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四川客家“发现”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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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四川客家“发现”始末

民国时期(1912-1949年)客家问题开始引起世人关注，并逐渐成为遍及海内外热潮的年代。当时远离闽粤赣客家大本营和客家热潮旋涡中心的四川，是否有客家人存在?他们又是如何被外界发现认识的?其间的历程值得研究者追溯。
   
   一、民国年间的客家热
   
   客家问题引起世人关注，最早可以追溯到清代中后期。自清嘉庆年间发生在广东的东莞、博罗的土客械斗事件之后，到了道光末年(1850年)，因为爆发了纵横全国大半个国土、持续12年之久的太平天国起义，更使客家问题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这是因为，太平天国起义基本是以两广地区的客家子弟为主力，在太平天国内部，客家话一时间成为“国语”。接着，在咸丰年间，又在广东西路6个县的地盘内，发生了持续12年并造成双方死伤50-60万人的特大规模的土客械斗事件。
   
   一时间，人们对于这个动摇清王朝统治基础，搅动得南方社会不得安宁的客家群体，感到疑惑不解。为什么一个居住在闽粤赣深山老林的默默无闻的客家群体，一旦横空出世，就表现出如此巨大的政治能量?他们究竟是怎样一个群体?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这一群体开始引起了舆论界和学术界的关注。到了民国初年，客家人在中国政治舞台空前活跃，在孙中山周围的一批客家人，如廖仲凯、邓演达、邹鲁、张发奎、陈铭枢、陈济棠等，在国民革命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恰逢此时，在国内又因为在教科书、杂志上发生了有辱客家人的交涉事件，并很快引起了各界客家人的抗议，于是，客家问题再度引起轰动。
   
   民国年间客家问题在政治舞台和社会生活发起的冲击波，吸引了中外人士对它的关注，人们迫切需要破译长期笼罩在客家群体身上的不解之谜。正是在现实需要的策动下，我国学界开始了对客家问题新一轮的集中探讨。一大批著名学者投身其中，成为客家研究的提倡者与支持者。当时蜚声学界的一些著名学者，如历史学家陈寅恪、顾颉刚、朱希祖、洪煨莲，社会学家潘光旦、语言学家罗培常、考古学家李济等，都对客家研究倾注过自己的心血。但是，最终集大成者，却是当时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客家青年罗香林。
   
   二、罗香林对四川客家的阐述
   
   罗香林(1906-1978年)，字元一，号乙堂，广东省梅州市兴宁县宁新镇水楼村下石陂窝人。1932年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由于受其先父朱师扬的影响，于1928年秋辑录客家歌谣《粤东之风》后，即有意于研究客家历史与文化。名师陈寅恪引导他从客家族谱人手进行研究，李济传授给他体质人类学的测量方法，并现场取出人种测量器，对罗香林的头部进行测量，测出他就是不折不扣的客籍人。罗香林从1930年开始着手征集客家谱乘，并在广东各地报章上刊登《征集客家史料启示》。1932年5月之前，他完成了《家谱族碟中客家之源流》的搜集。同年9月，罗香林离开清华大学后，南下广州，任中山大学校长室秘书兼广东通志馆纂修。
   
   不久，罗香林接受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顾颉刚、洪煨莲的委托，专门编辑《客家史料丛刊》。他一面与北平协和大学解剖学教授史蒂芬生一道，每天到驻广州的教导师第一团团部，对士兵进行现场测验;另一方面，则广泛搜集族谱等客家文献资料。1933年12月，他终于撰成《客家研究导论》。该书在此前客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科学地论证了“客家为汉族里头的一个支系”，并对客家的源流、分布、语言、特性等作了全面的阐述，被当今学界视为客家学奠基之作，他也因此被公认为客家学研究大师。



罗香林在构建客家学的基本架构时，对于生活在祖国西部的四川客家的源流和分布作了全面的阐述。该书以民国年间“现行的县区为单位”，对四川省的客家分布作了这样的勾画:“四川一省，亦没有纯客住县，惟非纯客住县则较湖南为多，计有:涪陵、巴县、荣昌、隆昌、泸县、内江、资中、新都、广汉、成都等十县……这些地方的客人，都是清初自粤赣二省迁去的，亦与湘赣系人杂居。”
   
