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写作与存在的尊严 作者：谢有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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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与存在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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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谢有顺

　　写作还有什么尊严可言？经过了二次世界大战的人们，都无法忘怀阿多诺的忠告：“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真是触及写作者的灵魂。奥斯维辛一直到今天仍不停地提醒我们，集中营的经验不是仅仅关系到某个民族（犹太人）或某个人（希特勒或阿道夫。艾克曼），它践踏的是普遍的人性与每个人的尊严。真正的写作者不应该是地域风情或种族记忆的描绘者，他所面对的是人类共有的精神事务，自然，他的所有斗争也应该是为了换回人类在二十世纪业已失落的尊严。当他这样想时，就肯定会对集中营，古拉格，广岛轰炸的经验有一种切肤之痛，因为他是人类中的一员。再没有什么比写作强调地域的概念，或者以古怪的方言俚语写作更让人感到厌烦的了，一个作家靠这些来建立自已的风格是可怜的，还有什么比这种自我定位更脆弱呢？就像梵高笔下的向日葵不会只呈现欧洲的面貌一样，卡夫卡的那只大甲虫我想也不会只是奥地利的品种，而在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中，那艘因瘟疫不能靠岸的船写的不仅是哥伦比亚的那个部落，它恰好是人类境遇的有力表征。
　　　　　　　　　　　　　　　　　
　　又有几位作家真正希望自己在人类的视野中被照亮呢？现在，我除了对一些作家斤斤计较的写作风格表示警惕外，他们靠连篇累牍的出版获得的名声也使我敬而远之。爱默生在《论自然》中讽刺那些富人们说：“如果富人像穷人所想象的那么富有该多好啊！”我也要说，如果一些作家真的像读者所想象的那样有成就该有多好啊！名望与尊严是有根本不同的。名望可以经由机遇，出版，旁人的赞美而赢得，尊严则只能从自身人格与未明事物之间的斗争中所建立，它与勇气为邻，与怯懦相对。罗纳德。海曼在《卡夫卡传》中有这样的记述，临终前卡夫卡在病床上还坚持通看《饥饿艺术家》的校样，“他不禁长时间泪如雨下”，“我这还是第一次共同体验到卡夫卡表现出来的这种感人方式，他始终具有一种超人的控制力”。当我读到这样的段落时，觉得卡夫卡在这一次泪水中获得了他作为一位作家的全部尊严。《饥饿艺术家》所进行的斗争是难以言喻的：“我只能挨饿，我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我找不到适合自己口胃的食物。假如我找到这样的食物，请相信，我不会这样惊动视听，并像您和大家一样，吃得饱饱的。”──这样的惊人段落没有为卡夫卡生前带来任何名望，却为他死后带来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尊严。
　　　　　　　　　　　　　　　　　
　　现代作家所有的暧昧在于，只提声望，不提尊严。在那个由名，利，权所组成的三位一体的消解机制里，大部分作家低下了他那颗本应高贵的头颅，过于严重的生存苦难，与过于容易获得的安逸享受，形成了尖锐的对比，没有多少人再愿意深入存在的核心进行心灵的历险。查尔斯。纽曼在《后现代气息》中所说的“所有的人都腰缠万贯，然而所有的人都一无所有”的生存悖论已经非常普遍，它是失去了对人类的终极关切的自利思想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萨特的女友波伏瓦在她的一部关于道德的书中说得好：“如果生活只是为了维护自身，那么活着便仅仅是未死而已，人类的存在与愚蠢的草木便无法区别了……”人与草木的区别，就是人的尊严所在。我想，写作无非是不断地提醒人类这个区别的存在，使人类不致跨出自身存在的本位，像草木那样卑贱地活着，或者像动物那样自相残杀，毫无理性与道德感可言。人之为人的神圣使命是无法忘却的，无论你是接受神圣命令的引导，还是接受人类理性的支配，你活着，都必须是为着维护人类共有的尊严与光辉。这是真正的自我实现。那些伟大作家终生所追求，所陈明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为了告诉我们这一点：怎样才能有尊严地活着？我们所论及的写作的尊严与这一点是密切相关的。一个作家不可能在自身存在的价值与尊严得到确立以前，先在写作中获得尊严。存在的尊严与写作的尊严是一个问题。
　　　　　　　　　　　　　　　　　
