到這山裏來。鶴鳴真要和四妹敘親族關係，那麼非追索到二三十代以前的祖宗不可。四妹既和鶴鳴是韋族的支流，何以又一個姓韋一個姓劉呢？”“四妹才三歲那年，她的父母染鼠疫死了。她的親族——她的嫡親叔伯，說她是個女孩兒，沒有資格繼承她的父母的遺產——照這村裏盛行的買婚習慣，逼四妹到舅母家裏，和她一個生下來才滿三個月的表弟結了婚。從那年起她就跟了她的嬰兒丈夫姓劉了。村人叫她劉四妹以來，快要滿六年了。”“四妹到六七歲，就有能力負擔家計一部分的責任了。她天天到K山腳下割蘆草，和在松林裏收拾枯落的松葉，擔回去做一種家庭用的燃料。回去時若太陽還沒下山，她賦有陰鬱性的婆婆，就要說今天割的蘆草太少，像鐵牛鞭鶴鳴一樣的鞭四妹。”
這段敍述，把客家人在南宋末年逃至這山村的過程簡單地點明出來。“客家”：“指在4世紀初（西晉末年）、9世紀末（唐朝末年）和13世紀初（南宋末年）從黃河流域逐漸遷徙到南方的漢人，現在分佈在廣東、福建、廣西、江西、湖南、臺灣等省區。”南宋時元兵進逼，客家先民從贛南、閩西南再進入粵東的梅州、循州、惠州，當時粵戶籍有“主”、“客”之分，移民入籍皆編入“客籍”，這時候“客家”移民湧入，“客”勝於“主”，這就是“客家人”由“客”變“主”的過程，也就是“客家人”的由來。當年文天祥徵集8000英勇壯漢，與元兵激烈戰鬥，收復了梅州。後因元兵勢力太大，寡不敵眾，只得退到鬆口，感動了當地志士仁人。鬆口的卓謀（卓滿）帶領本姓800壯丁，自願參戰。最後也因敵我懸殊，難於抵抗，敗走到潮州，乘船再逃退，舟沉於厓山（廣東新會市南海上），被浸死者十之八九。1279年2月6日九歲小皇帝趙昺由陸秀夫背著跳入大海中，南宋王朝滅亡。卓謀倖免於難，便召集生存者，乘坐木船，漂泊南洋，至婆羅洲（印尼加里曼丹島）開墾荒地，創立家園。卓謀為第一個到南洋的梅縣人，也可說是梅縣的第一位華僑。客家人無論遷居何處，也無論漂泊何方，始終不會忘記自己是正宗的中華民族的漢族人、正統的華夏炎黃子孫，認定所講的客家話是正宗的漢族唐朝時的語言，崇拜著客家先賢文天祥的《正氣歌》。因而在世界各地的客家人的組織，大多數都稱之為“崇正總會”或“崇正公會”。客家人具有崇正精神：“甯賣祖宗田，不賣祖宗言”；正統的祖宗、正統的語言、正統的戲劇——漢劇。
這段敍述，更詳細地述說了客家婦女做童養媳的悲苦命運。她們像天廠的妻子那樣，在丈夫去了南洋之後，田頭地尾、灶頭鍋尾、針頭線尾、家頭窖尾，內內外外所有輕的重的體力勞動，全都得承擔，還得上侍公婆，下育子女。像天廠那樣“每月由暹羅寄些錢回來充做的養育費”的丈夫是很不錯的，不少客家男人到了南洋連自己的肚皮都難於填飽，更有甚者娶了“番婆”，那在唐山的妻子則成了守活寡。丈夫去了南洋，客家婦女的性苦悶是絕無法解決的，到山上割蘆草時唱唱山歌，已經是很大膽的婦女。如敢有偷情通姦者，被捉後或是被裝進豬籠沉河底，或被捆綁在石柱遭鞭打，或被驅逐出宗族村莊，世界藝術大師林風眠的母親便遭此厄運。張資平在其後的小說創作中，以自然主義和寫實主義的手法，把客家婦女的性苦悶、性饑渴大膽地刻畫出來，對封建禮教是最有力的控訴，也是對平凡真實的正常人性的大膽追求。要知道，有多少客家婦女的現實命運比魯迅筆下的祥林嫂還要悲慘得多，筆者少年時期在梅縣白宮富良美村——這個典型的華僑之鄉里，所看到的丈夫在南洋而守活寡的客家婦女就有上百個之多，她們多麼希望能像祥林嫂那樣有個祥林或賀老六這樣的男人打打自己，這已經是很奢侈的企望了。
《沖積期化石》這部長篇小說，不但反映了客家男人韋鶴鳴的祖父、父親等，到國外去謀生的艱辛歷程，而且也述說了客家婦女天廠的妻子、劉四妹、牧師女璋兒等在國內生活的悲苦命運。《沖積期化石》也完全可以說是客家題材的重要作品，不但是中國現代文學上第一部長篇小說，而且也是客家文學上的第一部長篇小說。
