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龙：客家精神与红军的英雄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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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精神与红军的英雄气概

舒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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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客家人独特的历史文化中，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杰出作为和贡献中，有一种特别鲜明的东西尤其令人瞩目，那就是所谓的“客家精神”。而其最显著的特性，便是艰苦卓绝,冒险犯难，不畏强暴，宁折不弯，英勇顽强，敢于斗争，尊祖爱国，为了正义和民族利益不惜舍弃身家性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英雄气概!

已有的研究成果充分证明：客家人是由于历史上中原汉人辗转南迁，在闽粤赣边交界地区逐渐形成并进而由此走向祖国各地乃至世界的一个颇具特点的群体，是汉族中富有特色的一支民系。汉族中这支民系的最大特色，便是谋生方式的迁迁停停走走。客家文化在迁徙的文化、流动的文化中积淀出了客家精神。如历史上，因战争、灾祸，客家先民跋山涉水，辗转千里，才找到适合他们生存的地方，便落地生根。在中国古代，这样的地方常是偏僻山区、丛林荒野。为了生存与发展，他们不畏艰险，用自己的双手披荆斩棘、改造自然、艰苦开发。长期的转徙生活和艰苦创业的磨炼，养成了客家人不畏艰险，顽强拼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奋斗进取的品格。因他们生活的环境关系，当受到欺侮凌辱时，又能举族一致，敢御外侮，反抗压迫，从而使客家精神中又具有反抗欺凌、酷爱自由、英勇尚武的一面……就这样，客家人在改造环境和挑战人生险恶之同时，也在不断地塑造着自己，成就着自身和品行。对此，历代到过客地、与客家交往过的寓贤或者客家自己的名达都有许多评说。如苏轼曾两次旅居赣南，亦曾以讥斥先帝的罪名，被权奸贬至岭南，在同为客家居地的惠州生活了三个年头，交了许多客家朋友。如与隐居于赣州通天岩的北宋虔州名士阳孝本曾结下刎颈之交；与孙中山先生24世祖孙誗之后裔孙志举兄弟亦为通家之好。最后他对客地民性以“亢志厉节”四字相概括。李太初则用“劲健尚义”来表述。文天祥曾在赣州为官，当元兵南侵，进犯南宋都城临安时，又在赣州组织以客家人为主体的义军勤王，转战于赣闽粤，对客家人的了解可谓深矣。他论及客家人的性格时是这样说的：“山川之稠缪，人物之亢健，大概去南渐进，得天地之偏，不可以威慑，而可以礼义动”这些性格，自然接受了古百越人“好相攻击”及奚人、俚人“俗好相杀，多构仇怒”那种勇武骠悍，善于拼搏一类阳刚之气的影响，但其好“攻击”、“构仇”又绝非横蛮失礼、嗜斗好杀的野性可比。它们的根基是儒家礼仪，是在此基础上体现的严格区分是非善恶，为着伸张正义，洗雪耻辱，不惜抛弃身家性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英雄气概。正是这种气概使客家人为官则清正廉明，为民则忠贞正义，为国则挺身而出、英勇斗争、甘抛头颅、血洒疆场、前仆后继!这就是为什么自唐宋至明清，赣闽粤的农民起义、佃农斗争总是此起彼伏，始终不停。

如唐末赣南客家农民起义领袖卢光稠和谭全播，目睹唐朝经安史之乱后步步走向衰落、崩溃，唐王朝内部皇帝、宦官、新旧官僚、藩镇之间互相倾扎与攻杀，封建势力和地方官吏残酷榨取人民血汗，人民特别是农民的生活陷入痛苦深渊之现状，满腔愤怒、激情鼎沸，加之在以黄巢为首的唐末农民大起义暨广明元年（公元880年）南方农民继续纷纷揭竿起义形势的推动下，以“如今天下动荡不安，民情鼎沸，正是我们起事的大好时机，我们不能甘做任人欺压的贫贱懦夫，坐以待毙”之誓言，当即率众起义，攻占郡县。于僖宗光启年（公元885年）正月率部攻占虔州（今赣州）；昭宗天复二年（公元902年），卢光稠又率部众攻占韶州（今广东韶关）。从光启元年起义占据虔州起，至贞明四年即公元918年谭全播艰苦守虔九个月后被杨吴攻破止，卢光稠和谭全播（其间还包括卢光稠之子卢延昌）在虔、韶二州割据政权，潜心经营，剪奸除暴，减少租税，救济贫困。以人为政，深得民心。通过在军事上的浴血奋战和经济上的大力建设及政治上的忧国为民，使卢光稠和谭全播的武装割据“以二州之象雄峙于淮南岭表两大之间”（引自《读史方舆纪要》），从而保持了30多年的相对稳定。这个稳定时期是客家民系形成所必需的。而更为世人所称道的是俩位赣南客家早期领袖及其众部整体所凸现出来的那种独有的客家精神!

