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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8-29 23:2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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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贛粵方言區”方音的關係
2.1 另外一條被忽略的歷史變化﹕濁上變去與聲調分化
漢語的一個重要歷史變化是“濁上變去”﹐相關的文獻也有很多﹐但奇怪的是沒有人拿它來作方言分區的準則。雖然何大安(1988)明白“濁上變去”對方言的重要性﹐但他沒有將濁上變去的百分比細心研究﹐只從表面上看方言與“濁上變去”的關係﹐結果並沒有切中要害。
根據何大安(1988)的研究分析﹐濁上變去的現象在唐代初期已經有人提到。也就是說﹐這明顯是一條“早期”的變化﹐但是至今還沒有人將它作為方言分區的條件。而根據張琨(Chang, 1975)的觀察﹐目前全國的方言可以根據它們將切韻全濁上聲和去聲字的讀法歸類分為四種﹕
(1) 全國大部份地區﹐包括北方話﹑贛西﹑湖南和部份吳語方言的濁上聲和去聲字﹐全部唸成陽去。
(2) 吳語的部份地區如溫州話﹐全濁上聲和去聲字的唸法保持切韻的格局。
(3) 粵語如廣州話﹐濁上字已經有三分之二(以下稱為濁上B字)歸了陽去﹐但還有三分之一(以下稱為濁上A字)保持在上聲。
(4) 閩南方言如潮州話﹐不只全濁上聲全數唸陽上﹐而且有部份（約三分之一）全濁去聲字反而唸為陽上。
張琨注意到濁上A字在廣州話的分佈﹐但他卻沒有察覺到這些字﹐原來貫通了贛東被編入贛語﹑粵東被稱為客家話和廣東統稱粵語方言的方音﹕濁上A字和濁上B字在贛東﹑嘉應話和粵語各個方音中保持高度的一致性。漢語其他的方言都沒有像這些方音中的表現(Lau﹐1998)。這是中國方言發展中﹐在地域上連成一片的一個共同創新,是它們在發展的過程中經歷過一個共同階段的遺跡。因此﹐客家話並不是一個超然於贛﹑粵的方音﹐而是跟贛東和廣東方言一樣﹐是由同一個方言聲調始祖發展的結果。這個始祖的特點是﹐濁上字已經有三分之二(濁上B字)歸了濁去﹐剩下的三分之一(濁上A字)保持在上聲。估計這個始祖在北方的時候﹐跟別的北方方音一起經歷了一段不短的“濁上變去”過程﹐但當它進行了大約三分之二的時候﹐這個語言始祖便南遷﹐脫離了這條“濁上變去”的軌道﹐保留了三分之一的濁上字(濁上A字)。
在比較過超過50個地點的發音後﹐我發現這些字主要是﹕
坐 社 下 苧 拒 距 柱 婦 被 婢 徛 市 抱 臼 舅 淡 旱 伴 斷 近 上 蚌 重
緒 蟹 倍 似 踐 盾 憤 棒 艇 薄 巨 戶 丈 在 弟 技 稻 後 犯 湯 動
