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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精神成都的宝贵财富
“客家儿女，龙的子孙，迁徙万里，万里龙行，落地生根，世代昌盛……”
３００多年前，客家先辈们在“湖广填四川”的大迁徙中长途跋涉入川，创建家园；３００多年后的今天，天下客家聚蓉城，世界客属第２０届恳亲大会在成都隆重开幕。
今天的成都，有１４０万客家人。客家人的历史和文化，是今天成都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客家入川 心不变
客家人，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客家人是指在４世纪初（西晋末年）、９世纪末（唐朝末年）和１３世纪初（南宋末年）从黄河流域逐渐迁徙到南方的汉人。四川客家研究中心主任陈世松教授认为，客家人主要是指生活在闽粤赣一带，讲客家话的汉人，他们的祖先来自中原，后裔分布在其他地方。
陈世松认为，客家人入川后，在四川形成了几个大的聚居地。成都的客家人约有１４０万人，主要分布在龙泉驿、成华、锦江、郫县等地，而龙泉驿洛带则是客家人繁衍最旺盛的地方，大约有３０万客家人分布在以洛带为中心的龙泉驿北部片区。在龙泉驿的洛带、万兴、洪安、黄土、西河、十陵６地，８５％至９８％都是客家人；第二大块分布在仪陇，约有１０多万人，成为四川的客家大县；第三块分布在荣昌、隆昌等地，有３０万人；第四块分布在西昌的黄联关镇。此外，全省还有３８个县的客家村落。全省客家人总人口近３００万，是中国客家聚居的五大省份之一。其中至今能讲客家话的有１５０万人以上，客家语覆盖面积达１２００平方公里。
镜头一中华客家第一镇
成都东郊的洛带镇是有名的客家古镇，客家人近两万，全镇客家人占９１％，故有中国西部客家第一镇之称。洛带古镇建成区面积１平方公里，其建筑物大多为晚清与民国风格。主要名胜有建筑精美而又独具特色的几大会馆（广东会馆、湖广会馆、江西会馆、川北会馆），洛带公园，以及凤仪馆、博物馆、基督教堂等古建筑。虽然客家人早已融入当地，但他们至今仍保留着客家文化，客家话，客家人的历史传统、文化形态、生活习俗。
镜头二中华客家第一村
据“中华客家第一村”所在的狮子社区的钟培成介绍，迁来时仅３７户，现有７００户人，近２０００人。９８％以上是客家坐地户。虽然与天回、青龙、龙潭等相距数公里，且毗邻大城市，但客家风俗保存完好。结婚坐轿子，安葬时依然披麻戴孝。重视修家谱，而且与其它地方不同的是“幺房理家谱”。有一户廖家曾耗资上百万请人修家谱。
钟培成说，尽管地处成都近郊，但说客家话一直保留了下来。过去，这儿的人说客家话，会被认为很土，有些小伙子出去连朋友都不好耍。现在时代变迁了，大家说客家话都扬眉吐气了，有的村民哪怕是到了美国，都保持说客家话。现在我们这儿的村民人人会说客家语言，“开会时可用客家方言与大家交流。”
村主任黄荣明家，先祖从黄土高原迁移之始，就将已逝祖宗的骨头拆分给迁至各地的子孙，不得舍弃，表示“神灵不灭”。黄荣明祖上迁居过来时，也分得一小截骨头，用红布包好，用罐装好。“这是对祖宗朴素而又真实的承认”。
客家聚居地，一般建有五谷庙，祈求五谷丰登。钟培成说，这是客家人农耕文化的体现。每当收获季节，新米煮饭，首先要喂狗。因为客家传说，是狗用一身皮毛从外地为客家人捎带回来粮食种子。
二、逆境自强 抱成团
五次迁移遍布全球
客家人的祖居大概在黄河流域一带，原是居住在中国北方的居民，后来因“五胡乱华”、北宋灭亡南宋成立等因素相继南迁，辗转流离他乡，被当地的居民称为“客人”，于是就有了“客家人”的出现。
