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闯将项南（作者 钟兆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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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的闯将项南

■ 钟兆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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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春秋》2004年第12期　　浏览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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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耀邦遴选改革大将，邓小平支持项南出任疆吏
　　
　　1980年冬天的北京，天寒地冻，关注中国改革开放大业的人们却被中共中央的一份人事任命抬升着热情。中央决定称：项南担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务书记，主持福建的大政。
　　被打成“右倾”的项南从落实政策到出任改革开放前沿省份的疆吏，少不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举荐，也少不了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支持。
　　邓小平在1979年的一次讲话中，把是否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定为选拔干部的主要标准。福建是中央确定的改革开放的两个先行省份之一，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可三中全会开过两年了，“左”的势力在这里却依然根深蒂固，福建的各项工作徘徊不前，与中央的设想差距甚大，更遑论什么“先行一步”了。福建广大干部群众普遍存在不满情绪，一些闽籍爱国华侨还给中央写信，呼吁派出得力大将坐镇八闽。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福建的班子建设问题摆上了中央的议事日程，也摆在了邓小平眼前。
　　邓小平与项南虽然鲜有接触，但隐约知道他的一些经历，知道他是胡耀邦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时的得力助手，对他在农机部任副部长期间所显示的才能更有所了解。项南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坚定执行者，是个思想解放的开拓型领导者，让项南主持福建工作，不仅能打开福建的新局面，也定能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贡献才智。邓小平看准了胡耀邦推荐的福建“火车头”人选。
　　接到任命后，项南利用赴任前的一个多月时间，翻阅了有关福建省情的资料。1981年1月12日，项南带着邓小平、胡耀邦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意见和嘱托，带着他们的关怀和希望，从白雪皑皑的北国回到了温暖如春的南方。
　　
　　既要“杀出一条血路”，又得“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项南上任后，全面贯彻邓小平倡导的路线、方针、政策，努力打破禁锢人们头脑的精神枷锁和僵化思想，顶着重重压力坚决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大力平反冤假错案，给福建吹来了一股清新的劲风，让全省上下把注意力集中到发展上来。
　　福建和广东一样，肩负着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试验”的重任。为了向中央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项南殚精竭虑，费尽心血。
　　特区是邓小平倡导兴建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在1979年4月就定下了决策，但因为种种原因，直到1980年10月7日，在历经一年多的筹备后，国务院才正式批准在厦门建立经济特区，直属福建省政府领导，时间上比深圳晚了一大步。特区会是个什么样呢？1981年1月底，上任10多天的项南，怀着热切的心情，下闽南一睹特区风采。