其中第一行的字保留得最好﹐幾乎在廣東粵語區﹑廣東和福建客語區和贛東贛語每個地點都是濁上A字。在贛東和粵東﹐濁上A字大部份歸了陰平﹐在韶關和惠州的“本地話”中歸了陰去﹐而在珠江三角洲一帶大都保持獨立為陽上。但是在個別的地點中﹐如福建建寧﹑廣東中山石歧﹑廣東陽江﹑澳門﹑珠海等地﹐濁上A字均合併到清上﹐所以這些地方只有一個上聲。在香港錦田的粵語﹐濁上A字﹑陰去和陰平更合併為一個聲調。各地濁上A字和濁上B字歸入的調類如表1。從這些資料中﹐我們可以構擬它們聲調合併的過程﹐及其相互之間的關係(見圖1)。
用這條歷史規律來找方言的差別﹐便可以將漢語方言分為四種﹕北方類型﹑吳語類型﹑閩語類型和贛粵語類型。而贛東﹑閩西和廣東﹐主要被列為客﹑粵﹑贛語的方音是贛粵類型。我將這個方言類型的核心區域稱為“贛粵方言區”。
2.2 “贛粵方言區”的共同聲韻特點
由於長期被不合理的方言分類方式所誤導﹐“粵贛方言區”中的客﹑粵﹑贛各個方音中﹐共同的聲韻特點長期被忽視。其實除了聲調之外﹐這些方音的聲韻的發展也充分地表示這些方音的關係﹐例如﹕
(1) 非組聲母大部份輕唇化。雖然客語被認為保留重唇音較多﹐但梅縣話保留重唇的非組字也只有32字﹐不到三分之一。廣州話則有10個字左右(劉鎮發﹐1997)。
(2) 曉母﹑匣母和少數溪母的合口字唸零聲母或[w]或[v]﹐部份則轉為[f]聲母而與非組字混同。
(3) 知章兩組一般唸塞擦音﹐很少唸塞音﹐而且在不少地方保持為顎齦翹舌。較少人注意到的是﹐廣州話在十九世紀末﹐還保持兩套大致上和北方話相對應的塞音/塞擦音（Lau and Lau﹐1998）。
(4) 大部份的方言的h不跟u拼(惠州型﹑臺山型和珠海型方音除外)。
(5) 贛東﹑閩西北和廣東四邑﹑粵西有很多地點將精組唸塞音和將透母唸h聲母的現象（與海南閩語同）。
韻母方面﹐雖然分歧很大﹐但也有不少的共同點﹕
(1) 蟹﹑效﹑咸﹑山攝不同程度上保持有一二等對立。一等的主要元音是[?]﹐二等的是[a]。根據張光宇對“客家話”和閩南話主要對立的總結﹐客家話中蟹﹑咸﹑山﹑梗二等韻的元音為[a]與贛語一致(張光宇, 1996: 248)﹐但他沒有注意到大部份粵語也有同樣的特點。另外﹐他發現客家話的假咸山梗四攝的二等韻﹐韻腹元音是[a]跟贛語一致﹐但他也沒想到這也跟粵語一致。
(2) 果﹑宕﹑江三攝的主要元音是[?]﹐通攝是[ u ]或[o]。
(3) 大部份地區[ u ]介音僅出現在舌根聲母之後(惠州型﹑台山型和珠海型方音除外)。
(4) 韻尾大部份保存-m, -p, -t, -k﹐並有鼻音音節﹐但相對缺乏鼻化韻。
從人口資料和語言特點看﹐這些方音的分化歷史在宋元以後﹐因此這些方音間的差別的同大於異﹐組成的一個方言單位﹐比閩語的最主要次方言─閩南語還簡單。將贛東﹑閩西﹑嘉應﹑粵方言重新整理為一種方言﹐應該是一個比較合理的處理。
2.2 漢語南方方言的分區與存古程度
如果我們以漢語的方言的以中古或以前的“早期”條件﹐比較它們的存古程度﹕
(1) 中古非組字唸法: (a) 大部份(超過三分之二)唸p, ph, h, (b) 大部份唸h, (c) 大部份唸f
(2) 中古知組字唸法: (a) 常用字白讀為塞音, (b) 絕大部份為塞擦音
(3) 中古以云母字唸法: (a) 喉擦音h聲母, (b) 零聲母,
(4) 中古濁平字唸法: (a) 濁音, (b) 不送氣清音, (c) 送氣清音