三是故事以客家人崇文重教特點為題材。梅縣文化教育發達的原因是：男子志在四方，或在國內仕途和文化事業找崗位，而更多是出國去經商。男子往往讀完小學、中學便離家出洋或“穿州過縣”去謀生，因此小學畢業就必須學會打算盤，會記賬寫信，略懂一些外文。而熱心桑梓教育事業的華僑又常常捐款修建校舎，添置圖書儀器及頒發獎學金，迄今不斷。梅縣因而被稱為“人文秀區”、“文化之鄉”。客家先賢一貫熱心在家鄉辦教育，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丘逢甲和黃遵憲。丘逢甲在臺灣抗倭失敗後回到大陸，認為“欲強國，必先興學育才”，於是在粵東潮州、汕頭、梅州和閩西等地興辦學堂，特別是為丘氏宗族興辦新學堂。筆者在梅縣就讀的小學，就是由他在1905年創辦的“鵬飛學堂”。黃遵憲在戊戌變法失敗之後，回到家鄉在自己的住宅“人境廬”興辦教育，親自講學。1903年他邀集溫仲和等地方人士，創辦“嘉應興學會議所”，自任所長，並著手創辦“東山初級師範學堂”，為嘉應州五縣培養教員，發展教育。筆者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就讀的高中——梅縣東山中學，就是當年的“東山初級師範學堂”。
《沖積期化石》中的韋天廠是一位鄉村教師，從自己切身的經歷，得出一條唯一能夠救自己的道路，就是文化教育。他“曉得政府靠不住，社會靠不住，國家的法度也靠不住。他受了政府的虐待，社會的虐待和國家法律的束縛，所以他不願再看他的兒子和學童，踏入他的覆轍。他覺得他的最重大、最神聖的任務，是拿一種超乎政府、超乎國家、超乎這樊籠的社會之上的教育方法，去訓練他的兒子和學生。”他送兒子赴省城考試，反復勉勵說：“向汝年稚，今既壯矣。毋徒恃聰明怨無知遇，毋徒知收穫不事耕耘。”他送兒子到日本留學，亦反復告誡：“日本國民賦性兇險，嫉妬亦深，稍一不合，即易決裂。所謂武士道者恐亦不外如是，不因之戕性命也喪名譽。”以後在去信中反復叮嚀：“你屢次來信均自負老成，恐有萬之之不老成耳，小則弄出笑話，大則釀成是非，勿謂為必無之事，切宜戒之。”“步步要老成謹慎。”一副慈父兼教師的形象儼然顯於紙上。
《沖積期化石》中的韋鶴鳴是一位客家留日學生，他是集祖國的貧困、家庭的窮苦、個人的寂寞煩悶于一身的青年留學生形象。祖國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淩家鄉”裏豪商們用地租進行盤剝，封建宗族對客家婦女的壓迫，小說都有深刻的記述。外國宗教對祖國的文化侵略，寫了牧師的女璋兒被馬公子欺騙，再遭賴先生之騙，最後又被牧師父親逼錢而自殺，小說穿插了相當的篇幅來描寫。而更多的是用筆記的形式，記載了韋鶴鳴在日本所見、所聞、所感的社會和人生。所認識的日本姑娘，“因為民族性的差異”、“或許也是她看見我太窮吧”，終於分手脫離。這位留日學生“兩種思想無時無刻不在胸中交戰”：一種是發奮讀書努力向上的思想；一種是性苦悶和經濟的壓迫引起自暴自棄的思想。具體的生活情狀描繪的有：在日本人商店裏教學徒們習英文；進教會做祈禱，還到上級主教處領堅信禮；晚上到咖啡店喝洋酒，和侍女說笑；有時候到到秘密的魔窟裏面去探險。“他寂寞到極點了。他想覓一個能夠安慰他的人，能夠看護他的人，能夠勉勵他的人，能夠收藏他的靈魂人。”可以說，《沖積期化石》把客家青年留學生的真實生活情狀作了客觀的描寫，也是中國早期留學生的真實生活情況所作的真實記錄。因此，《沖積期化石》不但是中國現代文學上第一部長篇小說，而且也是中國留學生文學史上的第一部長篇小說。
《沖積期化石》的客家題材的重要意義，至少有兩個方面：