   罗香林的这一判断，系根据康熙末年入川移民的文献资料，以及从原乡和四川所能搜集到的谱牒资料作出的。罗香林特别提到，在四川族谱搜集方面，他从一位名叫陈晓钟的新都桂湖人处，得到过一部桂湖新都《陈氏族谱》。罗香林在分析客家人的居住环境时，还以四川广汉作为中国客家居住区域的北部边界线，说中国客家人的居地，“大体在东亚大陆南部及其滨海小岛下自北纬18度的崖县(在海南岛)三亚街起，上至北纬31度的广汉县(在四川省)止”。尽管这一勾画与今天四川客家的分布范围有较大的出入，但是，在当年他足迹未到四川的情况下，能够作出这样的描述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他的这一阐述，终于让人们石破天惊地发现，在祖国西部的巴蜀大地上，依然生活着一群与闽粤赣客家同根同源的客家人。如果把闽粤赣比作客家的主源，那么，四川客家就是其正宗的支流。
   
   三、钟禄元对成都东山客家的报道
   
   1941年8月30日，在四川成都出版的《文史教学月刊》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蜀北民族风光》的文章，该文第一次向外界报道了成都近郊的客家人的“奇风异俗”。该文作者为钟禄元。钟禄元(1913-1988年)生于成都市成华区圣灯乡东华村(原属华阳县龙潭乡)，系清朝由广东梅县移民入川的客家后裔。1940年毕业于国川大学历史系，后在成都济川中学(现成都十六中)、华阳县中(现成都三中)、成都县中(现著名的成都七中)任教。继应叶圣陶先生之邀，到四川省教育科学馆任研究员并参加《文史教学月刊》期刊的编辑工作。1943年，他又在成都《风土什志》创刊号上发表《东山客族风俗一瞥》一文。两篇文章大同小异，可以说后者就是在前者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通过这两篇文章，使读者对于四川地区客家人的历史与现状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文章指出:“‘东山’是蜀北华阳县的一块丘陵地，他的南北直径约40公里，东西约25公里”，其所包括的乡镇有:隆兴场(今龙潭寺)、保和场(今赖家店)、西和镇、得胜场(今牛市口)、三圣场(今高店子)、大面铺、仁和场(今石板滩)、同兴场(今门坎坡)等乡镇。此外，还有成都县属的青龙场、天回镇、三合场，新都县属泰兴场、木兰寺，以及简阳县属洛带镇等地。“这些客人都仍保存他们的语言风俗习惯，由此山地风光，与四周俱异。”
   
   文章以成都东山客家的3个大姓钟氏、范氏、谢氏为例，说明他们都是从粤东而来，其中内部又有差别，如龙潭寺的客家人大半由梅县五华迁来，西河镇的客家人十分之八以上都是兴宁人。文章列举了成都东山客家人风俗的6个特点:一是勤俭;二是爱清洁;三是住房建筑坚实，流行所谓“二堂八厅，四横五井”的结构;四是重视礼教;五是客家妇女最为劳苦;六是喜唱客家歌谣，他们经常在花月之前，或江边或田野，引吭高歌，一唱一和，词意双关，非常动听。
   
   钟禄元不愧是四川客家文化研究的先行者，是他最先把成都东山客家向外宣传报道出去。此后30年来，他不间断地宣传报道成都东山客家，使“东山客家”成为外界了解认识四川客家的一个品牌标志。
   
   四、一个大学生的毕业论文
   
   在四川大学图书馆过期期刊部，保存了许多从华西协和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接收过来的毕业论文，其中有一篇题目为《四川省华阳县客家民族之研究》。论文的作者为徐宝田，导师是冯汉骥、罗荣宗，论文写作时间为民国37年(1948年)。这篇毕业论文所列参考书目不多，其基本框架、观点，大多源自钟禄元的两篇文章，创说不多。惟值得提及的是，作为一个社会学系的学生，他能从社会学的角度，提供了一些有助于认识解放前夕成都东山客家人的新材料。
   
   作者根据华阳县民国36(1947年)年度的人口统计推断说，华阳县全部客族人数为15万人，占全县人口数三分之一，客族所占土地面积为全县面积三分之一。华阳县的客家人“分布于丘陵地带，以收获来说，其收获较成都平原稀少，以工作来说却又较为繁重，故他们虽终身辛劳，仅能维持最低限度之生活。若遇荒年，就是连最低限度之生活亦无法维持……大多数为贫苦的佃农”。
   
   论文第八章为“客家民族之语音略译”。作者说:“客族语言，与官语差别较大，故至东山区时，听到客族人彼此谈话，丝毫不能了解，正如置身异国”。并将客家的日常用语，用中文同音字和拼音的方法加以表示，列出的客家日常用语，分为数字、时间、天文、称谓、身体、膳食、水果、谷类及蔬菜、地理、房屋、家具、食具、衣服、兽类、鸟类、鱼类、昆虫、金石、颜色、人伦、形容词以及对话等20余类，共计266个词句。