　　初见之下，项南的心都凉了半截。不要说整个厦门还沉睡在远古中，就连被划作特区的湖里，也丝毫没有一点特区的讯息，一片荒芜，电灯不明，电话不灵，马路不平，自来水常停。而且，2.5平方公里的地方又能施展出什么抱负、绘就何样的蓝图？参观湖里回来，项南脑子里就萦绕着一个想法：要争取把厦门全岛搞成特区！
　　邓小平倡议建设特区时曾有一番经典之谈：“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从这里杀出一条血路来！”项南深切地领悟到其中的真味，就是要他带领全省干部群众“杀出一条血路来”！
　　该如何在一张白纸上绘出特区蓝图？思想解放的项南有着超人的胆识和智慧。他给特区领导者和建设者们上课：“搞特区，基础设施建设是第一位的，怎么做也不会过分，没有危险，搞晚了倒是会耽误工作。”特区之初，厦门的基础设施建设体现了项南的这一设想，以后的事实证明此举极有远见。
　　这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项南在6月11日下午的会上有针对性地提出几点意见：
　　——特殊政策特到什么程度。在目前条件下，福建对华侨和外国资本的吸引力不如广东，更不如香港、澳门。因此，福建应该采取比广东、港澳更加优惠、更具有吸引力的政策。具体说，有“三个要干”，即：外商和我们双方都有利的，我们要干；外商有利，我方无利也无害的，我们要干；外商有利，我方吃点小亏，但能解决我们的就业等问题的，我们也要干。请国务院在原则上予以认可。
　　——要扩大地方自主权。……只要中央给了权，我们就可以通过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搞到钱，解决资金短缺这个长期困扰我们的大问题。
　　……
　　项南那异常解放的思想和超前的主张，不由得让比福建先走一步的广东省的领导心怀敬佩，后来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坦承自己在一些方面“不如福建的项南同志”，就连主管特区工作的副总理谷牧也称赞项南的主张。
　　这些主张，自然也汇报到了邓小平那里去了。出于对项南的高度信任和倚重，不久后，邓小平拍板同意：把久病缠身的原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调离，任命项南为省委第一书记。
　　1981年10月15日，厦门经济特区湖里工业区正式动工兴建。在为特区命名时，湖里加工区的正式定名是“厦门经济特区湖里加工区”，而没有使用“厦门湖里经济特区”。虽是几字之差，意味却十分深长：在项南和特区创办者的心中，已不把特区理解为湖里的2.5平方公里，而是着眼于厦门全岛。
　　特区动土后，建设者们立即感觉到2.5平方公里的逼仄，有些项目无法放进特区，项南据此向李先念作了汇报，请求扩大特区范围。李先念不好表态，只说：你们不要死啃2.5，哪个地方有利就放在哪里。项南也就有了办法，指示特区建设者可以在2.5以外建工厂，吸收外资，享受特区待遇。
　　以厦门特区建设为龙头的福建改革开放事业，在项南的带领下，很快就打开了局面，短短一两年内，福建的投资环境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经济建设是20世纪80年代的核心任务，邓小平为此不止一次地向全党发出号召。在反右、“文革”中被冷冻了10多个年头的项南，更能理解邓小平的殷切之情和良苦用心，他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的心血和智慧融入了邓小平制定的蓝图之中。
　　所谓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到福建主持工作的项南，真正知道了困难之重、责任之大。一方面，福建既然是中央定的改革开放先行省，就一定得在短期内做出成绩，改变原先落后面貌；另一方面，福建作为“前线”，建国30年来得不到国家投资，国家建设规划的大、中型项目，没有一个在福建落户；从经济基础和发展速度来看，福建也大大落后于兄弟省份。
　　为了达到改变福建面貌进而先行一步的目的，项南领导全省上下积极用好中央给予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独辟蹊径大搞基础设施建设、筑巢引凤，其中的曲折和艰辛一言难尽。
　　1981年6月，福建同日本日立公司合资兴办的福建日立电视机有限公司（简称福日公司）正式开始生产。这是在中国落户的第一家中外合资经营公司。虽然国家订立了中外合资法，但由于“左”的思想迷雾重重，注定了这个“新生儿”要承受毁誉交织。从中央到地方对此都有不同意见，一位副总理竟把福日公司定性为“殖民地性质的厂子”。随着这顶帽子泰山般压下，一场围绕福日公司的争论引起举国关注。
　　在“卖国主义”的巨大压力和重重困难面前，项南想到了邓小平那个“办特区，我有个发明，不作争论”的论断。他毫不犹豫地对福日公司给予了最有力的支持，并以超然魄力表态：不答复，不辩论，只要下功夫把福日公司办好！
