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印象中的四川客家

刘传夫

李白刚了上面的话,崖刚下面的话.可以说西由关外到关内,从平原到平原,跨越南北东西,三过长江,上到云贵高原,下来四川盆地;离边疆,到辽东,京城里,越中原,过江城,上贵阳,进雾都,终还乡.

蕭山河

Posted by 刘传夫 at 2006-1-12 20:14
李白刚了上面的话,崖刚下面的话.可以说西由关外到关内,从平原到平原,跨越南北东西,三过长江,上到云贵高原,下来四川盆地;离边疆,到辽东,京城里,越中原,过江城,上贵阳,进雾都,终还乡.

富順劉，現在大幾了？你可多接觸211學校出身的老師，將來有機會可以由他們推薦報考那些學校的研究所，這樣申請來台交流的機會就更多了！

刘传夫

崖有一个老师西厦门大学的,以后看那个老师可以的话就走那里去了.

蕭山河

Posted by 刘传夫 at 2006-1-16 20:10
崖有一个老师西厦门大学的,以后看那个老师可以的话就走那里去了.

那位老師就是你說的福建客家人嗎？廈門大學對客家有深入研究的資深教授孔永松老師就是永定人，他的客家話我聽起來毫無障礙。
阿里山風景是朋友轉寄的，裡頭的網佔有更多台灣資訊。歡迎你將東北拍的雪景傳給我欣賞。上次我到東北時為四月下旬，已經沒有雪景了。
遼寧大學趙琛教授的“趙琛創意”網站上貼了兩張我在遼大活動的照片。

刘传夫

我到隆昌搞了客家调查，他们好多人都听的懂客家话，就是湖广人都听的懂，但是就是不说，包括在家里也不说客家话，反而说湖广话，只有看见家族里的族长才说，现在客家话在四川怎么这样弱势啊？

homo

不是客家话软弱，是西南官话的同化能力太强了。移民带入四川的方言中，只有一些客家话和湘方言没有被同化。

huangfuqing

我是一个来自梅州的客家人。。现在在成都。。。有客家的兄弟姐妹加我QQ：37946549。。                                                                                                               我个人认为要宣传客家话。。还是要用钱去堆啊。。。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就象现在我们大陆还没有一部真正的客家电影！

八步过客

2003年12月10日，砂拉越河婆同乡会青年团于母会会所举办“客家历史和文化”专题演讲，由中国广东省海外交流协会理事兼广东省侨务办公室处长王明惠主讲，吸引大批民众踊跃出席聆听。

    讲稿内容如下：

客家历史和文化

    一、客家历史

  （一）客家渊源

    客家人，根在何处？源自何方？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了解客家的渊源，了解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史。

    在中国北方，黄色的大平原，广阔无垠。中原地区，土质疏松，土地肥美，气候温和，宜于种植。从远古时代起，早期人类就在这里繁衍生息，生产劳动，缔造人类早期的文明。

    大约在七千年到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黄河中游、洛水流域沿岸，村落棋布，在村前河边嬉戏的孩子们都只有母亲而不知有父，做母亲的也记不清楚谁是孩子的父亲。这里发现的仰韶文化遗址就是母系氏族公社典型的村落。

    人类在这里打鱼狩猎、耕织稼穑生活中，度过了一千多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活在河洛地区的人们创造了文字和青铜礼器，也出现了城市。这有力地证明：从远古时代起，中国人的祖先就在黄河中游、洛水流域繁衍生息；这里成了中国早期人类发祥地之一。

    在黄河中游、洛水流域这一广泛的地域，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中原地区，古代称为九州之中，具体区域是：黄河由河曲（风陵渡一带），向东经三门砥柱，过孟津直达荥阳、郑州，这一段大河之南；洛水、伊水及嵩山周围，包括颖水上游登封等地，相当于现在河南省的西郊，古时称为河南地，又称为河洛地，这是从广义上说的河洛。如从狭义上来讲，河洛就是洛阳。河洛地区最早建立国家，成为政治中心。洛阳成为中国历史上十五个王朝的古都。河洛文化是中华文明之花，它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辐射到全国。

    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以后，采取“北击匈奴，南定百越”的方针。为了防止北部边境游牧民族的侵扰，修筑了万里长城；为了防止南方百越族的侵扰，派遣几十万大军驻扎在五岭南北，还派人修筑了灵渠运河，把湘江和漓江连接在一起。这几十万汉人在南方落地生根，将洛河文明之花开遍五岭内外。

    接着，每逢封建王朝改朝换代，政局动荡，烽火连天，田园荒芜，民不聊生。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汉族士庶，纷纷向南迁移，渡黄河，过长江，万里奔波，乔居异乡。为了避难，一次又一次的大迁移；迁移到长江南岸的汉人，又再往南迁移。终于有相当多的汉人逃到赣闽粤三省边境大山区，披荆斩棘，重建家园。

    这里的中原汉人在移民历程中，在特殊的社会环境、地理环境中，具有共同心理素质；他们与当地畲、瑶、苗、黎等族互相交融，文化的交流，语言的吸收，各种因素总合在一起，终于形成客家人，或称客家民系。

    当中原地区遭受异族侵扰，汉语受各族语言的影响而变化时，这众多南逃的汉人，却保持了在汉语的纯洁性。客家话便以古代汉语的“活化石”，至今仍流行在客家人聚居的山区。

    可见，客家人的根在中原，源自河洛。

  （二）客家人六次大迁移

    客家先民是由北向南的迁移和客家人在中国的迁移与在国外的散布。

    中国历史上，汉人大量南迁和客家人大量迁移的次数，学者、专家说法不一，较多的看法是下列这六次。

    第一次大迁移。二千年前，秦始皇灭了六国，统一了中国，为了防止北部边疆游牧民族的侵扰，修筑万里长城，并派重兵驻守。为了防止南方百越（粤）族的侵犯，他又派遣50万大军驻扎在五岭南北。还在广西与安县境修筑灵渠运河，将军粮从湘江通过这条运河，经过漓江、西江（珠江西支流），继续向南疆用兵。公元前207年，秦朝灭亡，驻扎在南方的大部分官兵留居驻地。他们和后来的汉人与当地的越族人长期共处，相互融合，大部分人便是今天粤语地区居民的最早祖先。其中一部分人便是今天赣南地区、粤北地区以及粤东部分地区客家人的最早的祖先。