結果能保留較古特徵的方言是：
閩語
平話
老湘語
吳語
1a, 2a, 3a, 4b
2a, 3a, 4b
1b, 2a, 4a或4b
2a#, 3a#, 4a
# 南部吳語
綜合各方面的資料﹐它們的地理分佈如圖2。而我們可以發現﹕
(1) 保留中古或以前特點在三條或以上的方言﹐有閩﹑平話﹑老湘語和南部吳語﹐這些方言可以說是保留中古或以前漢語特點較多的方言﹐
(2) 吳閩在東部沿海成片﹐但平話和老湘語已經是被其他方言包圍的方言島﹐
(3) 在“粵方言” 和“贛方言”區的一些地方﹐也有保留一兩條中古或以前特點的﹐粵北少數地區更有保留三條中古以前特點的方言島；
(4) 北方話和大部份粵贛方言已經甩掉大部份中古以前的特徵﹐但粵贛方言保留《切韻》的韻母和聲調特徵較多﹐例如以一﹑二等韻是否已經合併﹐入聲韻尾和調類的保留﹐濁上是否完全變去﹐可以較清楚地劃分兩個方言區。
(5) 在地理分佈上﹐吳閩在東南和極南部﹐老湘和平話在西南﹐中間留下一條走廊給粵贛方言﹐而這又剛好和宋代移民的路線吻合。
因此﹐我們可以發現﹐“客﹑粵﹑贛”無論在語言學上﹑地理上﹑歷史人口紀錄上都是一個連貫的有機體﹐分為三個方言純粹是歷史的誤會。
3 “漢語方言”分類的漏洞﹕“客家話”成為“方言”的經過
但是﹐由於有“客家認同”這個非語言因素（Sagart﹐1998）﹐近代漢語方言學家便因為有“客家人”存在這個事實﹐加上粵語形成於秦漢的假設﹐將這個本來是一個只有“平面”差異的粵贛體系﹐分成三種“方言”。以下是談到客家話成為“漢語方言”的主要原因﹐指出目前“漢語方言”分類的漏洞﹐並且提供一個對近年客家方言的種種爭議的答案。
上面說過﹐按照兩宋時期作為歷史語言條件﹐只能分出四大方言（平話﹑老湘語還沒有普遍被承認是獨立方言的地位）。但是﹐因為贛粵方言區目前有了“客家人”。漢語方言學者沒有想到這個肇因於廣府人和嘉應移民的衝突的概念﹐是一個近代才建構出來的認同。為了配合客家人的概念﹐便忽視方言分類原則﹐創造一個“客家方言”出來。因此﹐我在下面探討了嘉應話成為“客家話”的來龍去脈﹐說明為什麼非語言的因素能影響方言學者的決定﹔提出漢語方言學必須同時掌握人口之間的歷史感情因素﹐再用語言學的方法去認真研究問題﹐不能被表面現象所蒙蔽﹐甚至被外行人牽著鼻子走。
3.1 “客家人”與“客家話”的產生
前人對客家話的研究﹐忽略了一個人類學家新近才發覺的事實﹕“客家”是一個新建構的民系(Constable﹐1994﹔Leong﹐1997)。在17世紀以前﹐住在嘉應州的人沒有向西南遷徙﹐“客家”還沒有成為操嘉應話者的稱號(劉﹑萬﹐1991﹔劉佐泉﹐1992﹔Leong﹐1997)。而在19世紀前﹐操嘉應話的移民群體﹐也沒有廣泛地採用“客家”作為族群的名稱(Constable﹐1994﹔Lau and Chow﹐1998)。在可以看到的文獻上﹐清初的嘉應州人自稱“程鄉人”﹐而同期從嘉應州遷移到別的省份的人﹐更大多自稱或被稱“粵人” ﹑“棚民” ﹑“懷遠人”﹑“廣佬”﹑ “廣東人”﹐語言是“廣東話”﹑“艾話” ﹑“新民話”﹑“麻介話”﹐只有在珠江三角洲一帶才稱客家人﹑客家話(Lau and Chow﹐1998) 。
