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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2-6 16:5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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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爱国清廉的何如璋
爱国清廉的何如璋
〈一〉 何如璋的爱国事例
何如璋（1838-1891）广东省大埔县双坑村人，清同治七年（1868）进士，光绪三年冬（1877）授翰林院侍讲，为首任中国驻日本公使。
何如璋到日本不久，就碰上棘手的琉球问题。琉球在明初臣服中国，五百年来，一直向中国朝贡。但自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便阻止琉球向中国朝贡，以致将琉球吞并。何如璋对此采取积极态度，他认为日本国力尚弱，内伏危机，估计它不敢开衅，主张据理力争。他于1878年5月29日（光绪四年四月二十八日）致书李鸿章说：“阻贡不已，必灭琉球；琉球既灭，行及朝鲜。否则，以我所难行，日事要求。听之，何以为国？拒之，是让一琉球，边衅究不能免。……他时日本一强，资以船炮，扰我边陲，台澎（台湾、澎湖）之间，将求一夕之安而不可得。是为台湾计，今日争之患犹纾，今日弃之患更深也。口舌相从，恐无了局。然无论作何结局，较之今日隐忍不言，犹为彼善于此”。可是胆小怕事、对外惯于“息事宁人”的李鸿章却复信说：“琉球朝贡，本无大利，若以威力相角，争小国区区之贡，务虚名而勤远略，非惟不暇，亦且无谓”。李鸿章这种态度，就是向何如璋泼冷水，要他就此罢休。但品性刚直、具有强烈爱国意识的何如璋仍据理力争，向日本外务省提出口头抗议。后来又以一个措词强硬的照会致送日本外务省，访问外务卿寺岛宗则。寺岛抓住其中“日本堂堂大国，谅不肯背邻交欺弱国，为此不信不义无情无理之事”，是“暴言”，要求何如璋书面道歉。若不相从，即中止谈判。一场论争，已演变到白热化。李鸿章对何如璋的作法大不为然，他在致总理衙门的《密议何如璋》函中说：“子峨（即何如璋）虽甚英敏，于交涉事情历练未深，锋芒稍重转至激生变端”等语，充分表明何如璋的积极态度，不但得不到本国政府的支持，相反地，竟因此而不容于“遇事曲从”的李鸿章，终于被撤职回国。何如璋使日经办的这件大事，虽然这样草草结束了，但后人评论他作为一个有头脑、有胆识的外交官，他那种不卑不亢、既重邦交又重国权的严正立场，是值得称道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是有恩于何如璋的，没有李鸿章力荐，他不可能获得使日的荣衔。但是，在对待琉球问题上，何如璋对自己的恩师没有逢迎迁就、俯首贴耳，相反地，却敢于坚持爱国立场，直言不讳，三番四次提出意见，甚至不惜丢掉乌纱帽。何如璋若无忠臣义士的气慨何能致此？然而，胆小怕事的李鸿章对何如璋的正确主张，不但不予支持反而诸多申斥，说他“出好兴戎，可为殷鉴”。