　　不只是福日公司，几乎每一个大的引进项目都遇到这类问题。关键时刻项南都挺身出来旗帜鲜明地支持，给那些对改革者冷嘲热讽、甚至大打棍子乱放暗箭的“评论家”们以无情的抨击。他力主引进外资，倡议省里利用美国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的贷款，建成全省第一支远洋船队；并率先引进、开通了当时全国最为先进的万门程控电话，之后为全国各省市纷纷效法。
　　随着中国的大门向世界敞开，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的东西不可避免地趁机混入。福建一些地方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出现了严重的经济犯罪活动。对此，项南坚决贯彻邓小平“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他在一篇名为《窗口的作用》的短文中，形象地提出既要打开窗口，引进外国的资金、技术、知识、管理，吸收海外的清新空气，又要设窗纱，筑一道抵御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钢铁长城。三明市的精神文明建设成为全国典型，就是项南亲自培育、总结、宣传、推广开来的。
　　改革开放和创办经济特区，在社会主义中国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既无现成经验可资借鉴，新情况新问题又层出不穷。更何况僵化的旧体制、旧观念还紧紧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和手脚。随着特区建设的加快，一方面引起了国内外各阶层人士的广泛关心、深切理解和热情支持，一方面也招来党内外一些不同意见者的怀疑和指责，有对兴办经济特区认识模糊的，有担心办经济特区会走上资本主义邪路的，也有对能否办好经济特区信心不足的。
　　对经济特区，项南自始至终表现了一种冲天热情。以敢讲话著称的他，不止一次地为特区正名，为改革开放和特区建设摇旗呐喊，还为特区争取更多的特权。1983年9月，项南在福建省经济特区工作会议上，提出特区要实行“四特”：特殊的任务、特殊的政策、特殊的环境和特殊的方法。这个讲话以《特区要“四特”》为名经香港《中国经济特区年鉴》创刊号发表后，《香港经济导报》、日本《中国经济动向》等先后转载，收到很好的社会效应。
　　
　　邓小平视察厦门特区，项南提出建设性意见
　　
　　1984年2月7日上午9时30分，乘坐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和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等人的专列，徐徐进入厦门站。项南上专列接邓小平一行，心里激动有加。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将向邓小平汇报，向他交出一份关于厦门特区的答卷，请他打“分”，请他排忧解难，请他导航。
　　在由火车站向厦门宾馆行驶的路上，项南扼要地向邓小平、王震汇报了厦门经济特区的创办情况。邓小平对项南下决心抓基础设施建设表示首肯：“这个抓得对，要下本钱。栽得梧桐树，引得金凤凰嘛，要努力改善我们的投资环境。”邓小平还说：“最好能吸引外资参加基础建设。”
　　这些年，有关项南和福建的工作，邓小平时有耳闻。在广东看到的深圳、珠海两个特区让他满意，福建的厦门特区虽然起步较慢，但他的心里还是有数的。以至于项南简要汇报后，请他给福建的工作作指示时，他摆了摆手说：“这次来，主要是来休息，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同时也看看特区。明天就去看看。”
　　2月8日早饭后，邓小平在福建省党政军主要领导陪同下，和王震来到东渡港，视察了正在建设中的几个万吨级深水泊位码头后，在厦门码头登上“鹭江”号游艇。
　　项南在王震的鼓动下，坐在邓小平身边，摊开了早已准备好的厦门地图，开门见山：“小平同志，厦门特区现在实际只有2.5平方公里，实在太小了，太束缚手脚了，即使很快全部建成，也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
　　邓小平以探询似的眼光看着项南，问：“你们有什么具体想法？”
　　“最好能把特区扩大到全岛！”“使整个厦门岛都成为特区，这对引进外资和技术，对改造全岛的老企业，对加强海峡两岸的交往，都可以起到更大的作用。”“特区立足于原有基础上，起点更高，成效更大，发展更快。”
　　邓小平一边听汇报一边察看地图，思索一阵后，以肯定的语气说，“我看可以，这没得啥子问题嘛！”
　　项南露出了会心的微笑，他接着说：“厦门岛四面是海，是天然的隔离带。厦门全岛建成特区，这对开展对台工作也有利。厦门离金门最近的距离只有1000多米，一开放，再搞一个落地签证，‘三通’不通也通了。所以厦门工作做好了，对将来祖国统一也有利。”
　　听罢项南的介绍，邓小平平静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说：“对了，就是应该这样考虑问题嘛。”说罢情不自禁地举眸面向海峡对面的方向，好一会儿才回头，重拾刚才的话题：“特区扩大后你们想怎么个搞法？”