    第二次大迁移。三世纪，东汉未年，黄中起义，烽火连天，黄河流域的汉人，相继往南迁移。三国时期（公元220-265〕，中原地区，战乱50多年，民不聊生，四处逃难。到了四世纪初，西晋皇族争夺政权八王斗杀，历时十六年，这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中原汉族灾民，纷纷南逃。从边境内迁到中原地区的各少数民族贵族乘机夺取政权。中原众多汉族群众相率南移。侨居在安徽、江西的长江两岸，被称为“流人”。在这近百万南迁的人流中，南渡的人数至少有七十万，有的辗转迁移到太湖区域以及浙江、福建沿海；有的辗转到鄱阳湖区域，再溯赣江而至赣南各地，甚至赣闽粤交界地。

    当时，有一部分中原移民又沿武夷山南下，或者由赣南通过武夷山南段山口进入闽西。这些迁移到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广东北部的中原汉人，与当地的畲族、闽越族等杂居共处，相互融合，这一部分人便是客家先民。

    第三次大迁移，在唐中叶至五代十国的动荡时期。公元669年，闽粤之间，畲族人民不满政府压迫，聚众反抗。唐朝廷派左郎将陈政为岭南行政总管，率大军入闽镇压。这支大军留守下来，其中一小部人又为后来闽西客家人的先民。

    唐未黄巢起义大军，横扫直捣，打垮了唐王朝大部分地区的统治机构。从而造成了公元十世纪前半期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唐末，受命追剿黄巢起义军的官军转战闽赣，有一部分官兵随后就地定居。

    在黄巢起义军二过江西时，遍布赣南的汉族移民，分两路避乱，一路向东溯贡水，跨过山口进入闽西宁化、汀州；后来有一部分人又沿汀江、韩江到潮州各县。另一路向南越过梅岭进入粤北，沿东江而下，分布惠州各县。这两路的移民，有一部分又转移到梅州。

    可见，赣南地区是客家先民最早聚集地，最早集散中转站。前后在赣南、闽西各地定居的汉族移民，便逐渐形成客家人。

    第四次大迁移，是在宋朝后期。由于金兵几次大举入侵中原，腐朽的宋朝政权南逃，许多皇室贵族朝廷显宦随同渡江南迁。在这前后，北方汉族群众不堪忍受异族统治者残酷的压迫和掠夺，也成群渡江南逃，这时汉人又大量南下江、浙、闽、赣等省。早先南渡到长江南岸、太湖地区、鄱阳湖地区的汉人，也继续南迁。

    他们的南迁路线是：最先由河南，山西，山东，渡过黄河，再流徒到河南，安徽，渡过长江，到达浙江，福建，江西。从这里分两路。东路：由浙江，福建，江西边境和卫县，上饶沿武夷山东南麓，进入福建的崇安，邵武，宁化，清流，长汀，武平，上杭，永定，再转入广东的大埔，蕉岭，梅州一带。西路：从上饶沿武夷山西北麓向西南到南城，南丰，广昌，宁都，瑞金，会昌，寻乌，越过大余岭入广东的南雄，始兴，曲江一带。其中，有一部人由寻乌，越过筠门岭，到达平远，蕉岭。这时，广东的北江、韩江区域客家一度骤增，除了一般庶民，还有不少的官宦人家，文人墨客和仁人志士。

    南宋末年，文天祥、张世杰等起兵抗元，转战闽赣粤三角地带。闽西，赣南的客家子弟纷纷响应，随着文天祥到达粤东梅州，有18个姓氏的人员便留居梅州地区。梅州地区，大部分姓氏的族谱记载，他们的祖先都是从宁化石壁迁来的。宋末元初，这个时期，转移来的最多。

    第五次大迁移。元末明初，政局变动，民不聊生。闽赣等地客家人又再次迁移到粤东一带。经过明朝二百多年的繁衍生息，人口大增。由于粤东山多田少，土瘠民贫，无法安身立命，便想外向扩张。及至十七世纪，清军大举入侵，到处烧杀。扬州十日，惨绝人寰。客家忠义之士，号召大众举义救亡。义师失败，被迫散居各地。

    由于清兵入拢，粤东地区客家人，有的由兴宁、五华向永安、龙川、河源、博罗、增城等地迁移；有的由程乡（今梅县）、镇平（今蕉岭县）、大埔、丰顺向揭阳（今揭西县）等地迁移；有的向粤北迁移，前往和平、忠信、翁源、曲江，与由江西经过大余岭进入南雄、始兴、韶关的客家人会合，然后朝南向英德、清远、从化，到达花县（今花都市）。

    这三路客家人都受到广府语系，闽南语系的民系所阻挡，因为他们早已在珠江三角洲，韩江三角洲上扎下了根。当然，大批客家移民被阻挡在肥沃的三角洲外，少数的客家移民还在三角洲上，大城市郊区扎住了脚。在番禹县（今广州市）北郊、白云山下，不少村庄居住着客家人。

    第六次大迁移，从清初至民国。清初，赣南有一部分客家人，从湖南迁移到广西全县、陆川、贵县、桂平、武宣、平南、博白等地。

    清康熙年间，由于张献忠入川，与清军几经鏖战，双方伤亡惨重，人口严重流失。四川地广人稀，土地肥沃、资源丰富，原有的劳动力已不适应蜀地生产需要，户口凋零，田园荒落，清廷不得已，下谕各地农民，鼓励人口较密的湖南、湖北农民，入川开垦，补充四川的劳动资源。并优待凡入川的男子补助白银八两，妇女补助白银四两。这为客家人的再迁提供了机会和条件，客家农民，得此机会，便一批批络绎于途，以图摆脱饥饱半年粮的窘苦状况，进入“天府之国”。不少客家农民就是这个时期进入四川地区的。今日四川东起涪陵、重视，经荣昌、隆昌、沪县、内江、资中，西至成都、新都、广汉、新繁、灌县一带的农民，不少是康熙末年自广东惠州、嘉应州及江西赣南等县搬去的客家人。