何如璋使日经办的第二件大事，是关于中日通商贸易问题。随着闭关自守局面的结束，我国已面临着种种新问题，其中之一即为中外通商问题。当时列强以炮舰政策，打开我国门户，为夺取商品市场，洋货汹涌而来，使我国的的利权遭受严重损失。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紧步列强后尘，其对华贸易，亦带有明显的侵略性质。何如璋到日本后，对此有深刻了解，于是他向清廷写了《奏陈务请力筹抵制疏》。他在疏中说明中外通商是必要的，但必须在通商中确保我之利权，并指出当时中外通商中存在的七个严重问题。例如他指出关税不能自主，对洋货只能抽百分之五的进口税，这是世界上最轻的税率。而本国货物却要缴纳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外商则租界免厘捐、内地只制半税。且皆纠合公司，本钜势强，进行垄断兼并，恣意掠夺，使坐贾行商纷纷败北。洋货充斥，国产日衰，金钱大量外流，民生因而刁敝等等。他竭力反对的是违背互利原则损害我国利益的不平等贸易。而且进一步呼吁：“涓涓不塞，将成江河，迨至势穷害极，强邻益逼，上无可筹之饷，下无可练之兵，后悔复奚及乎”！在这里他把不平等贸易的祸害和林则徐的禁烟主张相提并论，诚足发人深省。不久，他又写了《内地通商利害议》。这是专为日本要求与我内地通商而作的，“日本与我国立约在西人之后，其修好之初，意在联近交……而近年来，日人精神所注，乃专在内地通商，欲博取中土之财，以稍补西邻之失……如璋随时究察日本之求通内地，屡与西人一体均沾为言，而我国对日人实有不能强同者，盖有不宜轻许者五，有贻害极大者四”。何如璋在这里对我国与西洋和日本的贸易关系，主张采取有同有异的灵活措施，做到区别对待：“查日本出口皆不异中土之产，一也”；“此邦密迩近邻，取径捷而运费轻，若任其直输内地，则内地物产销路日穷，民生将日困，二也”；“日货一经输入内地，则彼省厘捐，品类虽同，而价值顿异，内地商人必至于败折，三也”；“外产多则内产减，税厘之入亦日微，是弊并于国计，四也”；“西人远隔重洋，虽互市久通，流寓尚少，今日本地近民贫，内地之禁一开，无论矣，五也”。他还指出“有贻害极大者。向来中东（中国与日本）商务，彼此输入大致相同，其后中国所来之药材、书纸等类，彼以崇尚西法屏弃不用，所输入者只蔗糖一种，岁仅值二百余万金，彼乃劝民广种，以杜其来，近年输出益广，乃增至五百万，相比之下，已入超彼国二百余万矣。若许其直输内地，来货日多，（入超）每岁当增至一千余万”。何如璋面对中日贸易大量入超的严重情况，内心十分关切焦急，虽然他对“商务茫然未悉”，又“身居局外”，但作为驻外使臣，赁他他对世界形势的接触了解，他愈来愈明白这种形势的紧迫性，“西人之借兵而求扩商务，因商务以取人财，比秦之割地，契丹之岁币，其操术尤为巧，贻害为尤深”，“用敢吁求坚持前议，力却要求，民生幸甚，天下幸甚”。由于何如璋披肝沥胆陈词，清朝廷才不允准日本在我国内地通商的请求。
1880年沙俄觊觎朝鲜，何如璋向清总署上《主持朝鲜外交议》。首先指出朝鲜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朝鲜一国居亚细亚要冲。其西北诸境，与吉奉毗连，为中国左臂。朝鲜存则外捍大洋，内拥黄海、成山、釜山之间，声援联络。故京沪数千里，海内直达，斯神京门户益固。而北洋一带，无单寒梗阻之忧。朝鲜若亡，则我之左臂遂断，藩篱尽撤，后患不可复言。泰西论者，皆谓朝鲜之在亚细亚，犹欧罗巴之土耳其，为形势之所必争”。接着指出朝鲜与我国的亲密关系，“自我大清龙兴东土，先定朝鲜，而后伐明。当康熙、乾隆朝，无事不以上闻，几不异内地郡县。其与越南之疏远、缅甸之偏僻，相去万万”。再指出朝鲜的当时危局，“至于今日，北有至强之俄罗斯与之为邻。盖俄自得桦大洲（库页岛）全岛，又经营黑龙江之东，屯戍图门江口。高屋建瓴，久有实逼此处之势。朝鲜危，则中国之势日亟”。当时朝鲜狃闭关自守旧习，仅与日本有通商往来。美、德、英、法诸国要求与朝鲜通商，均未允准。何如璋便提出以下挽救朝鲜危局的建议：“论中国今日之势，能于朝鲜设驻扎办事大臣，比蒙古、西藏之例，凡其内国之政治及外国之条约，皆由中国为之主持，庶外人不敢觊觎，斯为上策”。