据介绍，中原先民经５次南迁而形成客家人。中原人民第一次大迁移，是由“五胡乱华”侵扰割据所引起，中原汉族开始南迁，当时被称为“流人”；第二次南迁，由唐末黄巢起义引起。十几年动乱，中国各地人民都分头迁徙。远者，少数已达惠、嘉、韶等地，而多数则留居闽汀州，还有赣州东部各地；宋时，由于金人元人的入侵，客家人之一部分，第三度迁徙；明末清初，一方面客家内部人口已不断膨胀，另一方面，满洲部族入主。在抵抗清的入驻无力之后，民众再次分头迁徙，被迫散居各地。即第四次迁徙，“移湖广，填四川”；五次迁徙，当在清后期。这可以说是一次世界范围的迁徙。人口日多，山区条件差，不足养口。于是，客家人分迁往南至雷州、钦州、广州、潮汕等地，渡海则出至香港、澳门、台湾、南洋群岛，甚至远至欧美等地。形成今天遍布全球８０多个国家和地区，总人口近１亿的庞大客家族群。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７０％以上是华人，而这些华人中绝大多数是客家人。
“经过多次的辗转迁徙，客家人始得在各地安身立命，世代繁衍，终至今日成为中华民族一支重要的特殊的民系。”陈世松说，历史上客家人历经五次大迁移，因此有人用“东方的犹太人”来形容他们。一次又一次的迁徙充分显示出客家人历经艰险、勇于开拓的性格，彰显出客家人超强的社会发展能力、环境适应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
勤劳智慧改天换地
客家人世代迁徙，过着漂泊、动荡的生活，在后来被史学界誉为客家人“摇篮”的赣南（赣州）、闽西（龙岩）、粤东（梅县）等地聚居下来，异地开基，重建家园。初来乍到，水土不服，风俗各异，岭高地狭，耕作条件极差，不宜人居。面对恶劣环境，客家先辈表现出了坚韧顽强、吃苦耐劳的客家人精神。历经岁月沧桑，终将昔日的荒山秃岭改造成了“鱼米之乡”。
明末清初数十年间，由于战乱、瘟疫、自然灾害，造成四川人口锐减，耕地荒废，据史料记载，当时的成都平原杂草丛生，虎狼出没。《温江县志》上说，温江县由于张献忠的屠剿，“人类几灭”。张献忠死去十三年后（１６５９年）清查户口，全县仅存３２户，男３１丁，女２３口，“如天地初辟”。民国《简阳县志》卷十九：“明末兵荒为厉，概成旷野，仅存土著１４户”。来自闽、粤、赣的客家人随着“湖广填四川”移民潮入川。来川的客家与其它省籍的移民在巴山蜀水间拓荒垦地、辛勤劳作，在巴蜀文明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客家人不仅勤劳，而且善于智慧地创造生活，最集中的体现莫过于客家人的住居建筑物。有客家人的地方就有不同类型的客家土楼。他们采用从中原传承而来的建筑工艺，建造出神奇的土楼。客家土楼不仅以其奇巧的民居建筑引起世人瞩目，每一座土楼，从整体到各个不同的有机组成部分，都有它独立的作用和功能，整座楼具有通风采光、防潮保温、防风抗震、安全自卫的特点。
团结一心愈挫愈奋
陈世松介绍说，客家人外迁，主要是因为闽粤赣生存环境恶劣，生存空间日益狭窄。在由粤东、粤东北向粤西迁移过程中，受到土著畲族的强烈抵制，说他们是“野蛮人”，客家人毫不退缩，针锋相对，团结一心，奋起反击，以致发生“土客械斗”。太平天国时期，一部分客家人不堪战乱之苦，毅然远涉重洋，迁徙到南亚，有的被诱为契约劳工，被押到马来西亚、美国、巴拿马、巴西等地。此外，客家人还曾饱受歧视。湖广人曾把闽粤赣的客家人唤作“土广东”，称他们说的话为“土广东话”。“面对外在压力，客家人抱成一团，具有高度的内部凝聚力，骨子里透射出不屈不挠的气概，表现出自强不息、愈挫愈奋的精神！”
一方面敢于斗争，另一方面客家人还善于斗争，注重防患于未然，保存实力。对客家地上遗存颇有研究的省客家海外联谊会的杨光福老师说，客家人修建的土楼，特别是圆方楼，形同城堡，易守难攻，防御性能极强。外墙用三合土夯筑，极其坚硬，即使用枪炮攻击也不容易被轰垮。墙基基槽很深，用大卵石一块一块堆砌，卵石较大的一端朝内，较小的一头朝外砌筑，上面再夯筑厚重的土墙。敌人想从楼外撬开是非常困难的。在石砌的墙基上沿四周广设枪眼。大门是用实心木板拼接而成，木板厚约四吋。门框多用石块或石条砌成，并且预留门闩插孔。遇到攻击时，只要将大门紧闭，在板门后加横闩杆插入石门框中，就不怕敌人撞门攻击。有的土楼大门除了横向门闩杆外，又加上竖向的门闩，更为牢固。此外他们对付火攻也有妙法。除了在木门外包铁皮，有的在石砌门框上特设水槽，通二楼水箱。如此，每逢敌人火攻，便能由内倒水形成防火水幕。
