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西闽：穿越死亡的密林

北京客家人

李西闽：穿越死亡的密林

文/曹元勇

一、双栖作家李西闽
我至今记得第一次见到李西闽，他给我留下的印象。这个从神秘的闽西山区走出来的作家身材矮壮结实得像拳击手，嗓门洪亮，浑身散发着闽西乡村男子常见的粗狂气息。与他交往一两次，你就知道他是个性情中人，疾恶如仇，具有与朋友肝胆相照的侠义胸怀，随时可能爆发出惊人的力量；而且不止如此；在他粗壮的相貌后面，他还是一个柔情似水的男人，对生活中的弱者，他同样拥有悲悯的情怀和富有良知的痛苦。
最近几年，他以令人惊叹的速度和激情连续出版了《好女》、《蛊之女》、《血钞票》、《尖叫》、《死鸟》和《死亡之书》等多部长篇小说。而更为令人叹服的是，他写作这些小说用的是两套路子：一套是恐怖小说的路子，一套是严肃现实主义文学的路子。他的恐怖小说使他赢得了中国恐怖小说大王的美誉，他的严肃文学的成就也同样令人刮目相看。
李西闽作为一个与众不同的小说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从何而来？
据我所知，他是在闽西出生，在闽西长大的。他迄今为止的创作一直未曾脱离他的故乡，闽西客家人居住的乡镇几乎构成了他每一部小说的故事背景。因此我想，闽西山区一定是一片盛产奇谲而恐怖的传说故事的沃土，不然，他怎么会有取之不尽的非常本土化的、神秘而诡异的意象和故事呢？他肯定从小仰慕英雄豪杰，仰慕孤胆好汉直来直去的豪爽行事作风――“痛快的死或痛快的生”，所以他才会有从军二十一年的经历；他在写作的时候、与朋友交谈的时候才会采用那种简洁直爽、不加虚饰、去皮见骨的语言。另外，他小时候肯定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孩子，他的本名中就有一个“敏”字，即使在他已经成为名作家的今天，他还会偶尔露出一些内敛的属于少年人的羞涩；他最初写小说的时候，让他强烈感到需要表达出来的，几乎全都是他童年时代耳闻目睹的发生在故乡土地上的悲欢离合或凄艳绝美的故事和传说。在我看来，他的敏感肯定是与生俱来的，是先天地继承自他所隶属的那个古老族群――中国历史上因为战乱从北方迁徙到南方的最大族群――客家人；异域他乡的坎坷生存之路，培育了客家人世世代代对环境、对现实的极度敏感，并使这种精神气质深深扎根在这个族群的众多后裔的血液和性格之中。这个敏感的族群为中国当代文学培育了两位出色的作家，一位是曾经进行先锋文学创作、后来转向信仰文学写作的著名作家北村，另一位就是这个既写恐怖小说又写严肃文学的双栖作家李西闽。李西闽曾经讲过，他和故乡闽西之间存在着一个神秘的通道。我想，他所说的神秘通道就是他对故乡闽西的记忆和传承自客家族群的敏感性格。

二、嗜好描写死亡的作家
对作家来说，无法逾越的文学主题之一就是死亡。但李西闽的作品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却是他嗜好描写死亡。这样说，绝对不是夸张。无论是他早期描写“我的野猪坳故乡”的作品，还是他近几年的恐怖小说，或是最新的长篇小说《死亡之书》，死亡就像一个永不退场的戏剧主角，轰轰烈烈地贯穿其中。对于李西闽，死亡仿佛一挥之不去、抒写不完的情结。这个顽固的情结与他自身的成长经历息息相关。按照他本人的说法，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他耳闻目睹了太多的死亡，那太多的死亡让他脆弱的敏感的内心根本无法承受，犹如梦魇一样缠绕着他，他只能通过文学的抒写来抚慰那些在黑暗深处挣扎、徘徊的幽魂。
今年春节过后，李西闽和他一个从小居住在上海的朋友结伴回了一趟闽西故乡。当他们乘坐的长途汽车行走在闽西山区的公路上时，他们遇见了一幕车祸，被汽车撞死的是一个中年妇女，死者身下的血沿着公路流了一大片。当时李西闽的座位紧靠车窗，就在看得见死者的那边。死者的惨状深深铭刻在他的脑海里，一连数个夜间，他都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恐怖的梦魇。在一次次让他惊醒的噩梦中，那个惨死的妇女总是以一个奄奄一息的痛苦者的形象出现，仿佛在呼唤：为何不救救我？为何不救救我？在李西闽讲述这段可怕的经历时，我从他毫不夸张的语气中分明可以听出亲眼目睹的死亡带给他的震撼。他血液中的敏感仿佛已经赋予他某种灵异的感应力，即使是与自己毫不相关的他人的死亡也会带给他超常的震撼。这种震撼将会长久地沉积在他的内心，直到有一天，凝结成为他的某一部小说的创作灵感，让他用文字抒写出来。
因此，在我看来，他之所以在小说中执著地描写死亡，与其说是出于文学自身的需要，不如说更主要的是因为现实生活中的死亡事件赋予了他太多的非同一般的强烈体验，写作则成了他疏解这种内心体验的最佳通道。
李西闽从二000年开始恐怖小说写作，时间虽然不算很长，但却显示出一发而不可收的强劲势头，《蛊之女》、《血钞票》、《尖叫》、《死鸟》等，几乎是一年一部新作。恐怖小说的一大特点就是离不开对死亡的描写和渲染。死亡是人类最基本的恐惧，所有恐怖小说都是围绕着死亡的不可知、死亡的迫近、死亡的诡异、死亡的惨象等来制造恐怖氛围的。因此，一旦闯进了恐怖小说领域，李西闽变得如鱼得水，仿佛一下子找到了可以悠悠自如地展示形形色色死亡情景的操练场：隐喻夭折少年的绿蚂蚱浮出了记忆的水面（《尖叫》）；噩梦中漂浮着碎尸的下水道成为精神错乱少年的日常意识，夜夜尖叫不止的象征死神的老鼠窜来窜去（《血钞票》）；故乡传说中的毒虫之王“蛊”在现代都市中重现，带来一连串的诡异死亡（《蛊之女》），等等。但是在他的小说中，诡异、恐怖的死亡意象从来不是超验的、凭空虚构的，而是深深地植根于他的闽西故乡的经验中。从文学的角度看，这是充分挖掘本土化的恐怖元素；但从李西闽个人心理的角度去看，则是一种充满快感的对记忆的宣泄。