“不得已而思其次，莫若取俄国一国欲占之势，与天下万国互均而维持之，令朝鲜与美、德、英、法诸国通商之为善也”。但是朝鲜不熟悉外交，如果自行立约，可能会带来弊病，因此何如璋建议“速遣一干练明白、能悉外交利害之员，往朝鲜代为主持结约”。或者由清廷发布谕旨，“饬令朝鲜国王与他国结约，并饬其条约开端声明：兹朝鲜国奉中国政府命，愿与某国结约云云，则大义既明，屏藩自固”。总之，“朝鲜一土，今日锁港，明日必开；明日锁港，后日必开，万不能闭关也必矣！顾与其为他人威逼势劫，以成不公不平，所损实多之条约，则何如自中国急图之，以揽大权，以收后效。夫亚细亚诸小国衰微久矣。越南既割地与法，缅甸复受制于英。徼天之幸，朝鲜尚能瓦全。而固守旧习，执迷不悟，屡劝不悛。至于今日，悔于厥心，既有措手不及之叹。而当此形迫势切、间不容发之际，幸有一线生机。时会不可再来，安得不图所以补救。不胜忧闷屏营之至”。清总署于12月17日收到何如璋的《主持朝鲜外交议》后，发函征求李鸿章意见，李于22日答复。他称赞“与美结约”的建议为“权衡至当”。又称赞《外交议》“虑远思深，洵有卓识”。但不赞成“派员代为主持”、“饬令结盟”、“于条约内声明奉中国命”等办法，认为这会带来麻烦。
何如璋在力主朝鲜外交的同时，并没有忘记日本的侵略野心和战争的危险。例如在日本并吞琉球之后，有一次就因琉球问题而论及朝鲜：“朝鲜于日本积怨深怒，而日本束缚之，驰骤之，势必有一日启战争之局”。“日本今日来球矣，明日且及朝鲜，欲必未厌也，其势且将及我，苟兼并坐大，猛虎傅翼，殆将奋飞，未知吾他日终能胜之否？”从那时起，直到20世纪30至40年代的历史，完全证实了何如璋的预见和担忧。这说明何如璋是一位有远见的外交家。
何如璋在驻日期间，对国内的自强运动十分关心。大约在1880年下半年，他连续向总署上《与总署因俄事论练兵筹饷书》及《再与总署论练兵筹饷书》。书中强调“自今以往，无复有闭关之日，即无复有解甲之日”。大力呼吁“整军经武，急图自强”。他建议精练三十万陆军和六、七万海军，估计每年需银三千万两。他为朝廷设计了筹集经费的办法，除稽核田赋、清查耗羡、裁并兵勇等老一套以外，还提议依照“泰西国税之例，举民间用物之奢侈者重课其税，则进款必多”。他举例说明筹饷练兵必有成效，并表达其爱国情怀。“夫英、法之强，固非一朝一夕之故。而法之陆军、俄之水师，皆起于近岁。日本区区四岛，年来奋发有为，陆兵不过三万四千余人，海军不过四千二百余人，第以兵得一兵之用，论者既谓其得以自立。以我中国土地之大，物产之富，人民之众，若足兵足食，日臻富强，自不难居万国之首，使其俯首听命，咸就范围。如璋才识短浅，军国大事，尤不应妄议，顾念外侮日深，朝夕焦虑，缕缕愚忱，不揣冒味，谨以上达”。1981年7月，当何如璋在报纸上看到一篇西方人评论日本海军建设总体设想的文章后，觉得“其所陈情形甚为精确，而所论办法，中国整屯海军亦大有可采其意而用之者”，命人详加译录，呈送总署参考。
约在1880年山西省闹大饥荒，受灾饥民数数百万，何如璋向李鸿章上《论移山西饥民实东三省书》。书中提到沙俄对东三省駸駸虎视，为充实此处边防，请移饥民十余万至东三省。他认为东三省是根本重地，“根本不可动摇，则移民实边之举，万难再缓。或者以中叶时无故徙民，往往致乱，而鳃鳃过虑。不知移民之事，逆驱之则难，顺导之则易。饥民求生无路，官为代谋，亦群情所甚愿，而可惟吾所欲为。唯资遣有费，屋宇又有费。即以一人数十金计之，徙十余万口饥民，非数百万金不可。当此库储支绌，巨款原不易筹，但以机不可失，事不宜迟，再四思之，不得不出于借洋债之策。或又以借款赈饥，事难为继。抑知此等奇荒，近今罕见。以数百万饥民束手待毙，万一事急变生，流而为盗，征讨之，安集之，费且十倍。而良懦之罹锋镝，完善之遭残破无论也。焦头烂额，曲突徙薪，熟得熟失，固有昭然易见者。又况西征之师，皇上且允借款。今为慎边防、弭后患之谋，救十余万饥民，徒垦东边荒地。课农练兵，生聚教训，十年之后，可得战士数万人。择要修守，内固东省藩篱，外杜强邻窥伺，此根本之至计，救时之急务也”。