    到雍正时代，惠、韶、嘉及江西赣州等的客民，又向广州和珠江三角洲迁移。花县、番禹、增城、东莞、宝安、四会、新兴、开平、恩平、台山、鹤山等县，当时有客人杂居。而广西武宣、马平、桂平、平南、陆川、贵县等地，也有嘉属客人移入。后来嘉属客家，也有移居湖南汝城、郴州及浏阳、平江等地，而赣省西部的龙泉、万载、萍乡、义宁（今修水）等地，也有汀赣嘉等地客家移居。

    明末，郑成功率领义军驱逐荷兰侵略者，收复了台湾。郑成功麾下大罗大力、罗江、赖华肖等都是广东大埔、蕉岭人士，其所辖义军，多属客家人。台湾收复后，他们在那里落地生根，繁衍子孙。今台湾的新竹、基隆等十多个县，有不少客家村庄。

    迁往海南岛的客家人，大体与上述历史上几次客家人的迁徙有关。他们沿南路到达雷州半岛，横渡狭长的琼州海峡，到海南岛谋生。

    乾嘉以后，客家在新宁（今台山）、开平、四会一带谋生。因人口激增，势力扩展，刚开始则租赁土人的田地耕种，然后渐次设法收买，形成与土人相对竞争的局势。

    咸丰六年，形成械斗局势。初起于鹤山，继及开平、恩平、高明、高要、新宁等县。

    这次土客大械斗，持续12年。械斗极为残酷，双方死伤散亡人数共约六十万人，连前往弹压的官兵，也死伤几千人。大部分客民也被迫外逃，有的躲避到海南岛、广西各县及北部湾中的涠洲岛。有几万人乘船出海，不少人漂洋过海到南洋群岛、中南美洲另寻出路。

  （三）移居海外

    在漫长的岁月中，无数的客家人离乡别井，漂洋过海到南洋群岛、东南亚谋生。其原因有：第一，深受政治迫害。客家人定居南部山区以后，仍然屡遭战乱的苦难。客人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覆灭以后，洪氏族人和其他客籍亲属逃避迫害，纷纷逃往南洋和日本各地。二十年代，中国政局混乱，粤东客家地区不少革命志士受到迫害，也避居东南亚各国。第二，深受封建势力压迫。客家人深居穷山僻壤，弱房小姓常常受到强房大姓族长的欺凌，只得离乡背井。第三，生活贫困。粤东、闽西山区，人口增长，耕地不足，贫苦人家，无田耕种，不能自给，也远走高飞。第四，逃避抓“丁”。民国期间，抓壮丁当兵，常年不断。许多青壮年与南洋的亲友搭桥牵线，一走了之。第五，随夫出洋。客家男子初期移民南洋，都是独身远行。经过十年八年积蓄，才回国娶妻。有些人还带妻子出洋定居。第六，继承遗产。在外国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劳动，一部分人积攒了相当的家产，要儿孙继承家业。第七，留学定居。在旧社会，粤东客家地区有些青年到国外留学，毕业后在当地定居。第八，从香港出国。在香港的客家人约有100万，许多人有国外的亲属关系，前往落户。第九，从台湾出国。居住台湾的客家人约有460万，老一辈的台胞，相当多人把儿女送到国外深造定居。

  （四）客家人几次大迁移，形成了客家民系

    战乱频繁，政局动荡，田园荒芜，农村断炊，中原人流，南渡长江，在太湖地域、鄱阳湖平原劳动生息。过了一个时期，战局又起，新的难民又渡江南来。于是，早先逃到鄱阳湖区生息的汉族难民，又惊慌地急忙再向南逃，逃到赣南山区。侨居在太湖地区的汉族难民，闻风急逃。有的逃到浙江沿海，有的沿武夷山东麓进入福建北部，达到宁化。

    几次的大迁移，先后共有几十万中原难民聚居在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的广大山区里。他们在这里，披荆斩棘，重建家园。

    在这里，南迁的汉人人多势众，凝聚力强。他们不仅传承了中原优秀文化传统，还保持着古代中州汉语的语音。天长地久，虽然他们日常使用的中州汉语也受到畲族语言和其他民族、民系语言的影响，但是他们仍然基本上保持中州汉语的语音、语法。当中原汉民族的语言从古代汉语转向近代汉语时，客家话便以古代汉语的“活化石”，至今流行在客家人聚居的广大山区里，甚至流行在海外一些国家和地区。

    南迁来的汉人在这里形成了以中州古汉语为主的客家话。在客家话形成的同时，人多势众的汉族移民，在自我优势的山区环境中，以自我族源为本，形成了客家民系。

    客家方言和客家民系形成以后，客家人又不断从赣南，闽西，特别是宁化石壁村向闽南、粤东、粤北、川西等地迁移。再后，有的客家人又从闽西、粤东、粤北分迁到广东西部、江西西北部和南部、台湾、湖南、广西、四川等省，以及香港九龙和世界各地。

