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客家人中目前最负盛名的批评家朱大可

香烟的烟

朱大可：穿越聒噪者的迷津
　　
　　文/李平原
　　
　　
　　朱大可，我国杰出的前卫文艺批评家和学者，原籍武平县武东乡张念村人。父亲朱生奎，早年离乡求学，毕业于广东大学历史系，曾任长汀中学训务主任和县立武平初级中学教务主任，后至上海第四师范和陆行中学担任历史教师，系上海市东郊区历届人民代表、中国民主同盟东郊区支部负责人。1956年与上海第二女子中学语文教师黄佩英女士结婚，次年，朱大可降生于上海国际妇婴保健院。时值1957年1月24日。
　　朱大可的童年是充满苦难的。正逢“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父亲朱生奎遭严酷批斗、审查和迫害，身心受到了极大摧残；母亲黄佩英亦不能幸免。屈辱的生活塑造了他敏感的心灵，以及对于人性探求的深切渴望，所有这一切都注定着他未来的生命选择。
　　1971年，朱大可毕业于上海永嘉路第二小学，随后升入上海市第二中学继续学业，并在一年级就初显其文学才华。当时，由于教育制度遭到严重摧残，语文课上讲授的都是长篇累牍的政论和矫饰的“英雄事迹”，令人厌烦之至。朱大可便在座位上写他自己的“章回小说”，将班上同学一一编上绰号，写入文章，俨然“三国演义”模样。往往一堂课就能写上三四千字的“一章”，下课后交与同伴当场诵读，惹得全班哄堂大笑，乐不可支。后又组成了学校第一个真正的文学社团和出版了第一份油印文学刊物，但由于“小资情调严重”，引起驻校工宣队的不满和压制，他的才华并未得到必要的滋养与扶助。以后的三年，朱大可一直在郁郁寡欢中度过，而唯一使他得到乐趣的，是通过关系从图书馆里偷偷弄出来的东西方古典文学名著。直到中学毕业，他已读过了上千种小说。那些破旧发黄的、被撕去封面封底、甚至缺损了许多页的书本，奠定了他灵魂的基石。
　　1974年7月中学毕业后，朱大可入上海第三机床厂技校读书，同时在该厂车间里劳动。在这短短的两年中，他经历了一些重大的变故。因长期遭受迫害，父亲朱生奎于1975年11月一个寒冷的黄昏饮恨病逝；第二年，周恩来、毛泽东相继辞世，继而是“四人帮”的迅速垮台。所有这些国事家事，都使朱大可获得了生命的觉悟。他开始尝试写作诗歌、小说和话剧剧本，并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
　　1976年7月，朱大可技校毕业，被分配至上海照相机四厂二车间担任钳工。这是他比较平静的一段日子。在车间里，他第一次读到了流传于知识青年手中的油印诗歌刊物《今天》，惊异地发现“诗歌原来是可以这样写的”。1979年9月，他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在那所著名的大学，开始了新的生活道路。
　　当时的华东师大中文系，在系主任、全国文艺理论学会会长徐中玉先生领导下，云集着许多著名的教授、专家和学者，如“五四”“文学研究会”仅存的老作家之一许杰先生(另一位是谢冰心)、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钱谷融先生等等，他们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的蜚声全国的摇篮。许多日后将在中国文坛指点江山的第一流的文学批评家，均出自这个摇篮，如许子东、夏中义、宋耀良、王晓明、李吉力等等，此外，它还培养出了著名诗人和散文家赵丽宏，诗人宋琳，小说家格非、王小鹰等。
　　正是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中，朱大可开始了他的系统的文学课程和研习，并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从媒介系统看艺术的历史演进》，该文在国内首次以系统论方法对艺术进行了框架性描述。他没有料到，正是这篇一万多字的论文，为他日后进军文坛奠定了基础。
　　1983年7月，朱大可从华东师大毕业，被分配至上海财经大学汉语教研室工作，讲授“大学语文”课程。由于与所学专业和研究领域不符，加上失去了大学时代的卓越的人文环境，他的心境转向压抑。这期间，除了一篇《电影系统论》，他几乎中止了所有的写作，蛰伏了近两年之久。