一方面是奠定了張資平小說創作客與家、靈與肉的題材的重要基礎。張資平的小說創作題材始終圍繞著“客”與“家”、“靈”與“肉”的矛盾而進行的，這兩種矛盾不但是文學創作的永恆題材，也是人文科學研究的永恆課題。張資平中篇小說代表作《梅嶺之春》也是以客與家、靈與肉的題材創作的。這是其回國後1924年8月在梅州蕉嶺縣羊子礦山寫的。小說的主人公保瑛不滿意童養媳的沒有愛情的婚姻生活，受不住性的苦悶的壓迫，勇敢地叛變封建宗族的法規和教會學校的條例，冒著被裸體縛在木柱上鞭撻或被錐鑽刺死的族規，大膽地和比她大十七歲的吉叔父結合。但保瑛的抗爭最後仍是失敗，吉叔父也只好逃離開家鄉，到毛里求斯當家庭教師。故事情節中夾雜著客家山歌：“蓬辣灘頭水滿隄，迷娘山下草萋萋。暫時分手何珍重，豈謂離鸞竟不歸。”“共住梅江一水間，下灘容易上灘難。東風若肯如郎意，一日來時一日還。”因而使“梅嶺之春”的故事情境呈現出一種淒婉的氣氛。
張資平另一篇以客與家、靈與肉為題材的小說《曬禾灘畔的月夜》，則是1925年2月在武昌大學任教時，回憶故鄉的一個女主人公蕙蘭墮落遭遇所寫成的。曬禾灘是其家鄉梅縣境內梅江河上的蓬辣灘、曬禾灘、西陽灘三大灘之一，也是其離開家鄉到外面必經的水路。曬禾灘是女主人公蕙蘭和R郎純潔的戀愛之地。“妹住梅州烏石岩，郎家灘北妹灘南。搖船上灘不用楫，搖船下灘不用帆。”“曬禾灘畔是我們的傷心地，也是我們的紀念地！我思念到我們的故鄉的可愛的曬禾灘而不能回去看她，我禁不住狂哭起來了。”蕙蘭不能和心愛的戀人一起，由父母作主嫁給銀莊司庫員K，和K離婚後嫁給西藥房檢藥員M，並生下A兒，M因販鴉片在C城坐牢，她跟到C城做生意，又被P青年引誘，M出獄後離了婚，便沉淪於淫蕩的生活了。小說結尾通過蕙蘭對別人忠告提出兩點希望，很有警世的作用。“第一，希望你明白，人是有人心的，不是自己喜歡犯罪的！第二，希望你要知道，對貧苦者不能輕施其憐憫；對犯罪者要有拯救他的自信，才可施你的憐憫；對犯罪者要有感化他的自信，才可施你的譴責！”從而把客與家、靈與肉的矛盾，從個人的問題上升到社會的問題、人性的問題、人類的問題。
另一方面是成就了張資平為中國“知產者”先驅的基因。在五四時期，有不少文人仍舊沉湎陶醉在文言文的寫作傳統習慣的時候，張資平卻用白話文的“筆記體”的小說《沖積期化石》獲得成功，這就大大地刺激了他的長篇小說創作。隨後的長篇小說創作有三十多部，計有《上帝的兒女們》、《飛絮》、《苔莉》、《最後的幸福》、《柘榴花》、《長途》、《愛力圈外》、《糜爛》、《愛之渦流》、《天孫之女》、《明珠與黑炭》、《紫雲》、《歡喜陀與馬桶》、《群星亂飛》、《北極圈裏的王國》、《十字架上》、《紅霧》、《黑戀》、《青春的悲哀》、《無靈魂的人們》、《戀愛錯綜》、《時代與愛的歧路》、《愛的交流》、《人獸之間》、《青年的愛》、《折柳》、《母愛》、《青磷粒屑》、《新紅A字》、《一代女優》等。完全可以說，從中國現代文學史誕生之日起，長篇小說創作數量之多，至今無人能超越張資平。如果再把其短篇小說集、評論集、地質學論著、翻譯著作、其他文集等疊堆起來，可謂真正是“著作等身”。試看環宇，又有幾人？即使在今天進入電腦創作時代，複製和粘貼，輕點滑鼠便可完成，可又有誰能企及張氏的筆下勤力功夫呢？