  （五）客家人口分布情况

    目前客家人主要分布在世界上85个国家和地区，人口总数达6500多万人。其中大陆5512万多，香港125万，澳门10多万，台湾460多万，还有其他地区约300多万。总共6107万多，按其分布的地理位置大致是，下自北纬18度的海南省崖县三亚湾起，上至北纬31度的四川广汉县止，横自东经103度的四川广汉县起，东至东经122度台湾省台东县止。联结三亚湾、台东、广汉三点形成一个大三角，其中包含地方有四川、贵州、湖南、福建、江西、广西、广东、海南、台湾等十多个省100多个县。其中最密集的要数闽、粤、赣、湘、桂、川等省山区为最。近世纪客家人向海外全球扩展，也是以这一地区，特别是以梅州为中心向四周幅射。分布类型，大致可分为二种，即纯客县和非纯客县，或叫聚居地和杂居地。至于客家人向海外迁移，有史可据的是始于十三世纪末即南宋末年。据初步调查和能搜集到的资料表明，目前客家人已搬迁到世界上五大洲四大洋有85个国家和地区，真所谓“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客家人”。总人口（包括其后裔）约454.629万人。其中以东南亚为主，上百万的有马来西亚、印尼，十万以上的则有泰国、新加坡、美国、英国、秘鲁等国家，十万以下则不胜其数，也很难统计全。见下列统计表：

    中国客家人数统计表

    单位：万人

省区    人数    省区    人数    省区    人数

广东    2100    江西    1250    广西    600

福建     500    四川     380    海南    150

湖南     200    湖北      15    贵州     10

台湾     460    香港     125    澳门     10

其他 307.8

合共 6107.8

注: 10万以上署名

    国家客家人数统计表

    单位：万人

国家       人数    国家     人数     国家   人数   国家       人数

马来西亚   125     印尼     120      泰国   55     新加坡     20


美国        28.4   秘鲁      20      英国   15.2   越南       15


牙买加      10     加拿大     8.1    缅甸    5.5   毛里求斯    3.5


澳大利亚     4.3   法国       3      南非    2.5   印度        2.5

南韩         2     其他      12.429

合共 454.629

注：2万以上署名

    因此，我们可以毫不愧色地说：“凡是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客家人。”

八步过客

客家方言

    客家人使用的方言，随着客家移民的不同地方有不同的叫法。在福建、广东、江西三省交界地区，在海南岛、涠洲岛等地，通称客家话、客话。在广东西部、广西东南部叫崖、麻介话。在广西的陆川、博白县一带另称客家话为“新民话”。在湖南浏阳县叫“客姓话”。在江西西北角的修水县叫“怀远话”。在四川成都平原叫“土广东话”。

    客家先民，本是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汉族，当时当地并无客家民系。客家人和客家话是中原南迁汉族的一部分移民在江西、福建、广东交界的广大山区形成的。二者是同步形成的。

    客家方言何时形成的问题，近代以来，不少学者做过探讨。早期研究客家方言的著作，大多数是考释客家方言的词源。近几十年来不少学者从语音方面进行了探讨。有的认为客家话形成于宋代，有的认为形成于五代、宋初。有的认为基本上是在晚唐五代至宋初时从中原汉族祖语分离出来，逐渐发展演变而形成的。


    据众多学者考证，客家方言拥有最远古的语音。客家方言的发音，有许多是从上古时代遗留下来的。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其中诗歌的用韵，用现在汉语普通话来念，简直无法叶韵。但用客家话来念十分叶韵，分辨得一清二楚。客家音系与汉晋六朝的语音系统有许多相同之处。这说明客家话是汉语的一支，而且与中原音系一脉相承。故有的学者称：客家话是古代汉语的“活化石”。

    客家方言，分布在中国的广东、江西、福建、台湾、广西、海南、湖南、四川、贵州等九个省区，二百多个县市。在广东省东部和北部、江西省南部、福建省西部交界的广大山区，历来是客家人的聚居区。在这广大山区里，也夹杂着一些汉族其他方言的“方言岛”。

    在这广大山区里，分散聚居在小山村里的畲族人也讲客家话。

    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婆罗洲、毛里求斯、法属留尼旺（在印度洋西部）和大溪地（在太平洋中部）、南非等地的华侨、华裔，仍有不少人讲客家话。