　　人存在的价值与尊严感的丧失所带来的结果，马克思把它称之为“非人化”；尼采认为是个人正在依靠一种“奴隶道德”生活，被完全淹没在群氓之中；卡夫卡则以格利高尔这个寓言来说明他没能够实现他作为一个人的存在，从而丧失了他作为人的潜在可能性。尊严的丧失，就意味着是自我的腐朽，人性的放弃，存在的失败。这是当代思想混乱的一个重要根源。或许我们还可以追想一下卡夫卡《审判》中Ｋ的遭遇，这个人被莫明其妙地逮捕，且诉苦无门，可他也从未想过用一种更有力的方式（如反抗）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他那到处奔波找法官，找律师，找法院的过程，表征现代人失去了起而反抗那使他遭受不幸的人的能力。有一个细节是重要的，在教堂里，神父对Ｋ高声叫道：“你难道什么都不明白吗？”神父这种有失中产阶级神职人员体统的尖叫，体现了一个有深刻尊严的人对于另一个人的焦虑与不安，关怀与担忧，可这并没有唤醒Ｋ内心的生存勇气。最后，当那两个死刑执行者递给Ｋ一把刀，让他自尽时，Ｋ那点存在的尊严可以说是丧失殆尽了──他甚至不能了结自己的生命。这是一幅真正让人沮丧的图画。看来，尊严的维护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到底是什么东西在阻碍我们过上那种有尊严的生活？在本世纪初，弗洛伊德把它解释为是我们在性方面所遭遇的困难，即因性冲动与社会禁忌之间的冲突所带来的性受挫的思想；到二十年代，另一个奥地利心理学家奥托。兰克认为，我们内心潜藏的自卑感，失败感和罪孽感，是使我们的存在走向完美的真正障碍；到三十年代，卡伦。霍妮强调的是个人与群体之间的敌意；五十年代，美国的罗洛。梅则把空虚，厌倦，孤独，焦虑，以及面对自我的威胁，归结为是现代人主要的心理困难。这是有道理的。此后，一种无意义生活之痛苦的确一直困扰着现代人。也许我们还记得，1964年间，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一群学生突然跑到街上，宣传人生没有意义。从此之后，将生活无意义的思想付诸行动的事就见怪不怪了。安东尼奥尼在1966年导演的电影《放大》的宣传海报上公然写道：“杀人无罪，爱情无意义。”这个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问题。接下去，就是吸毒，性解放，以及建议在城市的饮用水中放迷幻药等极端的行为了。
　　　　　　　　　　　　　　　　　
　　是的，应该不厌其烦地说这些，它让我们明白的是，一个世纪来，人性怎样在人性自身的局限中节节败退。吸毒，暴力，性解放，自杀，以及希望通过迷幻药在大脑中找到真理等现象，都是人的存在放弃人性后所必然发生的事，它早在卡夫卡的小说中就暗示了这些迹象及发展趋势。在我看来，整个二十世纪的文学都未能逃脱卡夫卡所出示的人性限度。这种人性自身的局限性所带来的障碍，如何成了卡夫卡终生斗争的对象，照样，加缪，福克纳，博尔赫斯等人也都在重复这些母题：障碍，局限性，交流的不可能，存在的合理性，乌托邦及其道路，等等。
　　　　　　　　　　　　　　　　　
　　正是这些人，使我们看到了什么是存在的尊严以及放弃尊严之后的景象。只是，当我们向他们表示敬意的时候，遗憾也接踵而来：存在的幸福几乎无一例外地在二十世纪的文学中消失了。“他人即地狱”，存在本身成了一种灾难，一种悲剧。不是作家们不愿意给出我们所希望看到的幸福，是幸福本身在我们这个时代丧失了赖以出现与生长的基础。承认这个事实是残酷的，要在这样的境遇里挽回尊严也必须付出惨重的代价。多数人是表现出冷漠，不介入，以外在刺激来消解痛苦的心态，只有少数人起而反抗，期望到达新的价值领域。为此，梵高出现了精神错乱，尼采发了疯，博尔赫斯经受着盲者的悲痛。但那个虚无的事实依旧存在，时刻威胁着我们，阻碍我们成为一个有理性，有道德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没有放弃反抗，努力维护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尊严的作家，在我们的时代便成了真正的英雄。我们需要这样的英雄。他们是时代的先声，存在责任的担负者，爱的英雄，意义的追索者，站出来生存的人，以及在人类精神衰败的潮流中站住的中流砥柱。他们与摩西，以赛亚，约伯，耶利米，耶稣，老子，马丁。路德，但丁，斯宾诺莎，托尔斯泰，爱因斯坦等姓氏一道，成了人类文明史上最辉煌的部分。今日人类的堕落就是因为与这些姓氏割断了联系，与传统的信仰、价值割断了联系。人一旦走上了自己为自己的生存负责的道路，绝望就在所难免了，因为人固有的局限性决定了人永远不可能为自己的生存负责。我曾经说过，二十世纪的哲学是告诉我们人的缺陷在哪里，而二十世纪的文学与历史则进一步告诉我们，这些缺陷是我们所无法承受的。难怪阿多诺看到死亡营地的恐怖性后，说他进一步证实了布莱希特的满怀沉痛得出的结论的真理性，即，文化大厦是建筑在狗粪堆上的。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1974年发表的惊世之作《古拉格群岛》更是证实了这一点。“恐怖之窟”我们至今思之还不寒而栗。在索尔仁尼琴写作之初，有许多人劝他“让过去的过去吧”，还说：“如果常常牢记过去，会失去一只眼睛的。”可是，索氏加上了一句：“这句谚语的下一半是：忘掉过去，你会失去两只眼睛。”这句话至今依然有效。多数人已经失去了这两只眼睛，成了真正的盲者，而博尔赫斯这个盲者，在对世界真相的洞察上却比任何人都清晰，这就是现在的事实：失去了价值视力的群氓所代表的“公众意见”正在引导现代人的生存，正在成为无名的权威。现代人随各种潮流随波逐流的原因就在于受了这种无名权威的支配，这让我想起瞎子领瞎子走路最后一同掉进坑里的故事，或许，对人类来说，那个坑就在前面不远了。