除暴抗恶、宁折不弯、英勇顽强、敢于斗争的英雄主义气概在元至清代的赣南客家农民起义中继续传承、延伸，如元代宁都蔡五九领导的反对“括田增税”斗争，曾经震撼全国，朝野为之变色。即元延二年（公元1315年）四月，宁都客家人蔡五九因不满元朝廷的残酷统治、横征暴敛，在会同兔子寮五王庙，聚众起义，攻占了宁都、瑞金、石城以及福建汀州所属各县，震动全国。对此，元统治者急令赣、闽、浙、苏各省大军围剿。起义军终因一时聚合之兵，寡不敌众，不久即被元军击败。同年九月五日，蔡五九兵败湛田木麻坑，被擒就义。又如明中叶崇义客家人谢志山发动的农民起义。波及赣湘粤三省。其背景是：明正德初年，崇义连年天灾，民吃山芋野菜充饥，官府租税有增无减，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官逼民反。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四月间，谢志山、谢志田等先在横水发动起义，接着左溪、铅厂、稳下、长龙、鸡湖、文英、聂都、上堡、思顺、桶岗等地的农民，也在薛文高、陈日新、蔡积昌、唐洪、蓝天风等领导下举行起义。正德六年（1511年）聚众万人，在横水起义，推谢志山为首领，后自称“盘王”，并与广东、福建、湖南的义军秘密联合，相为犄角之势，纵横千里连成一片，劫富济贫，惩办贪官污吏。正德十二年（1517年），南京右佥都御史王守仁，以文臣武帅的身份，出巡南赣、漳、汀，纠集江西、湖南、福建、广东八湖一州的强大兵力，分十路进攻，进行“围剿”。农民起义军终因寡不敌众，伤亡惨重，谢志山率余部退守桶岗。十一月初，王守仁乘农民起义军迟疑未定之机，突袭桶岗，农民起义军仓猝迎战。桶岗失陷，农民起义军被围剿失败，谢志山被俘英勇就义。

还有定南下历客家人赖清规，在无法忍受的官府勒索情况下于清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聚集乡民数千人起义，占据下历寨，起义风暴波及信丰、龙南、会昌、龙川、和平、兴宁等地。清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官府派大军进攻下历寨，赖清规兵败被围，遂引刀自刎。

此外，因响应太平天国起义而在赣南起事的宁都客家人谢云彪和安远客家人李元古，以及响应义和团运动的崇义客家人重要首领叶贵发、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兴国烟兵首领肖国忠（文溪客家人）和姚章甫（坝南客家人）因率部抗清而相继殉难……这一个个赣南历代客家人可歌可泣的史迹，无不被“反抗强暴、宁折不屈”的斗争精神之红线所贯穿。

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和中法战争中，客家人更是威震四海的举旗人物及整个斗争的核心力量!如太平天国宗教的发起者洪秀全、冯云山、洪仁轩、李敬芳，太平天国起义的密谋者和领袖天王洪秀全、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以及后来捻军的领袖遵王赖文光等，几乎都是客家人。拜上帝会的其他会众亦多为客家人。诚如《太平天国起义记》中所说：“拜上帝会的教徒多为客家人。”当然，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说太平天国运动是客家人的运动，因为参加运动的客家人就其经济成份来说，绝大多数都是“农民之家，寒苦之家”。这就决定了太平天国运动的性质是农民运动，而不单纯是客家人的运动。太平天国所反对的是清朝政府的种族压迫和封建专制统治，以及外来的侵略势力。他们在西方侵略势力面前，毫不畏惧妥协，并同外国侵略者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由客家人洪秀全所点燃的太平天国革命烈火，曾燃遍大半个中国，几乎颠覆了满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太平天国运动虽然最终被西方列强和清王朝共同镇压而归于失败，但它却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甚至在当时的国际上“像地震似的，使香港、新加坡、印度、英国和美国都同时感到”（见《历史问题译丛》，1953年6期。转引自丘权政：《客家与香港崇正总会》第35页）。尤其是太平天国全体将士那种舍生取义、不畏强暴、宁折不弯、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更为后人所敬仰!

“近百年来多痛史，论人应不失刘冯”。时人论起近代中国反侵略民族战争中唯一获得重大军事胜利的“中法战争”，总也绕不开“黑旗军”和它的统帅人物刘永福；同样，也不能不提“萃军”和那位奋身陷阵的七旬老将冯子材。即使是在今天，人们也仍把刘、冯二人称为抗法斗争中的双壁。如果说，冯子材的英名主要是同镇南关——谅山大捷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刘永福则应是最先举起抗法义旗并把这一斗争坚持到最后的勇士。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刘永福的“黑旗军”和冯子材的“萃军”中，上至最高统帅、下至官佐兵士，绝大多数都是客家人。客家子弟投入这场反侵略战争，不仅有力地保证了战争的军事胜利，也构成了中法战争中的一道独特风景!其实，刘永福及其“黑旗军”也好，冯子材及其“萃军”也好，他们在中法战争中建立起的卓越功勋，首先是同他们不畏强敌、不甘外侮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相联系。而这一点，正是中华民族历经劫难而屹立不亡的根源所在，也是包括客家人在内的数万万中国人民不屈根性之所在。