　　1985年，是文学开始全面繁荣的时刻。在刘再复和林兴宅等人的大力倡道下，科学主义批评新思潮正在形成。鉴于朱大可的《从媒介系统看艺术的历史演进》开了国内最早运用系统论阐释艺术史的先河，厦门大学林兴宅先生专程写信邀请朱大可参加在厦大举行的“全国文艺批评新方法论研讨会”。这次会议，是“四人帮”倒台后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几乎所有国内有影响的理论家和批评家均参加了会议。而朱大可当时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在这次规模盛大的会议上，朱大可向会议提交的论文《论艺术及其美学的有序化》和发表在《当代文艺探索》杂志上的《电影过程论》，在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因而被与会者惊讶地称为文艺理论界的一匹“黑马”。这次会议是朱大可进入文学理论和批评领域的一个重大契机。会议结束后，朱大可即着手写作他的第一篇诗歌评论《焦灼的一代和城市梦》，并于1986年发表于著名的前卫杂志《当代文艺思潮》上，并以其独特诡异的思想与风格，引起了文学界的普遍关注。
　　1986年7月8日，《文汇报》发表了朱大可的一篇短文《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认为谢晋电影具有确定“模式”，恪守从“好人蒙冤”、“价值发现”、“道德感化”到“善必胜恶”的结构。无论是《天云山传奇》、《牧马人》和《高山下的花环》，总有一些好人不幸地蒙受冤屈，接着便有天使般温柔善良的女子翩然降临，感化了自私自利者、意志软弱者和出卖朋友者。谢晋向观众提供的这种“化解社会冲突的奇异的道德神经”，体现了一种“以煽情性为最高目标的陈旧美学意识”。他还认为，“谢晋电影宣扬陈旧的道德观，与现代意识格格不入，是中国文化变革进程中的一个严重的不协和音”。
　　该文发表后，在海内外引起轩然大波。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在内的全国数百家报刊杂志分别予以报导、转载和评论。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杰出的电影评论家钟惦斐先生撰文指出：“朱大可的文章很有闪光处，除了作为理论的概括和勇气，更重要的是他把电影作为文化现象，表现了对整个社会和文艺的责任感”。(《谢晋电影十思》，1986.9.13《文汇报》)。海外传媒则将该事件与李小山对中国画的批评等列为“1986年中国文坛三大冲击波”之一。
　　1986年12月15日，朱大可应北京大学首届艺术节之邀，向数千名北大师生作了题为《电影的危机及其文化对策》的讲演，受到北大师生的热烈欢迎。与此同时，朱大可还应邀在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华东化工学院、华东政法学院等几十所高等院校作学术报告。
　　同时，他撰写了另一些较有影响的文章，如《诗神的迷误》、《慵懒的自由》、《都市的老鼠》等，其中，《西方艺术的异化与反异化》获得了《批评家》杂志颁发的首届“批评家奖”。
　　经历了1985和1986的高潮之后，中国文坛进入了相对沉闷的一年，也是朱大可转入反思和精神变化的一年。在这一年中，他调入上海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并写下了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超越大限》(《信念的诞生》)一文，对人类精神和中国文化进行了总的清算，并就探求终极价值的可能性作出了证明。另一篇代表作是《燃烧的迷津》，对中国先锋诗歌的现状进行了全国的描述和估价。1988年，针对文坛迅速衰退萎败的景象，朱大可发表了他的第三篇力作：《空心的文学──关于新时期文学的白皮书》，引起文坛的普遍震动，《蛇口青年报》辟出整个版面，连续六个星期以显著地位转载了此文，许多刊物也相继予以转摘和评论。次年，鉴于该文“对中国文学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它获得了由《作家》杂志颁发的1989年度“作家奖”。
　　1989至1992的三年间，在文化和艺术继续衰退的背景中，朱大可策划了一系列的重要艺术活动。例如，1991年5月，他策划兴办了全国首次“中国新锐电影回顾展”，全国各大电影制片厂和各大发行放映公司均送片参展，受到上海观众、尤其是知识阶层的热烈欢迎。1992年10月，他与画家张隆、剧作家张献、作家周桦等在上海美术馆共同展示了他们的行为艺术作品《苹果阐释》，该活动被台湾《中国时报》称之为“1992年度全球两大最重要的艺术活动之一”。