三、一个时期的乡村图像
如果只是从恐怖的角度抒写种种诡异的死亡经验，李西闽可能会使自己的写作永远拘囿于恐怖类型的小说，而无法超越自己。好在他的文学追求是多样化的，他观照死亡的角度也不只是恐怖一种。在他的精神中，比“钻入脑髓里的蚂蚁”、“暗夜中的红毛老鼠”、“毒虫之王――蛊”、“停尸间一闪而过的死者眼睛的绿光”等象征死亡的恐怖之物更为恐怖的，是赤裸裸的社会现实的冷酷。这一切跟他出生于1960年代，经历过苦难的乡村生活密切相关；这也致使他的文学写作常常超越恐怖的视角，撇开一切夸张和虚饰，转向对现实生活更为直截了当的严肃抒写。
这些年，一些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导演纷纷在他们的作品中抒写起他们亲身经历过的七十年代的中国社会生活，比如小说《西北偏北》、《扎根》、《兄弟》，电影《我的兄弟姐妹》、《孔雀》等。那个时期的普通人的生活充满了艰辛、友谊、欢乐、荒诞、苦涩、甚至苦难。李西闽的长篇小说《死亡之书》正是一部非常典型地反映他这一代人所经历的七十年代乡村生活的作品。与众不同的是，他选择的进入那段生活的角度不是一般的苦难、荒诞，或温馨的回忆，而是实实在在的死亡。在这部书中，他一口气写了二十多起死亡事件，死亡就像一条崎岖的山路将那个时期发生在乡村的典型事件联结成了一个完整的图景。文化批评家朱大可说：“它是客家人的死亡谱系，或说是一份客家人生命的年表……不仅维系着我们对于生命的挂念，而且成为心灵史中最坚硬的部分。”但在我看来，这部绝非一般意义上的乡土文学的小说，它所展示的不仅是客家人的死亡谱系、生命年表，而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展示了一个时期中国乡村民众生生死死的全息图景；那些像梅雨季节连绵的雨水一样既普通又稠密的死亡事件，勾画出一个时期乡村中国的逼真图像，那些在苦难和荒诞的现实中艰难生活的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尽在其中得到呈现。
死亡是李西闽这部小说的主角，而让我们看到死亡的种种表演的则是一个过早丧父的少年――黑子。失去父亲后（失去庇护的象征），黑子跟着母亲来到异乡曲柳村（无疑象征了所有的中国乡村）。于是，透过黑子童稚的眼睛，一幕幕真正属于乡村的死亡和与之相对的生命，诡异的、卑微的、夸张的、悲剧的、荒诞的，浮出历史的水面：因破伤风死去的无赖少年老四；因不堪忍受恶妇而将自己活活累死的懦弱丈夫李来福；被造反派像杀死一只猪一样用杀猪刀捅死的王时常；为了让家人快乐，患了绝症的李远新的父亲一天吃一只鸡而死；为了除掉儿子的情敌，飞身往情敌的车轮下撞去的李文魁；因为不被所爱的人接受而最终跳河自尽的美丽盲女碧莲；春天来到曲柳村，秋天就被倒塌的泥屋压死的右派知识分子朱碧涛；代表人间正义、仁慈，象征大地母亲的赤毛婆婆的圆寂……等等。少年黑子就是伴随着这些意义非凡的、不断冲击着他的敏感心灵的死亡事件而成长起来的。黑子仿佛是每一个经历过乡村生活的人的化身，他所经历的这些死亡事件会让你产生似曾相识的感觉，而阅读这部小说会让你情不自禁重温过去的经验，抚摸成长过程中每一个珍贵的记忆。因此，黑子参与、观察、记录这些像乡村的野草一样常见的生与死的过程，其实就是一部沉重的心灵成长的历史。
李西闽写作这部书的雄心是显而易见的；正如他所说：“我们在记录一些崇高的死的同时，也应该记录那些卑微的死，是太多卑微的人的死构成了我们民族的心灵史。”但是，他在小说中极少直接表达自己的思想，而是只陈述事实。这也是为什么这部小说采用了更具话本风格的叙述方式。这种叙述方式快捷、直接，使整部小说像一部文献，一部记录历史的文献。

(作者为文学博士，上海文艺出版社总编助理,此文发表于<外滩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