至于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客家人亦超群卓绝，在其中担当着或领导首义、或指挥战斗、或浴血冲杀和效命疆场的重任，在人类正义斗争史上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有资料表明，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的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的32名会员中，有31人是客籍侨胞或客家先民的后裔。庚子（1900年）惠州三洲田起义，就是在客家人聚居的地区发生，并由客家人郑士良发动和指挥的，起义军也基本上由客家人组成。1903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青山附近，秘密创办的一所培养军事干部的学校，共有14名留学生在这里接受训练，其中就有李锡青、刘群立、饶景华三位客籍青年。次年，先后赴日本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的客籍青年，有谢逸桥、谢良牧、温士珏、饶真、梁笙圃、何天烟、何天翰等。其中谢逸桥、谢良牧、何天烟、何天翰曾参与成立同盟会的筹备工作，成为同盟会的首批会员。谢良牧和谢逸桥还分别担任了会计长和岭东代理主盟人（参见房学嘉：《客籍华侨在推翻封建帝制中的贡献》，载吴泽主编《客家研究》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出版）。1905年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时，入盟的广东籍会员112人中，有客家人73人。其后，在孙中山领导的历次武装起义中都有客家人和客籍华侨参加，他们不仅慷慨捐输，而且有许多人直接参加武装战斗，有的甚至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如在影响深远的广州“三·二九”起义中，英勇奋战而牺牲的客籍志士，就有林修明、张学龄、陈文褒、饶辅廷、周增等五位烈士。他们均为同盟会会员，其年龄最长的33岁，最小的仅20岁。他们死后，与其他死难的烈士，同葬于黄花岗，被称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实际为八十六烈士）。巍峨的纪念碑，永远记载着他们的英名，他们也永远受到后人的崇敬和怀念。在1931年为捍卫辛亥革命成果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所领导的民主革命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时，在他的身边，仍然站着廖仲恺、何天炯、谢良牧、邓铿等客家革命志士，成为他所领导的中华革命党的骨干。在1924年以中国国民党“一大”为标志的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廖仲恺作为孙中山的主要助手，为推动这一伟大的历史转折，从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总之，应该说，在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的进程中，始终都有客家人的奋斗和贡献。“在辛亥革命的各个阶段、各个层面，都有客家志士的身影。”“从宏观角度考察，作为一个群体，辛亥革命既是对客家精神的检阅，也是客家精神一次最集中、最生动的体现。事实上，在团结、任劳任怨、不怕挫折、勇于进取和不图个人名誉地位，以及使用客家语言仅赖以增强和维系友情却不拉帮结派等方面，客家志士的表现是十分突出的。客家志士献身革命，根本上是为谋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科研处长徐辉琪研究员所撰论文《客家与辛亥革命》P102页）。

在北伐战争中，由客家人叶挺为主帅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时称叶挺独立团）和第七军的一部为北伐先遣队。叶挺独立团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第一支正规武装，它是北伐军中政治素质最好、战斗力最强的部队。该团从团长到士兵，85％为客家人。1926年5月初，叶挺率独立团从肇庆出师北伐，途经广州时，中国共产党中央派周恩来给独立团连以上干部作了政治动员。独立团官兵肩负着党的重托，出韶关，向湖南进军，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5月中旬，独立团击溃陈炯明的粤军1000余人，占领汝城，取得首战胜利。5月底，叶挺接到第八军军长唐生智的告急电报，又率部冒雨兼程驰援安仁。经过两日战斗，先后击败敌军4个团的兵力，并乘胜追击，占领攸县，解除了唐生智部侧背所受的威胁，为北伐各军进入湖南创造了有利条件。两战两捷使叶挺独立团威名远扬。

为了实现占领武汉的部署，四军奉命进攻平江。其时驻守平江的是直系军阀头子吴佩孚心腹部队一万多人。他们妄图利用汩罗江阻隔，构筑工事，凭险固守。8月19日拂晓，北伐军对平江发起总攻。叶挺独立团在农民向导的带领下，通过山径小路，绕到敌人守备薄弱的东北侧后，突然发起猛攻，率先打进了平江城。守敌师长逃走不及举枪自戕。北伐军19日占平江，22日入岳州，前锋抵达湖北境内。随后，四军、七军分别攻克通城、薄圻，准备直捣武汉。

北伐军兵临武汉，吴佩孚急忙调遣近3万人的兵力，企图利用粤汉路上三面环水、一面高山耸立的天险汀泗桥，死守待援。因此，北伐军攻打汀泗桥，是北伐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战。8月26日，第四军的6个团对汀泗桥发起猛烈攻击。敌人据险顽抗。吴佩孚亲临督战，将“大刀队”分为8路监军，下令“退却者杀无赦”。双方隔桥对峙，争夺十分激烈。北伐军连续冲锋10多次，汀泗桥4次易手，双方伤亡很大。27日拂晓，叶挺独立团和第七军的一部由农民带路，迂回到敌人背后，前后夹击，终于突破敌人阵地，占领了汀泗桥。接着，独立团乘胜追击，占领咸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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