　　　　　　　　　　　　　　　　　
　　鉴于此，一部分有良知、有尊严的作家，艺术家，哲学家，神学家一直没有停止对人类这一危险境遇的大声疾呼，目的是为了让人类回到正确的生存道路上来，正如旧约的先知以西结在《以西结书》三十三章所呼吁的一样：“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英国作家戈尔丁在《蝇王》中探查的人性恶所能达到的限度，就是为了给我们提出一个警戒。与此同时，某种潜藏的，变质的思想也正在教导公众放弃抵抗，接受现有的生存方式，正如美国一些当代神学家所指出的那样，有一个新的及更具扩散力的敌人兴起来了，就是世俗的人文主义；他们认为这种主义要为侵蚀大学，教会，政府及家庭负责任；他们攻击每个他们认为是世俗人文主义遗裔的敌人──进化论，政治上及神学上的自由主义，松懈的个人道德观，性腐败，空想社会主义，及任何可削弱圣经的绝对、无谬误权威的观点。上述这一切给人类带来的共同表现是价值崩溃，以及无休止的自我幻想与自我辨析，至终把人带进一个存在的深渊。我不想回忆这个过程如何在西方进行，又如何在中国被模仿。我不想回忆。
　　　　　　　　　　　　　　　　　
　　我喜欢福克纳的小说，埃利蒂斯的诗歌，马勒的音乐，英格玛。伯格曼的电影，它们能够帮助我抵御精神的腐败，使我有勇气接受人性的局限，并且实施对自身尊严的真正关切。尽管福克纳曾戏称，一个作家为了写作“就算他必须抢劫自己的母亲，也毫不犹豫。一篇传世之作抵得上千千万万个老妇人。”还说作家最理想的环境是当妓院的老板，因为那里“生活富裕，不愁吃住，不用担惊受怕，除了记点小帐，按月给当地警察送红包之外，就没有什么事要做了”，但我更愿意将这些言论看作是福克纳面对记者时的信口开河，只有当他站在诺贝尔奖授奖台上时才真正道出了他的本意：诗人和作家的“特殊光荣就是振奋人心，提醒人们记住勇气，荣誉，希望，自豪，同情，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这些是人类昔日的荣耀”。他在《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等小说中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他笔下那个忍耐的神话，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人的尊严与信心是无可摧毁的。海明威也说，不同凡响的作家“必须天天面对永恒的东西，或者面对缺乏永恒的状况”，他的《老人与海》所含示的斗争哲学，使生存的懦夫将无地自容。
　　　　　　　　　　　　　　　　　
　　对于瑞典导演英格玛。伯格曼来说，人性的所有局限都在于交流的障碍，为此，他一生都在思索神是否存在的问题，这使他的电影充满了对终极实在的关切，以及对苦难极其超越的理解。同样的问题也曾困扰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一生。这位俄国作家在1870年给阿。民。迈科夫的一封信中曾说：神是否存在的问题，是他“有意无意为之苦恼了一辈子的问题”。伯格曼的电影《呼喊与细语》中有这样一个场面，牧师对一位在病床上将要死去的病人说：“神把你取去，是因为你承受不了这个世界的苦难。”还有什么场面比这更内在，更感人呢？一面是抗争，一面是关切，只有它们，能够在末世的废墟上重新挽回人类的尊严。抗争是为了拒绝虚无，尽管虚无无所不在；关切是为了建立尊严，尽管尊严到处受到伤害。
　　　　　　　　　　　　　　　　　
　　尊严，尊严，它是存在的品质，是写作的光辉；是名利无法摇动的，是死亡无法消灭的；是过去的光荣，现在的勇气，将来的希望。我们时代还有什么需要，可以大于对尊严的吁求呢？“我们生活在太阳光里，生活在表面上──一种贫瘠的，貌似有意义的，肤浅的生存，谈论着沉思，先知，艺术和创造。但是，从我们肤浅而毫无价值的生活方式中，怎么能产生伟大的高尚？现在来吧，让我们缄口沉默。让我们手捂着嘴，过上漫长，严竣，毕达哥拉斯式的五年。让我们用爱神的眼和心维持在角落里的生活，做杂活，受苦，哭泣，服贱役。”（爱默生语）
　　　　　　　　　　　　　　　　　
　　是的，做杂活，受苦，哭泣，服贱役──有尊严地活着。
　　摘自http://www.sixiang.com/xieyoushun/1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