　　1991年底，朱大可的论文集《燃烧的迷津》，由学林出版社结集出版。我国老一辈著名学者、国务院学术委员会成员、原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王元化先生为该书题字，著名文艺批评家、北京大学教授、文学研究所所长谢冕先生在序中评介道：“朱大可有一种可贵的独立的学术品格，”“他的聪颖、机智、特别是建立在专业基础上的奇想，使那些为我们熟悉和陌生的一切都蒙上了灵智之光”，“他的学术涵养和敏捷的反应能力能够在他人可能熟视无睹的平凡事物上，发出惊世骇俗的声音。……人们尽管可以谴责他的‘异端’色彩，但却无法掩盖他的机智和胆识。宏阔的视野、超凡的把握、睿智的分析能力以及华丽的叙述风格，使这位批评家的批评精神充满活力。”
　　《燃烧的迷津》一书，是对朱大可1985～1989年之间学术成就的一次总结，它的问世引起了学术界、大学生和文学爱好者的普遍关注与好评。该书上市仅一月便已售罄。《上海文化艺术报》把它列为1992年度“本城知识人士垂青的四本书”之一。《新民晚报》评介说：“它的有关艺术景色的激越分析，是近年来中国文坛的一个重要理论收获”。
　　在1989到1992的三年间，朱大可还写下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手稿，它们分别是：论文《先知之门》、《亚西亚痛苦及其消解模式》和长篇哲学随笔《逃亡者》(《逃亡与皈依》)。与前述情形有所不同的是，它们首先被电脑打印和复印，在国内先锋文学艺术界私下流传，随后由香港中文大学主办的权威性学术月刊《二十一世纪》摘要发表。著名学者金观涛称赞其“具有罕见的激情和力度”。但直至1994年1月，《亚西亚痛苦及其消解模式》才正式发表于由众多诺贝尔获奖作家组成顾问委员会的美国华语人文季刊《倾向》的创刊号上，并被上海的《生活周刊》连续三周予以转载。接着，北京三联书店的大型学术丛刊《文化与艺术论坛》也争相予以发表。面对席卷而来的商业化浪潮，朱大可的这种坚定的人文精神，受到了人们的尊敬与首肯。
　　已故的文学批评家胡河清先生，在1993年2月号的《二十一世纪》杂志上指出：“《二十一世纪》先后推出两篇朱大可的文章，是独具眼光的。朱大可称得上当今中国独特的实验文体家之一，他渗融了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叙述文体与先锋诗歌的语言精粹，再加上雄厚的中国文化底气作为后盾，创造了独一无二难以模仿的‘朱大可语体’。他的新语体激活了不少优秀文学青年的文化创造意识。朱大可在文科大学生中拥有相当数量的爱好者，这正证实了他的先锋性活力所在。因为对于未来文学发展趋势的准确预测往往并不是来自于业已形成的学术圈子，而是来自于外在紧张创造状态中的青年一代。在这个意义上，朱大可闪着灵光的手指确实是指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新文学的。我们可以不同意他的某些观点，但对他的天才性语体独创则应予以应有的注意。”
　　除了对文学艺术、哲学和文化神学进行研究外，从1989年下半年起，朱大可还开始了对历史和神话比较学的探讨。他做了大量的神话考证笔记，对中国上古神话和民间传说的起源和语义作出了全新的判断，这方面的学术成果，陆续发表在台湾著名的《艺坛》、大陆的《戏剧艺术》和《今日先锋》等杂志上。从1994年起，他开始将其中的一些重要的观点发布在《新民晚报》上。他在该报上发表的《重读梁祝》一文，对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进行了全新的精神分析，认为梁对女扮男妆的祝英台的“恋情”有着深刻的“同性恋”机制，此论一出，舆论哗然，直至本文撰写时为止，已有北京《作家文摘》、《大时代文摘》等十几家报刊予以转载并引起诸多争议。他的另一篇《屈原：自杀还是谋杀》的短文，被大陆和港台报刊竞相转载……这种对人们熟知的“常识性历史”进行新的阐释的努力，是朱大可的“文化战略”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份，他要藉此对经过汉儒篡改的中国传统文化予以有效的还原，让历史对人的当前经验全面开放。
　　1994年5月1日，《生活周刊》发表了记者王唯铭题为《朱大可：矛、标枪和预言》的采访文章，称赞“他的攻击力一如既往，他激越的倾向闪烁着毫不妥协的光芒”。作者认为，“批评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力量之一，今天的朱大可仍是这股力量的突出部份。”
　　1994年8月，在一个炎热的夏季，朱大可在完成了他的力作《流氓的精神分析》之后，动身前往澳大利亚的悉尼市，试图更深地了解西方文化的本质。而这次“探险”使他有了巨大的收获。这些收获，他将写入另一部奇特的书里。我们将从那部书中眺望到这一精神历险的卓越景象。（原载《中国读者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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