论文最后一章还剖析了客家人的优缺点。作者说:“我是爱客家人的，而且我是深深地爱着客家人的。我之所以这样爱客家人，盖由于他们仍然保持着中国固有的美德，而且也曾经创造过光荣的历史。”与此同时，他也提到成都东山客家的两大缺点:一是保守性太强。具体表现在，“他们不接受外来的新知识，墨守成规，故步自封”，“客家人因为保守性太强，因此使他们把中国固有的美德保存下来了，但是同时他们也退步了，所以结果是得不偿失。”二是狭隘的团结心。具体表现在，“东山区盛行着哥老会的组织。这种组织在地方上强而有力，拥有很多大枪炮与人马。对内是仁义互助，而对外则排斥敌视，时常为了面子问题或其他纠纷，而与外乡发生激烈的斗争，酿成极严重的事端，须动员很多的人力，并耗费很多的钱财才能解决，无谓孰甚!此外，他们的家族观念也很浓厚，东山有很多大家族，这两种哥老与家族的势力，牢牢地控制了东山的一切，当为社会安宁与进步最大的障碍。”(虽然这篇论文在当时只得了70分，但在四川客家文化研究历程上，却是一篇难能可贵的习作。)
   
   五、董同和的客家方言经典之作
   
   在当今客家学研究领域，有一部必读的经典方言著作，这就是董同和的《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华阳凉水井，今属于成都市龙泉释区十陵镇双林村。
   
   董同和(1910-1963年)，江苏如皋人。他是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的助手。抗战时期，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史语所迁入四川，参加了该所主持的四川方言调查。此前，他早已知道“成都附廓以及邻近好几个县分的乡间有异乎普通四川话的客家方言(俗称‘土广东话’)存在”，只是没有机会找到发音人，所以“问题就一直摆在心里”。1946年春，该所对四川方言作第二次调查，董同和在对四川大学的各地学生进行访间录音时，有幸遇到家住华阳凉水井的卢光泉。在卢光泉的配合下，他花了16个下午进行记音，由此产生了这部传世的经典方言之作。
   
   董同和对四川客家人的语言背景情况作了这样的介绍:“据我所知，有好多村镇，十分之九以上的居民都是‘广东人’。在茶馆里议事或‘赶场’时做生意，都应用他们的‘土广东话’。他们保守力量很大的，虽然同时都会说普通的四川话以为对外之用，可是一进自己的范围，就有一种无形的力量使他们非说自己的话不可。据说他们都有历代相传的祖训，就是‘不要忘掉祖宗的话’。小孩子在家里说一句普通四川话，便会遭致大人的训斥。”


在这本著作中，董同和采取了这样一种记音方法:他“先间一些事物的名称或说法，以期在简短的字句中辨出必要辨别的语音。一等到辨音有相当把握，就立刻开始成句成段以至成篇的语言记录”。卢光泉在记音过程中，根据董同和的要求，积极配合，他有时一个人“摆”;有时一个人扮演两个角色，“其中都是一些家常琐碎，甚至连夫妻口角都有。难得他绘声绘色，给我们这些不易记得的语料”;有时是“独白式的‘龙门阵’，中间也偶夹一些对话”;有时在读“他们祭祖时的祷词，颇有跟日常用语格调不同的词句”;“有时像是一个童谣”，“说起来有节奏”等等。
   
   董同和还记述了过程中的一些有趣的细节，有一次他让卢光泉用客家话复述他“在茶馆里听来的‘施公案”，。有一次董同和把方言调查中常用的用国语写成的“北风跟太阳”让他读，卢光泉看过以后，“丢开原文，用自己的方言说出来”，结果发现，“那里面翻译的色彩当然是不少”，由此也可看出客家方言“官话化”的情形。
   
   总之，《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不仅是运用现代语言学方法系统研究客家方言的经典之作，因其审音准确，资料丰富与方法科学，至今仍是方言调查的典范。同时，它还提供了研究成都东山客家的宝贵资料，充分展示了成都东山客家的风采与魅力。在客家学界，许多人正是从这部学术著作中了解了成都客家的潜在的研究价值。


四川的客家人口仅次于闽、粤、赣、桂，是国内最大的客家聚居地之一。透过对民国时期在四川对客家聚居地的个案研究，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四川蕴藏着丰富的客家文化研究内容，但半个世纪来，四川的客家研究很难与其客家大省地位名实相符。因此，四川的客家研究可谓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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