八步过客

“民系”和“客家”概念的界定与宋元以来客家迁移

　　“客家”是民系之一名称。“客家”、“民系”概念的界定都要借助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才能完成。在此基础上，本文回顾了中原汉民族南迁史和汉语方言地理格局的形成，并从对客家民系和其他民系所处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演替的比较入手，通过对客家民系宋元以来迁移情况及其他四大民系之互动关系的分析，认为宋元以来的客家迁移基本上属于经济性移民，是客家民系真正意义上的迁移，并据此把宋元以来的客家迁移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客家经济型，二是农矿经济型，三是外向经济型，四是海外拓殖经济型。
　　任何一门严肃学科的形成和确立，首先都要选择恰当准确的基本概念，并把各种现象加以妥善分类、逻辑概括，使其适合于归纳运用。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亦然，客家问题的研究同样离不开这一规则。关于客家的界定和客家形成问题之所以存在种种争议和分岐，关键的问题也是在于对客家这一基本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含混与模糊。如何科学地界定客家和客家形成问题，是把客家研究推向深入的一个基本问题。要科学地界定客家概念，就必须使客家研究纳入科学的范畴、使之成为一门科学，为此，也就必须象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那样建构起一套合理的概念工具。这方面的问题已经有不少前贤硕彦作了开创性的研究。本文的内容也主要是在回顾他们的成果的基础上，以汉民族南迁情况及各支系的形成和地理环境为背景，探讨客家迁移特别是宋元以来迁移的情况及其与南迁汉民族的其他支系的互动关系。通过把客家迁移放在汉民族大迁移和地理环境以及与其他支系的互动的大背景中，必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客家在汉民族发展史上的共性与个性，从而更好地把握客家这一基本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一、民系概念是汉民族南迁史和客家研究中的首要概念
　　研究客家问题不能够单纯就客家论客家，而必须联系客家形成和发展的地理环境、历史渊源、经济政治、文化背景。从族属源流上来说，客家的主体是来自中原的汉民族，是汉民族南迁的一个分支，但汉民族南迁并不是只形成客家，还有其他支系，如果仅论客家而不及其余，那么客家的概念的建立就很难就站得住脚和具有学科的意义。３０年代初，历史学家罗香林先生在研究客家问题时首先引用“民系”的族属概念来称呼汉民族南迁的各大支系。从罗先生发表的《客家研究导论》和《客家源流考》两本著作来看，他主要是根据汉民族移民史和汉语方言区的划分，把南迁的汉民族划分为五大民系，即越海系（又称江浙系）、广府系（又称两广本地系、南汉系）、闽海系（又称福佬系）、湘赣系和客家系（又称闽粤赣系）。通过民系的划分，罗先生把对方言区的研究上升到了对各民系特别是客家民系族属源流和社会经济文化的研究。这一研究成果为客家研究奠定了基础，也为海内外学术界所认同和继承。民系概念的引入，为我们研究汉民族南迁史以及南迁汉民族各支系的形成、发展确立了归类方法和研究的基本框架，并且为各民系进行同质异质研究提供了工具。继罗先生对民系尤其是客家民系的开创性研究之后，许多学人对民系问题的研究继续伸展，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最值得一提的是周振鹤、游汝杰的《方言与中国文化》一书，该书虽非专门研究方言与民系的关系问题，但两位学人从汉民族各大方言与移民、政区、经济、地理的民俗、戏曲的关系的研究之中，其广博的学识和精彩的论述，对我们研究汉民族各民系仍然有极大的启示和帮助。同时，客家民系的研究也推动了汉民族其他民系的研究。比如，闽海民系即福佬民系的研究，仅国际潮学研讨会就举办过多次，汕头大学成立了潮汕文化研究中心，每期２２万字以上的《潮学研究》已出版至六期，饶宗颐先生提出“应该和‘客家研究’同样受到学人的重视”；又如越海民系和广府民系的研究也是在客家民系研究的影响下取得了蔚为可观的成绩，广府民系于一九九０年成立“南雄珠玑巷人南迁后裔联谊会”，编印出版《珠玑巷丛书》即达十册之多；而越海民系则九十年代初即成立了吴学研究所，系统研究吴越文化。关于越海民系的研究成果丰硕，可谓汗牛充栋。但对“民系”概念的研究和阐述，并从学科建设的角度丰富这一概念内涵的，当推王东先生，他在去年出版的新著《客家学导论》中，对汉民族与民系的关系、民系概念及其形成原因、客家民系的界定诸问题都作了系统的回答，成其一家之言。有兴趣的读者可直接阅读他的著作。这里，笔者综合他们的成果参以个人的心得，对民系这一概念和在汉民族研究中的作用作如下阐述，以作为本文讨论客家问题的一个基点。
　　民系这一概念可译为ｔｈｅ ｂｒａｎｃｈｅ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他的内涵就是同一民族内部的各个独立的支系或单元，它涵盖了民族共同体内部多元一体的这一基本格局”①。但对于不同民系的相似性和相异性作出解释，基本方法却不能不借助于文化人类学。据此，民系的理论基础是民族学理论和文化人类学理论。民系概念内涵的确定是比较科学的，因为他至少涵盖了四个特征：一是具有可比性。这就是说，不论南方的福佬、广府、还是越海、客家，均属于汉民族的一个支系，都可以通过民系这一基本概念的基本属性作类型化的比较。二是具有传承性。不论哪一个民系，其都是一个民族概念下的一个支系，是从属于民族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无论各民系发生何种变化，其族属源流都是汉族，其主体文化仍是导源于汉族华夏文化。三是具有概括性。汉民族南迁以后，各支系发展枝繁叶茂，不仅分处于南方各地，而且遍布世界各地。华侨华人的族属问题基本上也是属于南迁各支系派生的，对于如此之多的历史文化现象必须有合理的概念进行逻辑概括，海外华人社团也多是基于地缘关系建立的。从海内外汉民族各支系的族属关系来看，用民系概念去概括这些文化现象也是合理的，四是具有开放性。民系概念的提出表明，民系并不完全守定民族血缘和文化，而是一个充满创造和发展精神的概念。民系本身就是汉族本身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历史环境下产生的不同支系的称谓。因此，发展和创造精神应是民系的基本内涵。