　　这正是项南想要汇报的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同建设自由港联在一起。
　　关于自由港，有个故事。1981年7月，福建省和厦门市收到闽籍泰国华侨李引桐关于厦门特区建设的意见信函。李引桐根据自己多年在国外的见闻，认为厦门特区太小，门开得不够，门槛又太高，倡议在厦门建设“自由港”。项南看到信后，深感字里行间跳跃着一个爱国老华侨希望祖国经济早日腾飞的拳拳之心。他要求厦门市委书记陆自奋陪李引桐到省里来，他亲自主持省委常委会，听取李引桐讲对自由港的看法。“自由港”一词自此在他脑海里生了根。此后，每逢中央领导人来厦门视察，他必定要汇报“自由港”问题，但得到的回答都是“研究研究”。
　　


　　项南不死心，决定趁邓小平视察厦门之际再作动议。他委婉地说：“现在台湾同胞到大陆，都要从香港或日本绕道来，实在太麻烦了。如果把离台湾、金门最近的厦门特区搞成自由港，实行进出自由，这对海峡两岸人民的交往，将会起很大的促进作用。”
　　邓小平对特区建设中的许多新事物新问题都很感兴趣，询问什么是自由港。项南和围拢过来的厦门市领导陆自奋、邹尔均等把从香港调查得来的资料作了概括性的汇报后，邓小平脸上非常平静，没有说话。
　　将军风度的王震看来有点急，快言快语道：“老爷子，你说嘛，我看这个意见很好，应该考虑。”
　　邓小平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略一沉吟，说：“可以考虑。自由港都实行哪些政策呢？”
　　项南想了想，说可以参考香港的做法，无非就是三条，一是货物自由进出，二是人员自由来往，三是货币自由兑换。
　　邓小平想了想说：“前两条还可以，可后一条你拿什么跟人家兑换呢？”
　　项南答：“我看可以印发‘特区货币’。”
　　“这不容易，”邓小平微微地摇了摇头，俄顷又道，“但没有关系。特区货币问题没解决前，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
　　项南见邓小平没有把门堵死，心里很是激动，进而提出：“单有厦门特区的发展，还解决不了福建由穷变富的问题，最好是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也能对外开放。”
　　邓小平表示：“这个问题，要等回北京后，跟第一线的同志们一起研究。”
　　2月9日，项南陪邓小平一行参观了湖里工业区。厦门经济特区的这个发祥地，当时还只是一个正在建设的大工地。此情此景，让刚从广东过来的邓小平明显地看到了厦门特区与深圳特区的距离。但面对厦门特区远景规划模型，听着特区三年建设的情况汇报，他的眼睛不禁为之一亮，看到了特区美好的远景。邓小平欣然挥毫命笔：“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
　　看着这个寓意深刻的题词，项南和在场的省市领导无不意识到它的分量。他代表大家向邓小平表示：一定按照小平同志的指示和题词精神，进一步加快厦门经济特区的建设和发展步伐。
　　
　　“就是要飞出去嘛！”打好“侨”牌走在时间前面
　　
　　离开湖里，项南又陪同邓小平一行视察了厦门机场。项南到福建上任后，深感厦门
　　要搞经济特区没有机场不行，于是在厦门特区管委会召开的第一次办公会议上明确提出：“没有机场，就没有特区。要下决心在厦门建飞机场，既然搞特区，又是对外开放，就一定要飞出去。”
　　建设机场首先碰到的难题是争取修建权问题，代管民航的空军认为：厦门离台湾很近，是海防前线，不能建民用机场。军方的理由当然很充分。项南没办法，只好亲自带人到北京做工作。虽然时任福州军区司令员的杨成武也作了努力，但空军某些同志的态度还是那么强硬：“厦门搞这个机场，不是在金门的炮火射程之内吗？你花那么多钱，几炮就给轰掉了，哪能成！”
　　“这个话恐怕不对吧，”项南既诚恳又不客气地说，“你们怎么就不想一想，金门的机场不也在我们炮火射程之内吗？在军事上，到底是台湾怕我们还是我们怕台湾？台湾在前线照样建机场，他们都不怕，难道有着强大的解放军的我们还怕！”
　　空军某些同志找不出什么话来反驳，但就是卡住不办。项南向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万里、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等领导求助，这才使军方开启了绿灯。
　　但钱从哪里来？国家不给一分钱。项南去找政治局常委李先念，李先念幽默地说：“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说的是笑话，但实际情况就是这样，不仅厦门机场，福建所有的建设项目，国家都不给钱。项南当时衔命到福建来，中央领导就曾对他说：“特区特在哪儿呢？特就特在国家不给一分钱。”
　　如果按老办法依靠国家订计划、上项目、投资，必将坐失良机。但如果依靠自身力量，显然也不行。当时福建全省财政年收入才10来个亿，怎有可能拿出那么多钱搞机场？在困难面前，项南响亮地提出：“等，是等不出特区来的！我们必须自己创造奇迹！”项南以极大的勇气和卓识，提出向外国借钱。在时任国家进出口委员会主任的江泽民支持下，厦门机场建设被列入到科威特在中国援建的几个项目中。科威特向福建省贷款600万第纳尔（相当于2200万美元），用于修建厦门机场。