“客家”之所以成為了嘉應移民的代號﹐是因為他們跟廣府人發生爭執時被迫認同的(Leong﹐1997)。當這兩個群體的爭執﹐從1850年在粵西的武鬥﹐發展到1920年的文鬥的同時﹐客家學者也成功地建構出“客家”這個民系(Constable, 1994; 胡等﹐1997﹔Lau and Chow﹐1998)。而羅香林(1933)的《客家研究導論》﹐屬於客家建構過程的高潮。根據劉﹑萬(1991)的考究﹕在清代之前﹐歷史上並沒有一個自稱“客家”為客家的群體﹐沒有一個叫做“客家” 的方言。
雖然現在自稱或被稱為“客家”的人﹐是宋代由北方移民到江西﹑廣東的後裔(羅香林﹐1933)。但無論是廣府﹑閩南或者“客家”的大部份人口﹐都是宋代或以後才從北方遷移到廣東﹑福建的﹐清代以前並不存在“客家”和“非客家”的矛盾﹐操不同方音的人在廣東﹑福建自由遷徙﹐不存在族群認同的問題(陳支平﹐1997)。在嘉應州人沒有大量向外移民以前﹐他們的母語“嘉應話”雖然早已存在﹐但還沒有成為“客家話”﹐因為嘉應州人還沒有成為“客家人”。目前的問題是﹐如果“客家”是一個出現了只有兩百年不到的民系﹐那麼許多跟客家話有關的理論﹑界說﹑假設﹐便全部都會變成錯誤的論斷了。
因此﹐假設漢語方言學不是在這個世紀﹐而是在清朝初年便成立為一個學問的話﹐問題就可能會簡單得的多。當時的“嘉應話”不但不會超過現在粵東﹑粵北﹑贛南和閩西南的範圍﹐而且方言歸屬上可能就會歸了贛語或者粵語。其他跟嘉應話不能通話﹐而現在被歸類為“客家話”的非嘉應話方音﹐也根本不會跟“客家”扯上關係﹐因為它們大多數是羅香林將它們收在“客家”旗下的﹐理由是他們的祖先在唐宋時已經南遷。這是羅香林在建構客家民系時的雙重標準﹕跟嘉應移民有衝突的民系如廣府人﹑四邑人﹐雖然也是宋代以後才南遷的﹐沒有被稱為“客家”﹐而在宋代以前便設籍嶺南﹐但沒有跟嘉應移民正面衝突的﹐卻可以被封為“客家”。
3.2 羅氏理論對漢語方言學的影響
羅香林(1933)在他的《客家研究導論》中﹐將“客家”的起源理解為東晉時代的“客戶”。而客家人是中原人在四世紀開始﹐分開五個時期流徙到南方的移民群體。雖然羅氏也說明﹐客家的主要形成時間是宋代﹐但他卻故意將客家描寫成“純漢人﹑中原嫡裔”而跟廣府﹑閩南人不同﹐割裂了客家人跟其他鄰近民系的血緣﹑語言和歷史關係﹐誤導了其他人對“客家人”的正確認識。
雖然羅氏建構“客家”的主要動機﹐是要來抗衡廣府人對客家人的侮辱(胡等﹐1997)﹐而不是要故意誤導方言學。可是﹐他跟方言學界卻開了個世紀的玩笑。直到今天為止﹐大部份方言學家是百分之百相信他的“客家”形成模式的。於是﹐當現代的方言學家依照羅氏的啟示﹐按圖索驥去贛南和粵北找“客家人”和“客家話”時﹐一來又發現這些人不但沒有任何“客家”認同﹐而且大部份自稱是“本地人”(劉綸鑫﹐1995﹔張﹑萬﹐1996)﹐來跟操嘉應話的明清移民相區別﹐二來更發現他們所操的“客家話”跟嘉應話差別很大。所以一些學者只好將他們理解為“老客家”和“新客家”(張﹑萬﹐1996)﹐而沒有想到這正反映了客家認同只是近代才出現的事實。