　　据此，我们还可以对民系形成提出三条标准：１、移民是民系形成的基础；２、方言是民系形成的条件；３、共同的文化心理是民系形成的标志。反之，构成一个民系也必具备上述三个条件。据此我们界定“客家”的概念就容易了，客家即是指一民系，“客家”名称则无非是一指称的符号而已，其由来尽管不凡，但只是作为民系形成的一种类型罢了。据此我们还可以解答一些目前客家研究中的客家人界定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几种非群体迁徒的客家人的界定问题。根据陈支平先生近年来的研究，“客家民系的形成及其源流，除了罗香林先生所描述的秉承着中原士族的血缘而逐渐迁移到闽粤赣边界山区成为客家人的这一类型外，至少还有四种类型。这就是：一、客家人与非客家人南迁时原为同一祖先，后来分支各处，有的成为客家人，有的成为非客家人。二、原为非客家人，迁入闽粤赣山区后成为客家人。三、原为客家人，迁入非客家地区后成为非客家人。四、客家人与非客家人交相混杂，反复迁流”②。这是客家研究中经常会遇到的问题。类似的表述还可以有“会讲客家话的其他民系的人算不算客家人？”“祖上算客家人而现在已不会讲客家话的算不算客家人？”等等。对此，我们就可以根据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来进行回答，我们认为，是否属于客家人，关键的还是在于心理认同，心理认同了，文化上的特征就会表现出来，这是我们判别客家人与否的一个标准。
（二）海外客家人的界定问题。海外客家人属于海外华人华侨的一个支系，在血缘和文化上与内地的客家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随着华侨由“叶落归根”变为“落地生根”加入当地国籍之后成为华人，有许多的新一代的海外客家人甚至连华文都可能不认识了，更遑论客家话。据此，我们又如何界定他们的族属身份呢？我们认为，这仍然是一个心理认同问题。英籍女作家韩素英（ＨＡＮＳＵＹＩＮ笔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的先祖是梅县人，约在１６８２年至１７１０年迁移到四川省郫县。“到了十九世纪末，只有老一辈的人嘴上还带有一点儿原来的客家口音，我父亲的一代已经不会说客话了”。她的父亲名叫周荫桐，母亲是比利时人。韩素英女士本身不会客家话而且是英国国籍，但她认为自己是客家人③。
　　认为自己是否客家人，实质上就是是否认同于自己与客家文化有无渊源关系，也即心理上的认同，这正是民系概念的确立与客家研究带来的学科意义。有了“民系”的基本概念的稳定和科学性，就有可能对相关的汉族文化现象进行妥善分类，从而比较汉民族南迁民系在文明方面的差异和特征，这正是“民系”概念建立对客家研究的意义之所在。
二、中原汉民族南迁的三次高潮与汉语方言地理的基本格局
　　汉族五大民系的分布与汉语方言区的分布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湘方言和赣方言区两个方言区的居民在罗香林先生的著作中被划分为同一民系，称湘赣民系。这主要是罗香林先生考虑到这两个方言区的人口源流上基本一致。据谭其骧先生在《湖南人由来考》以及曹树基先生在《湖南人由来新考》二文中的研究，今天的湖南人中，江、浙、皖、闽、赣等东方之人，占其中的９０％，因此，从人口的构成角度讲，把湘赣划为一系，不是没有道理的④。
　　为了更好地理解五大民系的形成和叙述上的方便，我们先对六大方言的地理分布格局及其地理环境特征作一介绍，然后再进言北方汉民族的南迁和南方六大汉语方言区的形成时序⑤。
　　现代汉语方言地理的基本格局大致如下：北方方言（又称官话方言）分布在长江及湖南雪峰一线以北以西的广大地域以及九江至镇江一线的江南沿岸。而其他六种方言都分布在长江及湖南雪峰以南以东的东南地区。东南地区濒临东海、南海，属于地理自然区划中的华中地区和华南地区。从地形条件看，这一地区属于我国三大阶梯中的最低一级，以低山丘陵为主，有众多的水系，如长江、钱塘江、赣江、珠江、韩江、闽江及众多的湖泊，如鄱阳湖、太湖、洞庭湖。特别是江南地区和鄱阳湖、洞庭湖周围，是著名的水乡泽国，河网密布。从气候条件看，华中地区属于中亚热带地区，华南地区包括南亚热带地区，华中区冬温夏热、四季分明、降水丰沛、季节分配比较均匀；华南地区则属于高温多雨的热带———南亚热带季风气候，热量丰富，夏长冬暖，雨量充沛，降水量大，属多雨带，台风频繁。
　　在这广阔的东南地区，秦汉以前属于楚和吴越地区。是楚人和百越民族的聚居地。“经过历史上的三件大事，楚灭越，秦始皇灭楚和开发岭南，以及汉武帝灭南越和东越，南方的百越民族遂撤离大陆上的历史舞台，退居今日的南洋群岛，即现代南洋群岛印度系土著的来源”⑥。这之后，东南地区地广人稀，成为居住于黄河流域所谓中原旧地的汉民族南迁移民的主要目的地。
　　但是，我们追溯中国历史上中原汉民族大规模南迁，却同样也要从秦汉开始。大而言之，中原汉民族南迁可概括为一个序幕和三次大高潮。汉人大规模南迁的序幕是秦始皇揭开的，秦始皇派兵五十万征讨岭南地区的百越民族，设立了桂林、象、南海３郡，为了防止百越族的再次反抗，这批士卒被留了下来，但由于在越人的打击下，损失很大，最后留下来可能不足十万。这可视为中原汉民族大规模南迁的序幕。
　　越五个世纪后，是从西晋末年延续到南北朝时期的中原汉民族人民大南移，形成中原汉民族南迁第一次高潮。这次移民高潮形成了三大支流。其一为“秦雍流人”（指当时居住在今日陕西甘肃以及山西一部分的人民）到达的主要地点是洞庭湖流域；其二为“司豫流人”（指当时分居于今日河南以及河北的一部分的人民），到达的主要地点是鄱阳湖流域；其三为“青徐流人”（指当时分居于今日山东以及江苏安徽一部分的人民），其到达的主要目的地是太湖流域。东晋南朝当局在从建康（南京）以西至洞庭湖北的大江两岸布满了许多侨置州郡，以安顿这些流民。这次移民使北方方言与南方方言的分野超过秦岭———淮河一线并成为五大民系的基本源流。
　　第二次移民大高潮就是唐代中叶的天宝至德年间至唐末，由于安史之乱引起了北方民族南迁。这次大移民也持续了一个半世纪。移民集中居住的地区主要是襄阳、江陵、武昌之间的湖南腹地，湖南的西北角，苏皖二省南部及江西的北部和中部。这次移民的规模，据《旧唐书．地理志》载：“自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豫南鄂北）百姓、两京（长安、洛阳）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及置荆南节度使”。据吴松弟研究，第二次移民大高潮“其分布地域远比永嘉后南迁为广”。由于北方人口的大量迁入和相对和平的环境，南方经济迅速发展，导致经济重心的南移，南北方人口比重也由北重南轻转变为南重北轻。