1981年2月27日，左宗棠入值军机。何如璋闻讯，颇为振奋，便向左宗棠献上治国五策。（1）“鸦片一物，流毒中外，耗损金钱，不知凡几，此物不绝，士气日荼，国亦随弱”。必须“禁洋烟”。（2）基督教蛊惑人心，“习教之士，动倚彼护符以挟官欺民，民教齮龁，常激大变”。必须“平民教”。（3）“外人犯罪，归彼领事，动辄左袒，欺我良懦……侵我内政，反客为主，国纪何在”？必须“复法权”。（4）“值百抽五，天下万国无此轻则”，“莫大饷源，听彼挟制”。必须“增关税”。（5）“凡遇外交，皆低首下心，沁沁伣伣，坐兵力不足之故耳”。必须“精练海陆军”。最后何如璋把自己的方针概括成这样几句话：“加意于通商，竭力以改约，增内国货殖之产，以杜外来消涸之源”。何如璋从注意考察中外通商的弊病开始，具备了维护本国利权的强烈意识和国际商业竞争的强烈意识，明确提出了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强烈要求。
1882年3月1日，何如璋离开日本回国。他于同年10月31日向清朝廷上《整屯海军以规久远折》。他指出：“自各口通商，海禁大开，泰西各兵船以护商巡港为名，往来窥伺，知我虚实，遇事动相要挟，交涉日形棘手”。“近则列邦竞起，船械日精，皆駸駸乎有争雄海上之意”。在中国周围，聚集着英国兵船30余号、法国兵船20余号、俄国兵船30余号、日本兵船20余号。中国虽有大小轮船40余号，但“船械非良，兵弁多滥，章程不一，训练不精”。面对咄咄逼人的武力威胁，非大力加强海军不可。他提出六项整顿海军具体措施：立营制，编舰队，办船等，勤训练，谋并省，精选拔。此外，他指出“陆军可以分省设守，海军则巡防布置必须联络一气，始无兵分势散之虞”，“苟分省设防则事权不一，呼应不灵，守且不能，何有于战”？清朝廷特设水师衙门，“以知兵重臣领之，统理七省海防，举一切应办之事，分门别类，次第经营”。当时国内的顽固派反对建设海军，提出“防海不如防陆”、“耗费过钜”等谬论。何如璋列举三条理由批驳“防海不如防陆”论：（1）“大海者旷野也，口岸者门庭也，今不御敌于旷野，而欲御敌于门庭，讵为得计”？（2）沿海口岸很多，如果只防陆不防海，敌人尽可以“蹈瑕抵隙，声东击西”。（3）本国的漕运和商船，都需要水师保护。。他又批驳“耗费论”说：“自通商三十年来，挑一衅而防御之费动逾钜万，议一款而赔偿费又逾钜万”。唯有建设海军，才能避免列强的再一次“乘隙求逞”。等到海军强大以后，“外交渐有把握，自不难维持商务以裕民，酌加洋税以裕国”，“又可南保交趾，北护朝鲜，东惩日本”。最后何如璋以发自肺腑的声音奋力疾呼：“时艰孔亟，外侮日深，整顿水师之举，实万万不可再缓”！此折上后，得到李鸿章高度重视，特意叫马建忠进行覆议。马认为，在何如璋所有建议中，最精彩的就是“设立水师衙门”，“诚深得整顿中国水师之要领”。至于六项具体措施，他也基本赞成。
何如璋对法国侵略我国藩属越南之事，也很关心。从19世纪50年代起，越南便不断遭到法国的侵略，多次受到割地、赔款损失。但是，直到1880年，越南仍然照例向清朝进贡。因此，在1881年4月，法国政府训令西贡总督确定对越南保护权，禁示越南再向中国进贡。6月31日，越南使节到北京求援。这时何如璋正在驻日公使任上，当他在日本东京听到法国对越南的侵略野心后，便不断向清朝廷报告消息，发表意见。约5月初，他写给总署的公函中，推测法国的方针不是一下子翦灭越南，而是“逐渐经营，干预其内政”。他忧虑地写道：“安南积弱不振，将来恐如英之印度,守土之君徒拥虚位,而中国云南边地与之毗连,以后必益多事故”。建议赶快向驻法使馆查询下议院的表决结果。