張資平就憑藉著自己手中的這支筆，寫出的文字，換取的稿費，養活了全家，並且還在上海真茹建起一座“望歲小農居”的精緻別墅，這真是了不起！那個時代，文人靠一支筆，生產出來的作品，給大眾消費，換取稿費來生活的能有幾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老舎也和張資平一樣，開始也是在大學裏邊教書邊創作才能過日子的，只是在《駱駝祥子》這部長篇小說出版後，才敢於辭去大學教職，全憑稿費生活，但在1949年之後也得領取政府的薪金方可生活。只有巴金一人，在1949年之後不用領取政府給的工資，全靠自己的稿費生活，這贏得了多少文人的欽仰，這也是他敢於“講真話”的底氣。可到了晚年，他又得憑全國政協副主席的生活待遇才能很好地生活，否則的話，他在上海東華醫院能夠住上個把月也會是個問題。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還有魯迅，敢於辭去廣東中山大學的教職，到上海全靠賣雜文換取稿費度日子。魯迅的小說和其他文章，閱讀消費者大多都是文人這些知識份子圈子內，而張資平的小說，閱讀消費者大多都是青年學生，讀者清費市場自然要大得多。有史料為證：陶雄在1984年8月10日《新民晚報》發表《開券有益》一文中說到：“高中時，受了文學概論老師廬隱女士（五四時期與冰心齊名）的薰陶，我摒棄舊小說，改讀新文藝了。說來不怕人笑，開頭我熱衷張資平猶勝魯迅，恨不得有個‘苔莉’闖進生活裏來。”還有茅盾的長篇小說代表作《子夜》為證：馮雲卿的獨生女馮眉卿想要父親給一百元過端午節，但父親不給，於是有這一段她的心理描寫：“馮眉卿覺得她的一百元未必有希望了，滿心的陰悒；她安排得很好的佳節樂事，眼見得已成泡影，那麼，這三天假期可怎麼挨過去喲！難道成天躲在家裏看張資平的三角戀愛小說？”可見，張資平的小說市場有多大了！
中國的文人，歷來都是御用文人。古時文人稱之為“士”，但“士”要是成不了“仕”，那不如不要當文人而去當農人罷了！所以從夏商周始，至清朝止，文人們都是如《喻世明言》裏陳辛對妻子如春說的“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士子們在春秋戰國時期賣給天子、諸侯、大夫的“文武藝”構成的市場是何等活躍，能夠賣到孟嘗君門下，也就吃有魚、坐有車了。而唐朝科舉制度的完善，唐太宗看到晉京應試的士子們絡繹進入考場時說的：“天下英雄入我彀中矣！”天下文人的“文武藝”都全賣給李家皇帝了，當然開心高興。隨著封建專制皇權世襲與科舉制度的推行，“貨與帝王家”變成了“帝王家之貨”，整個文化市場就由一家一人壟斷著，只此一店別無它家。這把政治上的專制推及到文化上的專制，這下子文人們的生活就更悲慘了，不但要出賣自己的文武藝，還得出賣自己的靈魂，方能活下去。
中國的文人，到了現代都稱為知識份子，當然也有人戲稱為“知識販子”。將知識販賣給誰呢，無非是給政府機關、事業單位、企業生產部門等，因而生活著。有誰能直接賣到社會上，有誰能直接賣給讀者，這極需要社會制度的健全，需要文化市場機制的確立，當然還要知識份子觀念的轉換。怎麼樣由知識份子變成“知產者”，知識的市場化，知識的產業化。張資平在二十世紀初作了先驅者的嘗試，他成功了，也失敗了。他本是一個平凡的知識份子，用自己手中的筆平凡而勤勉地勞動著，參與創辦文學團體——創造社，張羅自辦樂群書店等辦法，用那支筆，換取稿酬資金來過日子。茅盾在《＜創造＞給我的印象》一文中驚歎：“在當時他的稿費竟以十六元一千字計酬，這是中國文化界從未有過的高價。”可是，時代的政治風雲、社會的各種鬥爭，使得他最後在世上連屍骨都無有保存。但是，張資平這個知識份子變成“知產者”的成功和失敗的經歷，應該給二十一世紀知識經濟時代的人們予以深刻的思考。歷史推進到了二十一世紀，今天張資平在梅縣的故居留余堂周圍居然變成了客家地區的最高學府——嘉應大學的校園，難道嘉應大學的學子不會引起思考嗎？難道客家人不會思考嗎？難道知識份子們也不會思考嗎？難道人們都不會思考嗎？

yanxiuhong

目前现代文学史对他的重视，还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