由於羅氏理論的作祟﹐很多人認為目前被稱成為“客家話”的嘉應話形成的時候﹐客家人便誕生了(張衛東﹐1996)。他們沒有想到﹐就算到今天還有不少地方的嘉應系方言﹐還沒有冠上“客家話”的稱號呢(Lau and Chow, 1998)﹗雖然張光宇(1995)在討論客家話的形成時﹐正確地考慮了移民因素﹐指出羅杰瑞“南方漢語”說 (Norman, 1988) 不能解釋客語的現象﹔但是他還是不能避免被羅香林“客家理論”引導錯誤﹐認為“客家”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民系﹐得名源於畬漢關係﹕“客家人”是“半畬半漢”﹐ 漢畬混血的結果﹔由於“客家人”身上流著被人看貶的畬族血液﹐所以強調自己來自中原(張光宇﹐1995:174)。而沒有察覺到“客家”是近代廣府人奉上的桂冠而已﹐過去很多對“客家”的解釋都是一場誤會。
根據近年生物學的分析(趙等﹐1991)﹐中國境內74地點中﹐廣州人跟梅縣人的血緣最接近。而二者雖然也跟畬族頗接近﹐但卻沒有人懷疑廣州人有大量的畬族血統。因此﹐“客家血統特殊論”全無科學根據。而根據徐通鏘(1995)對基本詞彙的計算﹐全國七大方言中﹐廣州話跟梅縣話互相最相似的數據﹐就不可能是一個誤差﹐而是“客家”和廣府屬於同門血親的鐵證。不幸的是﹐漢語方言學的誕生比“客家”建構晚﹐而且多少依賴了“客家理論”來替漢語方言分區。結果是﹐漢語除了用語言學的論據來分區以外﹐還利用非語言學的方法﹐其中之一就是觀察講一種南方方言的人﹐有沒有客家認同甚至是有沒有被認為是“客家人”(黃雪貞, 1987)。
可是﹐羅氏的理論對方言學的影響已經很深﹐方言學者的腦筋一時間很難轉過彎來。所以羅常培(1958)雖然看到臨川音系跟梅縣話很像﹐卻沒有得到他們是同一種方言的結論。而最近幾十年的方言學界﹐更常為“客﹑贛”的分合而傷透腦筋﹐製造很多方便客語區別於贛語的“界線”(王福堂﹐1998)。受到羅氏的影響﹐橋本(Hashimoto﹐1973)﹑羅杰瑞(Norman﹐1988)﹑黃雪貞(1988)等也企圖對一個自古就存在的“客家話”作出定義。
3.3 “客家話” 的本質和範圍
最近沙加爾已經明確地指出﹐“客家話”的定義可能包括非語言學的因素即客家認同﹐而他也不太相信羅氏對客家形成的描寫(Sagart﹐1988)﹐但不少方言學者還是花了不少的氣力﹐去“重構”一種子烏虛有方言的歷史。既然“客家”只是一個在清代才建立的民系﹐許多對“客家 ”過去歷史的蒐尋就顯得是徒勞﹐我們對它的前身﹐“程鄉人”和“嘉應話”的認識﹐才是解開“客家”之謎的鑰匙。
根據梁肇庭(Leong, 1997)的研究﹐操嘉應話者原來的分佈範圍只在嘉應州附近﹐明代中業至清初之間﹐嘉應州人大規模向江西北部及珠江三角洲遷移﹐前者稱為“棚民”﹐而只有後者才成為“客家”。雖然目前棚民的後裔沒有客家認同﹐但由於他們仍的方言基本屬於嘉應話系統﹐所以方言學家也將之界定為“客家話”(黃雪貞, 1988﹔李﹑張, 1992)。今天﹐狹義的“客家話”其實也只是梅縣話和類似的一些口音。目前廣泛分佈在中國南方的“客家話”﹐其實也是在過去幾百年間由嘉應州遷移出去的﹐調型主要也是梅縣或五華兩種類型的其中一種 (劉鎮發, 1996)。最近﹐莊初昇先生也論證了粵北的“客家人”是明代中業(十五世紀末)才開始進入韶州的(莊初昇﹐1998)﹐而很多這些操嘉應話者到今天很多也不自稱或被稱為“客家”。因此﹐如果我們能在清初如實畫一張當時的方言地圖﹐那上面根本就沒有“客家話”。