在此之前，法国外交部曾向清朝公使曾纪泽声明，法国对越南并无领土野心。对照法国的实际行动，显然是口是心非。于是何如璋在6月致总署函中指出：“观其举动如此，似属可忧。安南为两粤屏障，比之琉球零星诸岛，情势又自不同，而牵涉强国，事更难办”。提醒总署函嘱两广“设法维持”。1881年7月22日，法国议会通过表决，拨款240万法郎作为侵略越南北圻的军费。何如璋闻讯后，意识到大规模军事行动即将开始，便于8月上旬分别写信给总理衙门和两广总督张树声，认为“安南东京既有危如累卵之势，法师所至，将来或如英之印度（指“守土之君仍留虚位”），或如俄之吐谷蛮（指“翦灭其国，夷为郡县”），虽未可知，而越南不能保其固有，既可想见”。1883年3月27日，法军攻占南定。同一天，何如璋请派知兵大员出关，“保属土而固边防”。他指出：法国蓄意并吞越南，已非一日，但“越南积弱，非法人敌，我不与争，必折而归法。越南归法，则滇、粤藩篱尽撤”，“将来南徼千余里，专欲求一夕之安注可得乎”？并具体提出四项办法：（1）“特派知兵大员出关，节制三省防军，汰弱留强，添募近边士勇，合一万数千人，于北圻、广安、谅山、大原等省择要扼守，以观其变”。（2）联络刘永福黑旗军，“假以资粮，倚为犄角，有警则调其劲旅，驱为前锋”。（3）“明告越南以必救”，并劝谕越南专心依靠刘永福。（4）在防备已严后，展开外交辩论。1883年5月，法军向越南大举进攻，黑旗军获胜，法军统帅李威利被俘斩首。但是，另一路进攻顺化的法军却获胜，越南被迫签了《顺化条约》，从此沦为法国的殖民地。
1883年12月29日，何如璋到福建船政局接任视事，授命为福建船政大臣。前任张梦元因经费困难，请求朝廷收缩船政规模。朝廷命何如璋到任后“详细酌核，奏明办理”。1884年5月7日，何如璋上《请协筹经费以扩成规而期实效折》。他认为“船政为海防根本，万无收束之理。查闽海关岁拨经费六十万两，近来积欠甚钜，计去年所解，不过二十万两，张梦元目击情形，莫从措手，不得已而为收束之请。核其原奏，曰收船归坞，曰整顿练船，曰裁撤工匠。就现在制成之船，各省分防，深虞不足，非特无坞可归，亦且无船可练。工匠在工年久，西法渐通，一旦散而之他，势难复聚。费千百万之帑金，经十余年之缔造，乃以经费支绌尽弃前功，贻笑强邻，自乖本志，其为失计，当在圣明洞鉴之中，窃维时局艰危，需船孔急，惟有协筹经费，力图开扩，庶足壮海军之规模，立自强之根本”。他提出“添机扩厂”、“仿造铁甲（仿制马力一千余匹，甲厚八寸的铁甲战船）”、“购造船坞”、“开办铁矿”四项扩大规模方案。并说，“综此四端，需款颇巨，计添机、扩厂、建坞、开矿，需四百余万两。若此后每年仿造中等铁甲船一号，上等兵船一号，额定经费非岁筹一百二十万两不可。当此时局艰难，库储支绌，议增制船经费，固未易言。第（但）以强邻日逼，事变日深，欲固沿海之防，必先壮海军之势。欲壮海军之势，必先增巡海之船。臣通筹大局，再三考核，舍力求开拓之外，别无办法。盖经费充，则制船自速，成本自轻。钢铁取之域中，漏厄可塞。兵舰交乎海上，外衅潜消。即以近事征之，法之图越（南），非伊朝夕，我苟海军足恃，以舰队进扼东东京海口，则北圻一带，屹若长城。法人虽横，断难狡逞。彼即欲移师恫喝，而我军声势联络，或猗之，或角之，或遮其前，或尾其后，彼将长虑却顾，自防之不暇，何暇谋人。是沿海七千余里，我但择要坚炮台，护以蚊子船（小炮舰），调营扼守，既足操必胜之权，制敌人之命矣。又何纷纷募勇，处处设防，劳费周章，尚觉毫无把握乎。伏愿朝廷，早定大计，整练海军”。关于经费问题，他在折中提出“请旨饬下户部通盘筹划，责成闽海关核计，协拨各款，移缓就急，将积欠百余万两，设法解清。其定额六十万，仍按年解足。并划拨各省关，岁协解六十万两，充经费以济要工”。