　　从正式开工到1983年10月建成，厦门机场只用了8个半月的时间（不算前期工程），实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高速度。厦门机场的建成，赢得了广泛的信誉，让外国人看到福建人办事的速度和魄力。
　　眼见为实，厦门机场果然是高起点，气势不凡，王震连声说“厦门机场搞得不错”！邓小平看在眼里，眉梢也挂上了喜色。
　　当初建厦门机场，项南曾设想以国际机场命名，但有些领导人却说“好大喜功”，连北京、上海机场都不冠“国际”两字，你一个小小厦门，何来“国际”。但项南有他的想法，因此，他干脆就此向邓小平建议。
　　邓小平听后，开始也感到奇怪：“你们厦门机场为什么要叫国际机场呢？”
　　项南回答：“搞经济特区，就应该与海外建立广泛的联系，叫‘国际机场’，有利于对外开放。不仅要让人家飞进来，还要飞出去，不仅要与东南亚建立联系，还要与日本、美国等通航，将来还可以飞台湾，飞美国，只有飞出去才能打开局面。”
　　邓小平对项南的考虑极表赞同，他挥挥手臂，大声说：“就是应当飞出去嘛！就用国际机场这个名字。”
　　一锤定音，厦门国际机场从此命名。随着机场的不断扩大和完善，很快就成为闻名遐迩的中国第一流航空港。
　　这天，项南还陪同邓小平一行视察了爱国侨领陈嘉庚生前倾资创办的集美学校。邓小平由陈嘉庚说起，赞扬广大华侨支持祖国四化建设的爱国爱乡精神，指示有关领导要进一步贯彻好侨务政策。
　　福建的侨务工作，在项南的长抓不懈下，走在了全国之先。福建华侨众多，20世纪80年代初就已有六七百万。项南深知，中共中央、国务院之所以决定率先在闽粤两省开办经济特区，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就是基于“广东、福建两省靠近港澳，华侨多……”
　　在大会小会，在各种场合，项南总是苦口婆心地说：侨务工作是做人的工作，要尊重华侨，理解并保护他们爱国爱乡的热情，要加快落实侨务政策的步伐；要调动华侨、归侨、侨眷参加四化建设的积极性，使他们在引进人才、资金和先进技术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充分发挥侨乡信息灵、人才多、资金和劳动力多等优势，积极从政策上扶持归侨、侨眷办企业，繁荣侨乡经济，促进山海共同发展。
　　项南在福建打得最漂亮最大胆的“侨牌”之一，是最早提出胡文虎是“捐资兴学”、“报效民族”、“爱国爱乡”的侨领。这个表态，是3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关于胡氏问题的第一声评价。《华声报》创刊号以“项南认为胡文虎是个爱国华侨”的消息，还了胡文虎历史的本来面目。这一评价传到海外，反响很大，也使胡氏后人的政治态度起了明显的转变。
　　2月10日上午10时许，邓小平结束厦门视察，在临上专列前，握着项南的手说：“你讲的两个问题，我带回去，让一线的同志来回答决定。”
　　项南相信，这不是官话。在厦门与邓小平接触3天，虽然他没有发表讲话，视察期间也都是边听边问，但项南却悟到了真谛：邓小平的提问，看似即兴而问，其实是深思远虑，有感而发；他不表态不讲话，足以说明他的务实作风，他一定会作出让特区建设者们满意的回答的。
　　怀着这么一种信念，项南没有坐等来自北京的红头文件所给予的“回答”，在他的领导下，福建省和厦门特区各方面的工作都“走在时间前面”，在有声有色地进行着。
　　2月16日，项南在福建省农村工作会议上作题为《认真落实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的讲话，他说：邓小平的指示，同胡耀邦“希望福建走在四化建设的前头”的殷切期望，同李先念要求我们发挥山和海的优势等指示是完全一致的，都是希望我们把经济建设搞得更快些更好些，为全国的四化建设作出贡献。我们要借这个东风，把广大群众的革命精神振奋起来、积极性调动起来，加快发展步伐。他要求《福建日报》专门在头版制作一个名为“把经济工作做得更快些更好些”的通栏标题，以此作为全省干部群众的奋斗目标。
　　
　　邓小平理论的成功实践者，晚年仍提出自由港问题
　　
　　2月底，回京后稍作休息的邓小平，和中央负责人谈了视察特区的观感和对一些政策的看法，一个重大的新决策呼之欲出。
　　3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采纳邓小平的建议，提出将厦门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岛，并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4月，包括福建省省会福州在内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对外开放……
