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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佛客家人拓展時期 ※作者：安煥然       12/7/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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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馬華人人口之中，客家人的比例一般介于20%上下。1911年以前，客家人佔華人方言群人口的第三位。至此之后，人數日增。1957年至 1980年的四次人口普查，客家人已成為西馬的第二大華人方言群。
根據劉崇漢〈西馬客家人〉的統計，19世紀末，馬來聯邦（俗稱「四州府」，即霹靂、雪蘭莪、森美蘭和彭亨州）的客家人最多（佔38.56%）。1911年至 1921年，馬來屬邦（五州府）的客家人也大幅增長。尤其是柔佛客家人，在此十年間竟迅速增長了80.6%。另，根據《南洋年鑒》的數據，1931年柔佛境內以潮州人居多（35935人，佔21.6%），其次即為客家人（33588人），佔柔佛華人總人口的20.2%。1947年，柔佛潮州人退居第三，福建人則躍升首位，佔3 3 . 9 % （117304人），然而，客家人數77109，仍是排第二位，維持于22.3%。 柔華社人口客籍居次

至1980年，在柔佛華人社會中，仍然是福建人最多，客籍居次。柔佛客家人119195名，佔20.07%。客家人在柔佛實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族群。

早期客家人南來馬來半島，以開礦為主。據說在明末清初之時，已有一批客家人來到吉蘭丹中南部「呀喇頂」（Galas，即今布賴）的地方開採金礦。19世紀中葉以降，客家人大規模移入馬來半島，主要從事錫礦業和務農。其中以「四州府」的客家礦工人數最多。至于海峽殖民地（檳城、馬六甲和新加坡），由于缺乏錫礦業的吸引，客家人口的增長並不顯著，而且多是從事小型服務業（洋雜、洋服、布疋、當業、中藥、打鐵）的城市居民。

根據我們的考察，相較于海峽殖民地和四州府，客家人之開始大量移殖柔佛，年代則稍晚，大概是在20世紀20年代前后。

20世紀初中期（1911-1949）是客家人海外移民的「鼎盛時期」。

客家人「下南洋」的原因，大部份是因為家鄉生活貧困，生活所迫而「出走」。20世紀初中期，彼等出國的渠道，多由「水客」引路。水客原是替海外華人帶錢帶物的「個體從業者」，其產生的時間要早于僑批局，卻扮演「僑批員」的角色。與此同時，為了擴展業務，水客也常代為先行墊付盤纏，帶引同鄉「新客」出洋。而水客的返鄉復出，作為海外華人與「僑鄉僑眷」溝通的橋樑，或因長輩之命，或因同鄉委托，水客亦把「唐山妹」帶出成親，在此時代背景趨勢之下，20世紀初中期移居柔佛的客家人愈眾。

除此之外，柔佛客家人的移民源流主要還是多次遷徙的移殖。客家前輩由中國南來，除從新加坡轉進柔佛，不少是從柔佛以北的「四州府」客家人較多的地區（例如雪隆、森美蘭），以及馬六甲的南下移民。此外，早期印尼勿里洞有不少從事開採錫礦的客家人，后來彼等一些相續移殖柔南。 大規模深入移殖扎根

如前所述，1911年至1921年，柔佛客家人的人數顯著增加，十年間人口增長高達80.6%。1931年客家人佔柔佛華人各方言群人口的20.2%，排居第2位。應當留意柔佛客家人在這20世紀初中期的增長發展，它是客家人大規模深入移殖和扎根柔佛的關鍵時期。

1931年至2000年，雪蘭莪和吉隆坡是客家人最集中的地區，馬來半島近四成的客家人都集中于此。然而其他州屬，除柔佛州，客家人口的比重都下降了。尤其是曾經主宰錫礦業的霹靂州，從擁有最多客家人口的一州掉到第三位。而柔佛竟躍升至第二位。根據文平強〈略論馬來西亞客家人的環境適應性與經濟活動的變遷〉一文的數計，1931年柔佛客家人佔西馬客家人的11.24%，至2000年竟高佔17.86%。 集中於市區部分街道

惟，若以柔佛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區來觀察，城市客家人並不多，僅比較集中在市區的幾條街道，從事小本生意。例如峇株巴轄市區的帆佳蘭街、哥打丁宜市區的丹巴淡街，素有「客人街」之稱。

相反地，柔佛內陸郊區，諸如新山市郊的萬孚、烏魯地南、江加浦萊，包括士乃、沙令、泗隆、加拉巴沙威、士年納、亞逸文滿、武吉峇都等地的古來轄區，以及居鑾的拉央拉央、令金和新邦令金，豐盛港的三板頭等地，則頗多客家人移殖，有者甚至是「客家村」，客家人的天下。

沿海城鎮的客家人，以大埔、嘉應客為主；而往柔佛內陸開芭的客家人，則多為河婆、惠州、豐順客。鶴山客也有一些。城市客家人與郊區客家人的生存格局大有不同，此乃柔佛客家人的一項特徵。

來源：
http://www.orientaldaily.com.my/detail6.asp?alp=-2067011148

peppep

柔佛華人歷史其實就是新加坡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