这个奏折所构思的宏大规划，具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处处渗透着强烈而迫切的自强自立意识，即使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读来，仍然令人精神振奋。可以设想，如果没有马江之战，如果这个规划得到朝廷支持，那么在何如璋主持船政期间，一定会出现前所未有的鼎盛局面。此外，何如璋在不影响海军战斗力的前提下，尽可能节约开支，单在核定轮船公费（机器油、棉纱等）一项，每年便可节约五、六万两白银。加上适当裁减人员等措施，岁可节约十万两。
〈二〉 何如璋的清廉行为
关于何如璋之清廉举例于下：据《何宫詹公家书》中的〈先府君行述〉里记载：“清季遣使驻日，以府君为第一人，事属创举，一切用人行政，均极自由。而府君力求撙节，不敢妄耗费。沈师相挂芬自京贻书，以报销事事核实，具有克已功夫称奖。既归国，德宗（光绪帝）嘉其忠勤，特颁路装银三千两赐之，府君闻命，感激涕零。顾谓黄参赞：吾在东久，得国俸不菲，岂可再贪天赐。其体国之靡不至也如此”。在何如璋被革职充军后，黄遵宪在伦敦曾写信给何如璋说：“公前在日本，后在船政，他勿论，为国家省糜费无数，而修善获祸如此，遵宪念之，为公三叹”！
何如璋就任船政大臣期间，他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廉洁的清官。例如他还在赴任途中，大埔家乡亲属中有人想买金镯，何如璋在1883年11月21日的家书中，斩钉截铁地回答道：“决无闲款与家人购置金镯”。同时向弟弟们表明心迹：“兄志为清官，不能为子弟辈改吾素操”。不料刚到马尾，尚未接任，就有几位亲戚前来投靠，何如璋一概拒绝。又例如家书中写的：“传公叔侄已到，局中无可安置，暂住只得旋里。莘田与少京叔先后到马尾，已不令其搬入衙门”。12月28日的家书中写道：“船政系办工之地，亦无督办到署，即行任用本家亲戚，迹涉营私之事”。他叮嘱六弟将这种情形转告本家亲戚，劝他们“不宜冒昧前来”。以免“彼此俱无趣味”。对于亲戚朋友未必都不能任用，关键在于每个人的才干和品德。例如何如璋最小的弟弟何子纶，在何如璋使日时充当随员。1884年担任船政局派驻香港的坐探委员，不久又担任采办委员。何如璋获罪后，在裴荫森就任船政大臣期间，获赏五品顶戴，又保补缺后以知县升用。他不是在何如璋手上得奖得保，而是在裴荫森手上得奖得保，说明他赁的是实际工作成绩，而不是人情面子。另有一位名叫慎表的亲戚从北京到达福建时，何如璋介绍他到长门炮台“练习枪炮之技”，不料这亲戚“不肯耐心向学”，何如璋只得沉下脸来，令其回转家乡。1884年3月23日的家书中，一面批评他“名气已坏”，在船政局“无可安置”；一面又叮嘱家里人给他洋银40元，让他作小生理度日。既坚持了原则，又照顾了人情，无论为公为么，均可谓仁至义尽。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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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3-5-15 21:44:38
变色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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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3-5-17 14:03: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