　　喜讯从北京传来，项南颇有针对性地向省领导和省直有关部门吹风：“中央给了福建这个特殊政策，支持福建省，我们省一级就应该支持厦门市。我在团省委一个会议上讲了一个笑话，中国人有个老毛病，自己当媳妇时，就怪那个婆婆对她厉害，一旦她自己当了婆婆，比自己那个婆婆不知要厉害多少倍。中央没有给我们权力时，省里就怪中央搞得太死，现在把这个权力给了福建，福建省就神气起来了，这个做法不好。我觉得，我们国家要有希望，就要让各级都有自己的自主权，每个人的积极性都能得到发挥。”
　　随着厦门经济特区扩大到全岛，基础设施在逐步加强，投资软环境在不断改善，在海内外产生了极大的磁场引力，特区的开发建设逐步走上正道。1984年，厦门出现了外商投资高潮。极具超前意识的项南，见外商多了，就又指示要召开福建省商品交易会。1985年，厦门项目协谈会在富士山展览城召开，国内外客商纷至沓来。协谈会开得很成功，渐渐演化为现在已成全国性的“9·8厦门经贸洽谈会”。
　　1985年1月初，在项南的热心支持下，中国大陆第一家综合性地方航空企业——厦门航空有限公司正式营业，注册资金1亿元；同月20日，厦门从日本引进的程控电话交换机投入使用；接着，中国首家合资银行——厦门国际银行成立。其后，厦门经济特区各类银行及分支机构达300多家，密度在全国名列前茅。
　　项南不仅关心经济特区，还积极思考着全省的大开放格局，提倡沿海和内地都要扩大开放，沿海应走在内地山区的前面，为全省乃至全国起示范和带动作用。为了推进改革，项南旗帜鲜明地支持55位厂长、经理关于“松绑”、“放权”的呼吁，并亲自为《福建日报》发表这封信撰写了按语。《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媒体都作了报道转载，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项南提出的“大念山海经”、“乡镇企业一枝花”、“以智取胜”等战略思想，极大地促进了全省乡镇企业的发展，从而带动了福建经济的空前繁荣。其中，“泉州模式”更是闻名全国，泉州被称为项南实践邓小平理论的成功之地。
　　1985年初，项南勾勒的又一份蓝图成为现实，经国务院批准，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被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福建一跃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形成一个新的开放格局。
　　1985年11月，项南在会见首批访闽的37国驻华使节、外交官及其夫人时，自豪地宣布：“前几年，福建的经济增长率一直都是在全国29个省市里占第21位，去年我们前进到全国的第三位，我们的电子工业，原来占全国的第18位，去年前进到第6位……”他表示：“我们对外开放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福建的大门将会越开越大。”
　　项南在福建广大干部群众，在港澳同胞以及华侨华人中形象高大，在外国友人心中，他的名字也是改革开放的象征。
　　项南在福建任职的5年，正是改革开放风起云涌的岁月，他纵横捭阖地提出了一系列切合福建实际的经济发展战略构想，为福建的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任职期间，是建国以来福建省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离闽赴京前后，项南历尽波折，受到不公平待遇，但他忍辱负重，白手起家创办了第一个全国性的民间扶贫团体——中国扶贫基金会，怀着对贫困地区和贫困地区群众的深厚感情，奔走呼号，为中国的扶贫开发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这是包含海南岛在内的五个特区中赋予厦门最重要也是独一无二的政策，在海内外曾产生过巨大的号召作用。自由港可以实行的某些政策究竟有哪些？中央没有具体研究，地方上也没具体提出，似乎要不了了之了。项南为此深感焦虑，1993年6月1日，在“加快厦门特区改革开放研讨会”上，特作题为《厦门应该打出自由港的旗号》的发言。他说：“对于自由港问题，我理解邓小平同志的想法，不只是为了发展经济，而是以祖国统一这一国家最高利益作为出发点，把厦门作为突破口的。”他认为厦门已基本具备建立自由港的条件，完全可以提出一些工作设想，“自由港关系对台工作，对台工作关系到祖国统一的大局。小平同志视察厦门将近10年，我们再也不应当辜负小平同志的期望了”。此后几年，项南又再三提出建设自由港问题，但“某些政策”始终未得实行。
　　1997年11月10日，改革先锋人物项南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人民给了他盛誉，后事备极哀荣。他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所做的巨大贡献，将载入史册，永志人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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