　　第三次中原汉民族南迁的移民高潮就是两宋之际，这次南迁又持续了一个半世纪。即从靖康元年至南宋灭亡。移民总人数约５００万，是最大的一次中原汉民族南迁。大量的北方移民迁入南方，对南方经济文化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并且进一步“加强了唐后期五代形成的全国人口分布和经济文化地位上南重北轻的格局，并一直持续到近代”。
　　至此，中原汉民族大规模南迁结束，东南地区的人口分布的地理格局基本上形成，南方五大民系就是在这样的中原汉民族南迁的移民背景下形成的。不同民系方言的产生乃是不同阶段中原汉民族南迁规模、数量、方式及所在的地理环境、社会背景和资源条件所决定的。不同民系方言产生的时间是不同的，这是构成民系的一个基本条件。关于六大方言的形成时间问题已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且基本一致，再则本人对此素无研究，仅综录有关成果，各方言形成时序如次：在七大现代汉语方言中，北方方言可以粗略地看成是古汉语数千年来在广大的北方地区发展的结果，其余六大方言却是由于历史上北方居民的不断南迁在南方逐步形成的。吴语在六大方言中最为古老，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西周时代太伯仲雍的南迁；湘语的形成晚于吴语，湘语源于古楚语，粤语晚在秦代才形成，闽语的形成比粤语更迟，大约在汉末三国晋初的百年之间；赣、客语的形成最晚，大约在唐末五代才形成。
三、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和南方五大民系的定型
　　前述的中原汉民族南迁的不同历史阶段，使各汉民族南方民系主体居民源流构成也存在着不同的历史阶段性，并进而影响到了各方言形成在时间上的差异性。但是否就此认为汉民族各大民系的形成就有先后之分呢？如前所述，民系的形成标志应是共同的社会文化心理，移民和方言只是基础和条件。没有移民和方言就谈不上民系的产生，但有了移民和方言未必就等同于民系形成，只有共同的社会心理形成才是民系形成的标志，而不同民系社会心理的形成又是基于共同的文化特点的形成⑦。共同的文化特点是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它的形成受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所制约，也受自然条件的一定影响。共同的文化是各种文化因素构成的统一体或整合系统，而不是若干文化因素的偶然堆积。在秦汉以来汉民族自北而南的数度大迁移中，随着不同南迁支系的流布，原有的汉文化不断加入新的因素，使汉文化整体不断发生变化，对于各民族来说，这些文化因素经过历代相传，并在各地有所发展，而形成自己的文化传统。其中比较稳定的文化因素如生活方式、家庭制度、宗教信仰、历史传说、文学艺术、风俗习惯、行为规范等，就构成了一个民系有代表性的共同的文化特征。但是各民系形成的共同的文化特点是经过不同民系之间的接触乃至相互交流才体现出来的。这五大民系虽然在宋元以前都有共同的汉民族的源流和产生了不同文化事象，但在南方却基本上是各自独立发展的。是相对隔离的。如果没有发生接触和交流，仍然不能使各种文化归类，不能比照出各种民系。反之亦然。宋元以后，北人南迁已告结束，五大民系聚居的东南地区经济文化迅速发展起来，他们之间的接触与交流十分频繁，通过文化上的比照，就体现出了不同的民系心理。只有在不同民系经过文化接触后体现出不同的社会文化心理，各民系才算真正意义上的形成和确立，这正如生命一样，如果仅只有受孕和胎儿，还不能算生命的诞生；只有在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之后，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的人。在唐代以来中国经济重心由北向南转移和南迁汉民族各支系的社会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情况下，东南地区五大民系即告形成和确立。
　　但是，同处在中国东南地区的五大民系，就基本的生产生活环境来说仍然是有差异的。大而言之，东西走向的南岭和东北西南走向的雪峰山、罗霄山、武夷山脉是东南地区的主要山脉，是除长江外的其他诸江河的发源地和分水岭。客家民系即处在这罗霄山、武夷山与南岭大山脉交界的闽粤赣边山区，相对闭塞。这一地区直到明代，仍不是中原、江淮和华南、福建联系的要冲之地，而其他民系的基本生产生活环境也不乏丘陵山地，但相对有一些较为宽阔的河流冲积平原，地势较低旷平坦。如越海系处在太湖流域和钱塘江流域，有太湖平原和钱塘江三角州；湘赣系处在鄱阳湖流域和洞庭湖流域，有鄱阳湖平原和洞庭湖平原；广府系处在珠江流域，有珠江三角洲平原；闽海系处在闽江、晋江、九龙江、韩江流域，有福州平原、莆仙平原、漳州平原和韩江三角洲，正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各民系形成和确立有社会历史意义的是，虽然南迁的汉人在宋元时期已经形成各自独立的五大民系，但在社会经济方面的联系却更趋紧密，各民系之间经济发展的互补性进一步增强。宋元以来五大民系社会经济的发展基于相对不同的地理环境在以下三个方面走出了相对不同的特色，共同造就了东南经济的繁荣，继续超过了北方，巩固和发展了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成果：
１、宋元以后各大民系均面临着人多地少的问题，扩大耕地的不同方式第一次展示了五大民系的经济特征。在越海系，主要是围湖造田；在湘赣系主要是筑垸造田（圩田）；在闽海系主要是面向浅海，荡地造田发展海洋渔业和海外贸易；在粤海系则主要是筑堤围垦，营造沙田；而客家系则主要是开辟梯田。东南地区人多地少的问题在此前从未出现，宋元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由此使各民系创造出了不同的农业景观。
２、宋元以后在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方面遵循不完全相同的道路。在越海系，主要是手工业为基础的市镇经济蓬勃兴起，棉纺织业十分发达；在湘赣系则大力发展粮食生产，成为商品粮区；在闽海系则兴起私人海商集团，扬帆海上；在粤海系则开始形成以商业性专业化农业区为基础的花繁果硕的商品经济。而客家民系则主要发展以山地资源为资料的手工业和商品性农业经济。
３、宋元以后东南五大民系都较早陆续和近代西方文化发生接触和交流。这种接触与交流的层面主要是和各民系所处的地理位置直接相关。大体来说，越海系、广府系、闽海系地处沿海，接触较多，湘赣系、客家系地处内陆地区，接触相对较少。但由于客家系与闽海系、广府系毗邻，所以相对来说又比湘赣系更多一些。