因此﹐現在中國方言地圖上“客家話”的範圍很大。基於羅氏的觀點﹐很多唐宋便設籍在贛南或嶺南的人被視作“客家人”後﹐他們的方音便被列為“客家話”。而這些所謂“客家話”中﹐很多跟嘉應話根本沒有直接的關係。目前被編入“客家話”的方音﹐其實只是贛粵方音中的一分子而已﹐和粵語﹑贛語基本上都是宋室南渡時帶到南方的。這樣﹐我們就知道為何過去為“客家話”作出定義是何等困難﹐甚至徒勞無功。“客家話”是明末清初“粵贛方言”的粵東嘉應話後裔﹐所以今天的“客家話”只應包括嘉應州(目前稱梅州市)﹐和明末清初時由嘉應州遷出移民所堅持至今的方音。由於分化時間不長﹐所以這是今天各地嘉應系“客家話”保持高度一致的主要原因。
4 結論
在客家這個問題上﹐我們可以看到漢語方言學在訂立“方言”層面上的問題。雖然我們不一定要精通歷史學或人類學﹐但如果在這些問題上給誤導﹐方言學就要走一大段冤枉路。
前人對方言的研究因為缺乏了一個嚴謹的方法﹐加上一個靜態的方言觀﹐較少從歷史人口流動﹑族群爭執﹑語言交替和融合的角度去全盤考慮﹐更沒有考究“客家話”非語言學因素 ─“客家認同”的來由﹐反而片面地依賴一些帶感情成份的“結論”﹐結果更為了要分別“客家話”與“非客家話”﹐挖空心思去找出漢語方言的界限﹐浪費了不少人員的寶貴時間和精力。弄清了“客家人”的來龍去脈之後﹐我們便會明白﹐漢語方言學在過去的一個世紀是如何處於窘境。
雖然很多人已經發現“客家話”(梅縣話)跟贛語有密切的關係﹐例如沙加爾根據近年的發現﹐認為客語和南部贛語實際上不可分割﹐不相信羅氏的結論﹐而且推斷“客家話”是很晚近才形成的方言﹐這是很有創見性的(Sagart, 1988)。但礙於羅香林“客家理論”的作祟﹐目前的主流意見是將它們分開為兩個方言來處理(張﹑李﹐1992﹔王福堂﹐1998)。而且﹐嘉應話和粵語方言可能的關係﹐也因為“客家理論”的左右而沒有人去注意。除了徐通鏘(1992)的基本詞彙﹐證明客﹑粵分家只有六百多年以外﹔近年分子生物學的發現﹐也證明廣州人和梅縣人在血緣上最接近(趙等﹐1991)﹐這說明了“客家方言”的創立﹐不僅違反了語言學﹐同時更違反了自然科學的證據。
因此﹐根據本文的推論﹐客語和大部份的粵語﹑贛語﹐以及惠州本地話等方音﹐都是“贛粵方言區”的成員。他們組成的單位﹐應該跟從浙江﹑福建﹑廣東和海南的“閩方言區”同等。這樣﹐客語﹑粵語﹑贛語也跟閩北﹑閩南﹑閩東語等一樣﹐屬于“次方言”的級別。這也較客觀地反映了他們之間的歷史關係﹑相似度和互懂度。而隨著21世紀的來臨﹐漢語方言學勢必走出新路向﹐正確地認識各種方言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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