兼收并蓄开放包容
“中华客家第一村”的钟培成认为，客家文化虽然有一定的文化保守性，但总体上说还是具有较高的思想开放度。陈世松也这样认为，客家不仅是一个族群的概念，而且是一个文化的概念，在迁移的过程中，与外来族群互相借鉴、互相影响。他说，客家人并不拒绝外来文化。比如，客家人原来祖居北方，后迁居南方，“北方种麦，南方种稻”，客家人在学习中适应了新的农业耕作技术。客家人根据居住条件的需要，把北方的四合院改造发展成了碉楼，其中轴、左右对称等建筑风格明显受到中原文化影响。客家人在迁徙过程中，也将掌握的农耕文化传播到四面八方，比如新都木兰镇世代相传一年一度的“种子会”农资、种子交易展销活动习俗，也起源于客家；甜城内江的糖业发展史，就有客家人从闽粤引种甘蔗入川栽培的记载。
三、斗争精神 薪火传
在客家文化哺育下，四川涌现出许多名垂青史的民族精英和杰出人物：
军衔最高的：朱德，仪陇人，祖籍广东韶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
文学成就最高的：郭沫若，乐山人，祖籍福建宁化，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印记；
最英勇的：廖九妹，新都客家人，祖籍广东兴宁，四川义和团首领，巾帼英雄，被人们尊称为“廖观音”；
最国际化的：韩素音，郫县人，祖籍广东梅县，著名英籍女作家，曾撰写大量文章向世界介绍中国；
最神奇的：刘子华，龙泉驿洛带镇人，著名天文学家，因其成功推测出太阳系存在第十大行星受到全球瞩目。
此外，还有被孙中山追授为大将军的彭家珍，以《厚黑学》一书闻名的哲学家李宗吾等等。
邓小平先祖受恩于江西客家人
陈世松说，邓小平祖居江西吉安，明代到四川。而吉安客家是清代才形成的。尽管邓小平不算真正的客家人，但是其先祖却有一段鲜为人知与江西客家人的“渊源”。明末，邓小平的祖上到广东寻亲，恰遇先祖与南明王抗清去了，后来死在了缅甸。寻亲不到，坐在返乡的船上突遇事故，只剩下两兄弟活出命来。好心的江西客家人伍员外一家，收留了两兄弟，后来还将一个女儿许配给了兄长。清初的时候，两兄弟再回广安，路遇老虎，兄弟被老虎吃了。仅余兄长一人回到广安，在广安世代生息繁衍。
客家人石达开凌迟处死于成都
１８６３年春，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一路人马攻至川西。５月，抵达大渡河的紫打地（今石棉县安顺场），准备渡河，但遭到清军和土司的四面包围。走投无路的石达开，幻想“舍命以全三军”。６月１３日，他放下武器，带着５岁的儿子石定忠及宰辅曾仕和同清军谈判交换条件。但他对清军所抱的幻想，并未能给部下换来一条生路。他受骗被俘后，清军立即将其２００名部将及２０００名士兵全部杀害于大渡河边，流血漂橹，尸塞大渡河。石达开则被押至成都。６月２６日，他与曾仕和被清政府凌迟处死于成都科甲巷，视死如归，身受数百刀而未皱一下眉，慷慨就义，年仅３３岁。
新都客家人王铭章台儿庄殉国
王铭章是新都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于１９３７年率４１军１２２师出川抗日。先在晋东驰援娘子关，节节阻击日军。接着坚守正太路南侧，与敌接战，掩护友军。１９３８年台儿庄战役前，日军南北两路向徐州进犯。他任４１军前方总指挥，率１２２师和３６４旅进驻山东滕县，保卫徐州。３月１４日接敌，奉命固守三日，他以约３０００人的劣势兵力与拥有空中支援的３万余日军浴血奋战，屡创犯敌，守城四天多，直到１７日与敌巷战，中弹牺牲。滕县守卫战阻滞了日军的进攻，为台儿庄战役的胜利赢得了时间。国民政府追赠他为陆军上将。１９８４年９月，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了烈士证书。
来源：成都日报 时间：2005-1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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