　　不同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特征，构成了五大民系稍有差异的心理特征。但心理定势一旦形成，又对社会经济和地理环境具有超越性，而表现为一种文化意义上的传承。这正是宋元以后客家民系迁移面临的背景，我们只有正视五大民系发展的不同形式和特点，才能更客观和真实地反映客家民系的特征。下面进言其基本情况。
四、宋元以来客家民系迁移的四种类型及其与南方四大民系的互动
　　根据前面对民系的界定以及民系形成的标准，南方五大民系都可以从北方汉民族南迁史上勾勒出本民系的南迁史，从这一点来说，客家民系和其他民系并无太大的差别，正因为如此，本文也就不再特别罗列客家民系在宋元以前的迁移情况。但是，自宋元以来。当北方汉民大规模南迁已告结束，而南方五大民系业已形成时，客家民系迁移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无论就其与宋元以前的北方汉民族南迁相比，还是与宋元以来的其他民系移民相比，都有一些不同的特点。笔者认为，宋元以来的客家迁移才是客家民系真正意义上的迁移。如果说宋元以前的北方汉民族南迁是由于战乱、饥荒等原因造成的，可称之为生存型的移民的话，那么宋元以来客家迁移主要是由于开发山区的需要产生的，可称之为开发型或发展型的移民。宋元以后客家迁移规模远比此前作为汉民族支系的迁移要大得多，既有陆路的迁移，也有海路的迁移；既有国内的迁移，也有国际的迁移。基本上属于经济性移民。
　　宋元以来客家民系与南方其他四大民系处于接触和交流比较频繁的阶段，客家民系始为社会和世界所识，这种接触和交流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客家移民的方式实现的。之所以会出现移民式的交流，主要是因为人口增多的因素。闽粤赣边区的人口增长在宋元以来是比较快的。宋元以来客家迁移的具体情况已有另文专述（笔者《论客家民系经济方式的原始及其导向》）。这里仅大而言之，把宋元以来的客家移民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型可称之为外向性经济型。这次移民时间是宋末元初，以至明中叶，其迁入地主要是闽西南、粤东的惠州、梅州偏僻山区一带，这次迁移被罗香林先生称为客家第三次迁移。主要是和闽海系发生互动。粤东北、闽西南山区在明中叶之前基本上还是属于“瘴疠之乡”，山岚瘴气弥漫。康熙《程乡县志》载：“程之气候，正月桃花十月犹菊，虫蛰未启，桐木先华，深秋不霜，隆冬不雪，盛夏之际，炎湿相蒸，衣生煤醭，盖阳气太泄，阴气常郁，故晨多雾，昏雨即寒凉。昔人所谓四时皆是夏，一雨便成秋。目为瘴乡有以也夫”。大体上可以类表这类型移民的迁入地区的初始情况。这次移民浪潮主要是和沿海的闽海民系的私人海上贸易相关联，以山区资源的开发为中心发展土特产和手工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
　　第二类型可称之为客家经济型。这次移民时间起自明中叶至清初期，主要迁入地也是闽东浙南山区和赣南、赣东北、赣西北、及湘东山区。主要是因为越海系江南棉纺业的发达和湘赣系商品粮的发达。刺激了对染料蓝靛等经济作物的需求，受此牵引，客家民系的一部分迁徒到越海系的毗邻山区发展以蓝靛为主的商品性经济，学术界一般称之为客家经济。据曹树基先生研究，从清朝初年开始，赣、浙、湘、粤、桂五省接受的客家移民及其后裔，到乾隆四十一年（１７７６年）约为４００万⑧。
　　第三种类型是农矿经济型。这类移民时间是继清初客家经济型和移民之后产生的，直到清末始告结束。罗香林先生称之为客家的第四次迁移，主要目的地广东西部、广西地区、四川和台湾。从事的职业多是农耕与采矿。主要是和广府民系福佬民系发生互动。这次移民的原因是由于沿海禁海令的解除造成大量的地旷人稀地带以及四川因清军与张献忠农民军长期作战造成人烟稀少，清政府招募移民入垦。这一类型的移民有两次事件：一是广东西路的“土客械斗”事件，是客家民系和广府民系的大械斗。这次械斗“仇杀十四年，屠戮百余万，焚毁数千村，蔓延六七邑”⑨。二是台湾的“六堆枋寮闽客械斗”事件。
　　第四种类型可称之为海外拓殖型。各个历史时期中国人口向其他国家的迁移方式主要通过海路，我们统称为海外移民，这类移民主要是受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对于劳动力需求是越来越大的吸引而迁移的，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末叶，地理大发现后，不仅开辟了大西洋航路，而且将原先相对独立的四个航海贸易地区，即波罗的海、北海、地中海、印度洋和西太平洋贸易区域串联起来，形成为统一的世界市场。欧洲商人在以澳门、台湾、马尼拉和巴达维亚（雅加达）为基地，围绕中国货源展开各种形式的转贩贸易。客家人移民海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朝，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可以追溯到宋朝。但客家人大量移居海外应是清朝乾嘉以后的事，这次移民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主要迁入地是中南半岛的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及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及婆罗洲，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群岛及东帝汶。此外，其他各地亦有零星分布。现在海外客家人大约有５００万⑩。海外客家社会经济虽然同属于华侨华人社会经济，但如果从民系角度来看，我们仍可以看出海外客家社会经济与海外广府社会经济、福佬社会经济之间的一些差别。

kevinlam

原帖由 kikia717 于 2005-2-16 02:42 发表
是啊
如果你在城市里讲客家话
别个回觉得你很土

有什么好土的, 我觉得四川话更土,我是广东客家人

刘智强

大哥，这文我要了，谢谢。

teahouse

j今天还是特地去了一趟洛带，结果就是没有遇到一个说客家话的。
呵呵，失望的归来。

zibill

回楼上
你是有心去找客家人
还是想在游客中找呢
就是路边卖枇杷的大娘都会讲客家话的
要处处留心嘛
言语有不对的地方
请谅解

teahouse

原帖由 zibill 于 2007-5-8 17:37 发表
回楼上
你是有心去找客家人
还是想在游客中找呢
就是路边卖枇杷的大娘都会讲客家话的
要处处留心嘛
言语有不对的地方
请谅解

在游客中找客家人？本人还没有笨到这个程度。